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一种所谓“正统”思想的教育，培养不出精神健全的人。这正象吃一种食物的人，决不会有健康的身体一样。
　　试想，如果只许一种口味的书出版，所有的学者，讲演则异口同声，著书则千篇一律，历史会怎么发展？人类怎能进步？
　　吴越同志说：“该禁锢的，就坚决禁锢，”有些书，“作为反面教材有限制地开放”。“模棱两可一时难于判明它是非好坏的作品，无法决定它是禁是放，”那就“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认真加以鉴定甄别”，“分期分批地作出结论”，“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想避免也是避免不了的”。
　　这里且不说目前世界上出书数量之多，单以我国现尚封存的书籍言，我们既没门也没路的小百姓，如想看到的话，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因为审查它是“一代人”的“历史”任务呀！
　　吴越同志在“开放”与“禁锢”之间选择的“折衷”方案，只不过是要定出“新”的审查条例，仍是“有禁区”理论。
　　吴越同志还主张“科学”一点，把书分成少年阅读、青年阅读和成人阅读等多种。这是荒唐的。我们知道，在正常教育下，青少年在经过中学阶段的基础启蒙教育之后，为了满足精神上的要求，往往超越那些自称“导师”的人所划定的范围，去看那些成年人或老年人常看的书。如果照吴越同志的说法，科技大学少年班应当解散，因为他们竟敢攻读青年人读的书。要知道，马克思在办《莱茵报》时，年仅二十三。毛主席博览群书，使他的老师们都由衷钦佩。他们当时没有谁给他们定出什么书目来。把书分成三六九等，因年龄而异，不到年龄不能读，是个办法么？
　　白先才同志认为：秦始皇和国民党都禁书，我们也不应例外，张守白同志鼓吹借阅书籍必须“有审查批准手续”，其实，秦始皇和国民党禁了书，我们就该照办么？靠禁书究竟是不是巩固政权的方法？它又巩固了哪家政权？以禁书为巩固专政的手段，这种作法除了在历史上留下臭哄哄的名声外，什么也没有。
　　我看，“坏”书的反革命作用被大大地夸大了，而禁书的危害又被掩饰得太小了。试问，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时代，能靠禁书培养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说得不客气点，这种愚蠢的作法，连得力的仆从都培养不出来。
　　象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文学书籍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画像》，我国的《金瓶梅》，放出来没什么了不起，天塌不了，地陷不了。青年人误入歧途，从看书上找原因，是舍本逐末，应当从根本上，也就是从社会原因上去找寻根源。
　　不要怕“坏”书。要知道，为什么有的流传下来，有的却如过眼云烟呢？因为人民和发展的历史在给予取舍。任何给书下结论的人，不管他有多大的权威和力量，在历史无情的法官面前，都会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去干那种劳而无功、贻笑大方的蠢事呢？在这一点上，我非常赞同鲁迅的说法：
　　“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解放全部书籍，批判地对待一切。
　　编者按：关于读书应否设置禁区的问题，我们收到了不少来稿来信，大多数是赞成无禁区的，个别是反对的。因本刊篇幅有限，仅选刊以上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