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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是上世纪30年代最重要的英国作家之一，然而有关他的研究一直与其作品声誉不符。纵览50年来西方的衣修伍德研究历程，依然存在着对作家作品的种种偏见和谬误。不过明显可见，从最初切入作家身世和性格的传记研究，到从文本与社会历史关系入手的社会历史批评，再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综合研究，衣修伍德研究渐由平面趋向立体化，对其作品价值也由争议走向肯定。
关键词：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当代西方；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4）08-0214-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4.03.056
在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英国作家中，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无疑是被公认为作品自传色彩最强烈的一位。代表作《再见，柏林》（Goodbye to Berlin）开篇一句“我是相机”的宣言更使得“纪实作家”的标签成为伴随衣修伍德一生的评论。而在1939年衣修伍德移居美国后，评论界纷纷攻讦他对英国与祖国评论界期望的“背弃”，国籍的转变不仅致使衣修伍德在英美两国学界中的身份界定变得模糊，还使衣修伍德连同其作品的声誉一度跌入谷底，所以有关衣修伍德的研究才一直显得与其作品声誉不符。直至美国纽约“石墙事件”之后，作为同志运动先锋的衣修伍德才又再次被学界重新认识并肯定。不可否认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欧美学界对于衣修伍德的评论起起伏伏，却始终未淡出过研究视野。国内对衣修伍德的译介和研究却长期处于沉寂状态，大部分状况下仅是提及，而非研究。除了1947年卞之琳所译的《紫罗兰姑娘》和近两年出版的《单身》（2012）、《战地行纪》（2013），国内尚无任何以专著形式出版的衣修伍德作品研究。鉴于此，有必要着重就西方50年来对衣修伍德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梳理与回顾。
1 . 早期传记研究
20世纪30年代是衣修伍德小说创作的第一个全盛期，1935年及1939年相继出版的《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Mr Norris Changes Trains）和《再见，柏林》（一般合称为柏林故事）为衣修伍德迎来了文坛声誉的第一个高峰。这两部小说均以衣修伍德1929至1936年的旅德日记为基础，再现了希特勒执政前烽火动荡的柏林岁月，至今仍是提及二战柏林时的必读之作。衣修伍德最早的文学名声却并非完全因为评论家对其写作本身的赞美，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高度真实的自传风格。海因斯直接称衣修伍德为“我们30年代最好的纪实作家”（Hynes， 1976： 342）并归结柏林小说的成功在于衣修伍德独特的“相机”记录方式。托马斯更是精辟总结出“我是一架相机”是“讨论衣修伍德小说的必然起点”（Thomas， 1972： 44-52）。衣修伍德自己也坦承过，自传是他们这代的一种典型艺术形式（art form），艺术就是来源于个人的自传（Isherwood， 1997： 227），但他也在1972年的采访中明确表示：“（小说开头）并非指我真的是一架相机，只是尽可能与当下保持最疏离的态度。”小说绝非是对现实素材的镜像呈影，传记也不一定没有虚构（Geherin， 1972： 143-158）。即便如此，直到80年代的衣修伍德研究最大的兴趣，仍是将作品同作者的个人身世及生活牵扯在一起，倾向把作品解读为衣修伍德私人经历的投射。
衣修伍德的个人生活经历的确也值得评论家津津乐道。他初登文坛时年仅24岁，少年英才，将来有望著作等身，比肩大师。然而，倾其一生所作，小说不过十三部，自传、回忆录与日记集倒出版了十余篇，即使加上同威·休·奥登的四部合著，也算不上多产。不仅有悖众人对文坛新秀的期待，衣修伍德还选择二战爆发前的敏感时刻离开欧洲，移民美国，甚至改变信仰，皈依印度吠檀多教，后半生一直活跃在同志运动前沿。这一系列举动无不令人瞠目，也无怪社会大众对他私人生活热衷。最早研究衣修伍德的传记有布莱恩·芬尼（Brain Finney）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评传》（Christopher Isherwood： A Critical Biography， 1979）以及保罗·比萨亚（Paul Piazza）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神话与反神话》（Christopher Isherwood： Myth and Anti-Myth， 1978）。两者不约而同地将衣修伍德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以衣修伍德移民美国为分水岭，从1928年到1939年为“欧洲制造”第一阶段，从衣修伍德1940年定居加州后到研究问世前为第二阶段。芬尼通过总结衣修伍德的个人因素来对探究作者人际交游、政治立场、宗教意识以及性向变迁的历程，指出衣修伍德私人经历对他创作的巨大影响，这些观点都对之后的衣修伍德研究极具启发。（Finney， 1978）其后的主要成果还包括克劳德·萨默斯（Claude Summers）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80），和约翰·莱曼（John Lemann）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一部个人回忆录》（Christopher Isherwood： A Personal Memoir， 1987）。受当时政治性影响，评论家容易通过衣修伍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氛围去考察推衍其作品的意义。这一阶段学者研究的特点侧重于从衣修伍德作品中把握作者生平，但作品的文学性基本不在他们的学术考量内。在这些偏重研究传记的专著中，约翰·莱曼作为衣修伍德好友兼出版商，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细致刻画出衣修伍德的生平与创作。莱曼也认同衣修伍德的作品具有敢于批判法西斯冲击的道德意义（Lehmann， 1987）。尽管莱曼对衣修伍德的移民、信仰转变抱有质疑和矛盾的心态，但不妨碍这部专著成为后人阅读和研究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
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则在《奥登一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文学与政治》（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1976）中围绕包括衣修伍德在内的多位30年代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涉及奥登、斯彭德、格雷姆·格林、乔治·奥威尔等人的作品。海因斯称赞衣修伍德30年代笔下所再现出的栩栩历史，不过对其后期移民美国后的作品大失所望（Hynes， 1976）。在这些倡导艺术应服务于社会政治的评论者眼中，衣修伍德的作品价值就此急转直下。 必须注意的是，移民美国同时也给英美文学史的编写带来了难题：两国的文学史都没有明确将衣修伍德归入进自己的范畴。英国文学史书籍对他的介绍和评析仍然停留在30年代，而美国本土却又将他归属于英国作家的行列，比如诺顿出版社所编辑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006）与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英国文学史》（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2006）甚至都不再专门为他开辟章节。
2 . 逐步深入的文本解读
当批评家以公允的态度严肃对待衣修伍德作品的文本意义时，已是80年代后期的事情。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除了学术期刊上连篇的文章研究作品具体意义外，还出版了许多研究专著和论文合集。可喜的是，学者们已将衣修伍德的全部作品视作完整的艺术存在，能从多方视角深入透视文本的具体意义。
首先，衣修伍德的小说叙事艺术成为评论的视角之一。丽萨·薛丽德（Lisa Schwerdt）的《衣修伍德的小说：自我与技巧》（Isherwood’s Fiction： The Self and Technique， 1989）一书主要从不同时期作品主人公的叙述内质分析入手，解释小说中之所以会使用同名叙述者、全知叙述视角、差别叙述声音实则是作者成熟的自我思想在背后作用。薛丽德还指出，“通过变主观思考为客观艺术，衣修伍德以他个人的人生观点来启蒙读者，唤起他们对文本背后作者的共鸣”（Schwerdt， 1989： 159）。艾伦·王尔德（Alan Wild）也在他的文章中从修辞技巧指出，衣修伍德故意使叙述停留在语言表面，反突出叙述者（也指作者）内在的人性挣扎（Wilde， 1976： 487）。其次，吠檀多宗教思想、同性恋取向与衣修伍德作品的关系也是历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定居南加州后直至1987年去世，衣修伍德基本上从和平主义者的政治立场转向东方印度吠檀多宗教思想，醉心于唯心主义哲学，并自译了多部宗教题材作品。同时，衣修伍德还出版同性恋题材小说《单身》（A Single Man， 1964）与自传《克里斯托弗及其同类》（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6）两部里程碑式著作，在风气未开的60年代大胆公开支持同志运动。弗莱尔（Jonathan H. Fryer）则在“Sexuality in Isherwood”一文中从衣修伍德小说中的人物性向差异所导致的边缘化心态，并分析了作者与其他同性恋群体的关系在政治立场选择上所起的作用（Fryer， 1976： 343-353）。戴维·伯格曼（David Bergman）也认同衣修伍德作为同性恋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对20世纪同性恋题材写作所做出的不同寻常的影响，“与有着自暴自弃倾向的同性恋作家卡波特、田纳西相反，衣修伍德的小说笔调冷静、沉缓，充满想象力，却又在同志精神对公共政治层面给予了关注”（Bergman， 2001： 203）。当然，这部分评论家往往试图将衣修伍德从“纪实作家”的标签中脱离出来，把注意力转投向他的晚期作品，却无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衣修伍德的小说都解读为同性情欲的抒泄，而先后这两种极端倾向正是今后衣修伍德研究中应极力避免的。
还有部分评论家仍对30年代的衣修伍德深感兴趣。诺曼·佩吉（Norman Page）在这一时期集中整理了衣修伍德和奥登在30年代留下的手稿、日记、诗歌等文献材料，出版为《奥登和衣修伍德：在柏林的日子》（Auden and Isherwood： The Berlin Years， 1998）再次丰富了衣修伍德的生平研究。瓦伦汀·坎宁安（Valentine Cunningham）的《30年代的英国作家》（British Writer of the Thirties， 1988）同样参考了30年代“奥登派”作家的经典。他采用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考察视野囊括了大量当时的电影、音乐等其他艺术，论证衣修伍德的“相机”叙事受影响于英国纪实运动。对此，坎宁安并非全然赞扬，“他们是一帮中产阶级的窥淫者，只能借助其他喻体、文本人物来实现英雄形象塑造”（Cunningham， 1988： 302）。
3 . 新世纪新思路
进入新世纪以后，衣修伍德研究接承了之前的研究热点，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刚刚跨入2000年，衣修伍德研究专家詹姆斯·伯格（James Berg）与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就合作编辑出版了文集《衣修伍德世纪》（The Isherwood Century， 2000）向作家致意。该书收入到千禧年为止前衣修伍德所接受的采访、信件和重要的评论文章，并分为“三十年代的衣修伍德”“衣修伍德在加州”“衣修伍德和贝查迪”“性与救赎”及“临终看护”几章节，涵盖了衣修伍德生平的研究脉络。伯格（Berg， 2000）还于2007年征得衣修伍德的伴侣兼遗产执行人唐·贝查迪（Don Bachardy）的同意，收编衣修伍德的文学笔记与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期的文学讲稿，整理出版《衣修伍德论写作》（Isherwood on Writing， 2007），为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资料；另一面也拓展了研究的范畴，掀起一波新热潮。
在近几年出版的社会历史主义批评研究专著中，首推戴维·伊佐（David Izzo）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他的时代，他的帮派，和一个真正强者的遗产》（Christopher Isherwood： His Era， His Gang， and the Legacy of the Truly Strong Man， 2001）。伊佐将衣修伍德及其作品放入两次世界战争的背景下深入评析，指出他对同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做出的影响深远不容忽视，对衣修伍德的创作批评做了很好的概括与述评（Izzo， 2001）。这部专著以其研究材料翔实、视野广阔、解读精当而倍受青睐，还曾一度被学界看作衣修伍德研究的最后佳作（Swan Song）。 出现的一些研究新思路则是围绕性别研究与文化研究展开的。维克多·马什（Victor Marsh）从性别心理学角度准确地从衣修伍德宗教信仰与同性情欲的矛盾入手，总结出同性恋身份带给衣修伍德边缘化、孤独感贯穿他的一系列人生决定，影响并直接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而宗教灵性延伸拓展了衣修伍德探寻自我的历程（Marsh， 2008： 71-87）。英国学者劳拉·菲戈尔（Lara Feigel）则从视觉文化和权力话语视角探索出柏林故事中衣修伍德创作的相机意识（camera consciousness）是作者去政治化的思想表达，常见于同时代摄影纪实风格作家之中，且暗示了后现代超现实主义诞生（Feigel，2010）。有一些学者将衣修伍德与30年代同期的德国作家置于平行层面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一些学者涉及衣修伍德的游记散文、战争文学等特定内容，拓宽了视域，使得衣修伍德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渐显出无穷潜力。
菲尔绍（Peter Firchow）曾说过，“奥登是不畏称自己为美国人的，衣修伍德却始终是个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而这也使他能永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洞察一切”（Isherwood， 1997）。半个多世纪来评论家对于衣修伍德的捧摔，导致了现有的衣修伍德研究中依然存在种种偏见和谬误。如今，衣修伍德的小说又早被自命高雅且趋赶时髦的读者和评论家认为落后了。但正如卞之琳所坚信的，衣修伍德优雅、透明坦诚的文风承载得起时间的考验，暂被世人遗忘的佳作反更值得当代文学评论家关心。此外，研究回顾明显可见，从最初切入作家身世和性格的传记研究，到从文本与社会历史关系入手的社会历史批评，再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综合研究，对衣修伍德的探索渐由平面趋向立体化，对其作品也由争议走向肯定。当代国内的衣修伍德研究比之西方学界的活跃尚有很大差距，我们需在借鉴西方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国内衣修伍德研究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Bergman， D. Isherwood and the Violet Quill[A]. The Isherwood Century： Essay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Christopher Isherwood[C]. James J. Berg and Chris Freeman. （eds.）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2001.
Cunningham， V. British Writer of the Thirties[M]. Oxford： Oxford UP， 1988.
Feigel， L. Literature， Cinema， and Politics 1930-1945： Reading Between the Frame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Finney， B. Christopher Isherwood： A Critical Biography[M]. New York： Oxford UP， 1979.
Fryer， J. H. Sexuality in Isherwood[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76（8）.
Geherin， D. J. An 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Isherwood[J].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1972（2）.
Hynes， 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M]. London： Bodley Head， 1976.
Isherwood， C. Isherwood on Writing[M]. James J. Berg. （ed.） Canlifo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Izzo， D. G. Christopher Isherwood： His Era， His Gang， and the Legacy of the Truly Strong Man[M].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1.
Lehmann， J. Christopher Isherwood： A Personal Memoir[M]. New York： Holt， 1987.
Thomas， D. P. “Goodbye to Berlin”： Refocusing Isherwood’s Camera[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2（13）.
Piazza， P. Christopher Isherwood： Myth and Anti-Myth[M].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8.
Schwerdt， L. M. Isherwood’s Fiction： The Self and Technique[M]. New York： St. Martin’s， 1989.
Wilde， A. Language and Surface： Isherwood and the Thirties[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6（16）.
衣修午德著.卞之琳译.紫罗兰姑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当代西方；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4）08-0214-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4.03.056
在20世纪30年代崛起的英国作家中，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无疑是被公认为作品自传色彩最强烈的一位。代表作《再见，柏林》（Goodbye to Berlin）开篇一句“我是相机”的宣言更使得“纪实作家”的标签成为伴随衣修伍德一生的评论。而在1939年衣修伍德移居美国后，评论界纷纷攻讦他对英国与祖国评论界期望的“背弃”，国籍的转变不仅致使衣修伍德在英美两国学界中的身份界定变得模糊，还使衣修伍德连同其作品的声誉一度跌入谷底，所以有关衣修伍德的研究才一直显得与其作品声誉不符。直至美国纽约“石墙事件”之后，作为同志运动先锋的衣修伍德才又再次被学界重新认识并肯定。不可否认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欧美学界对于衣修伍德的评论起起伏伏，却始终未淡出过研究视野。国内对衣修伍德的译介和研究却长期处于沉寂状态，大部分状况下仅是提及，而非研究。除了1947年卞之琳所译的《紫罗兰姑娘》和近两年出版的《单身》（2012）、《战地行纪》（2013），国内尚无任何以专著形式出版的衣修伍德作品研究。鉴于此，有必要着重就西方50年来对衣修伍德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梳理与回顾。
1 . 早期传记研究
20世纪30年代是衣修伍德小说创作的第一个全盛期，1935年及1939年相继出版的《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Mr Norris Changes Trains）和《再见，柏林》（一般合称为柏林故事）为衣修伍德迎来了文坛声誉的第一个高峰。这两部小说均以衣修伍德1929至1936年的旅德日记为基础，再现了希特勒执政前烽火动荡的柏林岁月，至今仍是提及二战柏林时的必读之作。衣修伍德最早的文学名声却并非完全因为评论家对其写作本身的赞美，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他高度真实的自传风格。海因斯直接称衣修伍德为“我们30年代最好的纪实作家”（Hynes， 1976： 342）并归结柏林小说的成功在于衣修伍德独特的“相机”记录方式。托马斯更是精辟总结出“我是一架相机”是“讨论衣修伍德小说的必然起点”（Thomas， 1972： 44-52）。衣修伍德自己也坦承过，自传是他们这代的一种典型艺术形式（art form），艺术就是来源于个人的自传（Isherwood， 1997： 227），但他也在1972年的采访中明确表示：“（小说开头）并非指我真的是一架相机，只是尽可能与当下保持最疏离的态度。”小说绝非是对现实素材的镜像呈影，传记也不一定没有虚构（Geherin， 1972： 143-158）。即便如此，直到80年代的衣修伍德研究最大的兴趣，仍是将作品同作者的个人身世及生活牵扯在一起，倾向把作品解读为衣修伍德私人经历的投射。
衣修伍德的个人生活经历的确也值得评论家津津乐道。他初登文坛时年仅24岁，少年英才，将来有望著作等身，比肩大师。然而，倾其一生所作，小说不过十三部，自传、回忆录与日记集倒出版了十余篇，即使加上同威·休·奥登的四部合著，也算不上多产。不仅有悖众人对文坛新秀的期待，衣修伍德还选择二战爆发前的敏感时刻离开欧洲，移民美国，甚至改变信仰，皈依印度吠檀多教，后半生一直活跃在同志运动前沿。这一系列举动无不令人瞠目，也无怪社会大众对他私人生活热衷。最早研究衣修伍德的传记有布莱恩·芬尼（Brain Finney）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评传》（Christopher Isherwood： A Critical Biography， 1979）以及保罗·比萨亚（Paul Piazza）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神话与反神话》（Christopher Isherwood： Myth and Anti-Myth， 1978）。两者不约而同地将衣修伍德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以衣修伍德移民美国为分水岭，从1928年到1939年为“欧洲制造”第一阶段，从衣修伍德1940年定居加州后到研究问世前为第二阶段。芬尼通过总结衣修伍德的个人因素来对探究作者人际交游、政治立场、宗教意识以及性向变迁的历程，指出衣修伍德私人经历对他创作的巨大影响，这些观点都对之后的衣修伍德研究极具启发。（Finney， 1978）其后的主要成果还包括克劳德·萨默斯（Claude Summers）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 1980），和约翰·莱曼（John Lemann）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一部个人回忆录》（Christopher Isherwood： A Personal Memoir， 1987）。受当时政治性影响，评论家容易通过衣修伍德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氛围去考察推衍其作品的意义。这一阶段学者研究的特点侧重于从衣修伍德作品中把握作者生平，但作品的文学性基本不在他们的学术考量内。在这些偏重研究传记的专著中，约翰·莱曼作为衣修伍德好友兼出版商，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细致刻画出衣修伍德的生平与创作。莱曼也认同衣修伍德的作品具有敢于批判法西斯冲击的道德意义（Lehmann， 1987）。尽管莱曼对衣修伍德的移民、信仰转变抱有质疑和矛盾的心态，但不妨碍这部专著成为后人阅读和研究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
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则在《奥登一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文学与政治》（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 1976）中围绕包括衣修伍德在内的多位30年代的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涉及奥登、斯彭德、格雷姆·格林、乔治·奥威尔等人的作品。海因斯称赞衣修伍德30年代笔下所再现出的栩栩历史，不过对其后期移民美国后的作品大失所望（Hynes， 1976）。在这些倡导艺术应服务于社会政治的评论者眼中，衣修伍德的作品价值就此急转直下。 必须注意的是，移民美国同时也给英美文学史的编写带来了难题：两国的文学史都没有明确将衣修伍德归入进自己的范畴。英国文学史书籍对他的介绍和评析仍然停留在30年代，而美国本土却又将他归属于英国作家的行列，比如诺顿出版社所编辑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2006）与牛津大学出版的《牛津英国文学史》（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2006）甚至都不再专门为他开辟章节。
2 . 逐步深入的文本解读
当批评家以公允的态度严肃对待衣修伍德作品的文本意义时，已是80年代后期的事情。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除了学术期刊上连篇的文章研究作品具体意义外，还出版了许多研究专著和论文合集。可喜的是，学者们已将衣修伍德的全部作品视作完整的艺术存在，能从多方视角深入透视文本的具体意义。
首先，衣修伍德的小说叙事艺术成为评论的视角之一。丽萨·薛丽德（Lisa Schwerdt）的《衣修伍德的小说：自我与技巧》（Isherwood’s Fiction： The Self and Technique， 1989）一书主要从不同时期作品主人公的叙述内质分析入手，解释小说中之所以会使用同名叙述者、全知叙述视角、差别叙述声音实则是作者成熟的自我思想在背后作用。薛丽德还指出，“通过变主观思考为客观艺术，衣修伍德以他个人的人生观点来启蒙读者，唤起他们对文本背后作者的共鸣”（Schwerdt， 1989： 159）。艾伦·王尔德（Alan Wild）也在他的文章中从修辞技巧指出，衣修伍德故意使叙述停留在语言表面，反突出叙述者（也指作者）内在的人性挣扎（Wilde， 1976： 487）。其次，吠檀多宗教思想、同性恋取向与衣修伍德作品的关系也是历来研究的一个重点。定居南加州后直至1987年去世，衣修伍德基本上从和平主义者的政治立场转向东方印度吠檀多宗教思想，醉心于唯心主义哲学，并自译了多部宗教题材作品。同时，衣修伍德还出版同性恋题材小说《单身》（A Single Man， 1964）与自传《克里斯托弗及其同类》（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76）两部里程碑式著作，在风气未开的60年代大胆公开支持同志运动。弗莱尔（Jonathan H. Fryer）则在“Sexuality in Isherwood”一文中从衣修伍德小说中的人物性向差异所导致的边缘化心态，并分析了作者与其他同性恋群体的关系在政治立场选择上所起的作用（Fryer， 1976： 343-353）。戴维·伯格曼（David Bergman）也认同衣修伍德作为同性恋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对20世纪同性恋题材写作所做出的不同寻常的影响，“与有着自暴自弃倾向的同性恋作家卡波特、田纳西相反，衣修伍德的小说笔调冷静、沉缓，充满想象力，却又在同志精神对公共政治层面给予了关注”（Bergman， 2001： 203）。当然，这部分评论家往往试图将衣修伍德从“纪实作家”的标签中脱离出来，把注意力转投向他的晚期作品，却无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将衣修伍德的小说都解读为同性情欲的抒泄，而先后这两种极端倾向正是今后衣修伍德研究中应极力避免的。
还有部分评论家仍对30年代的衣修伍德深感兴趣。诺曼·佩吉（Norman Page）在这一时期集中整理了衣修伍德和奥登在30年代留下的手稿、日记、诗歌等文献材料，出版为《奥登和衣修伍德：在柏林的日子》（Auden and Isherwood： The Berlin Years， 1998）再次丰富了衣修伍德的生平研究。瓦伦汀·坎宁安（Valentine Cunningham）的《30年代的英国作家》（British Writer of the Thirties， 1988）同样参考了30年代“奥登派”作家的经典。他采用新历史主义研究方法，考察视野囊括了大量当时的电影、音乐等其他艺术，论证衣修伍德的“相机”叙事受影响于英国纪实运动。对此，坎宁安并非全然赞扬，“他们是一帮中产阶级的窥淫者，只能借助其他喻体、文本人物来实现英雄形象塑造”（Cunningham， 1988： 302）。
3 . 新世纪新思路
进入新世纪以后，衣修伍德研究接承了之前的研究热点，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与思路。
刚刚跨入2000年，衣修伍德研究专家詹姆斯·伯格（James Berg）与克里斯·弗里曼（Chris Freeman）就合作编辑出版了文集《衣修伍德世纪》（The Isherwood Century， 2000）向作家致意。该书收入到千禧年为止前衣修伍德所接受的采访、信件和重要的评论文章，并分为“三十年代的衣修伍德”“衣修伍德在加州”“衣修伍德和贝查迪”“性与救赎”及“临终看护”几章节，涵盖了衣修伍德生平的研究脉络。伯格（Berg， 2000）还于2007年征得衣修伍德的伴侣兼遗产执行人唐·贝查迪（Don Bachardy）的同意，收编衣修伍德的文学笔记与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期的文学讲稿，整理出版《衣修伍德论写作》（Isherwood on Writing， 2007），为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提供更丰富的理论资料；另一面也拓展了研究的范畴，掀起一波新热潮。
在近几年出版的社会历史主义批评研究专著中，首推戴维·伊佐（David Izzo）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他的时代，他的帮派，和一个真正强者的遗产》（Christopher Isherwood： His Era， His Gang， and the Legacy of the Truly Strong Man， 2001）。伊佐将衣修伍德及其作品放入两次世界战争的背景下深入评析，指出他对同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做出的影响深远不容忽视，对衣修伍德的创作批评做了很好的概括与述评（Izzo， 2001）。这部专著以其研究材料翔实、视野广阔、解读精当而倍受青睐，还曾一度被学界看作衣修伍德研究的最后佳作（Swan Song）。 出现的一些研究新思路则是围绕性别研究与文化研究展开的。维克多·马什（Victor Marsh）从性别心理学角度准确地从衣修伍德宗教信仰与同性情欲的矛盾入手，总结出同性恋身份带给衣修伍德边缘化、孤独感贯穿他的一系列人生决定，影响并直接体现在他的全部作品里，而宗教灵性延伸拓展了衣修伍德探寻自我的历程（Marsh， 2008： 71-87）。英国学者劳拉·菲戈尔（Lara Feigel）则从视觉文化和权力话语视角探索出柏林故事中衣修伍德创作的相机意识（camera consciousness）是作者去政治化的思想表达，常见于同时代摄影纪实风格作家之中，且暗示了后现代超现实主义诞生（Feigel，2010）。有一些学者将衣修伍德与30年代同期的德国作家置于平行层面进行比较研究；还有一些学者涉及衣修伍德的游记散文、战争文学等特定内容，拓宽了视域，使得衣修伍德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渐显出无穷潜力。
菲尔绍（Peter Firchow）曾说过，“奥登是不畏称自己为美国人的，衣修伍德却始终是个生活在美国的英国人，而这也使他能永远站在局外人的角度洞察一切”（Isherwood， 1997）。半个多世纪来评论家对于衣修伍德的捧摔，导致了现有的衣修伍德研究中依然存在种种偏见和谬误。如今，衣修伍德的小说又早被自命高雅且趋赶时髦的读者和评论家认为落后了。但正如卞之琳所坚信的，衣修伍德优雅、透明坦诚的文风承载得起时间的考验，暂被世人遗忘的佳作反更值得当代文学评论家关心。此外，研究回顾明显可见，从最初切入作家身世和性格的传记研究，到从文本与社会历史关系入手的社会历史批评，再到多元文化视角下的综合研究，对衣修伍德的探索渐由平面趋向立体化，对其作品也由争议走向肯定。当代国内的衣修伍德研究比之西方学界的活跃尚有很大差距，我们需在借鉴西方研究的基础上，开拓国内衣修伍德研究的新领域。
参考文献
Bergman， D. Isherwood and the Violet Quill[A]. The Isherwood Century： Essays on the Life and Work of Christopher Isherwood[C]. James J. Berg and Chris Freeman. （eds.）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2001.
Cunningham， V. British Writer of the Thirties[M]. Oxford： Oxford UP， 1988.
Feigel， L. Literature， Cinema， and Politics 1930-1945： Reading Between the Frames[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Finney， B. Christopher Isherwood： A Critical Biography[M]. New York： Oxford UP， 1979.
Fryer， J. H. Sexuality in Isherwood[J].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1976（8）.
Geherin， D. J. An Interview with Christopher Isherwood[J]. Journal of Narrative Technique， 1972（2）.
Hynes， S. The Auden Generation： Literature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M]. London： Bodley Head， 1976.
Isherwood， C. Isherwood on Writing[M]. James J. Berg. （ed.） Canlifoni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Izzo， D. G. Christopher Isherwood： His Era， His Gang， and the Legacy of the Truly Strong Man[M].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1.
Lehmann， J. Christopher Isherwood： A Personal Memoir[M]. New York： Holt， 1987.
Thomas， D. P. “Goodbye to Berlin”： Refocusing Isherwood’s Camera[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2（13）.
Piazza， P. Christopher Isherwood： Myth and Anti-Myth[M]. New York： Columbia UP， 1978.
Schwerdt， L. M. Isherwood’s Fiction： The Self and Technique[M]. New York： St. Martin’s， 1989.
Wilde， A. Language and Surface： Isherwood and the Thirties[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6（16）.
衣修午德著.卞之琳译.紫罗兰姑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