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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访华，特别是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中国，标志着中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这个转折不是突然发生的。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会谈时曾说：“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了。”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指的是1970年初中美两国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135次大使级会谈中，不约而同地提出举行更高级别的会谈。可以说，1969年冬两国外交人员在华沙的接触及1970年初两国在华沙举行的第135次、136次大使级会谈，是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这是一段斗争尖锐复杂、曲折微妙甚至带有戏剧性的历史。当时，我在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工作，1967年至1970年初曾担任有关会谈及中美间具体事务的联系工作，有幸亲身参与了这段历史。
好事多磨：屡屡难产的会期
中美大使级会谈始于1955年8月，地点在日内瓦，1958年起改在华沙举行，在很长时期内是中美两个未建交国家联系的唯一渠道。王炳南大使与美方谈了9年，共120次，1964年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其后，由王国权大使接替。1967年6月第133次会谈后，王国权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会谈顾问李连璧（使馆参赞兼）、会谈翻译钱永年及记录人员也先后回国。会谈不能正常进行。
不久，发生了美国两架军用飞机侵入广西省上空被我防空部队击落事件，三名飞行员丧命，一名飞行员被俘。美国急于知道飞行员下落，美驻波兰大使馆派二等秘书泰勒以大使级会谈秘书名义约见我使馆官员。经请示国内，由我也以会谈秘书名义在中国大使馆同他会见。此后，在正式会谈长时间间隔期间，双方以这种方式保持着事务性联系和沟通。
第134次会谈原定1967年11月8日举行。会前，泰勒两次来电话询问能否如期举行。由于王国权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时不能返任，国内决定推迟到1968年1月8日。经联系，美方同意了中方建议。但到了会期临近时，王国权仍不能返任，周恩来总理考虑，不宜再推迟，大使回不去，可由临时代办、参赞陈东谈。美方表示同意。于是，第134次会谈按期举行，会址仍在波兰政府提供的梅希里维茨宫。这次会谈，如以前多年的会谈一样，没有任何进展。双方商定第135次会谈于1968年5月29日举行。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会期却难产了，双方反复进行了好几个回合的交涉和斗争。
前三个回合，周总理考虑到越南同美国开始在巴黎进行会谈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延期。于是，中方以我大使到时仍不能返任为由，建议延期至11月中旬。美方则不赞成推迟，一再表示：我们同北京之间的交流是有价值的，尤其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应该更经常地，而不是更少地进行这种交流。到第三个回合，美方才建议会期定于11月20日，等于是接受了中方意见，但仍然强调会谈继续延期是不适宜的。
以上情况，都发生在约翰逊总统执政后期。此时，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节节失利，已无取胜希望，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被迫谋求“体面的和平”，有意利用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同时，当时约翰逊总统所属的民主党竞选形势不利。这些大概是美方一再反对中美会谈延期的主要背景。
第四个回合：就在强调“会谈继续延期是不适宜的”几天后，美方突然改变了主意，建议把会期推迟到1969年1月5日或11日。这显然与美国大选形势有关，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总统，美政府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美方想拖过这段时间。中方这次的复信比较长，表示可以同意延期，建议干脆到1969年2月20日开会，说那时你们的总统已经上任一个月了，大概可以拿定主意了。信件重申了中方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强调：我们再一次告诉你们，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做交易的。如果你们继续采取现在的做法，不管你们哪个政府上台，大使级会谈绝不会有什么结果。信件告知美方，既然美国务院已经把第135次会谈延期向外界发表了谈话，中方将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中方此时提交措词比较强硬的信函，我体会是策略运用，向新上任的尼克松总统来一个攻势，促使其改变多年来美政府的对华敌对政策。
横生枝节：廖和叔叛逃事件
几经周折，双方确定1969年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会谈。但好事多磨，这年2月4日发生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廖和叔（二等秘书）叛逃事件，他先是投奔荷兰当局要求政治避难，后被送往美国。这件事使本来就处于对立状态的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2月6日，使馆接到国内指示，要我们把国内发来用代办名义致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的信于当日交美方。这封信措词强硬，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是美国政府勾结荷兰政府蓄意制造的严重反华事件，是又一滔天罪行，证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7亿中国人民这一点上，同他的前任约翰逊毫无两样。信中说：美国政府必须将廖和叔交还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当天晚20时，我把美使馆临时负责会谈事务的秘书斯堪龙约到使馆，把信函交给他。他未作表示，允转信件。
4天后，即2月10日，斯堪龙来电话，告知美大使有信给中方，希望中国使馆派人来取。我表示可按过去做法把信送来。对方坚持要中方派人到美使馆去取。美方态度趋硬、改变做法，显然是对中方抗议信作出的反应。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1967年以前会谈正常进行，双方来往信件不多，个别时候双方翻译交换或核对会谈发言稿，中方曾派司机把稿件送到美使馆传达室，不交谈，要了回执就回来，不进入使馆内部。1967年下半年以来，来往信件增多，不管是美方还是中方信件，都是由我邀美使馆主管会谈事务的秘书来中国使馆递交，美方未强调外交上的对等原则，只是曾经表示希望我们能去美使馆做客，并不坚持。这次，美方做法改变了。使馆请示国内，复示称，美方来信应由美方送来，信不送，是他们的事，责在美方。这样，美大使的信对方不送，我方不取，僵在那里。可见在中美关系对立时期，像递交信件的方式、地点这样的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反映着两国政府的政策。
中方递交抗议信后11天，即2月17日，国内发来指示并附以代办名义致美大使的信件稿及译文，要使馆派人于18日上午当面交美方会谈秘书，并嘱送出后电话吿国内，以便安排发表声明。这封信仍是关于廖案的，指出：美国政府不仅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反而继续诬蔑中国，进行狡赖，推卸责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图谋把廖送往台湾，进一步制造反华事件。信件说：我奉命通知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在目前这种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反华气氛中，按照预定日期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不适宜的。
这次面交信件，显然不能再在中国使馆进行。我电话约见斯堪龙，确定2月18日上午10时在美国大使馆会见。这天，我在使馆商参处英文专业干部李长寿陪同下去了美国大使馆。在那个年代，中美敌对，长期相互隔绝，我在党的宣传教育下确信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这次要进入敌人机关内部办理交涉，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在新中国外交人员中大概也是第一个，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当时，我颇有杨子荣进威虎山的感觉。
斯堪龙在他的办公室同我们会见。他举止合乎礼貌（顺便说一下，过去美方联络人员到中国使馆，我们也是注意礼貌的，还有茶水招待）。他看完信件后，离开了办公室，显然是请示大使去了。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中国人。对美国外交人员这种做法，当时我感到有些惊奇，因为中国外交人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他回来后说：“美国方面对中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深感遗憾。我们必须拒绝关于廖先生问题的指责，因为他的旅行是由他本人决定的。”他表示将中方信件报告政府。我根据信件精神重申廖案是美荷政府勾结策划，在美国制造的反华气氛中举行大使级会谈显然不适宜，强调会谈不能如期举行，责任完全在美方。
使馆把交信情况尽快报告国内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向媒体发表了声明。中美大使级会谈由此搁浅。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一坚决行动，我体会，固然与重视廖案及“文化大革命”氛围有关，同时也是如前文提到的对美国大选后的新政府来一个攻势，以压促变这一策略的继续。
戏剧性事件:美大使紧追中国使馆官员
中方的策略看来见效，尼克松决定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接二连三地发出信号。1969年3月中旬，美国务卿罗杰斯在华盛顿发表谈话，对第135次会谈不能按期举行“表示失望和特别遗憾”。7月，美政府宣布取消美国人前往中国旅行的限制，取消对中国非战略物资贸易的限制。随后，尼克松又相继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反对孤立中国的政策，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并称将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以表示小小的友好姿态。尼克松还表示，美中华沙会谈中断，但美任何时候都愿意恢复这种形式的会谈。
与尼克松进行游说差不多同时，苏联与中国因意识形态争论导致的紧张国家关系，出现了某种趋向缓和的迹象。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途经北京机场与周总理会晤。10月，中苏恢复了边界谈判。
在这种背景下，尼克松加快了步伐，和他的智囊基辛格一再敦促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设法与中国外交人员接触，传递美国愿意恢复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据外电报道，尼克松甚至向美大使下了死命令，要他尽快完成此项任务。
就这样，1969年12月3日晚，在华沙发生了下面叙述的带有戏剧性，但对中美关系松动产生了某种催化作用的场景。
1969年12月3日晚，在华沙科学文化宫大厅举行南斯拉夫时装展示会，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及翻译景志成出席，看到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偕同会谈秘书西蒙斯也在座。散场后，李、景迅速离开会场，想避开美国人。在中美敌对时期，再加上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是很自然的心态。走到楼梯的一半时，他们二位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西蒙斯追上景志成，把斯托塞尔介绍给他。斯托塞尔用不大顺畅的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景志成表示将转达后，加快步伐想甩开斯托塞尔。斯托塞尔紧追不舍，在文化宫外广场上追上了景志成，有些气喘吁吁地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与中国进行重要的、具体的会谈。请你把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景志成匆忙表示转达后，急速去找已经走到停车场的李举卿。这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广场及街上行人稀少，远处路灯昏暗，显得十分寂静。这个夜景使刚才发生的一切带有浓厚的舞台戏剧色彩。
由于接替陈东担任临时代办的雷阳参赞到任不久，美大使未曾见过，很可能是把李举卿当成了雷阳。几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答问时称：美大使谈话的对象是负责中美会谈事务的“骆先生”，显然又是张冠李戴，阴差阳错了。
第二天即4日傍晚，西蒙斯来电话打到值班室说有急事想同我通话。他在电话中说：受政府委托，想问一下美大使昨晚与中国使馆人员的谈话，是否已经转达。他接着说，昨日的谈话已被人看到，现有记者向美使馆提出问题，我们打算确认，但不透露内容，也不加评论。我问是哪国记者提问，他说是美联社。我请示代办后，根据过去特别是廖案发生后中方的做法，作了带有批评性的简单表态，表示我们保留评论的权利。
使馆将3日晚和4日晚发生的情况先后报国内后，外交部连续来电询问3日晚文化宫广场上发生情况的细节，对使馆补报情况仍不够细致清楚和4日晚对美方电话通知未经请示国内就表态进行了批评，强调今后对美方提出的问题应只允转达，不作任何表示。
国内之所以重视3日晚美大使在文化宫广场通过译员的传话，事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党的九大后不久，中央最高层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大局考虑，决定利用时机恢复大使级会谈、改善中美关系，以利于在大三角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是重大的政策策略调整，开始阶段严格保密。当时，大使馆对此尚无所知，对国内如此重视3日晚广场事件不甚理解，受批评后领导及有关同志心情有些紧张，雷阳深感压力很大。使馆领导及时向国内作了检讨。后来听说，1971年周总理会见基辛格时曾幽默地说：如果你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的话，就去交际场合找他们接触。此是后话。
紧锣密鼓：会谈地址、日期尘埃落定
12月8日，使馆接到国内通知，告知国内决定释放1969年2月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被拘留的两名美国公民——鲍德温和唐纳德；同时发来国内拟定的用代办名义为此事写给美大使的信，要使馆派人面交美方联络秘书。这显然是对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军舰做出的反应。我尽快约见西蒙斯，再次由一位同志陪同前往美大使馆。会见在西蒙斯的办公室进行。他看完信后，也像2月我会见斯堪龙一样，外出离开了办公室，肯定也是请示大使去了。他回来后说，很高兴转达信件；接着说：我们大使12月3日同贵馆外交人员的谈话是严肃的，美国重视同中国的意见交流。我表示一定向领导转达。
使馆把交信情况报告国内后的第二天，得到国内复示，其中指出：美大使要求会见我代办，这是美对我做出一系列“和缓”姿态后又一直接试探。在目前形势下，美急于同我对话，看来是为了压苏修，以增强其同苏修争夺的地位……我对美在策略上可适当加以利用。为此，国内决定，我代办可会见美大使，进一步摸清美方意图。
根据国内指示，我于10日上午10时与美会谈秘书西蒙斯通电话，按国内通知的口径将我代办拟于11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大使的建议通知对方，具体会见时间建议安排在下午14时。当天晚上22时西蒙斯来电话说：对不起，现在还不能答复，将在明晨尽可能早的时间答复你们。23时许，已是夜深人静，西蒙斯又来电话告知：美国大使准备11日会见你们代办，地点在中国大使馆，但希望时间由14时改为16时。我请示后表示同意。美使馆的答复显然是经过向华盛顿请示的。双方都是紧锣密鼓，加速步伐，都不愿错过时机。
12月11日，雷阳与斯托塞尔按约定的时间会见。这是大使级会谈停顿近两年以来双方谈判代表的首次接触。中方的任务是听，作准确记录。我担任翻译。斯托塞尔发言，他首先说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已经发表的谈话和声明阐明了我们的信念，接着说没有得到授权现在就需要讨论的问题开始进行会谈。他提出举行第135次会谈日期的建议，同时再次提出会址不在波兰政府提供的梅希里维茨宫，而是轮流在两国驻波兰大使馆进行，或者移至另外国家的城市。雷阳表示将尽快地把他的谈话报告政府。关于下次会见问题，双方商定通过双方的联络人员电话相约。
美方提出改变会址，大概是由于担心美中会谈被波兰方面窃听告知苏联。会址虽系技术性问题，但也反映了当时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
我中央领导认为，美大使12月11日的发言，说明美急于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增强其与苏联争夺的地位，并对我直接试探摸底。为利用美苏矛盾，以利于我当前对苏修美帝的斗争，对美方提出继续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可以同意。中央指示可与美大使再会见一次，对美方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做出答复，并就我对中美关系及大使级会谈的立场简单表态。
根据国内指示，雷阳于1970年1月8日与斯托塞尔再次会见。这次会见在美国大使馆进行，这是中国谈判代表第一次进入美使馆。雷阳先发言，表示我们同意美政府提出的关于举行两国代表正式会谈的建议。会谈的时间，中方建议在1月20日。雷阳还表示同意美方关于会谈改在中美两国大使馆轮流进行的建议，中方建议第135次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
斯托塞尔表示同意中方关于会谈日期和第135次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建议，并询问下次会谈你们的大使是否回华沙参加等具体问题。继而，他照稿子宣读了一项经总统授权的声明，大意是：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交流的声明是权威的、严肃的。美国毫无孤立中国的意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的观点分歧，美国无意站在这一方或另一方，无意参与任何反对中国的联盟，同时不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是适宜的。美国愿意通过大使级会谈重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双边会谈。
双方商定，各自就此次会见发表消息。
两次谈判代表的会晤，使中美双方更进一步直接了解到对方的意图和新的政策动向，为两周后举行的正式会谈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破冰之约：不约而同提出
举行更高级别会谈
1970年1月20日，中断两年多后，中美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这是中美双方采取的一个带有全局意义的重大行动，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重要通讯社及报社都派记者在会前赶到华沙进行采访。由于当时会见谈判代表显然不可能，于是记者们纷纷约见主管会谈事务的官员。大概是由于美国务院发言人曾在记者会上谈到我的名字，一时间我成了云集华沙的记者们关注的人物。由于会谈情况不能透露，只表示“无可奉告”又会使记者先生们失望。经请示国内后，使馆决定采取回避办法，对约见者、来访者一律由值班人员告以主管会谈事务的骆先生不在华沙。那些日子，我窝在使馆内，不敢外出。
这次会谈，中方仍由雷阳出席，双方会谈的专职翻译分别自国内赶到华沙。会谈在我使馆不允许外国人接近的保密室进行，通往会议室的过道也拉上了窗帘。美方斯托塞尔首先发言，他照本宣科，读了很长时间。他说，美国政府希望今天将标志两国关系新的开始。他阐述了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准备同中方讨论任何旨在改善两国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建议。他还阐述了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美方发言中最具新意和对后来形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下面一段表述：
随着会谈的进展，如果看来是有益的话，而且你方愿意的话，我国政府准备考虑派一名代表前往北京，同你方官员进行讨论或在华盛顿接待你方政府的一名代表，就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题目或我们可能同意的其它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斯托塞尔这段话是试探性的，措词严谨，传达了美方为改善两国关系提出的新的设想。
美方发言后，我方代表雷阳按照国内发来的稿子发言，首先重申了中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指出美国政府既然表示愿意改善中美关系，关于如何对待两国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想必在考虑之中，我们欢迎就如何解决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发言最后表示：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任何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真正有助于缓和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的设想和建议，我们都是愿意考虑的。这种讨论可以继续在大使级会议中进行，也可以在更高级的会谈中或通过其他双方都能接受的途径举行。
在这次会谈中，中美双方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举行更高级会谈问题。
这次会谈三周后，即1970年2月10日，雷阳与斯托塞尔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第136次大使级会谈。周总理认为这次会谈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和步骤，曾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和中方发言稿。这次会谈，美方也是安排在保密室进行，轮到中方先发言。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首先对美大使在上次会谈中正式声明美国政府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等讲话表示欢迎，重申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继而，他表示注意到美大使在上次会谈的发言中没有回避台湾问题，同时指出美方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多大变化，态度做法自相矛盾，没有放弃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强调这是全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表示同意美大使所说“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中方针对美方在上次会谈中提出派代表到北京或在华盛顿与中方代表进行直接讨论的建议，在发言中进一步作了重要表态：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索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意接待。
中方的发言，特别是最后关于高级会晤的表态，可能是美大使始料未及，发言前及发言中一再与在场的顾问商量，还是照读了原来的稿子，只是中间加了几句自己的话。美大使说，中方上次会谈所表达的中国政府的观点，已得到美国政府最高一级的仔细考虑。他进一步阐述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表示随着会谈的进展，双方将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某些一致的想法。他又重申并提出了某些有助于扩大来往、改善气氛的具体建议，同时借机向中国施加影响，强调美重视在中国失踪或被监禁的美国公民问题，说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将被看作是值得欢迎的迹象。他针对中方发言说：我注意到你今天关于在北京接待一名美国代表的具体发言，我将报告政府。最后说：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了有益的开始，我希望在互相谅解的精神基础上我们将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在中美两国最高层领导人的指挥部署下，第135、136次会谈，为后来基辛格访华奠定了基础。就这样，冰冻三尺的中美敌对状态，历经艰辛的长过程，开始解冻，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拉开了序幕。从中方1969—1970年政策转变来说，我体会，是策略考虑，有针对苏联的因素，甚至是重要考虑，但还不是战略调整，至少没有形成正式文件的文字。此点，希予关注。
由于形势变化，此后华沙渠道不再使用，第136次会谈成为中美建交前大使级会谈的最后一次。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历时15载，作为世界外交史上最长的两国谈判，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 汪文庆）
好事多磨：屡屡难产的会期
中美大使级会谈始于1955年8月，地点在日内瓦，1958年起改在华沙举行，在很长时期内是中美两个未建交国家联系的唯一渠道。王炳南大使与美方谈了9年，共120次，1964年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其后，由王国权大使接替。1967年6月第133次会谈后，王国权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会谈顾问李连璧（使馆参赞兼）、会谈翻译钱永年及记录人员也先后回国。会谈不能正常进行。
不久，发生了美国两架军用飞机侵入广西省上空被我防空部队击落事件，三名飞行员丧命，一名飞行员被俘。美国急于知道飞行员下落，美驻波兰大使馆派二等秘书泰勒以大使级会谈秘书名义约见我使馆官员。经请示国内，由我也以会谈秘书名义在中国大使馆同他会见。此后，在正式会谈长时间间隔期间，双方以这种方式保持着事务性联系和沟通。
第134次会谈原定1967年11月8日举行。会前，泰勒两次来电话询问能否如期举行。由于王国权参加“文化大革命”一时不能返任，国内决定推迟到1968年1月8日。经联系，美方同意了中方建议。但到了会期临近时，王国权仍不能返任，周恩来总理考虑，不宜再推迟，大使回不去，可由临时代办、参赞陈东谈。美方表示同意。于是，第134次会谈按期举行，会址仍在波兰政府提供的梅希里维茨宫。这次会谈，如以前多年的会谈一样，没有任何进展。双方商定第135次会谈于1968年5月29日举行。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会期却难产了，双方反复进行了好几个回合的交涉和斗争。
前三个回合，周总理考虑到越南同美国开始在巴黎进行会谈的情况，认为有必要延期。于是，中方以我大使到时仍不能返任为由，建议延期至11月中旬。美方则不赞成推迟，一再表示：我们同北京之间的交流是有价值的，尤其在国际局势紧张时期，应该更经常地，而不是更少地进行这种交流。到第三个回合，美方才建议会期定于11月20日，等于是接受了中方意见，但仍然强调会谈继续延期是不适宜的。
以上情况，都发生在约翰逊总统执政后期。此时，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节节失利，已无取胜希望，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被迫谋求“体面的和平”，有意利用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同时，当时约翰逊总统所属的民主党竞选形势不利。这些大概是美方一再反对中美会谈延期的主要背景。
第四个回合：就在强调“会谈继续延期是不适宜的”几天后，美方突然改变了主意，建议把会期推迟到1969年1月5日或11日。这显然与美国大选形势有关，共和党的尼克松当选总统，美政府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美方想拖过这段时间。中方这次的复信比较长，表示可以同意延期，建议干脆到1969年2月20日开会，说那时你们的总统已经上任一个月了，大概可以拿定主意了。信件重申了中方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强调：我们再一次告诉你们，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做交易的。如果你们继续采取现在的做法，不管你们哪个政府上台，大使级会谈绝不会有什么结果。信件告知美方，既然美国务院已经把第135次会谈延期向外界发表了谈话，中方将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中方此时提交措词比较强硬的信函，我体会是策略运用，向新上任的尼克松总统来一个攻势，促使其改变多年来美政府的对华敌对政策。
横生枝节：廖和叔叛逃事件
几经周折，双方确定1969年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会谈。但好事多磨，这年2月4日发生了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廖和叔（二等秘书）叛逃事件，他先是投奔荷兰当局要求政治避难，后被送往美国。这件事使本来就处于对立状态的中美关系更加恶化。
2月6日，使馆接到国内指示，要我们把国内发来用代办名义致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的信于当日交美方。这封信措词强硬，提出强烈抗议，指出这是美国政府勾结荷兰政府蓄意制造的严重反华事件，是又一滔天罪行，证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7亿中国人民这一点上，同他的前任约翰逊毫无两样。信中说：美国政府必须将廖和叔交还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当天晚20时，我把美使馆临时负责会谈事务的秘书斯堪龙约到使馆，把信函交给他。他未作表示，允转信件。
4天后，即2月10日，斯堪龙来电话，告知美大使有信给中方，希望中国使馆派人来取。我表示可按过去做法把信送来。对方坚持要中方派人到美使馆去取。美方态度趋硬、改变做法，显然是对中方抗议信作出的反应。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1967年以前会谈正常进行，双方来往信件不多，个别时候双方翻译交换或核对会谈发言稿，中方曾派司机把稿件送到美使馆传达室，不交谈，要了回执就回来，不进入使馆内部。1967年下半年以来，来往信件增多，不管是美方还是中方信件，都是由我邀美使馆主管会谈事务的秘书来中国使馆递交，美方未强调外交上的对等原则，只是曾经表示希望我们能去美使馆做客，并不坚持。这次，美方做法改变了。使馆请示国内，复示称，美方来信应由美方送来，信不送，是他们的事，责在美方。这样，美大使的信对方不送，我方不取，僵在那里。可见在中美关系对立时期，像递交信件的方式、地点这样的具体问题的处理，都反映着两国政府的政策。
中方递交抗议信后11天，即2月17日，国内发来指示并附以代办名义致美大使的信件稿及译文，要使馆派人于18日上午当面交美方会谈秘书，并嘱送出后电话吿国内，以便安排发表声明。这封信仍是关于廖案的，指出：美国政府不仅无视中国政府的抗议，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严正要求，反而继续诬蔑中国，进行狡赖，推卸责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图谋把廖送往台湾，进一步制造反华事件。信件说：我奉命通知你，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在目前这种美国政府一手制造的反华气氛中，按照预定日期在2月20日举行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不适宜的。
这次面交信件，显然不能再在中国使馆进行。我电话约见斯堪龙，确定2月18日上午10时在美国大使馆会见。这天，我在使馆商参处英文专业干部李长寿陪同下去了美国大使馆。在那个年代，中美敌对，长期相互隔绝，我在党的宣传教育下确信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这次要进入敌人机关内部办理交涉，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在新中国外交人员中大概也是第一个，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当时，我颇有杨子荣进威虎山的感觉。
斯堪龙在他的办公室同我们会见。他举止合乎礼貌（顺便说一下，过去美方联络人员到中国使馆，我们也是注意礼貌的，还有茶水招待）。他看完信件后，离开了办公室，显然是请示大使去了。办公室只剩下我们两个中国人。对美国外交人员这种做法，当时我感到有些惊奇，因为中国外交人员是绝不会这样做的。他回来后说：“美国方面对中方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深感遗憾。我们必须拒绝关于廖先生问题的指责，因为他的旅行是由他本人决定的。”他表示将中方信件报告政府。我根据信件精神重申廖案是美荷政府勾结策划，在美国制造的反华气氛中举行大使级会谈显然不适宜，强调会谈不能如期举行，责任完全在美方。
使馆把交信情况尽快报告国内后，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向媒体发表了声明。中美大使级会谈由此搁浅。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采取这一坚决行动，我体会，固然与重视廖案及“文化大革命”氛围有关，同时也是如前文提到的对美国大选后的新政府来一个攻势，以压促变这一策略的继续。
戏剧性事件:美大使紧追中国使馆官员
中方的策略看来见效，尼克松决定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接二连三地发出信号。1969年3月中旬，美国务卿罗杰斯在华盛顿发表谈话，对第135次会谈不能按期举行“表示失望和特别遗憾”。7月，美政府宣布取消美国人前往中国旅行的限制，取消对中国非战略物资贸易的限制。随后，尼克松又相继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向中国领导人传话，反对孤立中国的政策，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解冻，并称将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以表示小小的友好姿态。尼克松还表示，美中华沙会谈中断，但美任何时候都愿意恢复这种形式的会谈。
与尼克松进行游说差不多同时，苏联与中国因意识形态争论导致的紧张国家关系，出现了某种趋向缓和的迹象。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途经北京机场与周总理会晤。10月，中苏恢复了边界谈判。
在这种背景下，尼克松加快了步伐，和他的智囊基辛格一再敦促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设法与中国外交人员接触，传递美国愿意恢复会谈、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据外电报道，尼克松甚至向美大使下了死命令，要他尽快完成此项任务。
就这样，1969年12月3日晚，在华沙发生了下面叙述的带有戏剧性，但对中美关系松动产生了某种催化作用的场景。
1969年12月3日晚，在华沙科学文化宫大厅举行南斯拉夫时装展示会，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及翻译景志成出席，看到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偕同会谈秘书西蒙斯也在座。散场后，李、景迅速离开会场，想避开美国人。在中美敌对时期，再加上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是很自然的心态。走到楼梯的一半时，他们二位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西蒙斯追上景志成，把斯托塞尔介绍给他。斯托塞尔用不大顺畅的波兰语说：我是美国大使，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景志成表示将转达后，加快步伐想甩开斯托塞尔。斯托塞尔紧追不舍，在文化宫外广场上追上了景志成，有些气喘吁吁地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与中国进行重要的、具体的会谈。请你把这一情况向上级汇报。”景志成匆忙表示转达后，急速去找已经走到停车场的李举卿。这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广场及街上行人稀少，远处路灯昏暗，显得十分寂静。这个夜景使刚才发生的一切带有浓厚的舞台戏剧色彩。
由于接替陈东担任临时代办的雷阳参赞到任不久，美大使未曾见过，很可能是把李举卿当成了雷阳。几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答问时称：美大使谈话的对象是负责中美会谈事务的“骆先生”，显然又是张冠李戴，阴差阳错了。
第二天即4日傍晚，西蒙斯来电话打到值班室说有急事想同我通话。他在电话中说：受政府委托，想问一下美大使昨晚与中国使馆人员的谈话，是否已经转达。他接着说，昨日的谈话已被人看到，现有记者向美使馆提出问题，我们打算确认，但不透露内容，也不加评论。我问是哪国记者提问，他说是美联社。我请示代办后，根据过去特别是廖案发生后中方的做法，作了带有批评性的简单表态，表示我们保留评论的权利。
使馆将3日晚和4日晚发生的情况先后报国内后，外交部连续来电询问3日晚文化宫广场上发生情况的细节，对使馆补报情况仍不够细致清楚和4日晚对美方电话通知未经请示国内就表态进行了批评，强调今后对美方提出的问题应只允转达，不作任何表示。
国内之所以重视3日晚美大使在文化宫广场通过译员的传话，事后才知道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党的九大后不久，中央最高层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大局考虑，决定利用时机恢复大使级会谈、改善中美关系，以利于在大三角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是重大的政策策略调整，开始阶段严格保密。当时，大使馆对此尚无所知，对国内如此重视3日晚广场事件不甚理解，受批评后领导及有关同志心情有些紧张，雷阳深感压力很大。使馆领导及时向国内作了检讨。后来听说，1971年周总理会见基辛格时曾幽默地说：如果你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的话，就去交际场合找他们接触。此是后话。
紧锣密鼓：会谈地址、日期尘埃落定
12月8日，使馆接到国内通知，告知国内决定释放1969年2月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被拘留的两名美国公民——鲍德温和唐纳德；同时发来国内拟定的用代办名义为此事写给美大使的信，要使馆派人面交美方联络秘书。这显然是对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走两艘军舰做出的反应。我尽快约见西蒙斯，再次由一位同志陪同前往美大使馆。会见在西蒙斯的办公室进行。他看完信后，也像2月我会见斯堪龙一样，外出离开了办公室，肯定也是请示大使去了。他回来后说，很高兴转达信件；接着说：我们大使12月3日同贵馆外交人员的谈话是严肃的，美国重视同中国的意见交流。我表示一定向领导转达。
使馆把交信情况报告国内后的第二天，得到国内复示，其中指出：美大使要求会见我代办，这是美对我做出一系列“和缓”姿态后又一直接试探。在目前形势下，美急于同我对话，看来是为了压苏修，以增强其同苏修争夺的地位……我对美在策略上可适当加以利用。为此，国内决定，我代办可会见美大使，进一步摸清美方意图。
根据国内指示，我于10日上午10时与美会谈秘书西蒙斯通电话，按国内通知的口径将我代办拟于11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大使的建议通知对方，具体会见时间建议安排在下午14时。当天晚上22时西蒙斯来电话说：对不起，现在还不能答复，将在明晨尽可能早的时间答复你们。23时许，已是夜深人静，西蒙斯又来电话告知：美国大使准备11日会见你们代办，地点在中国大使馆，但希望时间由14时改为16时。我请示后表示同意。美使馆的答复显然是经过向华盛顿请示的。双方都是紧锣密鼓，加速步伐，都不愿错过时机。
12月11日，雷阳与斯托塞尔按约定的时间会见。这是大使级会谈停顿近两年以来双方谈判代表的首次接触。中方的任务是听，作准确记录。我担任翻译。斯托塞尔发言，他首先说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已经发表的谈话和声明阐明了我们的信念，接着说没有得到授权现在就需要讨论的问题开始进行会谈。他提出举行第135次会谈日期的建议，同时再次提出会址不在波兰政府提供的梅希里维茨宫，而是轮流在两国驻波兰大使馆进行，或者移至另外国家的城市。雷阳表示将尽快地把他的谈话报告政府。关于下次会见问题，双方商定通过双方的联络人员电话相约。
美方提出改变会址，大概是由于担心美中会谈被波兰方面窃听告知苏联。会址虽系技术性问题，但也反映了当时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
我中央领导认为，美大使12月11日的发言，说明美急于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增强其与苏联争夺的地位，并对我直接试探摸底。为利用美苏矛盾，以利于我当前对苏修美帝的斗争，对美方提出继续大使级会谈的建议，可以同意。中央指示可与美大使再会见一次，对美方提出的程序性问题做出答复，并就我对中美关系及大使级会谈的立场简单表态。
根据国内指示，雷阳于1970年1月8日与斯托塞尔再次会见。这次会见在美国大使馆进行，这是中国谈判代表第一次进入美使馆。雷阳先发言，表示我们同意美政府提出的关于举行两国代表正式会谈的建议。会谈的时间，中方建议在1月20日。雷阳还表示同意美方关于会谈改在中美两国大使馆轮流进行的建议，中方建议第135次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
斯托塞尔表示同意中方关于会谈日期和第135次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建议，并询问下次会谈你们的大使是否回华沙参加等具体问题。继而，他照稿子宣读了一项经总统授权的声明，大意是：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关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大交流的声明是权威的、严肃的。美国毫无孤立中国的意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联的观点分歧，美国无意站在这一方或另一方，无意参与任何反对中国的联盟，同时不认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是适宜的。美国愿意通过大使级会谈重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双边会谈。
双方商定，各自就此次会见发表消息。
两次谈判代表的会晤，使中美双方更进一步直接了解到对方的意图和新的政策动向，为两周后举行的正式会谈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气氛。
破冰之约：不约而同提出
举行更高级别会谈
1970年1月20日，中断两年多后，中美第135次大使级会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这是中美双方采取的一个带有全局意义的重大行动，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关注，重要通讯社及报社都派记者在会前赶到华沙进行采访。由于当时会见谈判代表显然不可能，于是记者们纷纷约见主管会谈事务的官员。大概是由于美国务院发言人曾在记者会上谈到我的名字，一时间我成了云集华沙的记者们关注的人物。由于会谈情况不能透露，只表示“无可奉告”又会使记者先生们失望。经请示国内后，使馆决定采取回避办法，对约见者、来访者一律由值班人员告以主管会谈事务的骆先生不在华沙。那些日子，我窝在使馆内，不敢外出。
这次会谈，中方仍由雷阳出席，双方会谈的专职翻译分别自国内赶到华沙。会谈在我使馆不允许外国人接近的保密室进行，通往会议室的过道也拉上了窗帘。美方斯托塞尔首先发言，他照本宣科，读了很长时间。他说，美国政府希望今天将标志两国关系新的开始。他阐述了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准备同中方讨论任何旨在改善两国关系及缓和紧张局势的建议。他还阐述了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美方发言中最具新意和对后来形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下面一段表述：
随着会谈的进展，如果看来是有益的话，而且你方愿意的话，我国政府准备考虑派一名代表前往北京，同你方官员进行讨论或在华盛顿接待你方政府的一名代表，就我今天的发言中提到的任何题目或我们可能同意的其它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斯托塞尔这段话是试探性的，措词严谨，传达了美方为改善两国关系提出的新的设想。
美方发言后，我方代表雷阳按照国内发来的稿子发言，首先重申了中国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指出美国政府既然表示愿意改善中美关系，关于如何对待两国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想必在考虑之中，我们欢迎就如何解决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进行研究和探索。发言最后表示：对于美国政府提出的任何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而真正有助于缓和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的设想和建议，我们都是愿意考虑的。这种讨论可以继续在大使级会议中进行，也可以在更高级的会谈中或通过其他双方都能接受的途径举行。
在这次会谈中，中美双方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举行更高级会谈问题。
这次会谈三周后，即1970年2月10日，雷阳与斯托塞尔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第136次大使级会谈。周总理认为这次会谈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和步骤，曾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和中方发言稿。这次会谈，美方也是安排在保密室进行，轮到中方先发言。
中方代表在发言中，首先对美大使在上次会谈中正式声明美国政府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等讲话表示欢迎，重申中国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中美之间的争端。继而，他表示注意到美大使在上次会谈的发言中没有回避台湾问题，同时指出美方在关键的台湾问题上立场没有多大变化，态度做法自相矛盾，没有放弃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立场，强调这是全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表示同意美大使所说“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中方针对美方在上次会谈中提出派代表到北京或在华盛顿与中方代表进行直接讨论的建议，在发言中进一步作了重要表态：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索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中国政府愿意接待。
中方的发言，特别是最后关于高级会晤的表态，可能是美大使始料未及，发言前及发言中一再与在场的顾问商量，还是照读了原来的稿子，只是中间加了几句自己的话。美大使说，中方上次会谈所表达的中国政府的观点，已得到美国政府最高一级的仔细考虑。他进一步阐述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表示随着会谈的进展，双方将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某些一致的想法。他又重申并提出了某些有助于扩大来往、改善气氛的具体建议，同时借机向中国施加影响，强调美重视在中国失踪或被监禁的美国公民问题，说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将被看作是值得欢迎的迹象。他针对中方发言说：我注意到你今天关于在北京接待一名美国代表的具体发言，我将报告政府。最后说：我相信，我们已经有了有益的开始，我希望在互相谅解的精神基础上我们将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在中美两国最高层领导人的指挥部署下，第135、136次会谈，为后来基辛格访华奠定了基础。就这样，冰冻三尺的中美敌对状态，历经艰辛的长过程，开始解冻，中美关系的重大转折拉开了序幕。从中方1969—1970年政策转变来说，我体会，是策略考虑，有针对苏联的因素，甚至是重要考虑，但还不是战略调整，至少没有形成正式文件的文字。此点，希予关注。
由于形势变化，此后华沙渠道不再使用，第136次会谈成为中美建交前大使级会谈的最后一次。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历时15载，作为世界外交史上最长的两国谈判，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