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六年（1873）辞官投身向往已久的实业以来，我就与《论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我初为商人之时，某日我突然心生感叹：今后就必须凭借计较锱铢之利谋生了，我该心怀何志呢？我于是回想起了从前习读的《论语》。《论语》教授的是修身、待人等日常的道理，是缺点最少的箴言。那么，可否遵循《论语》来经商呢？我想，遵循《论语》的教义从商，是可生财致富的。


　　当时，有一位叫做玉乃（世履）的人，他后来官至大审院院长，书文皆秀，为人极认真。玉乃与我二人在官员中被称为“循吏”，为官皆平易近人，也一直同步晋升，直至勅任官一级，皆怀抱将来成为国务大臣的志向。他听说我突然辞官，深感惋惜，想力劝挽留我。当时我担任井上先生的次官，井上先生由于在官制方面与内阁意见相左，发生争执而辞职，我也在那时一同请辞，所以玉乃误以为我也是与内阁争执而辞职的。诚然，我的看法与井上先生一致，与内阁意见相左，但我并非是因起了争执而请辞的。我们请辞的原由不同。我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在政治与教育方面都有必要逐渐改善，然而最需重振的是商业，否则无法使国家富强。因此，我认为在改善其他方面的同时，必须改善商业，实现各方面发展并驾齐驱。当时的日本社会犹存“从事商业无需学问，掌握学识反是阻碍”“富不过三代，第三代甚是危险”的想法，我却决心即使身负“不肖”的罪名，也定要凭借学识生财，于是弃政从商。但是，多位朋友却不了解个中缘由，以为我是因争执请辞，对我误解颇深。玉乃对我责备亦切，规劝我说：“不久你可官至长官、大臣，那时我们就可同朝为官，为国鞠躬尽瘁。眼下你却被肮脏的金钱所蛊惑，辞官从商，实在让人诧异！我从未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当时我极力辩驳想说服他，于是引《论语》为例证，引述赵普以半部《论语》做宰相、又以半部《论语》修身的例子，表明自己也要终生实践《论语》。我反驳道：“生财有何低贱？若都如你这样轻视金钱，则国家难以立足。官高爵显并非尊贵之物，值得人类勤勉从事的尊贵事业遍布各处，并不只有当官才是尊贵。”我还引述了《论语》中多处地方来印证我的观点。我认为《论语》是最少瑕疵之物，决心以《论语》为标准一生从商。这事发生在明治六年五月。
　　也因此，那之后我加倍努力地研读《论语》，听过中村敬宇老师、信夫恕轩老师的讲座，不过都因太忙碌而未坚持到最后。不过，我最近又拜托了大学的宇野老师为我讲授。他虽是为孩子教授《论语》，但我每次必到，不仅提问，也对他的解释发表意见，感到十分有趣，且受益匪浅。他的教学方法是逐章讲授，大家体会讨论，待都理解后再讲下一章。虽然进度较慢，但能够让人透彻理解并领悟内涵，孩子们也觉其乐无穷。
　　至今我已经过五人指导研习《论语》，由于并非学术研究，所以难免遇到深涩难解之处。例如，《论语·泰伯》中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一句，我直到今日才知其中蕴含的深意。此次细致地研读，让我多有领悟。《论语》并非学术理论，也并非只有钻研艰深难懂之物的学者才能懂得。《论语》的教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且原本易于理解的东西，只是由于学者的加深阐释，使之变得难以被农工商阶层理解，让它变成了商人农民不宜阅读的东西。这是极大的错误。
　　这样故弄玄虚的学者就像挑剔的守门人，阻挡了孔夫子。有这样的守门人，实难与孔子会面。孔夫子并未高居于庙堂，而是通情达理的人，不论商人、农民都愿意教授。他的教义是实用且谦卑近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