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几上摆放各式精美器物、墙上挂着名人字画，文人的书架上自然也不会闲置着。晚明的刻书、出版行业十分发达，仅从江苏地区从业者的规模上便能一窥该行业的兴盛。
　　在今天留存的明代刻书中，除却大家熟悉的内府刻书和藩府刻书，最具规模的当属家刻本。
　　明代苏州府藏书家藏书刻书在全国首屈一指，明代胡应麟曾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成荟萃焉……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其精吴为最”。明中叶以后，私人刻书渐多，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苏州陆元大据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的建康“郡斋本”《花间集》翻版摹刻得十分精湛。
　　盛极一时
　　晚明的苏州府主要包括吴县、长洲、元和、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吴江、震泽、太仓、镇泽。刻书又藏书在万卷以上的有吴县陈汝言、刘昌、杨循吉、皇甫录、吴岫、柳佥、钱榖、赵宦光，长洲祝允明、顾道隆、顾元庆、许自昌、陈仁锡，常熟杨仪、孙楼、何錞、赵用贤、赵琦美、冯复京、钱谦益、杨仪、毛晋，昆山叶盛、顾潜、顾天、葛锡藩，太仓陆容、周士洵、王世贞、王世懋，吴江吴曾羽等。据《江苏刻书》记载，苏州府所包括的七县一州藏书家刻书人数达213人。著名的刻书家有毛晋、袁褧、王鏊、黄省曾、黄鲁曾、赵用贤、赵琦美、顾元庆、张习、陆元大、苏献可、顾春、沈玉文、郭云鹏、徐时泰等，以毛晋最为著名。
　　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九，后改名晋。前后积书八万四千册，构汲古阁、目耕楼以庋之。藏书室名有汲古阁、绿君亭、世美堂等。据《苏州府志》记载，他“缩衣节食，遑遑以刊书为急务。以致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自万历至清顺治末年，他在40余年中刻书600多种，所刻书籍四部俱全。其中大部头有《十三经注疏》《十七史》《文选李注》《六十种曲》《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元人十种诗》等。
　　子承父业
　　苏州寒山赵枢生、赵宦光、赵均一家藏书刻书几代相传，赵用贤与其子赵琦美，王鏊与其子王延喆，钱谷与其子钱允治，毛晋与其子毛扆等，均子承父业。一个家庭的兄弟们有共同的藏书嗜好，读书唱和、刻书流传，或兄弟间互相校勘、作序助其梓刻，风雅无比。如吴县袁表、袁褧、袁褒、袁袠四兄弟，与从弟袁衮、袁裘时称“袁氏六俊”。长兄袁表，字邦正，“数与昆弟及文先生徵仲、王子履吉辈相唱和。其翻刻宋本《脉经》10卷，后有正德庚辰袁表跋，《题皮日休文薮后》云：“余偶见舍弟褧之本，尽读而奇之，因文念重其人，遂同诸弟衮、袠勘校锓枣，与博古者共，子亦少慰矣。”
　　长洲皇甫冲、皇甫涍、皇甫汸、皇甫濂称“皇甫四杰”。黄鲁曾、黄省曾、黄贯曾三兄弟等皆为代表。黄鲁曾刻有《孔子家语》《方脉举要》。黄省曾刻《申鉴》，影宋本《山海经》《水经注》《孔子家语》，又刻自著《五岳山人集》。黄贯曾（浮玉山房）刻有《唐诗二十六家》等多部唐代诗文集。
　　因书联姻
　　家族刻书的喜好还影响到家族之间的联姻。黄姬水，初名道中，字致甫，又字淳父，号质山，是著名藏书家兼刻书家黄省曾之子。子承父业，也喜爱藏书和刻书，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刻有前后《汉记》，非常精美，还刻有范仲淹《范文正公集》20卷、《别集》四卷、《尺牍奏议》五卷、《附录》17卷，范纯仁《范忠宣公文集》20卷。隆庆六年（1572年）校刻屠本唆《楚骚协韵》10卷，万历初刻过自撰《白下集》。黄姬水之婿顾九思，字与睿、号韦所，长洲县人。其所著《掖峘题稿》具有风节，万历十三年（1585年）顾九思刻其岳父黄姬水撰《黄淳父先生全集》24卷。
　　苏州寒山赵枢生，原名延梧、字彦材、别号含玄子，万历年间刊刻自撰《含玄子》16卷，《附录》一卷和《含玄斋遗编》四卷，《别编》一卷。赵枢生之子赵宦光，字凡夫，一生不仕，只以高士名冠吴中，娶妻陆师道之女陆卿子。赵宦光曾刻陆卿子撰《考粲集》六卷，宋洪迈编《唐人万首绝句》40卷、自订《朝鲜史略》六卷等。赵宦光之子赵均，字灵均，自号墨丘生，筑有小宛堂藏书。
　　师徒延续
　　嘉靖以后，明代文坛著名“后七子”中尤以太仓人王世贞为代表的文人活动十分活跃。在文坛具有影响力的一批学者因对书籍的热爱喜好刻书，其弟子与追随者也纷纷受到熏陶，使爱书刻书成为风尚。
　　王世贞藏书丰富，达三万卷之多，十分重视对宋元旧版书的收藏。在他的庄园弁州园（今江苏太仓弇山园）中，专门修筑小酉馆存藏普通图书，又建藏经阁收藏佛道经书，尔雅堂则用来珍藏宋版书，九友斋专藏精善之书。
　　受到王世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思想的影响，唐代诗文的出版翻刻在正德、嘉靖年间十分兴盛。如正德十四年刻《王昌龄诗集》三卷，正德十三年刻唐王逸注《楚辞章句》17卷等。吴江俞安期也喜刻书，嘉靖间翻刻宋本《事类赋注》30卷，又刻《唐类函》200卷、《诗隽类函》150卷、《庄骚合刻》二种12卷，《类苑琼英》10卷等。
　　交友雅好
　　明末江苏刻书的繁盛，还成为文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方式。
　　吴县洞庭湖东山人王鏊的颜乐堂所藏珍本颇多。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鏊刻《孙可之文集》10卷，底本为浙江鲍士恭家藏本，由王鏊从内阁钞出。此外，他还刻过《古尚方》一书。
　　王鏊不仅自己刻书，还对其他朋友刻书给予大力支持，热心为他们所刻书撰序。如黄希武刻《左传详节》，席同文、李立卿刻《唐六典》，尹左绵、高公次刻《王逸注楚辞》，王鏊都为他们所刻书撰写了序言。友人之间资助刻书，为其刻书撰序等成为流行的雅好。
　　（注：作者系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晚明时期，旅游之风尤为盛行，而杭州西湖則是其中最为炙手可热的“打卡地”。
　　“西湖”，甚至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消费方式。随着西湖旅游的火爆，相关的产业链也应运而生，轿夫、船夫、戏子、商贩等都开始围绕西湖游客做起生意。其中，旅游手册和湖边别墅成为最具超前性的消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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