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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3月11日到1945年12月1日，即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战争结束的5年时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价值500多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各国的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美国的黄金储备也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有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与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各国确认美元与黄金（按35美元兑一盎司的官价）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协定”。
但是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写了一本书《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提出黄金与美元挂钩是“信心与清偿力两难”。
果不其然，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当初貌似坚如磐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顷刻瓦解，这个世界发生了如此令人错愕的大事，一切都被特里芬教授言中了。
情报也是重要知识
实际上，这本书是由特里芬教授的“在第87届国会经济联合会上的发言”（1959年10月28日，代序言）和他的两篇学术论文组成的，后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季度评论》1959年3月刊和6月刊。
笔者将特里芬教授的这本书，也就是将专家学者公开发表的论文等同于金融情报，这或许违背了人们传统的关于情报的概念。何为情报？自古以来形成的观念是：从敌方那里得来的机密信息就是情报。
早在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里所说的情报概念是这样的：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那些著名的将帅为什么会打仗，一出手就能打胜仗，战功赫赫？就在于他们了解和掌握了敌人的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股掌之中。因此，要打胜仗，必须要要早早地了解和掌握了敌人情况，而了解情况不能去装神弄鬼，算命占卜，了解敌情，不能凭空想像，不可凭经验猜测，不靠别的，就靠从熟悉敌人情况的人那里得到消息。
然而，近代以来，敌对双方在“搜集情报”与“反情报”方面的较量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事实上，一些费尽心机、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从对手方那里弄回来的“原版文件、报告或图纸”也许就是假情报，这是对方用反情报的手段故意编造出来的，以假乱真、请君入瓮。例如，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英国军情六处伪造的英国海军中尉漂尸在意大利海滩案。又或者存在双面间谍，两头交账，左右逢源。又或者是己方的基层情报人员为了邀功领赏当英雄，夸大其词的臆想之作；甚至还有失魂落魄者为了谋取钱财或者政治庇护的凭空捏造。
今天，西方的情报理论观点认为，情报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对于国家生存发展有重大意义，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重要知识。情报的价值不在于知道对手要做什么，而在于指出我们应当怎么做。例如，我们可以提前获悉美联储在明年某月加息，这样的情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怎么办？
特里芬的先见之明
用西方现代情报理论归纳的情报基本属性——知识性、传递性、前瞻性来衡量特里芬教授的这本书，实际上这是一份标准的金融战略情报，他是在提醒美国政府应该如何果断地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一个难以为继的烂摊子。
特里芬教授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元的国际供给，是通过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即储备的净流出来实现的。这会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可能：如果美国纠正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稳定、金价稳定，然而美元的国际供给将不能满足需求；反之，假如美国听任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的国际供给虽不成问题，但由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势必远远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从而令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难于维系。如此两难困境，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崩溃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仿佛是要为自己这份“重要情报”寻找注脚似的，特里芬教授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诊断：自由兑换体系的时代”引用了约翰.斯坦贝克在《短命的皮平四世王朝》一书中的箴言：“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前知，但它却能预示未来事件可能会出现的迹象。”是的，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事件，进一步证明了特里芬教授的这些先见之明。
特里芬教授在书中披露，1959年10月9日，他的相关报告由参议员道格拉斯转交给美国总统、财政部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从那年算起，至1971年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整整12年。这期间经历了艾森豪威尔（1953-1961）、肯尼迪（1961-1963） 、约翰逊（1963-1969）、尼克松（1969-1974）这四位总统的任职，也经历了世界黄金市场的动荡；目睹了仅仅半个月就令美国流失14亿美元黄金的特大抢购黄金风潮；接着是西方八国筹集2.7亿美元黄金为平抑金价设立的黄金总库的崩溃。美国的黄金库存也从1960年的187亿美元减至1972年的102亿美元。是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在60年代就当机立断，也不至于有85亿美元、相当于2.43亿盎司黄金的流失。
被搁置的金融情况
时间来到了1970年，随着美国的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又伴随着伦敦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进一步上涨，还有美国的黄金储备进一步缩减。现实状况一步一步地向特里芬教授所描述、所预计的那样走来。美国政府还能维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立下的承诺，以每盎司35美元的官方汇率兑换黄金吗？情急之下，白宫政府只好拨出专款委托著名的密苏里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Michele Hudson）领导的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s） 对当时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制的问题加以研究。半年后，哈德森研究所递交了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美国大量的国际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对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美国是有利的；目前世界各国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所占的比例为世界的80%以上，这种贸易结算习惯在长时间内无法更改，也没有哪一种国家的货币能够替代，尤其是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政治、经济大国的国家货币对维护世界经济秩序是必须的。就美国政府而言，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从短期来看，对美国政府是不利的，因为这会打击自由世界对美国强大经济实力的信心；但是从长远来看，对美国政府又是有利的，因为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将会给美国政府每年带来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的铸币税的收入。美国政府一方面可以允许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持续扩大以配合美元的输出；另一方面则通过大量发行的美国国债来吸收各国中央银行手中盈余的美元。
尽管是哈德森研究所的这份金融战略情报在最后的一刻促成了尼克松政府作出放弃布雷顿森林体制的重大决定。但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就黄金与美元脱钩而进行的电视演讲中顿悟般地向世界呐喊：美国再不能自缚双手去参与国际竞争了——这可是特里芬教授在《黄金与美元危机》的原话，足可佐证该书作为金融战略情报对美国金融政策的调整的重大参考价值，甚至是国际金融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从当年的珍珠港事件，到十多年前的“9.11”恐怖袭击，美国的国家情报系统暴露一系列的情报压制与误判的缺陷。自从1961年特里芬教授的报告被肯尼迪政府收入政府决策咨询系统待研究，直到1970年才被决策者采用重新提起采纳。这是一份被搁置了十年的金融情报，对美国政府带来的各种损失，不是用金钱可以来衡量的。假如用金钱来量化这份情况情报的话，值85亿美元的黄金，按当时35美元1盎司黄金计算，相当于2.43亿盎司、即688.49吨黄金（1公斤=35.27396194958盎司黄金）。假如用今天的金价1300美元等于1盎司来计算，则这份报告相当于3159亿美元。这实在是一份价值连城的金融情报。
在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今天，在中国金融体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一个运转高效反应灵敏的情报体系？我们的最高金融决策者又是否注重相关的金融情报信息并慎重对待专家学者有理有据、构思严谨的一家之言？这就是重读特里芬教授《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有44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与联盟国家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各国确认美元与黄金（按35美元兑一盎司的官价）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协定”。
但是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写了一本书《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提出黄金与美元挂钩是“信心与清偿力两难”。
果不其然，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当初貌似坚如磐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顷刻瓦解，这个世界发生了如此令人错愕的大事，一切都被特里芬教授言中了。
情报也是重要知识
实际上，这本书是由特里芬教授的“在第87届国会经济联合会上的发言”（1959年10月28日，代序言）和他的两篇学术论文组成的，后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季度评论》1959年3月刊和6月刊。
笔者将特里芬教授的这本书，也就是将专家学者公开发表的论文等同于金融情报，这或许违背了人们传统的关于情报的概念。何为情报？自古以来形成的观念是：从敌方那里得来的机密信息就是情报。
早在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里所说的情报概念是这样的：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那些著名的将帅为什么会打仗，一出手就能打胜仗，战功赫赫？就在于他们了解和掌握了敌人的情报，敌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股掌之中。因此，要打胜仗，必须要要早早地了解和掌握了敌人情况，而了解情况不能去装神弄鬼，算命占卜，了解敌情，不能凭空想像，不可凭经验猜测，不靠别的，就靠从熟悉敌人情况的人那里得到消息。
然而，近代以来，敌对双方在“搜集情报”与“反情报”方面的较量是异常激烈和残酷的。事实上，一些费尽心机、历尽千辛万苦得来的、从对手方那里弄回来的“原版文件、报告或图纸”也许就是假情报，这是对方用反情报的手段故意编造出来的，以假乱真、请君入瓮。例如，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英国军情六处伪造的英国海军中尉漂尸在意大利海滩案。又或者存在双面间谍，两头交账，左右逢源。又或者是己方的基层情报人员为了邀功领赏当英雄，夸大其词的臆想之作；甚至还有失魂落魄者为了谋取钱财或者政治庇护的凭空捏造。
今天，西方的情报理论观点认为，情报是一种知识，是一种对于国家生存发展有重大意义，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重要知识。情报的价值不在于知道对手要做什么，而在于指出我们应当怎么做。例如，我们可以提前获悉美联储在明年某月加息，这样的情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怎么办？
特里芬的先见之明
用西方现代情报理论归纳的情报基本属性——知识性、传递性、前瞻性来衡量特里芬教授的这本书，实际上这是一份标准的金融战略情报，他是在提醒美国政府应该如何果断地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一个难以为继的烂摊子。
特里芬教授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元的国际供给，是通过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即储备的净流出来实现的。这会产生两种相互矛盾的可能：如果美国纠正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稳定、金价稳定，然而美元的国际供给将不能满足需求；反之，假如美国听任它的国际收支逆差，则美元的国际供给虽不成问题，但由此积累的海外美元资产势必远远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从而令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性难于维系。如此两难困境，注定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崩溃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仿佛是要为自己这份“重要情报”寻找注脚似的，特里芬教授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诊断：自由兑换体系的时代”引用了约翰.斯坦贝克在《短命的皮平四世王朝》一书中的箴言：“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前知，但它却能预示未来事件可能会出现的迹象。”是的，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国际金融领域里发生的一切事件，进一步证明了特里芬教授的这些先见之明。
特里芬教授在书中披露，1959年10月9日，他的相关报告由参议员道格拉斯转交给美国总统、财政部长、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从那年算起，至1971年尼克松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整整12年。这期间经历了艾森豪威尔（1953-1961）、肯尼迪（1961-1963） 、约翰逊（1963-1969）、尼克松（1969-1974）这四位总统的任职，也经历了世界黄金市场的动荡；目睹了仅仅半个月就令美国流失14亿美元黄金的特大抢购黄金风潮；接着是西方八国筹集2.7亿美元黄金为平抑金价设立的黄金总库的崩溃。美国的黄金库存也从1960年的187亿美元减至1972年的102亿美元。是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果在60年代就当机立断，也不至于有85亿美元、相当于2.43亿盎司黄金的流失。
被搁置的金融情况
时间来到了1970年，随着美国的财政赤字、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又伴随着伦敦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进一步上涨，还有美国的黄金储备进一步缩减。现实状况一步一步地向特里芬教授所描述、所预计的那样走来。美国政府还能维持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立下的承诺，以每盎司35美元的官方汇率兑换黄金吗？情急之下，白宫政府只好拨出专款委托著名的密苏里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哈德森（Michele Hudson）领导的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s） 对当时美国国际收支赤字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放弃布雷顿森林体制的问题加以研究。半年后，哈德森研究所递交了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其中一个重要的结论是，美国大量的国际收支赤字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对拥有国际货币发行权的美国是有利的；目前世界各国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与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所占的比例为世界的80%以上，这种贸易结算习惯在长时间内无法更改，也没有哪一种国家的货币能够替代，尤其是在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军事、政治、经济大国的国家货币对维护世界经济秩序是必须的。就美国政府而言，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从短期来看，对美国政府是不利的，因为这会打击自由世界对美国强大经济实力的信心；但是从长远来看，对美国政府又是有利的，因为美元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将会给美国政府每年带来数以百亿甚至千亿的铸币税的收入。美国政府一方面可以允许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持续扩大以配合美元的输出；另一方面则通过大量发行的美国国债来吸收各国中央银行手中盈余的美元。
尽管是哈德森研究所的这份金融战略情报在最后的一刻促成了尼克松政府作出放弃布雷顿森林体制的重大决定。但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15日就黄金与美元脱钩而进行的电视演讲中顿悟般地向世界呐喊：美国再不能自缚双手去参与国际竞争了——这可是特里芬教授在《黄金与美元危机》的原话，足可佐证该书作为金融战略情报对美国金融政策的调整的重大参考价值，甚至是国际金融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从当年的珍珠港事件，到十多年前的“9.11”恐怖袭击，美国的国家情报系统暴露一系列的情报压制与误判的缺陷。自从1961年特里芬教授的报告被肯尼迪政府收入政府决策咨询系统待研究，直到1970年才被决策者采用重新提起采纳。这是一份被搁置了十年的金融情报，对美国政府带来的各种损失，不是用金钱可以来衡量的。假如用金钱来量化这份情况情报的话，值85亿美元的黄金，按当时35美元1盎司黄金计算，相当于2.43亿盎司、即688.49吨黄金（1公斤=35.27396194958盎司黄金）。假如用今天的金价1300美元等于1盎司来计算，则这份报告相当于3159亿美元。这实在是一份价值连城的金融情报。
在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今天，在中国金融体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一个运转高效反应灵敏的情报体系？我们的最高金融决策者又是否注重相关的金融情报信息并慎重对待专家学者有理有据、构思严谨的一家之言？这就是重读特里芬教授《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给我们的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