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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史记》作为史书，它的记事源自史实，不能凭空臆造。从《史记·吴太伯世家》的篇章形式来看，这是一篇有着编年体痕迹的文章。本文以《史记·吴太伯世家》取材的角度为例来探究其援引《左传》的方式和思想倾向。《史记》较多的篇幅是直接引用，本文主要是就事件的处理方式进行探究，现以吴太伯世家为例来探究其特点。关于援引方式主要从精简、整合、整合三个方面来探究。关于原因的分析主要从大一统思想和史料获取途径的角度来论述。
【关键字】司马迁 史记 左传 吴太伯世家
引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对自己当时正在编纂的《史记》的评说。梁启超曾这样评论：“司马迁写《史记》，与荀况写《荀子》，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性质相同，只不过司马迁的书是以历史的形式出现而已。故仅以读近代史书的方法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太史公在援引《左传》来写成世家时无疑带着自身的情感态度和思想倾向。
一、《史记》对《左传》材料的处理方式
（一）精简历史事件
《吴太伯世家》：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锺离。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吴踵楚而疆锡无备，邑能无亡乎？” 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从以上一例可见，吴太伯世家在援引《左传》时精简了历史事件。在第一例中，对“吴王诸樊卒”这一事件的描述，吴太伯世家省略了吴王死去的详细过程以及前因后果，也省去了该事件中的相关人物——牛臣以及其人物对话。同样，在第二例中，吴太伯世家描述 “灭巢、钟离”这一事件时省去了对其灭亡的理性分析及道理，也省略了“沈尹戍”这一重要人物及其对话。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突出吴太伯世家这一篇章的人物重点，简略地阐明了这两个历史事件的结果；另一方面减弱了历史事件的戏剧化效果与逼真性，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篇章的趣味性和哲理性。
（二）整合历史事件
《吴太伯世家》：九年，为邾伐鲁，至，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
《左传》哀公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 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 吴人盟而还。
《左传》哀公十年：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左传》哀公十一年：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
从以上一例看出，这种整合方式是《史记》援引《左传》的一个很常见的方法，这样可以讲将几年发生的的事件整合在一起并压缩。《左传》记叙：吴国由于驺国的缘故讨伐鲁国，最后与鲁国结盟。鲁哀公（因此与驺国有罅隙）联合吴等国讨伐齐国（邾隐公是齐国国君的外甥，逃到吴国），但是战败，于是在哀公十一年再去攻打齐国，最后大败齐国。在《左传》中，这几件事是具有前后因果联系的，但是却分别记叙在三个年间，散乱不易结合在一起。“吴太伯世家”将这三个事件整合并压缩在一起，形成一个有着前因后果的完整事件。
此外，吴太伯世家中记叙的年份与《左传》也有一些不同，司马迁以连续的年份来整合三个事件，说明整合之中也有所改变。
（三）更改叙述事件
1. 《吴太伯世家》：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于吴，吴师败。阖闾弟夫概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闾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而封夫概于谿谷，为堂谿氏。
《左传》定公五年：越入吴，吴在楚也。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于沂。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 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谿氏。
从以上一例可以看出，《左传》中夫概自立为王的原因未提及，而吴太伯世家则认为是“吴王久留楚而不归”。《左传》中描写到“吴楚交战”过程中，先败夫概于沂，又败吴军于军祥，那么为什么夫概在战败的情况下可以回来称王呢？《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将这两个事件进行了一个联系——“吴王久留楚而不归”。
《左传》对于夫概自立为王之前写道“王”归；而吴太伯世家则写作“亡”归。一字之差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夫概王归是正常地回吴国，肯定夫概在攻楚中的功劳，而夫概亡归则是以一种逃跑的方式回到吴国，这样夫概的功劳就明显减弱了。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思想倾向，赞美春秋五霸之一吴王阖闾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体现了司马迁君君、臣臣的“正统”思想。
这样更改叙述方式不仅可以理清事件的前因后果，使事件的脉络更加清晰，而且还包含着史迁自身的思想倾向。
2. 《吴太伯世家》：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槜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
《左传》定公十四年：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3.《吴太伯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左传》：述无此事。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 ⑴这事件的更改包含了作者的主观价值评价，《左传》中的“越子”改为了“越王”着一字之差体现了太史公对于勾践卧薪尝胆，伐吴复越的高度评价。
⑵自刎的三行人在《左传》中是罪人，而在《吴太伯世家》中则未提及，这样含义就大有不同了，“不是罪人”充分体现了越国的敢死队刚烈和不怕牺牲，也体现了一种复仇意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伍子胥忍辱复仇，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笞楚平王的尸首。太史公称之为“弃小义，雪大耻。”也体现了强烈的复仇意识。
⑶地名发生了变化由“姑浮”改成了“姑苏”。
二、作者对材料进行处理的原因分析
（一）浓厚的思想倾向——大一统思想
《吴太伯世家》：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左传》闵公元年：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
《左传》僖公五年：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
司马迁认为太伯奔吴、断发文身的原因是因为季历的贤能所以才让出自己嫡长子的地位来使自己贤能的弟弟来坐上国君之位。虽然关于太伯奔吴、断发文身只是在《左传》的其他篇目提及，但是可以看出《左传》中的原因却是“逃之”“太伯不从”，这样一种被动地去吴地而非主动。司马迁是第一个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的人，大一统的思想在他心中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写《史记》援引《左传》的事件时也慢慢的渗透这样一种儒家的礼贤谦让的思想。本纪第一篇“五帝本纪”，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以及本篇例文世家之首“吴太伯世家”都在赞扬一种“礼让”，司马迁以“黄帝禅让”“太伯让国”“伯夷让君”来宣扬自己尊贤礼让的大一统思想倾向。
（二）获取材料的途径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由于一场焚书的浩劫使得学者对前代史料的掌握程度少之又少。司马迁著成史记的过程是一个艰难而又长期的过程，他四处游历，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触，因此，他写史并不可能仅仅参考前代的文献资料，而是有他自己的判断与思考，对于前代没有记录的事件或古籍记载不完全的地方，他必须靠自己的判断和研究来获取史实。包括口耳相传的传说，历史遗迹的探寻等等。因此，《吴太伯世家》中援引《左传》并进行处理的材料大多是司马迁有着自己的证据的史实，否则不会写进这部史书中。
《左传》留下来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为后代作史提供了来源，但仍需后代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左传》，看待《史记》。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
[2]韩兆琦、周旻选编《史记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3]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
[4]崔适著、张烈点校《史记探源》，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
[6]蒋晓彤《史记·三十世家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7]廖颖《左传与史记》，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8]吕俊《史记》引用《左传》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6页。
说明：本文中所引用的原文材料参考于蒋晓彤《史记·三十世家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一四六二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一四五二页。
本文整理出精简、整合、更改历史事件的材料处理方式思路参考廖颖《左传与史记》，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吕俊《史记》引用《左传》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一四七一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一六四七页。
同小注②，第一六五五页。
同小注②，第一六六一页。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一四六七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一五五〇页。
同小注①，第一四六八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一五九五页。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一四六六页、
此“复仇意识”观点参见廖颖《左传与史记》，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同小注②，第一四四五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二五八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三〇七页。
此二疑案观点参见蒋晓彤《史记·三十世家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字】司马迁 史记 左传 吴太伯世家
引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对自己当时正在编纂的《史记》的评说。梁启超曾这样评论：“司马迁写《史记》，与荀况写《荀子》，董仲舒著《春秋繁露》性质相同，只不过司马迁的书是以历史的形式出现而已。故仅以读近代史书的方法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太史公在援引《左传》来写成世家时无疑带着自身的情感态度和思想倾向。
一、《史记》对《左传》材料的处理方式
（一）精简历史事件
《吴太伯世家》：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锺离。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吴踵楚而疆锡无备，邑能无亡乎？” 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
从以上一例可见，吴太伯世家在援引《左传》时精简了历史事件。在第一例中，对“吴王诸樊卒”这一事件的描述，吴太伯世家省略了吴王死去的详细过程以及前因后果，也省去了该事件中的相关人物——牛臣以及其人物对话。同样，在第二例中，吴太伯世家描述 “灭巢、钟离”这一事件时省去了对其灭亡的理性分析及道理，也省略了“沈尹戍”这一重要人物及其对话。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突出吴太伯世家这一篇章的人物重点，简略地阐明了这两个历史事件的结果；另一方面减弱了历史事件的戏剧化效果与逼真性，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篇章的趣味性和哲理性。
（二）整合历史事件
《吴太伯世家》：九年，为邾伐鲁，至，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
《左传》哀公八年：吴为邾故，将伐鲁，问于叔孙辄。 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 吴人盟而还。
《左传》哀公十年：公会吴子、邾子、郯子伐齐南鄙，师于鄎。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左传》哀公十一年：为郊战故，公会吴子伐齐。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
从以上一例看出，这种整合方式是《史记》援引《左传》的一个很常见的方法，这样可以讲将几年发生的的事件整合在一起并压缩。《左传》记叙：吴国由于驺国的缘故讨伐鲁国，最后与鲁国结盟。鲁哀公（因此与驺国有罅隙）联合吴等国讨伐齐国（邾隐公是齐国国君的外甥，逃到吴国），但是战败，于是在哀公十一年再去攻打齐国，最后大败齐国。在《左传》中，这几件事是具有前后因果联系的，但是却分别记叙在三个年间，散乱不易结合在一起。“吴太伯世家”将这三个事件整合并压缩在一起，形成一个有着前因后果的完整事件。
此外，吴太伯世家中记叙的年份与《左传》也有一些不同，司马迁以连续的年份来整合三个事件，说明整合之中也有所改变。
（三）更改叙述事件
1. 《吴太伯世家》：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于吴，吴师败。阖闾弟夫概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闾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而封夫概于谿谷，为堂谿氏。
《左传》定公五年：越入吴，吴在楚也。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于沂。吴人获薳射于柏举，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败吴师于军祥。 九月，夫概王归，自立也，以与王战，而败，奔楚，为堂谿氏。
从以上一例可以看出，《左传》中夫概自立为王的原因未提及，而吴太伯世家则认为是“吴王久留楚而不归”。《左传》中描写到“吴楚交战”过程中，先败夫概于沂，又败吴军于军祥，那么为什么夫概在战败的情况下可以回来称王呢？《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将这两个事件进行了一个联系——“吴王久留楚而不归”。
《左传》对于夫概自立为王之前写道“王”归；而吴太伯世家则写作“亡”归。一字之差却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夫概王归是正常地回吴国，肯定夫概在攻楚中的功劳，而夫概亡归则是以一种逃跑的方式回到吴国，这样夫概的功劳就明显减弱了。这也体现了司马迁的思想倾向，赞美春秋五霸之一吴王阖闾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体现了司马迁君君、臣臣的“正统”思想。
这样更改叙述方式不仅可以理清事件的前因后果，使事件的脉络更加清晰，而且还包含着史迁自身的思想倾向。
2. 《吴太伯世家》：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践迎击之槜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
《左传》定公十四年：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槜李。句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于颈，而辞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屦。还，卒于陉，去槜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则对曰：“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
3.《吴太伯世家》：“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左传》：述无此事。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出： ⑴这事件的更改包含了作者的主观价值评价，《左传》中的“越子”改为了“越王”着一字之差体现了太史公对于勾践卧薪尝胆，伐吴复越的高度评价。
⑵自刎的三行人在《左传》中是罪人，而在《吴太伯世家》中则未提及，这样含义就大有不同了，“不是罪人”充分体现了越国的敢死队刚烈和不怕牺牲，也体现了一种复仇意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伍子胥忍辱复仇，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笞楚平王的尸首。太史公称之为“弃小义，雪大耻。”也体现了强烈的复仇意识。
⑶地名发生了变化由“姑浮”改成了“姑苏”。
二、作者对材料进行处理的原因分析
（一）浓厚的思想倾向——大一统思想
《吴太伯世家》：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左传》闵公元年：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
《左传》僖公五年：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
司马迁认为太伯奔吴、断发文身的原因是因为季历的贤能所以才让出自己嫡长子的地位来使自己贤能的弟弟来坐上国君之位。虽然关于太伯奔吴、断发文身只是在《左传》的其他篇目提及，但是可以看出《左传》中的原因却是“逃之”“太伯不从”，这样一种被动地去吴地而非主动。司马迁是第一个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的人，大一统的思想在他心中早已根深蒂固，所以在写《史记》援引《左传》的事件时也慢慢的渗透这样一种儒家的礼贤谦让的思想。本纪第一篇“五帝本纪”，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以及本篇例文世家之首“吴太伯世家”都在赞扬一种“礼让”，司马迁以“黄帝禅让”“太伯让国”“伯夷让君”来宣扬自己尊贤礼让的大一统思想倾向。
（二）获取材料的途径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由于一场焚书的浩劫使得学者对前代史料的掌握程度少之又少。司马迁著成史记的过程是一个艰难而又长期的过程，他四处游历，有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和感触，因此，他写史并不可能仅仅参考前代的文献资料，而是有他自己的判断与思考，对于前代没有记录的事件或古籍记载不完全的地方，他必须靠自己的判断和研究来获取史实。包括口耳相传的传说，历史遗迹的探寻等等。因此，《吴太伯世家》中援引《左传》并进行处理的材料大多是司马迁有着自己的证据的史实，否则不会写进这部史书中。
《左传》留下来的丰富的历史信息为后代作史提供了来源，但仍需后代用历史的，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左传》，看待《史记》。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
[2]韩兆琦、周旻选编《史记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
[3]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版。
[4]崔适著、张烈点校《史记探源》，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
[5]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
[6]蒋晓彤《史记·三十世家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7]廖颖《左传与史记》，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8]吕俊《史记》引用《左传》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6页。
说明：本文中所引用的原文材料参考于蒋晓彤《史记·三十世家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一四六二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一四五二页。
本文整理出精简、整合、更改历史事件的材料处理方式思路参考廖颖《左传与史记》，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吕俊《史记》引用《左传》研究，郑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一四七一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一六四七页。
同小注②，第一六五五页。
同小注②，第一六六一页。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一四六七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一五五〇页。
同小注①，第一四六八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一五九五页。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一四六六页、
此“复仇意识”观点参见廖颖《左传与史记》，贵州大学2008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同小注②，第一四四五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二五八页。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9年版，第三〇七页。
此二疑案观点参见蒋晓彤《史记·三十世家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