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父亲四十三岁,我二十二岁。
　　轻盈的晨雾在山间飘荡,阴冷的风溜进堂屋,幽幽的灯光不停地摇弋。母亲双眼红肿,好像偷偷哭过,时而瞅瞅闷头抽烟的父亲,时而朝我这边望过来,怯怯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地上,两个包袱仿佛在倾诉着心事。心霎时隐隐作痛。我理解母亲难舍的牵挂,生命中两个重要的男人,从此浪迹天涯,那是怎样的酸涩。我悄悄从父亲的烟盒里掏出支劣质烟,点燃。父亲母亲第一次没责备我不学好,我呛了一口,烟雾袅袅中,我好像听到离别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山湾里有人在喊父亲的名字,他木然地站起来,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我说:“走吧。”然后将两只口袋往肩头一扛,大步流星地走了。我看了眼神情黯然的母亲,嘴唇嚅动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父亲已经在前面瓮声瓮气地催促了:“快点,别像娘们似的,好意思让人家等啊?”我低低道了声“保重”,不再去看母亲忧伤的脸,深一脚浅一脚跟随在父亲身后。呼呼的山风掩盖了母亲有些撕肝裂肺的叮嘱。
　　在小镇坐上开往火车站的班车,父亲面无表情地对我说:“还算坚强。”我懂,父亲是在夸我头一回出远门居然没哭得稀里哗啦的。他永远像一座沉默的大山,喜怒哀乐都装在心里了,从不轻易表露出来。早上九点到了火车站,一群人自然分成了两组,父亲和几个乡亲排在那趟北上火车的候车点,终点是北方一座小城,他们将风餐露宿搞建筑,父亲原本就是石匠。而我孤零零地守在一趟南下列车的候车点,前方,连我也无法确定打工的第一站,只是包里有表姐的地址、电话。虽然是单飞,二十二岁的我信心爆棚,因为眼看着能挣钱养活自己了,城里再吃苦受累也比窝在山沟沟里要强百倍千倍。
　　隔了几十米远的距离,父亲与伙伴热火朝天地谈论着,烟圈徐徐飘散,父亲的眼里闪烁着晶亮的泪花。其实,父亲同我一样,是第一次外出打工,以前他在附近替人打石头、彻堡坎,“卢石匠”的名声响当当,但挣的血汗钱并没改变贫困的现实。我偶尔瞟一眼父亲,他脸上流淌着淡淡的忧郁,也许他在想能否准时拿到工钱?我忽然有所触动,人到中年的父亲,却选择了背井离乡,生活这一命题太沉重了。
　　那边突然开始骚动,人们纷纷朝前挤,广播反复播放着那趟火车即将进站的消息。父亲却挤出人群向我跑来,把一个塑料袋递在我手上,急切地说:“不行就回家,记得回家过年。”袋子里是母亲平时给父亲准备的食物,饼干、咸鸭蛋。我眼一热,脑子稍一迟钝,父亲转过身重新挤进了人流,矮瘦的身影好像在浪花中时隐时现。我无法追赶上去,脚边的行李放着证件和衣服,可别丢了,只能远远地望着父亲排队、检票。父亲终于上了火车。他左手拎牛仔包,右手抓紧扶手,就在他低头要走进车厢的刹那,他出其不意投来深情的一瞥。我点点头,父亲也微微笑笑,似乎很满足。接着那个背影消失得无影无踪。
　　几天后,我在广州郊区进了一家工厂做普工,喜出望外地给母亲报喜,她在回信中提到,父亲到工地已开始做活路了,不过他把吃的丢了,又不肯买快餐,饿了一天一夜。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父亲给我的那袋子食物,由于吃不完,大部分被我扔掉了。然而工地流动性强,我几次索要父亲的地址,母亲说他可能又搬地方了,父子一直没能够通上一封信。那年年底,我没有回老家,舍不得往返的路费;父亲也没回,说是赶工期。第二年父亲买了台二手手机,发了短信来早早约定回家团聚,到了年关,父亲却写信说,路费贵得咬人,他又怕坐不到火车,就不打算回家过年了,明年再说吧。后来我知道父亲撒谎,他们没拿到工钱。
　　五年的时光悄然流走,父亲和我天各一方未能见上一面,他回了趟家,但与我错过了。那天,父亲打来电话问:“回不?”我斩钉截铁地说:“回。”父亲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那咱们一言为定。”父亲和我,我和父亲就像两列火车,在不同的轨道上行驶,解读沉重的人生,是到了交汇的时候了。家,多么温馨的字眼。
　　父亲苍老了许多吧,添了几绺银丝,刻了几条皱纹……
　　
　　题 图:李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