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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0年代参与“剿共”是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互动的重要内容。地方派系因应“助剿”，仅以反制或顺应形势等词难以概括其复杂面相。在晋军李生达部赴赣“助剿”个案中，就晋方而言，获得协饷以减轻财政负担在晋系的考量中占据重要分量，而借此消解蒋介石的疑忌也是其动机之一；就蒋介石而言，兵力捉襟见肘之际，调晋军入赣，自有“助剿”功用，但更重要的是借此试探晋方，以及消解两广联合北方以图反制“中央”之意图。表面化的“剿共”对于双方而言只是目的之一。“剿共”问题上的互动折射出这一时期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地方实力派，晋系，蒋介石，徐永昌，“剿共”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6-0035-06
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调动大军对红军及其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在这宏大的战场上，“参剿”之军队，既有蒋介石之“中央军”，也有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的各地方派系军队。以往在论及地方派系参与“围剿”态度时，多以地方反制或顺应形势等词概括，而对其幕后的复杂面相缺乏深入考察，具体史事建构多依据文史资料等回忆录眭质的资料。本文以1934年晋绥方面派李生达部人赣“助剿”为个案，根据《徐永昌日记》、“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以图对地方派系因应“助剿”的复杂面相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蒋介石调晋军人赣的多重考量进行分析①。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晋方内部磋商以及与蒋介石交涉经过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党方面疯狂的反共“清党”，共产党人举起了武装反抗的趋帜，逐渐崛起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长江流域，而国民党方面也开始了长期的“剿共”军事。山西地处华北大地，虽然早在1927年，山西的军政领袖阎锡山就紧随蒋介石后开始了“清党”反共活动，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远离大规模的“剿共”军事。1931年中原大战后，战败的阎锡山被迫下野，晋军接受改编。当时一度传言南京方面乘势调晋军南下“剿共”，蒋为稳定北方局势，很快令吴铁城设法辟谣：“太原消息，有南昌行营调晋军四师南下剿共之说，绝无其事，显系造谣之徒，淆惑听闻。”并令吴转告负责收编晋军的张学良，无意调晋军南下，“免滋误会”。1932年蒋介石下野再起后，确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略，置“剿共”于优先考虑位置。除使用中央军主力部队外，又极力拉拢两粤等地方实力派部队，共同“围剿”苏区。但晋军仍得以继续远离“剿共”军事。这种局面直到1934年第五次“围剿”的后期，蒋令晋军赴赣才开始打破。
1934年8月，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围剿”已进入最后时刻。为完成“剿共”大业，蒋开始调兵遣将。18日，蒋在日记的“预定”栏中记载：拟调晋鲁军各一师参剿。由此，拉开了晋方在“参剿”问题上与中央折冲、交涉之序幕。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在其日记中对这一经过有较详细的记载，“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对于了解晋方被蒋“借师”时之一般反应颇有裨益。
徐永昌当时正在北平，至少在8月22日即获悉蒋调“晋军”入赣消息，23日日记中记：“昨闻蒋有电调晋军。”8月24日得到蒋调晋军的确切消息，“子范(李鸿文字子范——引者注)归自太原，谓太原接江西电，调晋军六团或八团入赣助剿匪，候余返并商，应付甚急。”并在括号注明，“此事已悉一星期”。但徐并未因“甚急”而速回。9月3日，“祥征(杨凤麟字祥征——引者注)云太原着催主席速归，商出兵江西问题”。4日，徐终于返回山西。5日，正式参与商议出兵事，“午前往绥署，略商出兵赣省问题”。但贵为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并不能做出决策，“结果仍须往河边一行”。“山西王”阎锡山彼时正寓居老家五台县河边村，此事需阎才能最后拍板定夺。
7日，徐永昌偕杨爱源赴河边，当天即与阎锡山商讨出兵问题。徐在日记中记载：“略述在平耽搁情事，即谈开兵江西问题。阎先生初极作难，以为派去必为中央吞编。余谓不强于养不起自家裁并耶?且彼正谋树信统一，不见得以小害大。渠继谓如中央对开去部队发饷，则开八团，只要他不吞编我们的。余意先开队伍，缓缓再请中央发饷，较合情理。阎先生坚持不可，以为蒋素不讲情理，不如此且致其疑。余既无如之何，亦不喻其旨，只好照办。”可见，阎最初并不同意出兵，担心“为中央吞编”。经过徐永昌的开导，阎锡山已经同意出兵赴赣，但又在军饷问题上杯葛要挟。
山西与南昌行营之间的讨价还价颇有意思，双方均力求于己利益最大化。8日，徐永昌“到绥署，请煜如(贾景德字煜如——引者注)拟复熊杨电”。12日，“牯岭复电，对南开八团以为尽量筹措，只能补助饷项半数。即将原电转河边(指阎锡山——引者注)取决之”。14日，山西方面核定8团饷及给养费共17万元。徐永昌提议中央承担3／4，山西出1／4。但阎锡山却坚持山西无钱，要中央全额负担。阎这种“一毛不拔”之态度甚至引起徐永昌等人不满。在拟复电时，“星如(杨爱源字星如——引者注)托病不到，贾先生亦烦不代拟电，阎公甚矣哉”。正当山西内部为出饷而分歧之时，南昌方面作出一些让步。20日，“早间胪初(即黄胪初——引者注)来，略谈接牯岭电，谓所开八团中央每月勉助十万元”。也就是说中央支助饷额在半数至3／4之间，徐旋即将此电转告阎锡山。在蒋方已经让步，晋方内部也倾向于出兵的情况下，阎也就顺势而下，同意按照蒋方条件出兵。21日，“河边对牯岭电已无问题”。中央从每月“补助饷项半数”(即8.5万元)到勉助10万元；而晋方先是要求中央全额承担，继之徐提出中央承担3／4，山西承担1／4，最终在“半数”至“四分之三”之间“成交”，双方之计较可谓“斤斤”。其实，这种类似于菜市场上的“互动”，折射出的正是彼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面相。
晋阎在军饷分担比例上与中央达成一致后，剩下的问题是选择何部前往?先来看看晋军当时的编制。中原大战失败后，晋军被编遣为4个正规军和1个护路军。四个军的番号分别是第32军、33军、34军、35军，军长依次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每军辖2师，每师辖3旅，每旅2团。1931年，蒋介石命令第32军军长商震率所属第67师下属3个旅开赴河北截击石友三部。之后，商震就再没有回山西，晋军剩下3个军、7个师。1934年正太护路军撤销，改称101师，至此晋军又恢复至8师。师长分别是杨效欧、李服膺、杨澄源、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傅作义(兼)、孙楚。按照编制，晋军“助剿”兵力既然是8团，统兵大员以师长为宜。据一些回忆录称，蒋介石特意指令李生达率部赴赣，原因是李通过反阎锡山的CC系苗培成之中介与蒋已经勾结，因而倾向中央。实际上，李生达也确有倾向于蒋的具体表示，而中间的联络人正是苗培成。比如，1933年末－1934 年初的孙殿英事件中，在阎锡山等人对孙殿英态度暧昧的情况下，李生达却通过苗培成向蒋通报孙的动向，并力主武力解决。其中1933年12月通报的一则信息是：“孙军定本月养日潜行西进，意图夺取甘肃及西北各省创一反抗中央局面……果有精兵一二师，预据险要截击之。则可以战而击溃。”这对于蒋而言，无疑极具军事价值，蒋据此及时通报前线将领朱绍良，“特转参考”。因此，对于蒋而言，倾向于南京方面的李生达留在北方远比调至南方更具价值。《徐永昌日记》进一步印证了蒋最初并无明令李生达赴赣，而是晋军将领均不愿赴赣的情况下，才由李生达率部南下。据《徐永昌日记》记载，当得知蒋要求晋军前往江西“助剿”时，杨耀芳“再三言不愿往江西去”，李服膺“留函，亦言亲老，如出兵江西，请勿遣渠”。李生达最终前往，实际是孙楚“走后门”疏通之结果。9月21日，阎锡山询“应派何部去?”徐认为孙楚、李生达“二人相近”。考量之后，阎锡山“拟令萃崖(孙楚，字萃崖——引者注)率部南开”。但孙楚不愿赴赣，“颇想由舒民(李生达字舒民——引者注)去，且托煜如疏通之”。疏通结果，“李舒民师长率本部及周旅共八团南下，庚日(10月8日)开始出动，删日(10月15日)前后可运毕”。在有关李生达的诸多回忆录中，李维狱的回忆与徐的记载相近，可为佐证：阎锡山先是征求李服膺的意见，李表示不愿去。又征求孙楚意见，孙也拒绝。最后征求李生达意见，李表示“如派我去，只有服从”。人选确定后，徐永昌、杨爱源电蒋要求给予李生达军长名义，“以壮声势，便利统率”，不久，蒋即任命李生达为第十九军军长①。二、晋方“助剿”动机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大多数省份的军政实权仍操纵在地方派系手中。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在1934年曾列出一份自感“可不慎乎”的地方派系名录：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杨诸人。而西南之川、滇、黔，以及湖南等省实际上也处于半独立状态，地方派系依靠其地域、私人色彩浓厚的军队与南京中央形成颉颃之势。法理上，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之规定，陆海军及航空费属于国家支出项目，国家依靠国税收入支付全国所有军队的费用。实际中，地方派系牢牢掌控财权，截留所在省内除关税外的国税收入。这样，南京中央在很长时期里并不直接支付地方派系军队的军费。比如1932年4月阎锡山曾以“晋军饷每月不敷四十万”为由，要求蒋介石“每月助若干”。蒋即告知：“中央财政困难，对晋绝难补助。”而地方也就以所截留之国税收入作为其军费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军队数额庞大，仅靠国税仍不敷军费开支。以阎锡山所掌控的晋、绥两省为例，全年国税收入686万元，特税160万元，中央统税补助费314万元，特别建设补助费360万元，合计1528万元，每月平均127万元，但两省军费每月达172万元，全年不敷达540万元。为了弥补缺额，只得挪用省库，导致地方建设大受影响。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自承：
晋省全省收入，连国税每月共约百余万元(内中国税系由中央拨助军费者)，省库所收，亦仅用以维持政费而已，一切大规模之建设事业，则难兴办。现在正在举行办理者，仅由大同至蒲州之铁路。
因此，如何筹措军饷，养活军队，始终是各派系所面临的重要难题。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曾收缩军队，剔除连队空名，组织裁汰的老弱官兵以及一批闲散官兵，前往绥西进行屯垦，以便减少军费开支。裁减军队是晋军面对财政困难时不得不为之法。1934年6月，《大公报》《申报》等媒体陆续报道晋军将再度缩编，并披露了具体缩编方案，《大公报》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短评以赞赏晋阎裁军计划。7月，徐永昌南下谒蒋，一方面向社会公开表达晋绥再次裁军之意，称：“最近经两省军事长官开编遣会议，研究裁汰办法，当经决定，由每营裁遣一连，九师共裁去士兵二万余人，官长一千余元，每月可省军费二十万元。”另一方面在与杨永泰等人的私下谈话中，又暗示内外情势紧迫，晋军裁遣似非得计。徐说：“晋、绥军人确能爱国，何时国家不需要，何时皆可编遣之。但就今日状况言，对外则晋、绥几如边地，而中央尚在准备抗日。若豫、陕、鄂等地，土匪遍地，共党四伏，似又不能先裁此项军队。”但为减轻山西财政负担，希望能调部分晋绥军外出“助剿”。
且为现在需要起见，最好委员长调晋、绥军若干出外工作，以觇究竟。不过此项调出军队饷项须由中央担任，如此则山西人民担负亦可略为减轻。盖凭余良心，觉晋、绥军人实优于他省也。
晋绥军人优于他省，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实则是既要避免裁军，又能减轻山西财政负担，其主动“助剿”之意已十分明显。实际上，徐永昌虽然非常认可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对蒋亲自主持的江西“剿共”却颇有微词。由于长期围而未歼，以及“剿共”过程中蒋与两广疑忌日渐加深，徐甚至主张江西之红军不必“剿”，理由是“盖江南较江北富庶，匪之滋生力不强。若蒋不积极，则他省必积极。蒋不厚势力，他省亦敢于剿匪矣，且不绝对的造嫡系，而外系亦可努力矣。既可息人言，亦可苏财力”。这与其1935年后徐对“剿灭”陕北、山西红军之积极态度可谓相差悬殊。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回晋的王靖国等人认为：“南昌剿匪军事无所见长，尤其后方办的不好(后勤问题无甚办法)……今日匪之不走，并非被围不能走，是不愿走。”徐也觉得“与一般人由南昌归来之盛誉蒋先生者，确有独具只眼”。徐永昌在8月22日即得到“助剿”消息，“绥署”一再催促其回太原，可徐却一直拖到9月5日才回太原商洽，理由是“有事耽搁”。细查徐之日记，期间10天并无重要事情，无非是“洗澡”、“会客”、“吃爆羊肉”、“往后海看种树”、“出城稍游”、“往海王村游览”、“用十二元购三个体仁堂款的花盆、两元购一假曼生壶”、“游中央公园”、“又之西单”、“北海散步”、“照不少电影”等等吃喝玩乐琐事。军情紧急，如此拖延耽搁，可见，主动“助剿”者看重的并非江西“剿共”本身，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亲蒋之意。
中原大战后，徐永昌是晋阎与蒋介石均认可的主政山西人选。而徐永昌一方面力助阎锡山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对当时地方派系的反蒋活动极不认同，认为无非是“权力之争”而非“政见之争”，所谓“两粤之倒蒋，福建之倒蒋，亦谋上台及争权而已”，“吾人谋于不倒任何人之情况下，谋一出路，只要公认其人在六十分上者，皆容留之”。以至于阎锡山常说：我今日尚能反蒋欤，即徐主席与赵先生(徐主席即徐永昌，赵先生即赵戴文——引者注)亦不答应。在北方负责与地方实力派沟通的蒋伯诚也电告蒋：“次辰在晋一日，可以担保阎此后只图有益国家，决无他意。”实际上，徐只是力图在蒋与阎之间谋求缓冲，以图相安无事。所谓“余主张拥护中央，助蒋剿匪，其目的在安定国家、安定山西及进行建设，非徒以拥护中央助蒋为目 的也”。“调晋军外出做事”，在徐看来，正是在中央方面能消解蒋对山西之疑忌，所以徐在建议南昌行营调晋军“外出做事”后，特地在日记中记下“如此亦可免中央之疾晋”，并用括号圈住，以示强调。从地方而言又可减少山西财政困难的两全之策。因此，徐更看重自然是晋军调动的形式。至于时间早晚，其实无关紧要。当徐的幕僚濮绍戡劝徐“对此事早回去敬事些”，而徐则“不甚在意”，甚至认为濮之所以急于回去，是因为恋妻之故，“盖绍戡深情于妻子者”。
对于依靠军队起家的阎锡山而言，“军队”是维系其政治生命之所在。当得知蒋调晋军“剿共”，出于长期与蒋打交道的经验，最初的态度是“担心吞编”。经过徐的开导，阎也很快就认识到“出师助剿”之好处，而且走得更远，准备让李生达部长期在江西“助剿”，不必回晋。一些回忆录称，1935年阎锡山因担心李生达部与蒋勾结，脱离晋绥，强烈要求李部北返归晋。但从徐永昌日记来看，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以徐之位高权重以及与阎之关系，当更能了解阎的态度，故徐的记载可信度更高。据徐记载，江西“剿共”事毕，蒋主动调李部回晋。1935年5月，蒋通知晋绥方面，已令李生达部移驻徐蚌，可随时开回晋省，协饷再发两月，即7月1日停止。阎锡山得悉后，并未因李部之未被“吞编”、安然回晋而高兴，反而一再要求徐永昌：“再去电请，无须开回，以晋省财政实无力担任，即开回亦须编遣也。”而此前，蒋介石、何应钦曾令晋绥派两旅兵力赴陕北“助剿”红军刘志丹部，阎以各种理由推脱，如“因剿陕北匪现有兵已足”，“府谷兵撤回方数日，陕北真需兵时，井万不叫撤也”，“晋军筑路久，须予以集合训练方可使用”。又担心“剿共”之兵哗变，不能再用等等。对此，有相当“国家”观念的黄胪初曾私下里向徐永昌抱怨道：中央对李部等的协济饷十万，阎先生即设法阻他们不要回晋。陕北闹匪，何敬之(即何应钦——引者注)几次求山西再派两旅兵协剿，阎先生因无协饷，即严词拒绝。国家何贵乎山西有军队，阎先生亦不思甚矣。从阎锡山因有无“协饷”而前后之转变，可知经济因素在晋阎对中央之因应态度上的重要影响。
三、蒋介石“借师”动机考察
晋阎出于疑惧之心态，担心“助剿”部队被蒋介石“吞编”，又因“外出做事”可以减轻财政负担而主动“助剿”。那么，蒋“借师”又是出于何种考量，仅仅是“剿共”军事之需吗?
1934年初，蒋平定福建事变后，集中精力继续“围剿”中央苏区。据学者研究，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方面作战方针发生显著变化，作战基础得以加强，因而逐渐在这场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中取得优势。4月28日，经过18天剧烈战斗后，国民党军成功占领中央苏区基本区域的第一县城——广昌，从而打开了通向红都瑞金之门户。
随着“进剿”深入，蒋深感兵力不足。早在闽变平定后不久，蒋就电示何应钦“赣匪已成强弩之末，趁机利用全力进剿”，“抽第二师与第廿五师各一旅抽足五团运赣增剿”。进入6月后，蒋又要求张学良、刘峙等人派遣部队南下支援。4日，蒋致电张学良、何成浚：“限本月哿日以前，将第五十一师调集襄花一带，候令调至江西进剿。”8月，又再次要求张学良、刘峙派遣部队南下，并致电唐生智、曹浩森等做好运输准备工作。在此背景下，蒋调晋鲁军人赣“助剿”，也确实有加强“剿共”兵力之意图。9月17日，在电令韩复榘遣军赴赣时，蒋称：“罗匪近由闽北窜，致后方不安。”希望韩能派遣部队“即日出发，协助清剿，以固后方”，“如能于本周内到达九江尤为切盼”。
那么借晋军“剿共”是否为其唯一之动机呢?实际上，对于蒋而言，能调动晋军本身就意义很大。首先，可以试探“中央”军令对晋军之有效程度。中原大战，蒋虽获得全胜，但阎锡山很快利用内外情势东山再起，重新拥有晋绥两省，再次成为北方最大的地方派系之一。1934年7月，当徐永昌南下谒蒋时，蒋曾通过杨永泰问徐：“山西与中央隔阂已消，唯党务也、财政也、军事也仍自落落，以后如何能做进一步解决，盼有以见教。”徐永昌回答道：“余对党素不接近，尤其是党的人事，简直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党务问题，余再谈不出多少；财政则此次庸之(即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引者注)到河边或有切实商榷；至军事则一唯蒋先生意见为归。”若能成功调晋军人赣，虽非如徐永昌所说“军事一唯蒋先生意见为归”，但也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蒋之军令在晋绥是可行的。
其次，借机震慑西南。1932年以后，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结合胡汉民等元老派，形成西南半独立局面，成为1930年代蒋谋求统一的最大障碍。在蒋拟调晋军一部南下前后，正是两广与中央形势日趋紧张之时。闽变的迅速解决后，中央军进入闽南地区，粤军与中央军已失去一缓冲地带。随着第五次“围剿”的节节推进，两广方面担心蒋“剿共”成功之后，势必对其有所动作，因而多方准备。8月后，西南方面又借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问题，寻衅杯葛，先后发出齐、有两电，反对由南京方面主导召开五全大会。并积极联络各方，邀集海内外反蒋人士到广州，筹划在两广另开“五全大会”，甚至扬言要在西南“组府”。晋系作为北方主要力量，向为两广积极联络反蒋之主要对象。胡汉民曾在致韩复榘的信中阐述了南北联合之必要：“窃以为今后南北两方应各求事实方面之相互促进，过去之失在于相互观望，苟不能矫正此弊，则狡黠者乘之，必且正气销沉，共即沦亡。”并委托方振武从事争取北方军人的秘密工作。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也提到广西多次派黄建平赴晋联络反蒋。蒋对两广与晋阎之联络也很清楚，并告诫徐：如西南有人到晋，或见着西南人时，盼以中央与山西相安情形告知。通过调晋军入赣，蒋借此向西南反蒋派系释放晋方拥蒋信号，以此来达到消除西南联络晋阎等北方实力派以图反蒋之目的。
总之，蒋调晋军入赣，目的并非单纯“助剿”，其背后实有更多考量。因此，当李生达部抵达江西前后，蒋两次在“注意”栏中写下“晋鲁军入赣”，并视为“统一之佳音”，可见其调晋鲁军人赣的关注点所在。
四、小结
纵观李生达部赴赣的交涉经过，晋阎因应“助剿”动机很难以反制或顺应所能概括，而是存在着复杂面相。最初，由于长期与蒋介石颉颃、对抗，阎锡山对蒋及其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具有很深的“人我之见”，对其一切举动均以疑惧之心视之，自然担心“助剿”兵力被蒋吞编，因此有拒绝之意。但经徐永昌等人的劝进，阎锡山很快认识到“出师助剿”的好处：一方面可部分消解蒋对晋绥的疑忌，从而获得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借此可得中央之协饷，以减轻晋绥财政负担。为此，阎锡山不惜与蒋多次讨价还价以求得更多的“协饷”。更有意思的是，当红军已经顺利西去，江西“剿共”事毕，阎锡山甚至打算让李部长期留赣“助剿”。由此可知经济因素在晋阎因应江西“剿共”上分量之重，体现的是晋阎调军“助剿”主动诉求的一面，这种主动当然不是基于某些传记所说的“鉴于对红军作战是他们的共同利害”。而“助剿”过程中与蒋介石的互动，不论是担心部队被吞编而拒绝，还是为获得协饷而同意，贯穿始终的是晋阎的“人我之见”所体现出地方派系观念。当然以上所得认知，主要是来自《徐永昌日记》，徐的观察是否能完全反映阎的真实心态，仍有待商榷，或许他日核对“阎锡山日记”“阎锡山档案”能有一真实答案。
对于蒋介石而言，在“围剿”“浮屠合尖”，兵力捉襟见肘之际，调晋鲁军入赣，自有“助剿”功用，
[关键词]地方实力派，晋系，蒋介石，徐永昌，“剿共”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06-0035-06
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调动大军对红军及其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在这宏大的战场上，“参剿”之军队，既有蒋介石之“中央军”，也有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的各地方派系军队。以往在论及地方派系参与“围剿”态度时，多以地方反制或顺应形势等词概括，而对其幕后的复杂面相缺乏深入考察，具体史事建构多依据文史资料等回忆录眭质的资料。本文以1934年晋绥方面派李生达部人赣“助剿”为个案，根据《徐永昌日记》、“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以图对地方派系因应“助剿”的复杂面相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蒋介石调晋军人赣的多重考量进行分析①。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晋方内部磋商以及与蒋介石交涉经过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党方面疯狂的反共“清党”，共产党人举起了武装反抗的趋帜，逐渐崛起于国民党统治的核心——长江流域，而国民党方面也开始了长期的“剿共”军事。山西地处华北大地，虽然早在1927年，山西的军政领袖阎锡山就紧随蒋介石后开始了“清党”反共活动，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远离大规模的“剿共”军事。1931年中原大战后，战败的阎锡山被迫下野，晋军接受改编。当时一度传言南京方面乘势调晋军南下“剿共”，蒋为稳定北方局势，很快令吴铁城设法辟谣：“太原消息，有南昌行营调晋军四师南下剿共之说，绝无其事，显系造谣之徒，淆惑听闻。”并令吴转告负责收编晋军的张学良，无意调晋军南下，“免滋误会”。1932年蒋介石下野再起后，确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方略，置“剿共”于优先考虑位置。除使用中央军主力部队外，又极力拉拢两粤等地方实力派部队，共同“围剿”苏区。但晋军仍得以继续远离“剿共”军事。这种局面直到1934年第五次“围剿”的后期，蒋令晋军赴赣才开始打破。
1934年8月，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围剿”已进入最后时刻。为完成“剿共”大业，蒋开始调兵遣将。18日，蒋在日记的“预定”栏中记载：拟调晋鲁军各一师参剿。由此，拉开了晋方在“参剿”问题上与中央折冲、交涉之序幕。时任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在其日记中对这一经过有较详细的记载，“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对于了解晋方被蒋“借师”时之一般反应颇有裨益。
徐永昌当时正在北平，至少在8月22日即获悉蒋调“晋军”入赣消息，23日日记中记：“昨闻蒋有电调晋军。”8月24日得到蒋调晋军的确切消息，“子范(李鸿文字子范——引者注)归自太原，谓太原接江西电，调晋军六团或八团入赣助剿匪，候余返并商，应付甚急。”并在括号注明，“此事已悉一星期”。但徐并未因“甚急”而速回。9月3日，“祥征(杨凤麟字祥征——引者注)云太原着催主席速归，商出兵江西问题”。4日，徐终于返回山西。5日，正式参与商议出兵事，“午前往绥署，略商出兵赣省问题”。但贵为山西省主席的徐永昌并不能做出决策，“结果仍须往河边一行”。“山西王”阎锡山彼时正寓居老家五台县河边村，此事需阎才能最后拍板定夺。
7日，徐永昌偕杨爱源赴河边，当天即与阎锡山商讨出兵问题。徐在日记中记载：“略述在平耽搁情事，即谈开兵江西问题。阎先生初极作难，以为派去必为中央吞编。余谓不强于养不起自家裁并耶?且彼正谋树信统一，不见得以小害大。渠继谓如中央对开去部队发饷，则开八团，只要他不吞编我们的。余意先开队伍，缓缓再请中央发饷，较合情理。阎先生坚持不可，以为蒋素不讲情理，不如此且致其疑。余既无如之何，亦不喻其旨，只好照办。”可见，阎最初并不同意出兵，担心“为中央吞编”。经过徐永昌的开导，阎锡山已经同意出兵赴赣，但又在军饷问题上杯葛要挟。
山西与南昌行营之间的讨价还价颇有意思，双方均力求于己利益最大化。8日，徐永昌“到绥署，请煜如(贾景德字煜如——引者注)拟复熊杨电”。12日，“牯岭复电，对南开八团以为尽量筹措，只能补助饷项半数。即将原电转河边(指阎锡山——引者注)取决之”。14日，山西方面核定8团饷及给养费共17万元。徐永昌提议中央承担3／4，山西出1／4。但阎锡山却坚持山西无钱，要中央全额负担。阎这种“一毛不拔”之态度甚至引起徐永昌等人不满。在拟复电时，“星如(杨爱源字星如——引者注)托病不到，贾先生亦烦不代拟电，阎公甚矣哉”。正当山西内部为出饷而分歧之时，南昌方面作出一些让步。20日，“早间胪初(即黄胪初——引者注)来，略谈接牯岭电，谓所开八团中央每月勉助十万元”。也就是说中央支助饷额在半数至3／4之间，徐旋即将此电转告阎锡山。在蒋方已经让步，晋方内部也倾向于出兵的情况下，阎也就顺势而下，同意按照蒋方条件出兵。21日，“河边对牯岭电已无问题”。中央从每月“补助饷项半数”(即8.5万元)到勉助10万元；而晋方先是要求中央全额承担，继之徐提出中央承担3／4，山西承担1／4，最终在“半数”至“四分之三”之间“成交”，双方之计较可谓“斤斤”。其实，这种类似于菜市场上的“互动”，折射出的正是彼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真实面相。
晋阎在军饷分担比例上与中央达成一致后，剩下的问题是选择何部前往?先来看看晋军当时的编制。中原大战失败后，晋军被编遣为4个正规军和1个护路军。四个军的番号分别是第32军、33军、34军、35军，军长依次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每军辖2师，每师辖3旅，每旅2团。1931年，蒋介石命令第32军军长商震率所属第67师下属3个旅开赴河北截击石友三部。之后，商震就再没有回山西，晋军剩下3个军、7个师。1934年正太护路军撤销，改称101师，至此晋军又恢复至8师。师长分别是杨效欧、李服膺、杨澄源、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傅作义(兼)、孙楚。按照编制，晋军“助剿”兵力既然是8团，统兵大员以师长为宜。据一些回忆录称，蒋介石特意指令李生达率部赴赣，原因是李通过反阎锡山的CC系苗培成之中介与蒋已经勾结，因而倾向中央。实际上，李生达也确有倾向于蒋的具体表示，而中间的联络人正是苗培成。比如，1933年末－1934 年初的孙殿英事件中，在阎锡山等人对孙殿英态度暧昧的情况下，李生达却通过苗培成向蒋通报孙的动向，并力主武力解决。其中1933年12月通报的一则信息是：“孙军定本月养日潜行西进，意图夺取甘肃及西北各省创一反抗中央局面……果有精兵一二师，预据险要截击之。则可以战而击溃。”这对于蒋而言，无疑极具军事价值，蒋据此及时通报前线将领朱绍良，“特转参考”。因此，对于蒋而言，倾向于南京方面的李生达留在北方远比调至南方更具价值。《徐永昌日记》进一步印证了蒋最初并无明令李生达赴赣，而是晋军将领均不愿赴赣的情况下，才由李生达率部南下。据《徐永昌日记》记载，当得知蒋要求晋军前往江西“助剿”时，杨耀芳“再三言不愿往江西去”，李服膺“留函，亦言亲老，如出兵江西，请勿遣渠”。李生达最终前往，实际是孙楚“走后门”疏通之结果。9月21日，阎锡山询“应派何部去?”徐认为孙楚、李生达“二人相近”。考量之后，阎锡山“拟令萃崖(孙楚，字萃崖——引者注)率部南开”。但孙楚不愿赴赣，“颇想由舒民(李生达字舒民——引者注)去，且托煜如疏通之”。疏通结果，“李舒民师长率本部及周旅共八团南下，庚日(10月8日)开始出动，删日(10月15日)前后可运毕”。在有关李生达的诸多回忆录中，李维狱的回忆与徐的记载相近，可为佐证：阎锡山先是征求李服膺的意见，李表示不愿去。又征求孙楚意见，孙也拒绝。最后征求李生达意见，李表示“如派我去，只有服从”。人选确定后，徐永昌、杨爱源电蒋要求给予李生达军长名义，“以壮声势，便利统率”，不久，蒋即任命李生达为第十九军军长①。二、晋方“助剿”动机分析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虽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但大多数省份的军政实权仍操纵在地方派系手中。对此，蒋介石心知肚明，在1934年曾列出一份自感“可不慎乎”的地方派系名录：广西李、白，粤陈，鲁韩，晋阎，陕杨诸人。而西南之川、滇、黔，以及湖南等省实际上也处于半独立状态，地方派系依靠其地域、私人色彩浓厚的军队与南京中央形成颉颃之势。法理上，按照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系统之规定，陆海军及航空费属于国家支出项目，国家依靠国税收入支付全国所有军队的费用。实际中，地方派系牢牢掌控财权，截留所在省内除关税外的国税收入。这样，南京中央在很长时期里并不直接支付地方派系军队的军费。比如1932年4月阎锡山曾以“晋军饷每月不敷四十万”为由，要求蒋介石“每月助若干”。蒋即告知：“中央财政困难，对晋绝难补助。”而地方也就以所截留之国税收入作为其军费的主要来源。但由于军队数额庞大，仅靠国税仍不敷军费开支。以阎锡山所掌控的晋、绥两省为例，全年国税收入686万元，特税160万元，中央统税补助费314万元，特别建设补助费360万元，合计1528万元，每月平均127万元，但两省军费每月达172万元，全年不敷达540万元。为了弥补缺额，只得挪用省库，导致地方建设大受影响。山西省主席徐永昌自承：
晋省全省收入，连国税每月共约百余万元(内中国税系由中央拨助军费者)，省库所收，亦仅用以维持政费而已，一切大规模之建设事业，则难兴办。现在正在举行办理者，仅由大同至蒲州之铁路。
因此，如何筹措军饷，养活军队，始终是各派系所面临的重要难题。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后，曾收缩军队，剔除连队空名，组织裁汰的老弱官兵以及一批闲散官兵，前往绥西进行屯垦，以便减少军费开支。裁减军队是晋军面对财政困难时不得不为之法。1934年6月，《大公报》《申报》等媒体陆续报道晋军将再度缩编，并披露了具体缩编方案，《大公报》甚至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短评以赞赏晋阎裁军计划。7月，徐永昌南下谒蒋，一方面向社会公开表达晋绥再次裁军之意，称：“最近经两省军事长官开编遣会议，研究裁汰办法，当经决定，由每营裁遣一连，九师共裁去士兵二万余人，官长一千余元，每月可省军费二十万元。”另一方面在与杨永泰等人的私下谈话中，又暗示内外情势紧迫，晋军裁遣似非得计。徐说：“晋、绥军人确能爱国，何时国家不需要，何时皆可编遣之。但就今日状况言，对外则晋、绥几如边地，而中央尚在准备抗日。若豫、陕、鄂等地，土匪遍地，共党四伏，似又不能先裁此项军队。”但为减轻山西财政负担，希望能调部分晋绥军外出“助剿”。
且为现在需要起见，最好委员长调晋、绥军若干出外工作，以觇究竟。不过此项调出军队饷项须由中央担任，如此则山西人民担负亦可略为减轻。盖凭余良心，觉晋、绥军人实优于他省也。
晋绥军人优于他省，难免有王婆卖瓜之嫌。实则是既要避免裁军，又能减轻山西财政负担，其主动“助剿”之意已十分明显。实际上，徐永昌虽然非常认可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对蒋亲自主持的江西“剿共”却颇有微词。由于长期围而未歼，以及“剿共”过程中蒋与两广疑忌日渐加深，徐甚至主张江西之红军不必“剿”，理由是“盖江南较江北富庶，匪之滋生力不强。若蒋不积极，则他省必积极。蒋不厚势力，他省亦敢于剿匪矣，且不绝对的造嫡系，而外系亦可努力矣。既可息人言，亦可苏财力”。这与其1935年后徐对“剿灭”陕北、山西红军之积极态度可谓相差悬殊。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回晋的王靖国等人认为：“南昌剿匪军事无所见长，尤其后方办的不好(后勤问题无甚办法)……今日匪之不走，并非被围不能走，是不愿走。”徐也觉得“与一般人由南昌归来之盛誉蒋先生者，确有独具只眼”。徐永昌在8月22日即得到“助剿”消息，“绥署”一再催促其回太原，可徐却一直拖到9月5日才回太原商洽，理由是“有事耽搁”。细查徐之日记，期间10天并无重要事情，无非是“洗澡”、“会客”、“吃爆羊肉”、“往后海看种树”、“出城稍游”、“往海王村游览”、“用十二元购三个体仁堂款的花盆、两元购一假曼生壶”、“游中央公园”、“又之西单”、“北海散步”、“照不少电影”等等吃喝玩乐琐事。军情紧急，如此拖延耽搁，可见，主动“助剿”者看重的并非江西“剿共”本身，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亲蒋之意。
中原大战后，徐永昌是晋阎与蒋介石均认可的主政山西人选。而徐永昌一方面力助阎锡山东山再起；另一方面对当时地方派系的反蒋活动极不认同，认为无非是“权力之争”而非“政见之争”，所谓“两粤之倒蒋，福建之倒蒋，亦谋上台及争权而已”，“吾人谋于不倒任何人之情况下，谋一出路，只要公认其人在六十分上者，皆容留之”。以至于阎锡山常说：我今日尚能反蒋欤，即徐主席与赵先生(徐主席即徐永昌，赵先生即赵戴文——引者注)亦不答应。在北方负责与地方实力派沟通的蒋伯诚也电告蒋：“次辰在晋一日，可以担保阎此后只图有益国家，决无他意。”实际上，徐只是力图在蒋与阎之间谋求缓冲，以图相安无事。所谓“余主张拥护中央，助蒋剿匪，其目的在安定国家、安定山西及进行建设，非徒以拥护中央助蒋为目 的也”。“调晋军外出做事”，在徐看来，正是在中央方面能消解蒋对山西之疑忌，所以徐在建议南昌行营调晋军“外出做事”后，特地在日记中记下“如此亦可免中央之疾晋”，并用括号圈住，以示强调。从地方而言又可减少山西财政困难的两全之策。因此，徐更看重自然是晋军调动的形式。至于时间早晚，其实无关紧要。当徐的幕僚濮绍戡劝徐“对此事早回去敬事些”，而徐则“不甚在意”，甚至认为濮之所以急于回去，是因为恋妻之故，“盖绍戡深情于妻子者”。
对于依靠军队起家的阎锡山而言，“军队”是维系其政治生命之所在。当得知蒋调晋军“剿共”，出于长期与蒋打交道的经验，最初的态度是“担心吞编”。经过徐的开导，阎也很快就认识到“出师助剿”之好处，而且走得更远，准备让李生达部长期在江西“助剿”，不必回晋。一些回忆录称，1935年阎锡山因担心李生达部与蒋勾结，脱离晋绥，强烈要求李部北返归晋。但从徐永昌日记来看，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以徐之位高权重以及与阎之关系，当更能了解阎的态度，故徐的记载可信度更高。据徐记载，江西“剿共”事毕，蒋主动调李部回晋。1935年5月，蒋通知晋绥方面，已令李生达部移驻徐蚌，可随时开回晋省，协饷再发两月，即7月1日停止。阎锡山得悉后，并未因李部之未被“吞编”、安然回晋而高兴，反而一再要求徐永昌：“再去电请，无须开回，以晋省财政实无力担任，即开回亦须编遣也。”而此前，蒋介石、何应钦曾令晋绥派两旅兵力赴陕北“助剿”红军刘志丹部，阎以各种理由推脱，如“因剿陕北匪现有兵已足”，“府谷兵撤回方数日，陕北真需兵时，井万不叫撤也”，“晋军筑路久，须予以集合训练方可使用”。又担心“剿共”之兵哗变，不能再用等等。对此，有相当“国家”观念的黄胪初曾私下里向徐永昌抱怨道：中央对李部等的协济饷十万，阎先生即设法阻他们不要回晋。陕北闹匪，何敬之(即何应钦——引者注)几次求山西再派两旅兵协剿，阎先生因无协饷，即严词拒绝。国家何贵乎山西有军队，阎先生亦不思甚矣。从阎锡山因有无“协饷”而前后之转变，可知经济因素在晋阎对中央之因应态度上的重要影响。
三、蒋介石“借师”动机考察
晋阎出于疑惧之心态，担心“助剿”部队被蒋介石“吞编”，又因“外出做事”可以减轻财政负担而主动“助剿”。那么，蒋“借师”又是出于何种考量，仅仅是“剿共”军事之需吗?
1934年初，蒋平定福建事变后，集中精力继续“围剿”中央苏区。据学者研究，在第五次“围剿”期间，国民党方面作战方针发生显著变化，作战基础得以加强，因而逐渐在这场拥有各自疆界、政权和社会组织的两个政权之间具有总体战性质的战争中取得优势。4月28日，经过18天剧烈战斗后，国民党军成功占领中央苏区基本区域的第一县城——广昌，从而打开了通向红都瑞金之门户。
随着“进剿”深入，蒋深感兵力不足。早在闽变平定后不久，蒋就电示何应钦“赣匪已成强弩之末，趁机利用全力进剿”，“抽第二师与第廿五师各一旅抽足五团运赣增剿”。进入6月后，蒋又要求张学良、刘峙等人派遣部队南下支援。4日，蒋致电张学良、何成浚：“限本月哿日以前，将第五十一师调集襄花一带，候令调至江西进剿。”8月，又再次要求张学良、刘峙派遣部队南下，并致电唐生智、曹浩森等做好运输准备工作。在此背景下，蒋调晋鲁军人赣“助剿”，也确实有加强“剿共”兵力之意图。9月17日，在电令韩复榘遣军赴赣时，蒋称：“罗匪近由闽北窜，致后方不安。”希望韩能派遣部队“即日出发，协助清剿，以固后方”，“如能于本周内到达九江尤为切盼”。
那么借晋军“剿共”是否为其唯一之动机呢?实际上，对于蒋而言，能调动晋军本身就意义很大。首先，可以试探“中央”军令对晋军之有效程度。中原大战，蒋虽获得全胜，但阎锡山很快利用内外情势东山再起，重新拥有晋绥两省，再次成为北方最大的地方派系之一。1934年7月，当徐永昌南下谒蒋时，蒋曾通过杨永泰问徐：“山西与中央隔阂已消，唯党务也、财政也、军事也仍自落落，以后如何能做进一步解决，盼有以见教。”徐永昌回答道：“余对党素不接近，尤其是党的人事，简直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党务问题，余再谈不出多少；财政则此次庸之(即孔祥熙，时任财政部长——引者注)到河边或有切实商榷；至军事则一唯蒋先生意见为归。”若能成功调晋军人赣，虽非如徐永昌所说“军事一唯蒋先生意见为归”，但也表明在一定条件下，蒋之军令在晋绥是可行的。
其次，借机震慑西南。1932年以后，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结合胡汉民等元老派，形成西南半独立局面，成为1930年代蒋谋求统一的最大障碍。在蒋拟调晋军一部南下前后，正是两广与中央形势日趋紧张之时。闽变的迅速解决后，中央军进入闽南地区，粤军与中央军已失去一缓冲地带。随着第五次“围剿”的节节推进，两广方面担心蒋“剿共”成功之后，势必对其有所动作，因而多方准备。8月后，西南方面又借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问题，寻衅杯葛，先后发出齐、有两电，反对由南京方面主导召开五全大会。并积极联络各方，邀集海内外反蒋人士到广州，筹划在两广另开“五全大会”，甚至扬言要在西南“组府”。晋系作为北方主要力量，向为两广积极联络反蒋之主要对象。胡汉民曾在致韩复榘的信中阐述了南北联合之必要：“窃以为今后南北两方应各求事实方面之相互促进，过去之失在于相互观望，苟不能矫正此弊，则狡黠者乘之，必且正气销沉，共即沦亡。”并委托方振武从事争取北方军人的秘密工作。徐永昌在其日记中也提到广西多次派黄建平赴晋联络反蒋。蒋对两广与晋阎之联络也很清楚，并告诫徐：如西南有人到晋，或见着西南人时，盼以中央与山西相安情形告知。通过调晋军入赣，蒋借此向西南反蒋派系释放晋方拥蒋信号，以此来达到消除西南联络晋阎等北方实力派以图反蒋之目的。
总之，蒋调晋军入赣，目的并非单纯“助剿”，其背后实有更多考量。因此，当李生达部抵达江西前后，蒋两次在“注意”栏中写下“晋鲁军入赣”，并视为“统一之佳音”，可见其调晋鲁军人赣的关注点所在。
四、小结
纵观李生达部赴赣的交涉经过，晋阎因应“助剿”动机很难以反制或顺应所能概括，而是存在着复杂面相。最初，由于长期与蒋介石颉颃、对抗，阎锡山对蒋及其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具有很深的“人我之见”，对其一切举动均以疑惧之心视之，自然担心“助剿”兵力被蒋吞编，因此有拒绝之意。但经徐永昌等人的劝进，阎锡山很快认识到“出师助剿”的好处：一方面可部分消解蒋对晋绥的疑忌，从而获得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借此可得中央之协饷，以减轻晋绥财政负担。为此，阎锡山不惜与蒋多次讨价还价以求得更多的“协饷”。更有意思的是，当红军已经顺利西去，江西“剿共”事毕，阎锡山甚至打算让李部长期留赣“助剿”。由此可知经济因素在晋阎因应江西“剿共”上分量之重，体现的是晋阎调军“助剿”主动诉求的一面，这种主动当然不是基于某些传记所说的“鉴于对红军作战是他们的共同利害”。而“助剿”过程中与蒋介石的互动，不论是担心部队被吞编而拒绝，还是为获得协饷而同意，贯穿始终的是晋阎的“人我之见”所体现出地方派系观念。当然以上所得认知，主要是来自《徐永昌日记》，徐的观察是否能完全反映阎的真实心态，仍有待商榷，或许他日核对“阎锡山日记”“阎锡山档案”能有一真实答案。
对于蒋介石而言，在“围剿”“浮屠合尖”，兵力捉襟见肘之际，调晋鲁军入赣，自有“助剿”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