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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的历史性由来，介绍了北京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任务中承担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的研究过程，追忆了龚育之同志在课题研究中作出的理论贡献，并提出了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几点体会和思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7)05-0005-06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历史性的课题
1.说其是历史性课题，一个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老话题，不是新概念。我们知道，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做出了精辟论述。毛泽东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色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提出已近70年了。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才亲笔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改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同我们党曾有一度不用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一样，完全是因为顾及当时苏共的看法、考虑国际关系所作的文字性修改。60年代中苏论战中，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苏共认为，说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搞民族主义。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本人也讲过。他说，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可见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明确的，而且有深刻见解。
2.说其是历史性课题，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为之奋斗。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4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中央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任务繁重。”胡锦涛总书记讲得十分透彻。
3.说其是历史性的课题，再一个意思是说它是根本性、长远性的建设。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二是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三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反映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教材体系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中；五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六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建设，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是根本性的、长远性的建设。几年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指出：“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北京市承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课题是一项重大任务
2001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北京市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后来按中宣部统一要求改名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成为继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上海市、广东省之后第七个全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该研究中心由市委分管领导担任主任，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办公室设在北京市社科联。该中心充分发挥首都优势，聘请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金冲及、侯树栋、杨春贵、李君如、李忠杰、石仲泉等50多位理论家作学术顾问，聘请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等中央党政军研究机关和首都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作特邀研究员。研究中心成立六年来，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课题，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成果。
2004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研究和推进工程、机制创新工程和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的任务。三年多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为龙头，以社科联、社科规划办为双翅，以社科院、党校、高校、党委政府研究室为基础，并搭建一系列新平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思想研究、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决策咨询研究、社科普及、学会管理与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后，中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的重大研究课题交由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市委高度重视，成立了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为首席专家，以中央党政军研究机关和首都高校、市属研究部门专家构成的课题组。课题组成立以来，紧紧围绕“五个一”的任务开展工作：一部核心专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初稿大部分已经完成，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出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资料中心，已经成立；一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献资料汇编，已着手编辑；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交流平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已经建立，并已举办两届(去年是首届，在北京；今年是第二届，在武汉与武汉大学合办)；一部电视专题片，已着手拍摄，明年上半年播出。
三、龚育之同志在带领课题组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龚育之同志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专家、教育家、自然辩证法研究专家。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经反复研究并广泛征求首都理论界意见，一致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课题组首席专家的最合适人选。龚育之同志担任首席专家后，不顾体弱多病，亲自指挥研究，多次抱病参加课题组会议等研讨活动，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对课题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择要介绍其重要观点：
1.“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基本规律。规律就是经验的总结。”最初，中央交办课题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规律”。课题组讨论时，认为规律难以把握，而且容易空泛。根据大家意见，在2004年9月24-26日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龚育之同志提出将“基本规律”改为“基本经验”，并指出，“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基本规律”规律就是经验的总结。”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用“基本经验”比“基本规律”更易接受，可把经验总结达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这个建议得到上级的批准。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考虑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在2004年9月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龚育之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要按理论发展的过程来概括。在2005年1月13日和以后几次课题组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即：三个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个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他还对三个历史阶段提出了深刻见解。认为，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来划分，三个历史阶段可表述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以前算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创立的，毛泽东只是作了探索。
3.“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在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首先谈了这个问题。此后不久，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问题》为题，先后被《学习时报》和《人民日报》刊发，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龚育之强调，应当把民族化、时代化这两点突出出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特别强调，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只讲民族化，不能忽视时代化，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
4.“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着重研究‘化’出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在2006年5月7日的课题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围绕如何处理史、论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能离开历史，但完全按照史的线索来写，就是党史而不是思想理论发展史了，侧重点应当是为什么要“中国化”，特别是“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2006年6月17日，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他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指出：“所谓独特的东西，一方面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方面又是指它同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有相异之处。需要研究：这些独特的东西是怎么得来的？是怎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证实的？还要分析：‘化’的过程中哪些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中国情况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招致损失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克服这些失误，走上和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道路的？要把回答这些问题摆在突出地位，既不是完全摆脱历史的叙述，又不是完全依附在历史的叙述里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这是2006年6月17日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龚育之同志强调的第二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
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成功是探索、失败也是探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而建党初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期的陈独秀，无论贡献和失误都属于探索的过程；建国后，党和毛泽东的成功和错误也应从成功的探索和失误的探索来分析和看待。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了，又会陷入新的不成熟，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又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民族化方面继续做出新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他还明确提出，眼界要宽。在绪论写作中，不仅要表现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对于也是马克思主义发端的、又同马克思主义若即若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其他理论支派，既要批判，也要客观评价、恰当判断。
6.“新出来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这才是创新，巨大的重要创新”。“甚至有时被认为是‘异端’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是龚育之同志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讲话的标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比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不是工人等等，就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点“左 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他说，邓小平也说过“异端”问题。邓小平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他还介绍说，这句话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册子中没有收入，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经邓小平本人同意恢复了。
龚育之同时强调指出，对“异端”要分析。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曾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是否是创造性发展，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
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这是龚育之同志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提出的又一个重要观点。“三大拨乱反正”，是指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三大理论创新”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在求准、求深、求实、求共识基础上求新。”这是龚育之同志2005年12月16日在课题组会议上讲话的重点，以后又反复讲过多次。他既强调创新，更强调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强调要在准确、深刻、实在上下功夫。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这部著作是集体著作、是基本读物，要在相当范围里有共识或可以求得共识。在求共识的基础之上，努力求新，力求思考得新、概括得新、文字表达得新，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求新。
以上只是择要介绍了几年来龚育之同志在北京课题组的一些重要观点。不是全面介绍，也没有展开，更没有涉及他在其他场合发表的重要理论观点。尽管如此，我认为新东西也不少了。尽管这些观点是针对我们课题组如何编写专著讲的，但我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都是有启发的。他的许多深刻见解不仅在课题组产生了强烈共鸣，也被理论界所采纳。十分遗憾、令人悲痛的是，今年6月12日，龚育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他的逝世，不仅对我们课题组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共党史界也是极大的损失。经中组部审定的“龚育之同志生平”中对他的一生和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
9月20日恰逢龚育之同志逝世100天忌日。我在这里介绍他的理论观点，我们学习借鉴他的思想、作风、方法，也是对他逝世百日的纪念和追思。
四、以胡锦涛总书记“6.25”重要讲话为指导，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以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为指导，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刻总结，是对新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书。讲话提出的“一个始终不渝”、“四个坚定不移”和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以此为指导，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研读龚育之同志有关重要观点，我有如下体会：
坚持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原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大致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1949—1978)、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三个近30年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相继探索出了两条成功的道路：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道路，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标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篇，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下篇。上、下两篇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上篇的基本原理将长期发挥指导作用，下篇将是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说“主要标志”，一是说是代表性的；二是说，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准备的内容，邓小平理论中也有新民主主义的贡献，但分别作为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创新在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上下篇是一脉相承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与其一脉相承的、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是三条主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尊重创造的工作路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下篇又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有许多重大创新。其中，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有三大创新：统一战线论、武装斗争论和党的建设论，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三大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创造的。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以从不同角度概括和总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当从“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角度来总结，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应当从如何“化”的角度来概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和“五个有机结合”：
“一个中心”，即：以现实问题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三个着眼于”，即：“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毛泽东、邓小平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反复强调的。这是最基本的经验，因为，“离开本国实际、时 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成功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反之，历史上“左”的、右的探索，其失败的教训，根本上是违背了或没很好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
“五个有机结合”，即：第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国情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第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总结我国历史基本经验、吸纳现实创新成果结合起来，形成反映规律、富于创造、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第三，坚持领袖创新与群众创造相统一，把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的创新与理论家的创造、群众的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政治权威、学术价值、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第四，坚持务虚与务实相统一，把研究理论与制订路线、方针、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立足当前、面向长远、治国理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第五，坚持独创与包容相统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体系完备、重在建设、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这五个方面是对“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进一步展开，是基本经验。当然，这个归纳和概括只是个人的粗浅体会，还极不成熟，只是抛砖引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就是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成果，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这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宋贵伦2007年9月提交全国社科联协作会议的论文)
责任编辑：李翠玲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4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70(2007)05-0005-06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历史性的课题
1.说其是历史性课题，一个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个老话题，不是新概念。我们知道，早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做出了精辟论述。毛泽东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色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提出已近70年了。只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才亲笔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改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两种表述的含义是完全一致的。同我们党曾有一度不用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一样，完全是因为顾及当时苏共的看法、考虑国际关系所作的文字性修改。60年代中苏论战中，也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苏共认为，说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搞民族主义。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本人也讲过。他说，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可见毛泽东同志的态度是明确的，而且有深刻见解。
2.说其是历史性课题，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为之奋斗。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2004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4月27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中央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任务繁重。”胡锦涛总书记讲得十分透彻。
3.说其是历史性的课题，再一个意思是说它是根本性、长远性的建设。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研究；二是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三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四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反映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教材体系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中；五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六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这些都是基础性的建设，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研究是根本性的、长远性的建设。几年来，胡锦涛总书记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指出：“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二、北京市承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课题是一项重大任务
2001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北京市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后来按中宣部统一要求改名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成为继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和上海市、广东省之后第七个全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该研究中心由市委分管领导担任主任，由市委宣传部指导，办公室设在北京市社科联。该中心充分发挥首都优势，聘请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金冲及、侯树栋、杨春贵、李君如、李忠杰、石仲泉等50多位理论家作学术顾问，聘请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编译局、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等中央党政军研究机关和首都高校的近百名专家学者作特邀研究员。研究中心成立六年来，完成了中央交办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课题，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成果。
2004年3月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研究和推进工程、机制创新工程和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的任务。三年多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为龙头，以社科联、社科规划办为双翅，以社科院、党校、高校、党委政府研究室为基础，并搭建一系列新平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思想研究、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决策咨询研究、社科普及、学会管理与服务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后，中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的重大研究课题交由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市委高度重视，成立了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为首席专家，以中央党政军研究机关和首都高校、市属研究部门专家构成的课题组。课题组成立以来，紧紧围绕“五个一”的任务开展工作：一部核心专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初稿大部分已经完成，将于明年上半年正式出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资料中心，已经成立；一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献资料汇编，已着手编辑；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交流平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已经建立，并已举办两届(去年是首届，在北京；今年是第二届，在武汉与武汉大学合办)；一部电视专题片，已着手拍摄，明年上半年播出。
三、龚育之同志在带领课题组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龚育之同志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专家、教育家、自然辩证法研究专家。北京市委有关部门经反复研究并广泛征求首都理论界意见，一致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课题组首席专家的最合适人选。龚育之同志担任首席专家后，不顾体弱多病，亲自指挥研究，多次抱病参加课题组会议等研讨活动，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对课题研究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下面，择要介绍其重要观点：
1.“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基本规律。规律就是经验的总结。”最初，中央交办课题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规律”。课题组讨论时，认为规律难以把握，而且容易空泛。根据大家意见，在2004年9月24-26日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龚育之同志提出将“基本规律”改为“基本经验”，并指出，“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基本规律”规律就是经验的总结。”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用“基本经验”比“基本规律”更易接受，可把经验总结达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这个建议得到上级的批准。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考虑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在2004年9月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龚育之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要按理论发展的过程来概括。在2005年1月13日和以后几次课题组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即：三个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个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他还对三个历史阶段提出了深刻见解。认为，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来划分，三个历史阶段可表述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以前算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创立的，毛泽东只是作了探索。
3.“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在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首先谈了这个问题。此后不久，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问题》为题，先后被《学习时报》和《人民日报》刊发，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龚育之强调，应当把民族化、时代化这两点突出出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特别强调，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只讲民族化，不能忽视时代化，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
4.“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着重研究‘化’出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在2006年5月7日的课题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围绕如何处理史、论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能离开历史，但完全按照史的线索来写，就是党史而不是思想理论发展史了，侧重点应当是为什么要“中国化”，特别是“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2006年6月17日，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他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指出：“所谓独特的东西，一方面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方面又是指它同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有相异之处。需要研究：这些独特的东西是怎么得来的？是怎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证实的？还要分析：‘化’的过程中哪些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中国情况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招致损失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克服这些失误，走上和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道路的？要把回答这些问题摆在突出地位，既不是完全摆脱历史的叙述，又不是完全依附在历史的叙述里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5.“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这是2006年6月17日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龚育之同志强调的第二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
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成功是探索、失败也是探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而建党初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期的陈独秀，无论贡献和失误都属于探索的过程；建国后，党和毛泽东的成功和错误也应从成功的探索和失误的探索来分析和看待。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了，又会陷入新的不成熟，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又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民族化方面继续做出新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他还明确提出，眼界要宽。在绪论写作中，不仅要表现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对于也是马克思主义发端的、又同马克思主义若即若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其他理论支派，既要批判，也要客观评价、恰当判断。
6.“新出来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这才是创新，巨大的重要创新”。“甚至有时被认为是‘异端’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是龚育之同志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讲话的标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比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不是工人等等，就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点“左 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他说，邓小平也说过“异端”问题。邓小平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他还介绍说，这句话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册子中没有收入，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经邓小平本人同意恢复了。
龚育之同时强调指出，对“异端”要分析。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曾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是否是创造性发展，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
7.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这是龚育之同志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提出的又一个重要观点。“三大拨乱反正”，是指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三大理论创新”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
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在求准、求深、求实、求共识基础上求新。”这是龚育之同志2005年12月16日在课题组会议上讲话的重点，以后又反复讲过多次。他既强调创新，更强调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强调要在准确、深刻、实在上下功夫。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这部著作是集体著作、是基本读物，要在相当范围里有共识或可以求得共识。在求共识的基础之上，努力求新，力求思考得新、概括得新、文字表达得新，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求新。
以上只是择要介绍了几年来龚育之同志在北京课题组的一些重要观点。不是全面介绍，也没有展开，更没有涉及他在其他场合发表的重要理论观点。尽管如此，我认为新东西也不少了。尽管这些观点是针对我们课题组如何编写专著讲的，但我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都是有启发的。他的许多深刻见解不仅在课题组产生了强烈共鸣，也被理论界所采纳。十分遗憾、令人悲痛的是，今年6月12日，龚育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他的逝世，不仅对我们课题组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共党史界也是极大的损失。经中组部审定的“龚育之同志生平”中对他的一生和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
9月20日恰逢龚育之同志逝世100天忌日。我在这里介绍他的理论观点，我们学习借鉴他的思想、作风、方法，也是对他逝世百日的纪念和追思。
四、以胡锦涛总书记“6.25”重要讲话为指导，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以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为指导，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胡锦涛总书记今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刻总结，是对新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书。讲话提出的“一个始终不渝”、“四个坚定不移”和关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以此为指导，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学习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研读龚育之同志有关重要观点，我有如下体会：
坚持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原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大致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1949—1978)、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三个近30年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相继探索出了两条成功的道路：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道路，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中，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标志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篇，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下篇。上、下两篇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上篇的基本原理将长期发挥指导作用，下篇将是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说“主要标志”，一是说是代表性的；二是说，毛泽东思想中也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和准备的内容，邓小平理论中也有新民主主义的贡献，但分别作为第一次、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创新在新民主主义，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上下篇是一脉相承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就是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与其一脉相承的、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是三条主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尊重创造的工作路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上下篇又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有许多重大创新。其中，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有三大创新：统一战线论、武装斗争论和党的建设论，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三大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创造的。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以从不同角度概括和总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当从“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角度来总结，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应当从如何“化”的角度来概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和“五个有机结合”：
“一个中心”，即：以现实问题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三个着眼于”，即：“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毛泽东、邓小平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反复强调的。这是最基本的经验，因为，“离开本国实际、时 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成功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反之，历史上“左”的、右的探索，其失败的教训，根本上是违背了或没很好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
“五个有机结合”，即：第一，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国情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第二，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总结我国历史基本经验、吸纳现实创新成果结合起来，形成反映规律、富于创造、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第三，坚持领袖创新与群众创造相统一，把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的创新与理论家的创造、群众的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政治权威、学术价值、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第四，坚持务虚与务实相统一，把研究理论与制订路线、方针、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立足当前、面向长远、治国理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第五，坚持独创与包容相统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体系完备、重在建设、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这五个方面是对“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进一步展开，是基本经验。当然，这个归纳和概括只是个人的粗浅体会，还极不成熟，只是抛砖引玉。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就是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成果，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这是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宋贵伦2007年9月提交全国社科联协作会议的论文)
责任编辑：李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