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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小说中的反腐叙事，二元对立组合是小说情节的基本模式，同时也是主人公形象塑造的基础类型。刑侦、官场、言情通俗模式及其彼此之间的交叉叠加是反腐叙事中的常见组合。以大团圆为主的结局模式，在满足读者心理需要的同时，对于增强反腐信心也有裨益。反腐叙事的模式化倾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反腐创作中的诸多思考有益于反腐倡廉建设。
关键词：反腐叙事 模式化 二元对立 通俗 大团圆
新时期小说中的“改革文学”、政治小说/官场小说强烈介入社会生活，描写官场生态、揭露腐败时弊、批判政治伦理异化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有的作品还被翻拍为影视剧。可以说集中创作于1976年至1985年的“改革文学”和1990年以来政治小说/官场小说中的“反腐”是重要景观和议题。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创作意图创作主题有所不同，但就反腐叙事而言，基本的反腐情节模式是怎样的？代表性人物类型是怎样的？流变情况如何？其中的得失成败该如何评价？其创作可以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怎样的参考价值？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基本模式： 二元对立组合
腐败与反腐本身就是一组对立二元，所以在反腐叙事中，二元组合是最主要最常见的叙事模式。然而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呈现出别有意味的景象与流变。
二元组合中的阵营斗争是“改革文学”的情节主线、是叙事的主要内容，是叙事动力的关键，这由“改革文学”的历史使命所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变革，邓小平曾突出强调这一特征，“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在革命与斗争的历史语境下，一批关注改革的作家，在用文学记录书写改革时，自然而然地会设置阵营斗争。在“改革文学”文本中，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鲁彦周的《彩虹坪》、柯云路的《耿耿难眠》、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强力展现了改革者与保守派的矛盾冲突，尖锐激烈又复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改革文学基本上采取了战争文学的结构框架，首先，设定一个新旧营垒，作为主人公战斗的‘场’，比如，一个烂摊子，复杂的人际关系或上层压力，或二者兼具。”“改革文学”在阵营斗争的基本框架中，侧重揭示了旧体制中包括腐败在内的种种弊端，强调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改革文学”中的阵营斗争中还包含了父辈与子辈的代际冲突。逆子形象出现，如张锲 《改革者》中的魏寰出于对现代化事业的信仰，超越亲情局限，竟然支持了父亲的“政敌”，并告状控诉自己的父亲保守与不作为。《竞争者》展现了叔侄两代人之间观念能力上的差异。《鲁班的子孙》中又展现了父辈老木匠的不变通与子辈徒弟大胆改革之间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在代际冲突的作品中，涉及经济腐败的内容极少。
革新与保守、先进与落后这样的二元对立，是“改革小說”情节中的基本模式，同时也是主人公形象塑造的基础类型，这样的模式与类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合理性，只是作家不约而同的相似选择，久而久之会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更何况现实生活在不断变化中，如果不能跳出既定框架，那就难免会走向没落。改革文学中革新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政治小说/官场小说就逐渐演化为“正义—邪恶”“显达——卑微”“爱——恨”等更为宽泛多样的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二元组合，象《抉择》《人民的名义》《省委书记》等一大批小说从情节到人物都不乏多样化的参差对照，这也更符合现实生活的多面相。
二、通俗模式：刑侦、官场、言情
在反腐小说中，以案件侦破构建情节的作品非常较多。陆天明的“反腐四部曲”系列中，每部都涉及刑侦情节。《苍天在上》讲述了章台市一起千万元公款挪用大案的侦破过程。《大雪无痕》中写有市政府秘书处的张秘书被杀害。《高纬度战栗》通过侦破刑侦专家被杀案揭开了官场与商场勾结的阴谋。《省委书记》虽然主要围绕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展开，但谋杀、暴力袭击依旧占据部分比重。此外张平的《十面埋伏》中通过侦破涉及狱内狱外社会各阶层的大案，把社会败类和钻入国家专政机关的蛀虫曝光于天下。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当代检察官维护公平正义、查办贪腐案件的故事。这类反腐小说，通过案件侦破，牵扯出官场黑幕、邪恶势力，于是小说中又自然而然地吸收黑幕小说、推理小说的元素，使得情节扑朔迷离、扣人心弦，大大增强了可读性。
以刑侦为主的反腐小说中，人物类型往往有鲜明的正邪之分、善恶、廉贪之分。当然有些小说也会细腻刻画反派人物堕落的缘由，如《人民的名义》中亦正亦邪的高育良书记在拉拢腐蚀中堕落，如内心狂傲的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不甘命运安排剑走偏锋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利益。在刑侦为主的反腐小说中，无论反方多么凶残狡猾，胜利终将属于正义方。
有的反腐小说聚焦官场，从仕途发展、人性特征，来展现官场中的世相百态，这样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其追索思考很具启示意义。王跃文的《国画》和阎真的《沧浪之水》就是代表性作品。《国画》中的主人公朱怀镜不是反腐斗士不是清官，他只是一个深谙官场之道，但又能坚守底线的官员，为求仕途升迁，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最终绝处逢生。《国画》揭示腐败的根源不在个体腐蚀，而是官场体系出了问题，所以单纯的道德指责难以奏效。《沧浪之水》展现了主人公池大为的心路蜕变与仕途诡谲，早年的池大为充满浪漫理想却郁郁不得志，在现实生活的暴击下放弃尊严洗心革面后，仕途畅达官至厅长。《沧浪之水》深刻地揭示了权力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揭示了腐败中的人性原因，并对人生问题诉诸哲理思考，显示了“片面的深刻”。
在常见的刑侦模式和官场模式外，为了增加看点，展现腐败的多种原因，反腐小说中经常加入三角恋、多角恋、婚外恋的言情剧元素来丰满故事。所以在反腐小说中，“刑侦 言情”“官场 言情”“刑侦 官场 言情”是常见的组合，只是落实到具体作品各侧重比例会有所不同。 三、结局模式：以大团圆为主
在反腐小说中几乎都是圆满的大团圆结尾，不管曾经的反腐斗争如何艰险，腐败势力如何狡猾猖獗，但终将云破天开，反腐斗争取得胜利，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这样大团圆的结局，在刑侦类的反腐小说中最为常见。大团圆结尾是中国文学的传统，符合广大读者所期盼的正义战胜邪恶的心理需要，可以抚慰广大百姓质朴的情感需求，同时对于宣传反腐战绩，增强反腐信心也有裨益。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少部分反腐小说并没有以全胜的姿态来结尾。比如小说《大雪无痕》中就有遗憾的尾巴，虽然反面主人公副市长恶行败露，但受贿的某省级领导并沒有落入法网，逍遥法外的漏网者更像在警醒世人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警钟长鸣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还有少部分作品虽然描写了大量的行贿受贿，但其反腐主题并不突出，反腐结局很难简单界定。比如《国画》中大量涉笔行贿受贿，但在官场中几乎见不到反腐好人，与之呼应的，小说更多表现的是腐败所带来的人性扭曲。比如《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在掌权后一度希望自己能清明机关作风，但在现实权力考量中，还是妥协了选择随波逐流。《沧浪之水》的结局，如果从主人公池大为仕途腾达如愿以偿的角度而言无疑是喜剧，但其最后跪倒在父亲坟前，将父亲遗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又无疑是象征对传统理想人格信念的放弃和毁灭，这又为作品笼罩上了浓浓的悲剧意味。虽然这类作品反腐不是重点，在主题的开掘上有超越反腐的独特思考，但这些超越性的思考同样可以为反腐防腐拒腐提供思想资源。
如上文阐析，大量的“改革文学”、政治小说/官场小说在情节、人物、结局的设定上有明显的模式倾向，但我们也应客观地看到这些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些是通俗文学的特征是吸引大众读者的有效策略，不能简单地进行否定。因为反腐小说涉及权力斗争和高层政治，题材敏感，所以必须考虑“度”的把握，必须要表现好“主旋律”，为此反腐小说要摆脱舍弃成熟模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寻求突破确实难度比较大。模式化的倾向虽有损艺术价值，但反腐创作中的种种思考对于反腐也有诸多贡献。比如陆天明的小说《省委书记》齐聚了“正义—邪恶”二元模式、“刑侦 官场 言情”模式、结局大团圆模式，但在诸多反腐问题上却不失有价值的思考：纪委书记由上级任命在上级领导下开展工作如何对上级进行有效监督、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的漏洞问题、新闻监督与新闻立法的难题，等等。比如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就针对权力监督进行了深刻思索。可以说大量的反腐小说在艺术性上未必有很高的成就，但在问题探讨、舆论宣传，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有其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2] 郝春涛.新时期小说人性发掘历程[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廉政视域下中国新时期文学精神生态文化建设研究》（2019SJA1368）研究成果之一
作 者： 陈卫萍，硕士，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人文与艺术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大众文化。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关键词：反腐叙事 模式化 二元对立 通俗 大团圆
新时期小说中的“改革文学”、政治小说/官场小说强烈介入社会生活，描写官场生态、揭露腐败时弊、批判政治伦理异化现象，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有的作品还被翻拍为影视剧。可以说集中创作于1976年至1985年的“改革文学”和1990年以来政治小说/官场小说中的“反腐”是重要景观和议题。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作家创作意图创作主题有所不同，但就反腐叙事而言，基本的反腐情节模式是怎样的？代表性人物类型是怎样的？流变情况如何？其中的得失成败该如何评价？其创作可以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怎样的参考价值？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 基本模式： 二元对立组合
腐败与反腐本身就是一组对立二元，所以在反腐叙事中，二元组合是最主要最常见的叙事模式。然而在不同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呈现出别有意味的景象与流变。
二元组合中的阵营斗争是“改革文学”的情节主线、是叙事的主要内容，是叙事动力的关键，这由“改革文学”的历史使命所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变革，邓小平曾突出强调这一特征，“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在革命与斗争的历史语境下，一批关注改革的作家，在用文学记录书写改革时，自然而然地会设置阵营斗争。在“改革文学”文本中，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鲁彦周的《彩虹坪》、柯云路的《耿耿难眠》、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强力展现了改革者与保守派的矛盾冲突，尖锐激烈又复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改革文学基本上采取了战争文学的结构框架，首先，设定一个新旧营垒，作为主人公战斗的‘场’，比如，一个烂摊子，复杂的人际关系或上层压力，或二者兼具。”“改革文学”在阵营斗争的基本框架中，侧重揭示了旧体制中包括腐败在内的种种弊端，强调了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改革文学”中的阵营斗争中还包含了父辈与子辈的代际冲突。逆子形象出现，如张锲 《改革者》中的魏寰出于对现代化事业的信仰，超越亲情局限，竟然支持了父亲的“政敌”，并告状控诉自己的父亲保守与不作为。《竞争者》展现了叔侄两代人之间观念能力上的差异。《鲁班的子孙》中又展现了父辈老木匠的不变通与子辈徒弟大胆改革之间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在代际冲突的作品中，涉及经济腐败的内容极少。
革新与保守、先进与落后这样的二元对立，是“改革小說”情节中的基本模式，同时也是主人公形象塑造的基础类型，这样的模式与类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其合理性，只是作家不约而同的相似选择，久而久之会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更何况现实生活在不断变化中，如果不能跳出既定框架，那就难免会走向没落。改革文学中革新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政治小说/官场小说就逐渐演化为“正义—邪恶”“显达——卑微”“爱——恨”等更为宽泛多样的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二元组合，象《抉择》《人民的名义》《省委书记》等一大批小说从情节到人物都不乏多样化的参差对照，这也更符合现实生活的多面相。
二、通俗模式：刑侦、官场、言情
在反腐小说中，以案件侦破构建情节的作品非常较多。陆天明的“反腐四部曲”系列中，每部都涉及刑侦情节。《苍天在上》讲述了章台市一起千万元公款挪用大案的侦破过程。《大雪无痕》中写有市政府秘书处的张秘书被杀害。《高纬度战栗》通过侦破刑侦专家被杀案揭开了官场与商场勾结的阴谋。《省委书记》虽然主要围绕大型国有企业改革展开，但谋杀、暴力袭击依旧占据部分比重。此外张平的《十面埋伏》中通过侦破涉及狱内狱外社会各阶层的大案，把社会败类和钻入国家专政机关的蛀虫曝光于天下。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以检察官侯亮平的调查行动为叙事主线，讲述了当代检察官维护公平正义、查办贪腐案件的故事。这类反腐小说，通过案件侦破，牵扯出官场黑幕、邪恶势力，于是小说中又自然而然地吸收黑幕小说、推理小说的元素，使得情节扑朔迷离、扣人心弦，大大增强了可读性。
以刑侦为主的反腐小说中，人物类型往往有鲜明的正邪之分、善恶、廉贪之分。当然有些小说也会细腻刻画反派人物堕落的缘由，如《人民的名义》中亦正亦邪的高育良书记在拉拢腐蚀中堕落，如内心狂傲的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不甘命运安排剑走偏锋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利益。在刑侦为主的反腐小说中，无论反方多么凶残狡猾，胜利终将属于正义方。
有的反腐小说聚焦官场，从仕途发展、人性特征，来展现官场中的世相百态，这样的作品虽然数量不多却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其追索思考很具启示意义。王跃文的《国画》和阎真的《沧浪之水》就是代表性作品。《国画》中的主人公朱怀镜不是反腐斗士不是清官，他只是一个深谙官场之道，但又能坚守底线的官员，为求仕途升迁，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最终绝处逢生。《国画》揭示腐败的根源不在个体腐蚀，而是官场体系出了问题，所以单纯的道德指责难以奏效。《沧浪之水》展现了主人公池大为的心路蜕变与仕途诡谲，早年的池大为充满浪漫理想却郁郁不得志，在现实生活的暴击下放弃尊严洗心革面后，仕途畅达官至厅长。《沧浪之水》深刻地揭示了权力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揭示了腐败中的人性原因，并对人生问题诉诸哲理思考，显示了“片面的深刻”。
在常见的刑侦模式和官场模式外，为了增加看点，展现腐败的多种原因，反腐小说中经常加入三角恋、多角恋、婚外恋的言情剧元素来丰满故事。所以在反腐小说中，“刑侦 言情”“官场 言情”“刑侦 官场 言情”是常见的组合，只是落实到具体作品各侧重比例会有所不同。 三、结局模式：以大团圆为主
在反腐小说中几乎都是圆满的大团圆结尾，不管曾经的反腐斗争如何艰险，腐败势力如何狡猾猖獗，但终将云破天开，反腐斗争取得胜利，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这样大团圆的结局，在刑侦类的反腐小说中最为常见。大团圆结尾是中国文学的传统，符合广大读者所期盼的正义战胜邪恶的心理需要，可以抚慰广大百姓质朴的情感需求，同时对于宣传反腐战绩，增强反腐信心也有裨益。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少部分反腐小说并没有以全胜的姿态来结尾。比如小说《大雪无痕》中就有遗憾的尾巴，虽然反面主人公副市长恶行败露，但受贿的某省级领导并沒有落入法网，逍遥法外的漏网者更像在警醒世人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警钟长鸣不能掉以轻心。
此外还有少部分作品虽然描写了大量的行贿受贿，但其反腐主题并不突出，反腐结局很难简单界定。比如《国画》中大量涉笔行贿受贿，但在官场中几乎见不到反腐好人，与之呼应的，小说更多表现的是腐败所带来的人性扭曲。比如《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在掌权后一度希望自己能清明机关作风，但在现实权力考量中，还是妥协了选择随波逐流。《沧浪之水》的结局，如果从主人公池大为仕途腾达如愿以偿的角度而言无疑是喜剧，但其最后跪倒在父亲坟前，将父亲遗留下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付之一炬，又无疑是象征对传统理想人格信念的放弃和毁灭，这又为作品笼罩上了浓浓的悲剧意味。虽然这类作品反腐不是重点，在主题的开掘上有超越反腐的独特思考，但这些超越性的思考同样可以为反腐防腐拒腐提供思想资源。
如上文阐析，大量的“改革文学”、政治小说/官场小说在情节、人物、结局的设定上有明显的模式倾向，但我们也应客观地看到这些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些是通俗文学的特征是吸引大众读者的有效策略，不能简单地进行否定。因为反腐小说涉及权力斗争和高层政治，题材敏感，所以必须考虑“度”的把握，必须要表现好“主旋律”，为此反腐小说要摆脱舍弃成熟模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寻求突破确实难度比较大。模式化的倾向虽有损艺术价值，但反腐创作中的种种思考对于反腐也有诸多贡献。比如陆天明的小说《省委书记》齐聚了“正义—邪恶”二元模式、“刑侦 官场 言情”模式、结局大团圆模式，但在诸多反腐问题上却不失有价值的思考：纪委书记由上级任命在上级领导下开展工作如何对上级进行有效监督、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中的漏洞问题、新闻监督与新闻立法的难题，等等。比如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就针对权力监督进行了深刻思索。可以说大量的反腐小说在艺术性上未必有很高的成就，但在问题探讨、舆论宣传，在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中有其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
[2] 郝春涛.新时期小说人性发掘历程[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廉政视域下中国新时期文学精神生态文化建设研究》（2019SJA1368）研究成果之一
作 者： 陈卫萍，硕士，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人文与艺术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大众文化。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