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已经去了15年了，窗外的杨树在那个春天被雷电击中，如今又重新长到了5楼我们家的窗口。
　　那天早上，父亲乐呵呵地在院子里等班车，那阵子他特别开心，每天回家还来不及放下公文包就大叫着：“爷爷回来了，等不及了吧小乖乖。”那时我孩子还不到1岁，是他的心肝宝贝。
　　谁也不曾料到父亲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下午他突发脑溢血，送医院抢救无效。那天晚上下雨，倒春寒，雷电交加。
　　父亲去了以后，母亲两年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不知听谁说喝了茶会见不到亡人，母亲再也不喝茶了。
　　母亲常说：“你父亲一个人从四川到湖北，生了你们姐妹3个，现在你们自己也有了孩子了，一个枝桠长成了大树。”父亲籍贯四川垫江，18岁参军来到了湖北。我出生时父亲在武汉空军医院当政治协理员。上班一身军装，在家多半穿白衬衫。以现在的审美眼光来看他也是个美男子。
　　父亲和母亲相识前，母亲在码头卖船票，一个年轻的士兵经常来问船期，慢慢熟到进卖票房去聊天。终于有一天，士兵从售票窗口递进来两张电影票。
　　他们结婚后的日子非常艰难。母亲跟外公在沙洋住，带着3个孩子。分隔两地的苦楚和无奈小孩子无法体会，我的记忆中，只有我们三姐妹穿着深浅不一的红色连衣裙在人们羡慕的眼光中穿行在小镇的经历。裙子是父亲从武汉买回来的。
　　直到我6岁父亲才能带家属随军，母亲也从沙洋航道站调到武汉交通部门工作。离开沙洋时已是黄昏，在渐深的暮色中，汽笛声短促而空洞。依偎在父亲怀抱中的我，闻到了温暖如阳光的味道，那是父亲的味道。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描摹，直到很多年以后，第一次在一个韩式餐厅喝到麦茶，泪水瞬间盈满眼眶，我一下想起了父亲，就是那样亲切温暖的气息。
　　这以后的十几年，我们就和父亲在部队大院里度过。没在军营待过的人很难理解那种归属和依恋之感。
　　部队有种菜的传统，每家都会分到三四十平方米的菜地。那时我和姐姐要负责给菜园浇水，总是不耐烦，根本不知道对经济困难的我家，这片菜园是多么重要的补助。父亲的菜种得特别好，品种多样，立体地种了西红柿、茄子、辣椒、韭菜、豆角、豆腐菜，围着菜地种了一圈玉米。
　　当时我总是很羡慕别人家种的向日葵，收获时可以拿着一个个小脸盆一样大的花盘，一颗一颗抠出来吃，吐一路瓜子壳。经不住我纠缠，父亲给我种了5颗，浇水回来，他总会摸着我的头说，“二丫头，我给向日葵多浇了两瓢水！”
　　当时父母的微薄工资要养活7口人，除了我们3个孩子，还有外公和外公的妈妈，爸爸每月要寄钱给四川老家，還要接济妈妈的亲戚，可是他的乐观赶走了贫穷的阴影。
　　20世纪70年代经常停电，停了之后不会马上来，有时会连停几天，顺带连水也停了，要提着桶到很远的地方打水。但在我的记忆里，停电常常引出快乐的家庭聚会。点上煤油灯或蜡烛，全家围坐在一起，爸爸先拉一段二胡，《赛马》、《二泉映月》之类的，然后我们姐妹争先恐后地表演刚学会的歌，或者来段诗朗诵，妈妈有时也会来一段小曲。
　　从空医到解放公园步行要30分钟，星期天去那里是我们家的惯例。一大家子人找一块草地做根据地，然后就各行其是。中午一起吃前一天晚上精心准备的野餐，简单的有馒头、鸡蛋，高级点的有熏鱼、鸡脚、火腿、面包。
　　前些时候翻旧照片，找出一张野餐的照片，一家人吃得正开心，爸爸在照片正中，高举着两片涂果酱的面包。我家的招牌菜是炖肘子，在一周最多吃一次肉的时候，两只炖得油亮酱红的肘子有多美味诱人？爸爸用的是四川做法，花椒、红椒、酱油，一大锅土豆一起炖，没出锅就已香飘十里了。吃炖肘子那天就跟过节一样，几个孩子蠢蠢欲动，不时往厨房钻。肘子是不能先尝的，要全家围坐在一起才用一个大铝盆端出来。父亲在全家人的注视下，用刀把肘子分成几块小半个拳头那么大，然后他很满足地把刀一放，环视一周说：“可以吃了。”
　　还有饺子。在部队待过的人都会包饺子，父亲是真正的高手，和面、擀皮、调馅、包饺子一手清。
　　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项快乐的家庭活动。
　　父亲转业前是武汉空军医院政治部主任，对只有初中文化的他来说，成为部队的“一枝笔”完全靠天分。母亲说，如果你父亲不是把上大学的名额让给别人，就不会吃文凭的亏了。最后几年父亲转业到交通厅工作，他很喜欢那里的工作氛围，更重要的是，他和母亲可以手牵手上下班，中午可以一起吃饭。
　　父亲是个幸福的人，一辈子都在妈妈崇拜、挚爱的目光中度过。有时父亲短期出差回来，妈妈高兴地喊着“你爸爸回来了”冲向楼梯，比小姑娘还热烈。以前我常常取笑母亲，现在想想她也很幸福。作为他们的孩子，我们都是幸福的。
　　昨天梦见父亲了，在一片彤云下，池塘边，河沟旁红蜻蜓一簇簇地飞，父亲穿着白衬衫推着自行车向我走来。
　　（摘自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父亲的滋味》 编著：《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