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个影响了中国近一千年的名字，亦如很多历史人物一样，被后人品头论足，褒扬贬斥。但不论你褒扬他或者贬斥他，他已然就在那里，无悲也无喜。谈起宋明理学，很多人想到的是“坐而论道”“空谈义理”。我想朱熹的生活绝不仅仅是在九曲溪划船赏景，在武夷山下读书品茗那么简单。作为一个士子，当年的朱熹必定是怀着“仁以为己任”的情怀和“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他可能并未奢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却本着一个读书人的担当一直默默耕耘。朱熹旅居武夷山半个世纪之久，那里的山水鉴证了朱熹从一个摇头晃脑读书的懵懂少年，到“不知老之将至”的一代大儒。1999年，武夷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双料遗产，朱熹用自己的“身后名”回馈了哺育他的那片热土。
　　时下的传统文化圈很热的一个话题便是家风家训。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如是云云，不绝于耳，也诚然有其道理。朱熹的经历就是对这些观点的极好的诠释。朱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也是官宦家庭。其父朱松在他出生不久，就升任了朝廷的秘书省正职。说起这些古代的官职可能比较陌生，让大家都觉得很高大上。朱松所从事的工作主要负责主要著作、日历、会要、实录等工作，主要负责国家文书档案、维持历法、重大事件纪要等事务，部分类似于现在的档案馆、办公厅等机构。但是，怀着“以道事君”梦想的朱松，公然连同一些同事反对当时皇上面前的“大红人”秦桧的“宋金议和”的主张。后果并不像很多古装剧演的那样，皇上开明听取诤谏，天下清明。历史就是历史，在皇帝的朱批之下，朱松只能灰溜溜地回到老家去教朱熹了。这样，朱熹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度过了童年。至少从朱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三点是从父亲的身上继承而来的。其一是朱松早年受到二程理学的影响，学问也是棒棒的，与著名学者胡宪、刘勉之、刘子羽交游甚密。朱熹很明显继承了这一点。其二，朱松是在泉州开讲理学的第一人，朱熹的巡游讲学也是走了不少地方。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士人的担当精神，儒家历来倡导“以道事君”，这父子俩也都做到了，而且毫无例外地被贬谪了。现在看来这不仅仅不是耻辱，反而是知识分子风骨的现实诠释。


　　朱熹的童年在父母的关爱下过得应该不错，可能就是因为过得还不错，所以在史书中记载比较少。中国的传统当中记载一些人一直都是选取那些够传奇，够励志的内容呈现给大家。对于朱熹来讲，我们就要从他父亲去世说起了，这也恰恰是朱熹和武夷山缘分的开始。朱熹14岁的时候，家里遭于了变故。他的父亲朱松去世了，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无疑是很大的打击。“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朱松在病逝之前，便将妻儿托付给了原武夷山籍的挚友刘子翚、刘勉之、胡宪教养。朱熹便随着母亲搬到了武夷山五夫镇。现在镇上仍有一条巷子名曰“朱子巷”，以示对这位先哲的缅怀。
　　朱熹无可争议的是一个哲学家。从现在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角度来看，宋明理学第一次完成了儒学的形而上学的建构。而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更是有着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国传统社会儒家经典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目，从唐代起也是科举考试的大纲。读儒家经典的人汗牛充栋，而能够“学而优则仕”的就少了，能读出点自己思想的就更少。能读到自己来重新编排经典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可能除了朱熹就别无他人了。朱熹在读《大学》的时候，敏锐地发现《大学》的传中居然没有解释“格物致知”的，而且关于“正心诚意”等章的编排杂乱无章。于是乎，他便开始了一个创新工作，根据自己的体会为大学补了一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其物而穷其理也。盖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又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于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己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充满理学气息的“格物致知”便呈现在大家面前了。朱熹又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整合了大学的顺序。我们不讨论朱熹到底补得怎么样，单就他所做的工作我们就不得不敬佩朱熹的胆识和见地了。一个人没有聪慧的头脑和极强的感受力是没办法学好中国传统文化的。朱熹一生为学：穷理及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思维当中，习惯于用具象的事物去说明深奥的这里。朱熹在解释自己的理学的时候也是这样。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分有天理，而这个分有的过程，朱熹用了“月印万川”四个字，天理为万事万物的本体，譬如高高挂在天上的月亮，而万事万物仿佛就是地面上的河流湖泊，月亮一出来会倒映在河流湖泊，每个河流湖泊会有月亮的影子，而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不增不减。天理也是一样，万物分有一个天理，而天理不会因为万物的分有而减损。所以在朱熹看来，这个天理便是万物的本源了。


　　朱熹不仅在哲学方面是个天才，而且吟诗作赋也是一把好手。我们想象古人的生活是何等的雅致，不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至少每个读书人诗词格律都不在话下。秉承不会作诗的士人不是好哲学家的理念，朱熹在诗词方面也是颇有成就。比如《春日》一诗就非常有趣，“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首先一点比较神奇的就是，如果诗中的泗水是位于济宁的泗水县，我们就可以发现朱熹生活的时代，山东在金的版图范围之内，朱熹生平记载又没有关于出使金的记录。所以有学者认为此处泗水指代孔门。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寻芳”当然就只带圣人之道。我们就要惊叹朱熹的想象力和以诗言志的能力了。这样的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在历史上比这还神奇的就是赵孟頫在未到济南的情况下画出千古名画《鹊华秋色图》，显然朱熹写首诗也就不足为奇了。朱熹在武夷山下生活了大半生，理所当然也留下了不少诗篇。众所周知的《观书有感》就写于他在武夷山生活期间，朱熹在五夫镇所住的地方叫“紫阳楼”。那个时候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澈的，紫阳楼就在屏山脚下，周围绿树参天，茂林修竹，楼前就是那半亩方塘，许是朱熹苦读之时，见眼前景色便信手写了这首兼具美学和哲学趣味的诗。朱熹对武夷山的喜爱和流连，更体现在《九曲棹歌》上。《九曲棹歌》共为十首，第一首为引子，后面九首每首写了一曲，写出了文化与自然相融的美感。既然是在武夷山，又是一个文人，不留下点关于茶的诗文就令人遗憾了。一首《茶灶》：“仙人遗茶灶，宛在水中央。饮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到现在读起来还能透过文字闻到那时的茶香。


　　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朱熹书法十分了得。武夷山上至今还保留着朱熹摩崖题刻13方。故人就连在景区内写字也是一件很文雅的事情，因为他们一般不写“某某到此一游”，而是留下一些很多艺术性与哲理性兼备的墨迹。中国较为出名的名山大川，无不有文人墨客的题字。朱熹所作的《九曲棹歌》就悉数被镌刻在了各曲的岩壁上，10首棹歌，经800余年的风吹日晒，至今尚存一曲、二曲、四曲、五曲、六曲、八曲6方，分别刻于一曲水光石，二曲勒马岩、四曲题诗岩、五曲晚对峰、六曲响声岩、八曲上水狮岩。郭沫若在《游武夷泛舟九曲》中就有“棹歌首唱自朱熹”之句。可见朱熹为武夷山的旅游开发做了多大的贡献。作为一个哲人，仅仅写写诗就显得肤浅了。于是朱熹不失时机的在岩壁上留下了一些颇具哲理又能体现儒家特色的文字。譬如“逝者如斯”“天心明月”“忠孝”“沧浪歌”等。第三类摩崖石刻就是简短的游记，记下了什么时间和谁到这来玩了一次。对于一个名人来讲，这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文献，对于考察他的交游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的景区一般都会找些名人题字来作为招牌，而朱熹那个时候还没这个习惯。一般是游客看着好了，就给题个名。武夷山现存朱熹的这方面仅有两处，就是“小九曲”和“茶灶”。朱熹到现在，已经九百多年，能够在九百多年的沧海桑田中，保留下如此多的文化遗迹，可见武夷地区的人民对于文化的尊重和对前人的景仰。


　　思想和艺术相似，源于生活，同时也高于生活。武夷山为朱熹提供了获取灵感的素材，让朱熹能够获取思想提升的养料。朱熹的思想创造，无论是哲学、诗文、亦或是摩崖石刻，都从思想的高度提升了武夷山的品味。在这人与山的互动之中，恰恰彰显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