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黄金艺术最早出现于北方，在文字尚未萌芽的数千年前就已为人类所用。似乎无论何时，黄金都能和权势、财富相关联。时至今日，在全世界范围内，黄金仍是衡量经济与显示财富的主要标尺之一。而黄金的使用史在人類的文明演进中，无疑是一条最耀眼的线索，但地域的不同、时代的变迁都带来黄金艺术在不同族群、不同时期中地位、面貌的差异。
　　近期，“黄金为尚：历史·风尚·交流”特展在苏州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由苏州博物馆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主办，不仅有陕西历史博物馆、内蒙古博物院、南京市博物总馆等全国24家文博单位协助支持，还特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馆长许晓东教授担任策展人，共展出98件/套珍贵文物及1件当代黄金艺术品。展览从“沙中浪底爱寻踪”“胡汉东西共此融”“巧取仙葩为宝钿”三个主题展开，通过梳理黄金制品历史、追溯外来文化影响、探索古代黄金工艺，不仅可管窥文明进程、社会风尚之一斑，亦可增进对本土文化多样性的认识。

金有三品黄金为上

　　早在《尚书·禹贡》中就已有“厥贡惟金三品”的记载，足见夏商时期，黄金与银、铜就已贵为贡品。但黄金真正成为彰显身份等级的金属，却是在青铜礼器主导的礼制没落之后。南朝沈约有“逝川无待，黄金难化”之说，近年中国境内考古发现有3000年前的黄金饰品，也为此种说法提供了实物证据。其实，黄金的提炼技术在青铜时代已臻成熟。《尔雅·释器》有云：“黄金谓之璗，其美者谓之鏐。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镣。”所谓“美”的标准，可能指纯净度而言。
　　黄金既美且不朽，却稀缺难得。中国古代黄金所制罕见巨器，往往多为小件或饰品，或与白银、青铜等结合使用。《诗经》里“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描绘的金罍，一般认为并非纯金制品，而是装饰黄金的青铜盛酒器。现代作为黄金简称的“金”，在古代并不专指黄金，而是泛指金属。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就说“金，五色金也”，而以“黄为之长。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以至于汉武轻信方士李少君之言，以黄金为饮食器则益寿。

传之不朽光彩照人

　　三代以上古物，能传之不朽且依旧光彩照人的，唯有黄金。
　　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藏战国虎豕咬斗纹金饰牌出土于准格尔旗西沟畔墓葬，通体藏黄金铸成。上有猛虎与野猪咬斗纹图案：猛虎前肢卧于地下，张口咬住野猪的后腿，野猪张嘴咬住虎的后腿，虎的后肢作反转状。金牌的周边装饰有绳索纹图案，背面有钮，并有粗麻印痕。基本完整，有裂纹。
　　徐州博物馆藏的西汉金带扣出土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外墓道西侧第1耳室中，为金扣嵌贝腰带之组件，由两块长方形金带板和一枚金扣舌组成。金扣腰带本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常用的胡式带具，多质料精纯，工艺华美，为汉代贵族所推崇，徐州狮子山、簸箕山、后楼山、天齐山等西汉贵族墓中皆有发现。现场痕迹表明，腰带原长97、宽6厘米。带扣为纯金铸成，中间由用丝带编缀三排海贝组成的带体，海贝中夹缀了数朵金片做成的花饰。带板正面纹饰采用浅浮雕，主体为猛兽咬斗场面。一只熊与一只猛兽双目圆睁，利爪遒劲有力，按住被捕获者，在贪婪地撕咬。被撕咬者应是偶蹄类动物，似是一匹马，身躯匍匐倒下，后肢扭曲反转，正奋力挣扎，一兽的利齿紧紧咬住它的脖颈，另一只熊在撕咬其后肢。主体纹饰的周边为勾喙鸟首纹。带板背面无纹饰，上有纤维织物附着。四边凸起边框，中部有两个横向双环钮，每块带板的内下角有一略近三角形的小孔，以便扣舌穿入。扣舌形状类似鸟舌，后部有鼻穿，主要用于两块带板间系结之用。整副金带扣铸制精良，纹饰华美，无边框的整体浮雕透出浑厚与大气，动物形象遒劲有力，极具动感。该组带扣侧面皆有刻铭，极具历史价值。其中一块带板背侧錾刻“一斤一两十八铢”，另一块侧面錾刻“一斤一两十四铢”，两块带板分别重280克和275克。这副金带扣从造型、工艺等方面看，是目前所见汉代最华美、系结方式最先进的带扣，虽然以草原猛兽搏斗纹为题材，但从铸造工艺、带扣系结方式看，应为中原内地制品。

华风汉韵民族特色

　　唐代是中国古代黄金艺术的高峰，这个时候的金银器的面貌不同于前代，开始显现出中华民族的艺术特色，华风汉韵成为主流。
　　对于民众来说，唐代的三大金银器窖藏西安何家村、扶风法门寺地宫、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是最具吸引力的看点。1982年元旦，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被偶然发现，经清理，发现银器55公斤，达956件。这批银器均为晚唐遗物，可分为酒器、茶器、饰品、妆具和药具，种类齐全多样，富丽繁华。迄今为止，中国南方共出土唐代金银器1100余件，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以956件的总数而称南方之最。
　　而镇江博物馆所藏唐代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筒、酒令筹是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的点睛之笔，其出土在国内尚属首次，为研究我国唐代酒文化提供了珍贵的佐证，是反映唐代金银器制造水平的艺术精品。
　　酒令，是中国人饮酒时特有的助兴方式。酒令筒，是古人饮宴时用于行酒令的专用器具。这件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酒令筒为银质，由龟座和圆柱形筒两部分组成，刻花处皆鎏金。龟形昂首曲尾，背部隆起，四肢内缩，五爪落地有力。龟背中央设双层仰莲，上承圆柱形酒筹筒。筒盖周饰卷边荷叶纹，顶纽饰莲花，酷似烛芯火焰。盖侧饰以鸿雁及卷草纹、流云纹，盖纽与边沿有银链相扣。筒身正面錾双线长方框，内书“ 论语玉烛”四字，两边一龙一凤盘绕，衬以缠枝花叶和卷云，以鱼子纹为地，造型别致，纹饰富丽，形象生动。
　　与酒令筒配套的银鎏金酒令筹属银质，同出土50枚，形制大小相同，呈长方形，切角边，下端收拢为细柄状。每枚正面刻写令辞，字内鎏金，出土时盛放于酒令筒内。令辞上半段采用《论语》语句，下半段为酒令内容，可归纳为6种饮酒方法：“自饮”“伴饮”“劝饮”“定人饮”“放”“处”;6种饮酒数量：“五分（半杯）”“七分”“十分”“四十分（四杯）”“随意饮”“放”。
　　这是一套完整精美的唐代酒具，莲花具有佛教文化的含义;龟负，饱含道教的意旨;《论语》是儒教的经典之作;“玉烛”原是唐人对白蜡烛的雅称，后又泛指酒令筹筒;酒令筹筒内装的五十根酒令筹上的令辞均选自《论语》，是谓“一部《论语》，万人酒酣”。

三条路线融合交流

　　中国与罗马、波斯、巴克特里亚、粟特等地区黄金艺术的交流始于战汉，活跃于南北朝，繁荣于隋唐。从汉到唐数百年间，草原文明、异域文化伴着民族融合、贸易交流而影响金器风格，所出形制与纹饰令人叹为观止。不过，显贵们依然迷信长生之说，日常所用器物多以金银为之。宋明以降，上自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对黄金的使用益加广泛，其制作工艺愈精且细。传统使用的锤鍱与铸造，珠化与金丝，贴金、错金与鎏金等工艺，由一代代工匠心手相传，发扬光大，影响至今。
　　域外输入的金银器以北朝、隋最为多见，包括金银币、器皿、首饰等。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和北方草原、中亚高原、东南亚南亚次大陆均有接壤，因此，金器传入也不外三条途径：北方草原之路、沙漠绿洲之路、东南海上之路。与此对应的如鄂尔多斯、内蒙古诸器即为草原之路风格，而甘肃陕西中原一路即为沙漠绿洲之路，云南广东极有可能是由南海传入。
　　于今欲窥人类文明的演进，黄金的使用史无疑是一条最耀眼的线索。它精彩的身影纵贯上下五千年，横跨欧亚大陆，更囊括四大文明古国，堪称文明之光。这个多角度、全方位梳理中国古代黄金历史、呈现古代黄金在不同朝代不同形制的特征与面貌、反映古代黄金交流的展览，将从即日起持续展至12月16日。不妨走进苏博，近距离感受数千年来中国黄金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