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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很可能在未来12个月内保持稳定。如果2011年美联储把利率提高至5％，加之较低的资产价格吸引外资，美元将上演周期性牛市，并持续两至三年。
另一轮新兴市场危机可能会出现在2012年，但目前还不需要急于将纸币变为其他形式的资产。
美元将上演周期性牛市
我对美元的看法，有两个方面发生了改变。首先，在2009年初，我曾认为，由于美国财政赤字激增，美元将会创下新低。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由于风险偏好发生了剧变，美元成了“避风港”，美元指数迅速反弹了20％。此后，当风险偏好有所恢复，美股指又下降了10％，并在其后三个月里_直在这个范围内浮动。
人们普遍看空美元，并引发了大规模资本流动，从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转入大宗商品市场及新兴市场的股市中，但是，美元近期汇率较为稳定。支撑美元的是持续增加的美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二者已经超过并足以抵消美国新增财政赤字。随着美国家庭储蓄持续上升，美元很可能会保持稳定。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EBA)数据，2009年二季度，美国个人储蓄率从2008年一季度的1％升至5％以上，这一数字很有可能在2009年底达到8％，并在2010年继续攀升至10％。从2008年上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幅收窄，表明美国储蓄不足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这使得美国对国外资本的需求减少，美元所受压力也随之减小。
我预计，美元的周期性牛市将开始于2011年，并且能够坚持两至三年的时间，这比我以前的看法提前了一年。
美元长期仍看跌
美元的长期前景依然看跌，症结在于财政平衡。如果一个政府维持庞大的赤字，其中央银行应该顺应这种形势。否则，如果央行提高利率，将摧毁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元的未来依然不稳。
2009年和2010年，美国政府很可能承担高于国内生产总值10％的财政赤字。这还不够可怕。当美国经济复苏时，财政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财政赤字将下降。美国财政平衡最大问题是医疗开支。2009年，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可能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5％，在20年里翻了一番，相当于经合组织国家(OECD)医疗开支费平均水平的2倍。医疗开支占美国GDP的份额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近一半医疗费用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除非这一趋势得到扭转，否则，美联储将被迫印刷钞票，以应付财政赤字。
美国的人口结构趋势将使其医疗成本日益庞大。医疗保健费用会随着人的年龄增加。由于美国“婴儿潮”逐渐退去，医疗费将会上涨得更为迅速。
美国财政平衡正走向一场灾难。很可能在某个时候，美国会经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
货币的价值是相对于其他货币而言的。美国的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和日本，老龄化都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由于这些国家较高的家庭储蓄足以支付其巨额财政赤字，因此，其货币相对强劲。然而，未来可能并非如此。日本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0％，欧洲国家约为100％。只要这些赤字还能够用国内储蓄抵补，政府就可以继续增加财政赤字，并通过保持低利率来掩藏过重的财政负担。低利率必须辅之以强势货币。但是，从长期来看，强势货币将造成经济疲软。因此，未来其收入及储蓄都将相对较低。在未来十年中，欧洲和日本可能需要通过发行货币来撑起赤字，这将导致其货币疲软。
老龄化是拖累币值的主要力量。恶性通货膨胀可能会散播到世界各地。由于美元长期前景不妙，这将同时不利于其他货币。在持有货币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但是，目前不用急于将纸币变为其他形式的资产。在许多国家，股票和资产被严重高估，尤其是中国。对于被高估的资产来说，货币仍然相对便宜。但是，当泡沫破裂的时候，不要忘了将资金转成股票和房地产。
2012年或再现新兴市场危机
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化一直扮演着“去通胀”的力量，但是，如今恰恰相反。新兴经济体成本上升快于美国。与其他主要货币相比，美元已经调整得很充分，但是，相对于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美元仍被高估。然而，新兴经济体正降低币值，来促进本国出口，这就造成了其资产价格膨胀，反过来又使其成本膨胀。由于国内物价上涨，新兴经济体货币通过对美国进口，将通胀传递到美国。
泡沫破灭后，日本和美国的汇率政策有一个显著区别：日元升值而美元贬值。由于货币星强势，经济本身却持续疲软，日本被困于一个低利率的通货紧缩均衡中。过去三年，疲软的美元已经储存了大量的通胀压力。美国升息是对此前货币贬值的补偿。
除了利率，从2011年起，资金也将从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新兴经济体资产膨胀是靠一股势头得以维持的。一旦这个势头停止，投资者将会认识到，即使考虑到其增长潜力较高，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仍要远远高于美国。然后，资本流动将发生逆转，和1996年至1997年发生的情况类似。美元长期疲软曾将资本逐向新兴经济体，并使其资本市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充满了泡沫。大多数投机者认为，泡沫将
X持续下去，然而，当美元步入牛市，灾难也就来了，很显然，几乎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届时都将陷入危机。如果说另一轮新兴市场危机可能会在2012年出现，我对此毫不惊讶。
美国经济超预期反弹及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势还面临许多不确定和结构性挑战，但在今后一年时间，美国经济很可能超预期反弹，从而导致中国出口的超预期反弹。
导致美国经济从低谷快速反弹的主要原因是：(1)库存的正常化。在市场信心稳定之后，库存就会逐步恢复正常水平。如果美国在今年第四个季度中逆转过去三个季度发生的库存大幅下降，则可以对年度经济增长贡献两个多百分点。(2)汽车销售的恢复。目前美国的汽车销售年化率为1000万辆，远低于每年旧车报废1250万辆的水平。也就是说，只要汽车销售恢复到替代旧车报废的水平，汽车销售就应该增长25％。(3)商业固定投资的回升。根据产能利用率、融资成本、GDP增长和银行贷款意愿的走势，估计明年商业固定投资增速可能回升到5％。(4)住房开工水平恢复。目前，年度化的住房开工为50万个单位，但每年家庭个数的增量为125万户。如果在四年之内，将住房开工水平恢复到家庭个数的增量，就意味着每年开工数量要以25％的年率增长。
这些因素表明，美国GDP的年化增长率很可能从今年上半年负的3％左右迅速上升到明年上半年正的3％左右，也可能会比3％高很多。根据中国出口与美国经济的历史相关性，我们估计中国出口的增速会从今年低谷(五月份26％的同比增长)上升到今年年底的正增长和明年年中的同比15％左右。
对中国的政策含义包括：(1)如果出口超预期反弹，中国的积极货币和财政政策就有空间可以提早淡出，否则就可能加剧通胀压力。(2)如果出口超预期反弹，也将为政策对应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回旋的余地。换句话说，如果出口开始重新成为就业和增长的一个动力， 就不应该过度担心抑制地产泡沫的措施会导致经济再次下行。(3)出口的超预期反弹会导致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加速增长，从而加大国内流动性继续扩张的压力或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压力。要给市场一个心理准备，防止准备金突然上调对金融市场造成不必要的恐慌。(4)出口同比增长可能在年底以前就开始转正，此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会重新抬头。在此环境下，一方面要继续从监管方面严格控制热钱的流入，另—方面不应继续实行“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政策，而应该允许人民币重新恢复升值趋势和更大的弹性。否则，在亚洲货币可能普遍对美元升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又将面临有效汇率的贬值，重新陷入因为“人民币低估”而过度刺激出口的政策困境。
央企跨国受贿的荒唐迷局
杨 涛
8月19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关于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CI)行贿案系列文件，披露了中石油、中海油、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华润电力、大唐电力等9家中国央企卷入“受贿门”，以及CCI对中国企业每笔行贿细节，回扣、旅游、孩子学费等五花八门的行贿手段乱人眼球。
“中石油跨国受贿事实已经查实，额度只有不到1万元人民币，且为下属公司。”国资委8月2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而美方公布的起诉书资料显示，涉及中石油的两次受贿金额就达166万元左右。
美国司法部仿佛下定了决心将CCI行贿案向中国司法机关举报到底，这一次，细节也更详细了每笔行贿细节都公布于众。这次，不知我们的司法机关是否会按兵不动了。
跨国公司行贿的足迹不仅在中国，其实是遍布全球，比如CCI行贿，除了中国企业外，还有巴西、印度、韩国、马来西亚、阿联酋5个国家的相关国有企业。日本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也曾是跨国公司行贿的“重灾区”。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使用1210万美元贿金获得了全日本航空公司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此案东窗事发后，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警示厅和国税局共同介入调查，经过6年的时间，涉案的前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罚金5亿日元。日本司法界通过此案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司法制度。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商业交易秩序明显好转。可想而知，如果日本不是由司法机关积极介入，而是让全日本航空公司自己进行调查，“自证清白”，田中角荣就不可能被挖出，而日本商业交易秩序也不可能好转。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面对美国司法部的“公开举报”，有关部门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就是由企业自身组成调查组，而且无一例外是证明了自身的清白。而拥有强制措施等调查手段，并且负有对贪污贿赂进行调查职责，并可以借助《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向美方提出调取证据权力的中国司法机关却按兵不动。难道他们真正相信涉案企业能反商业贿赂，还是另有隐情?
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没有司法机关介入“受贿门”的调查，指望企业来反自身腐败，反跨国公司行贿，那永远都不会有让人放心的结果，而且良好的、不受商业贿赂腐蚀的市场交易秩序也不可能建立。
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在一次次的“受贿门”被曝光后按兵不动，司法的公信将在这一次次的曝光中沦丧。最终，人们可能将对“受贿门”的愤怒转嫁于司法机关，这将是司法机关权威与公信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国经济复苏的“短板”
中国经济已从全球衰退中强力反弹。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9％。那些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核对一下实物数据：6月份，中国发电量同比增长5.2％，扭转了之前连续8个月负增长的局面。
目前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今年的GDP增幅将超过8％。
但一些问题正隐隐浮现。中国纾困方案导致的投资增长，有可能令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而资金的注入已经在催生资产泡沫。
中国采取刺激性措施的动机十分简单。中国没有遭受西方郡种金融危机，但却受到了其次级效应的明显影响，导致出口骤减。2007年，中国出口增幅为25.7％，出口对GDP之比高达36％。而去年11月份，出口同比下降2.2％，且此后一路下滑。今年5月，出口同比骤降26.4％。出口下降对GDP增长幅度的拖累作用可能达到了3个百分点。如果计人间接影响，对中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拖累甚至可能超过了5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的反应非常迅速。2008年11月，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落实。刺激药方的“剂量”很足，为2008年GDP的14％。
中国有能力负担如此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过去10年来，中国的预算赤字很低，2007年还出现了预算盈余。因此，即使推出了刺激方案，中国的债务可能也仅占GDP的20％左右。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不过，这就带来了第一个问题。刺激方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X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这部分投资的增速—直高于GDP增速。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在短期内创造需求、在长期内创造供给的双重功效，在一般情况下，投资率的上升短期内将迅速创造出过度需求，随后，经济将从过热阶段转向产能过剩。相应地，通胀压力也会为通缩压力所取代。
2003年年底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经济过热。由于过热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也随之不断增加。但由于外部需求强劲，产能过剩局面并未立即显现。只是当出口暴跌之后，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才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显露了出来。
要想维持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同时避免大面积失业情况的出现，中国政府只剩下T--个选择：用国内需求来取代急剧萎靡的外部需求。从短期来看，刺激国内消费的难度很大，投资需求成了唯一的选择。经济刺激方案的后果是：200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同比上升36％，而中国的投资率可能已突破了GDP的50％。
政府十分清楚，中国经济一直饱受产能过剩之苦。这正是刺激方案中政府投资之所以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而非兴建新工厂的原因。不过，一个以投资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仍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仓促上马及执行中监督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浪费现象比比皆是，而这股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预期收益也不容乐观。
应动用更多的资源，构筑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家庭消费能够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支出也应有益于私人投资，并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许多地方政府却在压挤这些企业，以弥补税收不断下降的影响。
面对外部需求突然减少导致的产能明显过剩，中国政府正想方设法稳定出口增长。退税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激励政策。但不幸的是，由于美国对其经济失衡进行调整特别是消费减少，中国出口市场萎缩的状况难以改变。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被动调整，而非主动调整。中国不妨加大消除内外价格扭曲的力度，以减轻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尽管中国的危机管理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在结构性调整方面仍喜忧参半。
现在来谈一下第二个问题。2009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7.3万亿元人民币，超出全年的官方目标。信贷增速高得惊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情况亦是如此，相对于GDP的增速创下了历史新高。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
诚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放缓，中国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中国并未遭遇流动性不足和信贷危机，其货币乘数一直也基本稳定。中国不必向美国那样动用直升机漫天撒钱。
流动性过剩已导致资产泡沫再度抬头。目前阶段，由于产能过剩，通胀暂时还未构成威胁。不过，鉴于广义货币供应量为GDP的160以上，当遭受内部或外部冲击时，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且变化速度可能会很快。全球政策制定者都在关注美联储(Fed)的下一步举措。中国货币当局或许也需要思考其退出战略。
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复苏，中国必须在危机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如果中国无法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包括对出口的依赖、高投资率和收入差距悬殊——将不太可能保持持续的增长。无论是进行结构性调整，还是制度性改革，本轮危机都为中国提供了良机。果断采取必要措施，符合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
另一轮新兴市场危机可能会出现在2012年，但目前还不需要急于将纸币变为其他形式的资产。
美元将上演周期性牛市
我对美元的看法，有两个方面发生了改变。首先，在2009年初，我曾认为，由于美国财政赤字激增，美元将会创下新低。在雷曼兄弟破产后，由于风险偏好发生了剧变，美元成了“避风港”，美元指数迅速反弹了20％。此后，当风险偏好有所恢复，美股指又下降了10％，并在其后三个月里_直在这个范围内浮动。
人们普遍看空美元，并引发了大规模资本流动，从以美元计价的资产，转入大宗商品市场及新兴市场的股市中，但是，美元近期汇率较为稳定。支撑美元的是持续增加的美国家庭储蓄和企业储蓄，二者已经超过并足以抵消美国新增财政赤字。随着美国家庭储蓄持续上升，美元很可能会保持稳定。
据美国经济分析局(EBA)数据，2009年二季度，美国个人储蓄率从2008年一季度的1％升至5％以上，这一数字很有可能在2009年底达到8％，并在2010年继续攀升至10％。从2008年上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大幅收窄，表明美国储蓄不足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这使得美国对国外资本的需求减少，美元所受压力也随之减小。
我预计，美元的周期性牛市将开始于2011年，并且能够坚持两至三年的时间，这比我以前的看法提前了一年。
美元长期仍看跌
美元的长期前景依然看跌，症结在于财政平衡。如果一个政府维持庞大的赤字，其中央银行应该顺应这种形势。否则，如果央行提高利率，将摧毁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元的未来依然不稳。
2009年和2010年，美国政府很可能承担高于国内生产总值10％的财政赤字。这还不够可怕。当美国经济复苏时，财政收入也会随之增加，财政赤字将下降。美国财政平衡最大问题是医疗开支。2009年，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可能达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6.5％，在20年里翻了一番，相当于经合组织国家(OECD)医疗开支费平均水平的2倍。医疗开支占美国GDP的份额以每年0.5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近一半医疗费用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除非这一趋势得到扭转，否则，美联储将被迫印刷钞票，以应付财政赤字。
美国的人口结构趋势将使其医疗成本日益庞大。医疗保健费用会随着人的年龄增加。由于美国“婴儿潮”逐渐退去，医疗费将会上涨得更为迅速。
美国财政平衡正走向一场灾难。很可能在某个时候，美国会经历一场恶性通货膨胀。
货币的价值是相对于其他货币而言的。美国的情况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和日本，老龄化都是影响经济的主要因素。由于这些国家较高的家庭储蓄足以支付其巨额财政赤字，因此，其货币相对强劲。然而，未来可能并非如此。日本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0％，欧洲国家约为100％。只要这些赤字还能够用国内储蓄抵补，政府就可以继续增加财政赤字，并通过保持低利率来掩藏过重的财政负担。低利率必须辅之以强势货币。但是，从长期来看，强势货币将造成经济疲软。因此，未来其收入及储蓄都将相对较低。在未来十年中，欧洲和日本可能需要通过发行货币来撑起赤字，这将导致其货币疲软。
老龄化是拖累币值的主要力量。恶性通货膨胀可能会散播到世界各地。由于美元长期前景不妙，这将同时不利于其他货币。在持有货币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但是，目前不用急于将纸币变为其他形式的资产。在许多国家，股票和资产被严重高估，尤其是中国。对于被高估的资产来说，货币仍然相对便宜。但是，当泡沫破裂的时候，不要忘了将资金转成股票和房地产。
2012年或再现新兴市场危机
在过去的20年里，全球化一直扮演着“去通胀”的力量，但是，如今恰恰相反。新兴经济体成本上升快于美国。与其他主要货币相比，美元已经调整得很充分，但是，相对于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美元仍被高估。然而，新兴经济体正降低币值，来促进本国出口，这就造成了其资产价格膨胀，反过来又使其成本膨胀。由于国内物价上涨，新兴经济体货币通过对美国进口，将通胀传递到美国。
泡沫破灭后，日本和美国的汇率政策有一个显著区别：日元升值而美元贬值。由于货币星强势，经济本身却持续疲软，日本被困于一个低利率的通货紧缩均衡中。过去三年，疲软的美元已经储存了大量的通胀压力。美国升息是对此前货币贬值的补偿。
除了利率，从2011年起，资金也将从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新兴经济体资产膨胀是靠一股势头得以维持的。一旦这个势头停止，投资者将会认识到，即使考虑到其增长潜力较高，新兴经济体的资产价格仍要远远高于美国。然后，资本流动将发生逆转，和1996年至1997年发生的情况类似。美元长期疲软曾将资本逐向新兴经济体，并使其资本市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充满了泡沫。大多数投机者认为，泡沫将
X持续下去，然而，当美元步入牛市，灾难也就来了，很显然，几乎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届时都将陷入危机。如果说另一轮新兴市场危机可能会在2012年出现，我对此毫不惊讶。
美国经济超预期反弹及对中国的影响
虽然美国经济的长期走势还面临许多不确定和结构性挑战，但在今后一年时间，美国经济很可能超预期反弹，从而导致中国出口的超预期反弹。
导致美国经济从低谷快速反弹的主要原因是：(1)库存的正常化。在市场信心稳定之后，库存就会逐步恢复正常水平。如果美国在今年第四个季度中逆转过去三个季度发生的库存大幅下降，则可以对年度经济增长贡献两个多百分点。(2)汽车销售的恢复。目前美国的汽车销售年化率为1000万辆，远低于每年旧车报废1250万辆的水平。也就是说，只要汽车销售恢复到替代旧车报废的水平，汽车销售就应该增长25％。(3)商业固定投资的回升。根据产能利用率、融资成本、GDP增长和银行贷款意愿的走势，估计明年商业固定投资增速可能回升到5％。(4)住房开工水平恢复。目前，年度化的住房开工为50万个单位，但每年家庭个数的增量为125万户。如果在四年之内，将住房开工水平恢复到家庭个数的增量，就意味着每年开工数量要以25％的年率增长。
这些因素表明，美国GDP的年化增长率很可能从今年上半年负的3％左右迅速上升到明年上半年正的3％左右，也可能会比3％高很多。根据中国出口与美国经济的历史相关性，我们估计中国出口的增速会从今年低谷(五月份26％的同比增长)上升到今年年底的正增长和明年年中的同比15％左右。
对中国的政策含义包括：(1)如果出口超预期反弹，中国的积极货币和财政政策就有空间可以提早淡出，否则就可能加剧通胀压力。(2)如果出口超预期反弹，也将为政策对应房地产泡沫提供了回旋的余地。换句话说，如果出口开始重新成为就业和增长的一个动力， 就不应该过度担心抑制地产泡沫的措施会导致经济再次下行。(3)出口的超预期反弹会导致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加速增长，从而加大国内流动性继续扩张的压力或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压力。要给市场一个心理准备，防止准备金突然上调对金融市场造成不必要的恐慌。(4)出口同比增长可能在年底以前就开始转正，此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会重新抬头。在此环境下，一方面要继续从监管方面严格控制热钱的流入，另—方面不应继续实行“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政策，而应该允许人民币重新恢复升值趋势和更大的弹性。否则，在亚洲货币可能普遍对美元升值的背景下，人民币又将面临有效汇率的贬值，重新陷入因为“人民币低估”而过度刺激出口的政策困境。
央企跨国受贿的荒唐迷局
杨 涛
8月19日，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关于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CI)行贿案系列文件，披露了中石油、中海油、中国东方电气集团、华润电力、大唐电力等9家中国央企卷入“受贿门”，以及CCI对中国企业每笔行贿细节，回扣、旅游、孩子学费等五花八门的行贿手段乱人眼球。
“中石油跨国受贿事实已经查实，额度只有不到1万元人民币，且为下属公司。”国资委8月21日发布的调查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而美方公布的起诉书资料显示，涉及中石油的两次受贿金额就达166万元左右。
美国司法部仿佛下定了决心将CCI行贿案向中国司法机关举报到底，这一次，细节也更详细了每笔行贿细节都公布于众。这次，不知我们的司法机关是否会按兵不动了。
跨国公司行贿的足迹不仅在中国，其实是遍布全球，比如CCI行贿，除了中国企业外，还有巴西、印度、韩国、马来西亚、阿联酋5个国家的相关国有企业。日本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也曾是跨国公司行贿的“重灾区”。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洛克希德公司使用1210万美元贿金获得了全日本航空公司4.3亿美元的交易合同。此案东窗事发后，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警示厅和国税局共同介入调查，经过6年的时间，涉案的前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被判有期徒刑4年，并追缴罚金5亿日元。日本司法界通过此案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司法制度。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商业交易秩序明显好转。可想而知，如果日本不是由司法机关积极介入，而是让全日本航空公司自己进行调查，“自证清白”，田中角荣就不可能被挖出，而日本商业交易秩序也不可能好转。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中国，面对美国司法部的“公开举报”，有关部门要么充耳不闻，要么就是由企业自身组成调查组，而且无一例外是证明了自身的清白。而拥有强制措施等调查手段，并且负有对贪污贿赂进行调查职责，并可以借助《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向美方提出调取证据权力的中国司法机关却按兵不动。难道他们真正相信涉案企业能反商业贿赂，还是另有隐情?
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没有司法机关介入“受贿门”的调查，指望企业来反自身腐败，反跨国公司行贿，那永远都不会有让人放心的结果，而且良好的、不受商业贿赂腐蚀的市场交易秩序也不可能建立。
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在一次次的“受贿门”被曝光后按兵不动，司法的公信将在这一次次的曝光中沦丧。最终，人们可能将对“受贿门”的愤怒转嫁于司法机关，这将是司法机关权威与公信的不可承受之重。
中国经济复苏的“短板”
中国经济已从全球衰退中强力反弹。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9％。那些对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准确性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核对一下实物数据：6月份，中国发电量同比增长5.2％，扭转了之前连续8个月负增长的局面。
目前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今年的GDP增幅将超过8％。
但一些问题正隐隐浮现。中国纾困方案导致的投资增长，有可能令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而资金的注入已经在催生资产泡沫。
中国采取刺激性措施的动机十分简单。中国没有遭受西方郡种金融危机，但却受到了其次级效应的明显影响，导致出口骤减。2007年，中国出口增幅为25.7％，出口对GDP之比高达36％。而去年11月份，出口同比下降2.2％，且此后一路下滑。今年5月，出口同比骤降26.4％。出口下降对GDP增长幅度的拖累作用可能达到了3个百分点。如果计人间接影响，对中国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拖累甚至可能超过了5个百分点。
中国政府的反应非常迅速。2008年11月，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在2009年和2010年两年落实。刺激药方的“剂量”很足，为2008年GDP的14％。
中国有能力负担如此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过去10年来，中国的预算赤字很低，2007年还出现了预算盈余。因此，即使推出了刺激方案，中国的债务可能也仅占GDP的20％左右。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
不过，这就带来了第一个问题。刺激方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础设施投资。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X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进入21世纪以来，这部分投资的增速—直高于GDP增速。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具有在短期内创造需求、在长期内创造供给的双重功效，在一般情况下，投资率的上升短期内将迅速创造出过度需求，随后，经济将从过热阶段转向产能过剩。相应地，通胀压力也会为通缩压力所取代。
2003年年底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经济过热。由于过热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也随之不断增加。但由于外部需求强劲，产能过剩局面并未立即显现。只是当出口暴跌之后，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才以一种令人瞩目的方式显露了出来。
要想维持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同时避免大面积失业情况的出现，中国政府只剩下T--个选择：用国内需求来取代急剧萎靡的外部需求。从短期来看，刺激国内消费的难度很大，投资需求成了唯一的选择。经济刺激方案的后果是：2009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同比上升36％，而中国的投资率可能已突破了GDP的50％。
政府十分清楚，中国经济一直饱受产能过剩之苦。这正是刺激方案中政府投资之所以集中在基础设施领域、而非兴建新工厂的原因。不过，一个以投资为中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仍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仓促上马及执行中监督力度不够，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浪费现象比比皆是，而这股基础设施建设热潮的预期收益也不容乐观。
应动用更多的资源，构筑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家庭消费能够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支出也应有益于私人投资，并有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许多地方政府却在压挤这些企业，以弥补税收不断下降的影响。
面对外部需求突然减少导致的产能明显过剩，中国政府正想方设法稳定出口增长。退税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出口激励政策。但不幸的是，由于美国对其经济失衡进行调整特别是消费减少，中国出口市场萎缩的状况难以改变。
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的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的被动调整，而非主动调整。中国不妨加大消除内外价格扭曲的力度，以减轻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尽管中国的危机管理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在结构性调整方面仍喜忧参半。
现在来谈一下第二个问题。2009年上半年，银行新增贷款7.3万亿元人民币，超出全年的官方目标。信贷增速高得惊人，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情况亦是如此，相对于GDP的增速创下了历史新高。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流动性泛滥。
诚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放缓，中国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中国并未遭遇流动性不足和信贷危机，其货币乘数一直也基本稳定。中国不必向美国那样动用直升机漫天撒钱。
流动性过剩已导致资产泡沫再度抬头。目前阶段，由于产能过剩，通胀暂时还未构成威胁。不过，鉴于广义货币供应量为GDP的160以上，当遭受内部或外部冲击时，形势随时会发生变化，且变化速度可能会很快。全球政策制定者都在关注美联储(Fed)的下一步举措。中国货币当局或许也需要思考其退出战略。
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复苏，中国必须在危机管理和结构性改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如果中国无法解决其结构性问题——包括对出口的依赖、高投资率和收入差距悬殊——将不太可能保持持续的增长。无论是进行结构性调整，还是制度性改革，本轮危机都为中国提供了良机。果断采取必要措施，符合中国和整个世界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