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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纷纷走出家门，离开家乡，涌向沿海开放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谋求职业，不少农民从此脱贫致富，极大地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民工的人身健康和安全难以得到保障。记者对安徽省六安市西河口乡河口村一些淘金民工进行跟踪调查，这些民工们以血汗换来的却是一场噩梦。
第一次采访时间：2000年11月28日
健康换回的“小康”
10年前，当六安市西河口乡的宋道仙、黄修坤、叶义根等青壮年农民告别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踏上南去打工的漫漫长路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噩梦也随之而来。在海南省乐东县的私人非法小金矿里，这些农民虽然挣到了一大笔足可以令家乡人眼红的血汗钱，但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染上了一种可怕的职业病——尘肺病。
11月28日上午，记者一行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六安市最为贫困的乡镇之一——西河口乡。刚进村口，映入记者眼帘的不是破旧不堪的土墙草顶，而是一幢幢雕梁画栋的两层小楼，让人以为来到了富庶的江浙农村。同行的六安市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楼房都是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用挣来的血汗钱置下的一份家业，但是住房达到了“小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身体却永远失去了健康。
据了解，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现有19个行政村，共有32362人。由于该乡人多地少，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仅有约0.025公顷，人均财政收入仅有83元，是该市最为贫困的乡镇之一。从1989年以来，该乡每年都有数千名青壮年劳动力到外地打工，其中先后有400多人在当地包工头的组织下，远赴海南省东方市平顶山为私人矿主开采金矿。
这些农民在矿井下主要从事的是风钻工、破碎工等接触粉尘等危害性极大的工作，作业场所环境恶劣，没有机械通风设备，甚至没有简单的个人防护用品，加上他們每天必须在井下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导致众多的农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职业病---尘肺病。自该乡于1997年发现第一例尘肺病以来，每年都会有尘肺病病例发生，截至目前，该乡已有2名农民因尘肺病死亡。
今年1月份，六安市卫生防疫站在该乡河口村仅发现一例尘肺病人，但到4月份时，该村尘肺病人就已达到5人之多，年龄最小的29岁，最大的42岁，而且均为最严重的Ⅲ期尘肺病，目前这5个农民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力。按照卫生防疫部门的预测，如按每个村有5例病人计算，该乡19个行政村就会有95例，这种预测还不包括该市裕安区的其他乡镇，所以在今后几年内，该乡还会出现更多的尘肺病例。
淘金“淘来”沉疴
上午9时许，记者在河口村的一幢楼房里见到了卧床不起的宋道仙，他是河口村发现的第一例尘肺病人。
在门前，宋道仙72岁的老母亲流泪告诉记者，她的二儿子宋道仙自从得病后，身体越来越差，现在已经起不了床了。“早知道会得这种要命的病，说什么也不会去海南‘淘金’。”躺在床上的宋道仙有气无力地说。
宋道仙告诉记者，他是1989年到海南东方市一个私人金矿打工的，当时他只有28岁。在私人金矿的狭窄坑道里，他们一边拼命地将含金的碎矿石向外运，一边大口的呼吸着充满粉尘的空气。1997年，他突然感冒、咳嗽，但是连续治疗了3个多月后，仍不见好转。
1999年10月，经六安市卫生防疫站检查，他的肺部已经长满了斑点，属于尘肺病最严重的Ⅲ期。“虽然在矿上也挣了两三万块钱，但治病却已经花掉了四五万块钱！”乡村医生告诉记者说：“现在，青霉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只能给他改用药效更大的‘先锋’。”目前，宋道仙每天平均要吊一瓶药水，加上口服药物，每天就要花去四五十元钱。
自从宋道仙得了尘肺病以后，除了一栋卖不掉的2层楼房以外，家中已经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由于家中经济状况太差，数月前，他的妻子偷偷地离开了这个家，抛下了卧病在床的丈夫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目前，14岁的大女儿已经辍学在家，正在上小学的小女儿由于受到了乡镇资助，暂时还能勉强上学，但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听说记者前来采访，和宋道仙一起在海南省东方市采矿的同村好友黄修坤、叶义根也赶来了。今年35岁的黄修坤看起来好像有50多岁了，他面色黑黄，不停地咳嗽着。回忆起在金矿打工的情景，黄修坤至今还有些心有余悸。他告诉记者，他在金矿干的是打风钻，只要风钻一开动，不到1米高的坑道里就会充满粉尘，伸手不见五指。每次从坑道里爬出来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灰人，连吐出来的痰都像泥水一样。他说，在他所在的那个金矿，同村的就有50多人，他们分为两班，24小时两班倒的不停干活。每个人在一个班次必须打3米深的坑道，否则不准下班，而实际上打3米深的坑道必须花上18个小时。1998年，他得了感冒，嗓子直发痒，吐出来的都是白痰，并且四肢无力，后经卫生防疫部门检查，发现是得了尘肺病。现在，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连上下楼梯也会气喘吁吁。在和记者的交谈过程中，黄修坤不止一次地诅咒着带他们前去采矿的当地“蛇头”。他告诉记者，在海南采矿时，按照矿石含金量提成的方法，他们每天应该能拿到七八百元钱，但实际上他们却只能拿到50元钱，大部分的血汗钱都被黑心的包工头和矿主剥削去了。最令他们气愤的是，他们50多人在海南最后4个月的120多万工钱竟然被包工头偷偷卷走了，至今不知去向。“钱没有了，又得了这种病，我们该怎么办呢？”黄修坤绝望地说。
叶义根今年仅有29岁，是一个既英俊又魁梧的小伙子。1989年，17岁的他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踏上了南下的打工之路，结果在私人金矿辛辛苦苦地干了近10年，揣着3万多元的血汗钱回到了家乡。回到家，叶义根原本打算用这些钱盖一栋新楼房，娶上一个漂亮的媳妇，甜甜美美地过日子。没想到，房子还没盖，他就被查出得了尘肺病Ⅲ期。现在，这样一个壮小伙连爬几层楼梯都会累得喘不过来气。当记者问他以后怎么办时，叶义根凄惨地一笑：“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想未来了，能活一天就是一天吧！”
第二次回访时间：2004年4月27日
被采访者有2人死亡
2004年4月27日，记者再次走进六安市西河口乡，想去回访一下当年被采访过的宋道仙、叶义根和黄修坤三名矽肺病患者，但不幸的消息让我们震惊。
“叶义根死了！就在前几天。”一走进西河口，村民们便悲伤地告诉我们。黄修坤听说记者来回访他，便驾驶着一辆摩托车风风火火地赶来。他伤心地告诉记者，那次采访的三个人中，宋道仙死了、叶义根也死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
黄修坤告诉记者，1998年我们一起去海南打工的15个好兄弟，在这短短的4年时间里发现了10个患病者，其中5人相继死去。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可怕的病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出现，而且都是曾经到海南打工的人，到目前为止，我们乡里出现了至少100多个类似的病人。
记者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叶义根的家，在他家的门口，那些炸过的烟花爆竹屑仍然飘散在院子的每个角落，叶母与她的女儿正在屋里黯然落泪。记者的进屋也并未让她们抬起那过度悲伤的头。由于儿子刚刚过世的缘故，叶母并不愿意与记者聊天。从她的抱怨中记者得知，她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就是2000年本报报道后引进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送去了不少药品，而她的儿子因为不识字而没能领到药品，儿子的病在村里算是比较轻的，就因为延误了治疗导致过早死亡。
记者好不容易以诚心打动了叶妹，她告诉记者，哥哥叶义根是1988年刚17岁时去海南打工的，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里，哥哥并没有赚到钱，可因为工作落下了一身病，这病将一穷二白的家拖入了更加穷困的地步。如今房子没了，钱没了，人也没了。
叶义根的过早死亡，带给这个村里极大的恐惧。许多有矽肺病的人看到叶义根的死去，心一下就凉至了冰点，再也不敢想像自己还能活上多久。
听说田守英老人一家有两个矽肺病，死了一个，还有一个在给别人看大门，记者来到了她家。
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连一只鸡鸭都没看见，屋里更是家徒四壁。说起得矽肺病的两个儿子，70多岁的白发老人一直泪流不止。如今她得病的两个儿子中，一个已经死去，一个还活着，但是已经不能干活，作为一个年迈的母亲，她只能默默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陆家兄弟俩同在金矿打工多年，都患上了矽肺。两年多的时间，他们挣的钱远不够治病用。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借债3万多元。2003年，陆先山去世，家中实在没钱，他的棺木还是本屯东家一块板西家一块板凑成的。如今，他的媳妇丢下年幼的孩子出门打工去了，老人带着两个孩子只能靠着乡亲们的接济艰难度日。
记者还了解到，该乡郝集村的田为海也在两年前去世，丢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孩子中最大的是田苗苗，今年14岁，在西河口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正领着弟弟在剥麻。邻居说：苗苗很懂事，不仅要帮妈妈烧饭，还要洗全家的衣服。
在记者临走的时候，黄修坤告诉记者，死去的只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还有其他村子死的；还有死在海南没回来的；还有……数据是怵目惊心的。10年、20年以后，矽肺病患者在世者将寥寥无几，他们的老婆、孩子将怎么办？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要活着。记者希望，在医疗技术还未有所突破前，会有社会的力量来给他们临终的关怀，并帮助那些破碎家庭的孩子们。
维权步履艰难
近日，六安市长叶文成对此事专门作出批示：“将此案作为今年对六安农民工援助的重点维权案件抓好。市公、检、法等部门给予积极配合、支持。”该市及裕安区司法机关专门就此案成立了维权救助领导组，组建律师团，调查国内这一最大职业病案例，决心通过法律手段帮助众多矽肺病患者获得应有权益。
谁应对患病民工负法律责任？
据了解，1992年，海南省乐东县黎族自治县抱伦农场职工吴益民，以海南省地堪局九三四地质队的名义取得抱伦农场十一队后山的黄金普查权，成为该矿点的探矿权人。1994年至1996年，吴益民通过我省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人刘某（真名刘益权）从该乡招募民工，从事非法金矿开采，该乡先后有2000多名民工到该金矿打过工。
为了谋取最大利润，吴益民采取国家明令禁止的干风钻掘进方式，且未向民工提供任何有效防尘护具。由于矿井内含有大量二氧化硅灰尘，对面见不到人，民工们受该灰尘、烟雾的毒害可想而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民工们患矽肺病几乎无法避免，病情轻重、发病早晚只因工作时间长短而异。现已有150多人患病，新发病例不断出现，并已有数人因矽肺病死亡。该案是继浙江温州矽肺病案之后，国内最大的一起职业病案例，受害人数初步估计不在温州矽肺病案230人之下。
目前，该矿已于1996年交由黄金部队开采，此前吴益民通过非法采矿，野蛮施工获利无数，该人工作关系现仍在抱伦农场。
据有关部门初步分析，该案从表面上属于劳动关系，因职业病视同工伤，应依据《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向用人单位索赔，赔偿义务人为吴益民，但因受害人众多，赔偿额巨大，吴根本无力赔偿，维权可能成为空谈。司法界人士细究该案后发现，吴益民只是探矿权人，其开采金矿的行为非法，则其用工行为也为非法，因此使大量民工患上矽肺病则属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就本案而言，如以人身损害赔偿起诉，当地地质、土地部门都难逃干系，掌握得当，赔偿问题可“柳暗花明”。该市有关部门在研究初步方案时认识到，由于该案涉案人员众多，受害人状况各异，时间、空间跨度大，前期准备工作量大且繁琐，为将该项工作进一步落实，领导组现已初步拟定了实施方案并已着手实施。第一步是调查走访和摸底造册，对矽肺病患者的人数，死亡人数，在金矿务工的起止时间，已支出的医疗费用等逐一核实，登记造册；第二步是确定集团诉讼人名单并组织受害人推选诉讼代表人，律师团取得诉讼代表人的授权，着手办理诉讼事宜；第三步是与省相关部门接洽，对该病患者进行病情、伤残等级、劳动能力鉴定，为理赔工作做好证据准备。第四步，律师团成员奔赴海南乐东县调查取证，收集矽肺病患者在抱伦农场金矿务工的证据，这项工作关系维权成败，时间过长，又是异地取证，因而难度非常大。
六安市裕安区分管副区长陈道明说，该区对维权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充分认识，不管维权的路有多难走，我们都要克服困难走下去，走到底。
第一次采访时间：2000年11月28日
健康换回的“小康”
10年前，当六安市西河口乡的宋道仙、黄修坤、叶义根等青壮年农民告别年迈的父母、年轻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孩子，踏上南去打工的漫漫长路时，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噩梦也随之而来。在海南省乐东县的私人非法小金矿里，这些农民虽然挣到了一大笔足可以令家乡人眼红的血汗钱，但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染上了一种可怕的职业病——尘肺病。
11月28日上午，记者一行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近一个小时，才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六安市最为贫困的乡镇之一——西河口乡。刚进村口，映入记者眼帘的不是破旧不堪的土墙草顶，而是一幢幢雕梁画栋的两层小楼，让人以为来到了富庶的江浙农村。同行的六安市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楼房都是那些外出打工的农民用挣来的血汗钱置下的一份家业，但是住房达到了“小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身体却永远失去了健康。
据了解，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现有19个行政村，共有32362人。由于该乡人多地少，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仅有约0.025公顷，人均财政收入仅有83元，是该市最为贫困的乡镇之一。从1989年以来，该乡每年都有数千名青壮年劳动力到外地打工，其中先后有400多人在当地包工头的组织下，远赴海南省东方市平顶山为私人矿主开采金矿。
这些农民在矿井下主要从事的是风钻工、破碎工等接触粉尘等危害性极大的工作，作业场所环境恶劣，没有机械通风设备，甚至没有简单的个人防护用品，加上他們每天必须在井下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导致众多的农民患上了无法治愈的职业病---尘肺病。自该乡于1997年发现第一例尘肺病以来，每年都会有尘肺病病例发生，截至目前，该乡已有2名农民因尘肺病死亡。
今年1月份，六安市卫生防疫站在该乡河口村仅发现一例尘肺病人，但到4月份时，该村尘肺病人就已达到5人之多，年龄最小的29岁，最大的42岁，而且均为最严重的Ⅲ期尘肺病，目前这5个农民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力。按照卫生防疫部门的预测，如按每个村有5例病人计算，该乡19个行政村就会有95例，这种预测还不包括该市裕安区的其他乡镇，所以在今后几年内，该乡还会出现更多的尘肺病例。
淘金“淘来”沉疴
上午9时许，记者在河口村的一幢楼房里见到了卧床不起的宋道仙，他是河口村发现的第一例尘肺病人。
在门前，宋道仙72岁的老母亲流泪告诉记者，她的二儿子宋道仙自从得病后，身体越来越差，现在已经起不了床了。“早知道会得这种要命的病，说什么也不会去海南‘淘金’。”躺在床上的宋道仙有气无力地说。
宋道仙告诉记者，他是1989年到海南东方市一个私人金矿打工的，当时他只有28岁。在私人金矿的狭窄坑道里，他们一边拼命地将含金的碎矿石向外运，一边大口的呼吸着充满粉尘的空气。1997年，他突然感冒、咳嗽，但是连续治疗了3个多月后，仍不见好转。
1999年10月，经六安市卫生防疫站检查，他的肺部已经长满了斑点，属于尘肺病最严重的Ⅲ期。“虽然在矿上也挣了两三万块钱，但治病却已经花掉了四五万块钱！”乡村医生告诉记者说：“现在，青霉素对他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只能给他改用药效更大的‘先锋’。”目前，宋道仙每天平均要吊一瓶药水，加上口服药物，每天就要花去四五十元钱。
自从宋道仙得了尘肺病以后，除了一栋卖不掉的2层楼房以外，家中已经把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由于家中经济状况太差，数月前，他的妻子偷偷地离开了这个家，抛下了卧病在床的丈夫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目前，14岁的大女儿已经辍学在家，正在上小学的小女儿由于受到了乡镇资助，暂时还能勉强上学，但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听说记者前来采访，和宋道仙一起在海南省东方市采矿的同村好友黄修坤、叶义根也赶来了。今年35岁的黄修坤看起来好像有50多岁了，他面色黑黄，不停地咳嗽着。回忆起在金矿打工的情景，黄修坤至今还有些心有余悸。他告诉记者，他在金矿干的是打风钻，只要风钻一开动，不到1米高的坑道里就会充满粉尘，伸手不见五指。每次从坑道里爬出来时，他就变成了一个灰人，连吐出来的痰都像泥水一样。他说，在他所在的那个金矿，同村的就有50多人，他们分为两班，24小时两班倒的不停干活。每个人在一个班次必须打3米深的坑道，否则不准下班，而实际上打3米深的坑道必须花上18个小时。1998年，他得了感冒，嗓子直发痒，吐出来的都是白痰，并且四肢无力，后经卫生防疫部门检查，发现是得了尘肺病。现在，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连上下楼梯也会气喘吁吁。在和记者的交谈过程中，黄修坤不止一次地诅咒着带他们前去采矿的当地“蛇头”。他告诉记者，在海南采矿时，按照矿石含金量提成的方法，他们每天应该能拿到七八百元钱，但实际上他们却只能拿到50元钱，大部分的血汗钱都被黑心的包工头和矿主剥削去了。最令他们气愤的是，他们50多人在海南最后4个月的120多万工钱竟然被包工头偷偷卷走了，至今不知去向。“钱没有了，又得了这种病，我们该怎么办呢？”黄修坤绝望地说。
叶义根今年仅有29岁，是一个既英俊又魁梧的小伙子。1989年，17岁的他怀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踏上了南下的打工之路，结果在私人金矿辛辛苦苦地干了近10年，揣着3万多元的血汗钱回到了家乡。回到家，叶义根原本打算用这些钱盖一栋新楼房，娶上一个漂亮的媳妇，甜甜美美地过日子。没想到，房子还没盖，他就被查出得了尘肺病Ⅲ期。现在，这样一个壮小伙连爬几层楼梯都会累得喘不过来气。当记者问他以后怎么办时，叶义根凄惨地一笑：“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想未来了，能活一天就是一天吧！”
第二次回访时间：2004年4月27日
被采访者有2人死亡
2004年4月27日，记者再次走进六安市西河口乡，想去回访一下当年被采访过的宋道仙、叶义根和黄修坤三名矽肺病患者，但不幸的消息让我们震惊。
“叶义根死了！就在前几天。”一走进西河口，村民们便悲伤地告诉我们。黄修坤听说记者来回访他，便驾驶着一辆摩托车风风火火地赶来。他伤心地告诉记者，那次采访的三个人中，宋道仙死了、叶义根也死了，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孤单地生活着。
黄修坤告诉记者，1998年我们一起去海南打工的15个好兄弟，在这短短的4年时间里发现了10个患病者，其中5人相继死去。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可怕的病在越来越多的人身上出现，而且都是曾经到海南打工的人，到目前为止，我们乡里出现了至少100多个类似的病人。
记者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叶义根的家，在他家的门口，那些炸过的烟花爆竹屑仍然飘散在院子的每个角落，叶母与她的女儿正在屋里黯然落泪。记者的进屋也并未让她们抬起那过度悲伤的头。由于儿子刚刚过世的缘故，叶母并不愿意与记者聊天。从她的抱怨中记者得知，她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就是2000年本报报道后引进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送去了不少药品，而她的儿子因为不识字而没能领到药品，儿子的病在村里算是比较轻的，就因为延误了治疗导致过早死亡。
记者好不容易以诚心打动了叶妹，她告诉记者，哥哥叶义根是1988年刚17岁时去海南打工的，一干就是十年，这十年里，哥哥并没有赚到钱，可因为工作落下了一身病，这病将一穷二白的家拖入了更加穷困的地步。如今房子没了，钱没了，人也没了。
叶义根的过早死亡，带给这个村里极大的恐惧。许多有矽肺病的人看到叶义根的死去，心一下就凉至了冰点，再也不敢想像自己还能活上多久。
听说田守英老人一家有两个矽肺病，死了一个，还有一个在给别人看大门，记者来到了她家。
在空荡荡的院子里，连一只鸡鸭都没看见，屋里更是家徒四壁。说起得矽肺病的两个儿子，70多岁的白发老人一直泪流不止。如今她得病的两个儿子中，一个已经死去，一个还活着，但是已经不能干活，作为一个年迈的母亲，她只能默默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陆家兄弟俩同在金矿打工多年，都患上了矽肺。两年多的时间，他们挣的钱远不够治病用。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还借债3万多元。2003年，陆先山去世，家中实在没钱，他的棺木还是本屯东家一块板西家一块板凑成的。如今，他的媳妇丢下年幼的孩子出门打工去了，老人带着两个孩子只能靠着乡亲们的接济艰难度日。
记者还了解到，该乡郝集村的田为海也在两年前去世，丢下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孩子中最大的是田苗苗，今年14岁，在西河口中学上初中二年级。我们到她家的时候，她正领着弟弟在剥麻。邻居说：苗苗很懂事，不仅要帮妈妈烧饭，还要洗全家的衣服。
在记者临走的时候，黄修坤告诉记者，死去的只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还有其他村子死的；还有死在海南没回来的；还有……数据是怵目惊心的。10年、20年以后，矽肺病患者在世者将寥寥无几，他们的老婆、孩子将怎么办？死的已经死了，活着的还要活着。记者希望，在医疗技术还未有所突破前，会有社会的力量来给他们临终的关怀，并帮助那些破碎家庭的孩子们。
维权步履艰难
近日，六安市长叶文成对此事专门作出批示：“将此案作为今年对六安农民工援助的重点维权案件抓好。市公、检、法等部门给予积极配合、支持。”该市及裕安区司法机关专门就此案成立了维权救助领导组，组建律师团，调查国内这一最大职业病案例，决心通过法律手段帮助众多矽肺病患者获得应有权益。
谁应对患病民工负法律责任？
据了解，1992年，海南省乐东县黎族自治县抱伦农场职工吴益民，以海南省地堪局九三四地质队的名义取得抱伦农场十一队后山的黄金普查权，成为该矿点的探矿权人。1994年至1996年，吴益民通过我省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人刘某（真名刘益权）从该乡招募民工，从事非法金矿开采，该乡先后有2000多名民工到该金矿打过工。
为了谋取最大利润，吴益民采取国家明令禁止的干风钻掘进方式，且未向民工提供任何有效防尘护具。由于矿井内含有大量二氧化硅灰尘，对面见不到人，民工们受该灰尘、烟雾的毒害可想而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民工们患矽肺病几乎无法避免，病情轻重、发病早晚只因工作时间长短而异。现已有150多人患病，新发病例不断出现，并已有数人因矽肺病死亡。该案是继浙江温州矽肺病案之后，国内最大的一起职业病案例，受害人数初步估计不在温州矽肺病案230人之下。
目前，该矿已于1996年交由黄金部队开采，此前吴益民通过非法采矿，野蛮施工获利无数，该人工作关系现仍在抱伦农场。
据有关部门初步分析，该案从表面上属于劳动关系，因职业病视同工伤，应依据《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向用人单位索赔，赔偿义务人为吴益民，但因受害人众多，赔偿额巨大，吴根本无力赔偿，维权可能成为空谈。司法界人士细究该案后发现，吴益民只是探矿权人，其开采金矿的行为非法，则其用工行为也为非法，因此使大量民工患上矽肺病则属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就本案而言，如以人身损害赔偿起诉，当地地质、土地部门都难逃干系，掌握得当，赔偿问题可“柳暗花明”。该市有关部门在研究初步方案时认识到，由于该案涉案人员众多，受害人状况各异，时间、空间跨度大，前期准备工作量大且繁琐，为将该项工作进一步落实，领导组现已初步拟定了实施方案并已着手实施。第一步是调查走访和摸底造册，对矽肺病患者的人数，死亡人数，在金矿务工的起止时间，已支出的医疗费用等逐一核实，登记造册；第二步是确定集团诉讼人名单并组织受害人推选诉讼代表人，律师团取得诉讼代表人的授权，着手办理诉讼事宜；第三步是与省相关部门接洽，对该病患者进行病情、伤残等级、劳动能力鉴定，为理赔工作做好证据准备。第四步，律师团成员奔赴海南乐东县调查取证，收集矽肺病患者在抱伦农场金矿务工的证据，这项工作关系维权成败，时间过长，又是异地取证，因而难度非常大。
六安市裕安区分管副区长陈道明说，该区对维权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充分认识，不管维权的路有多难走，我们都要克服困难走下去，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