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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摘 要？演从古典时代直至加洛林时代，史学的鉴戒功能一直被西方的治史家们所贯彻。不过，由于社会政治结构体系的差异，史学鉴戒功能的指向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古希腊罗马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在内。而在加洛林时代，由于君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以及皇室教育和封臣效命封君的义务，使得这一时期史学作品的鉴戒功能出现了服务皇室的新指向。
？眼关键词？演加洛林时代，史学，鉴戒功能
？眼中图分类号？演K2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6-0057-08
史学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它之所以能够吸引古今中外无数社会精英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对现实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服务功能，这些服务功能包括：垂训鉴戒、资政治世、宣传维护、道德教化、经世致用……史学通过这些服务功能与现实社会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其中把历史中前人的活动和思想作为镜子以对当代和后世之人进行劝诫的鉴戒功能一直被古代西方的治史家们所贯彻，成为了他们重要的治史目的。不过，从古典时代直至加洛林时代，西方史家们在治史实践中所追求的史学鉴戒功能，从指向上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古希腊罗马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往往较为宽泛，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在内。而在加洛林时代，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更为复杂化，不仅存在像圣徒传记这样鉴戒教化众人的史学作品，还涌现了许多专门为皇室提供鉴戒服务的史学作品。本文拟对这一史学现象的产生做一简要地分析和梳理，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古希腊罗马史学非常重视史学垂训鉴戒的功能，希腊化时代的史家波利比阿就曾经说过：“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意义……因为只有以类似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处境对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因为只有学习过去，才能学会在现在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谨慎些，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勇敢些。”①“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希波战争史》（《历史》）中即已表达了这一观念，他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②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家波利比阿认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不仅使人们从中获取广博的知识为满足，而且也应当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①在强调历史的鉴戒作用方面，李维、塔西佗等罗马史家同样不遗余力，如李维，他之所以撰写《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其意在通过赞颂先辈创业之艰难，激励当代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以找到未来行动的方向，他对历史垂训作用的强调，着眼于整个罗马国家的存亡继绝，其立意与视野是较高的；塔西佗则把历史的垂训作用与道德教育的作用结合起来，在其名著《编年史》中明确指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是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确是意存劝诫而褒贬分明。他的著作如前所说，无不充溢着反对暴政与歌颂共和的主旨，以至其作品成为后世“惩罚暴君的鞭子”。②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尽管在文明诞生之初也曾存在过王政制度，但这种制度延续的时间颇为短暂，而且在文明高潮到来之前便已被公民政治异常发达的民主制和共和制所取代。自屋大维时代以来，元首制和君主制虽然取代了之前的共和制，但古罗马公民政治发达的传统却依旧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故而，古希腊罗马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并不局限于统治阶层这一狭小的范围，而是包括了社会各阶层在内。
4世纪以来，西方史学领域经历了古典史学没落，基督教史学兴起这一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史学巨变虽然导致了西方史学思想从人本转向神本，但西方史学强调历史鉴戒的传统却并未就此泯灭。如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曾在4世纪写道：“历史著作是有益的，它能够起到垂训的作用并为人类提供一种获得知识的媒介。”③及至中世纪，修史者们在强调上帝创造历史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历史对于现实的垂训鉴戒意义。如史学家比德认为：“历史著作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历史著作对于邪恶之人罪状的记载起到了警醒读者的作用，使他们不去从事那些邪恶或堕落的事情。”④诞生于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史》，其立意也在于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善恶事迹，以对后人进行惩恶扬善的道德训诫，他的作者图尔主教格雷戈里在序言中写道：“尽管言辞粗鄙，我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决不使那些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之间的斗争湮没无闻。”⑤自墨洛温王朝末年起，在法兰克王国秉政的加洛林家族一直对包括史学编纂在内的文化事业情有独钟，在一部分王公贵胄的支持下，法兰克人的文化建设步入正轨，法兰克时代之初史学类型单一、数量稀少，内容简陋的局面得到了改善，出现了被国外学者称之为“史学革命”的局面。⑥这一时期涌现的历史著作延续了自古典时代以来注重垂训鉴戒的传统，如圣徒传记，褒扬圣徒人物忠于上帝和教会的忠贞之志，垂训世人以之为法。不过，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所不同的是，加洛林时代涌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史学作品，这类史学作品鉴戒功能的服务指向颇为狭窄，似乎专为一家一姓的皇室服务。如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爱因哈德的《虔诚者路易传》《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利雪主教弗莱库尔夫的《编年史》、普鲁姆住持勒斋诺的《编年史》以及菲里雷斯的鲁普斯的《罗马诸帝王事略》、塞杜里乌斯·司格脱的《论基督教统治者》以及辛克马尔的《宫廷统治论》等均属于此类作品。
《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系西法兰克王国君主秃头查理的表兄弟，他作为秃头查理集团的重要一员，不仅目睹了9世纪上半叶加洛林皇室内部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内战，而且对于期间的战事及和平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多有参与。如他参加了841年6月25日爆发的秃头查理与罗泰尔之间的丰特诺瓦战役，842年，尼萨德作为秃头查理的十二位谈判代表之一，同日耳曼路易的十二位代表，就如何瓜分帝国领土一事进行了谈判。尼萨德之所以撰写此书是受其主君秃头查理所请。他在该书第一卷的序言中声称： 主公秃头查理于841年5月占据马恩河畔的沙隆城之前，要求我把我们那个时代的各种事件都书录下来，以此向后世的子孙们表明秃头查理及其党人是如何看待这场内战的起因及意义的。①
尽管尼萨德作品的受众是后代子孙，但其鉴戒服务的对象却是主君秃头查理，因为他所撰写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存在着强烈的攻讦政敌，为主君效命的倾向。他在该书第二卷序言中说：
鄙人已将您们兄弟之间（指秃头查理与罗泰尔、日尔曼路易兄弟）矛盾冲突的根源进行了清楚地揭示。每个人倘若欲了解在您们父皇驾崩之后，罗泰尔因何执意要追究您和您的兄弟，现在皆可自行做出判断了，鄙人已将各种线索连接了起来，看看罗泰尔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是否正当。现在，鄙人将凭借记忆和智慧，尽力地对罗泰尔在实施其计划时的猖狂予以揭露。②
而且，尼萨德还为自己未能尽善尽美地撰写此书而向主教秃头查理表示遗憾：
倘若紧迫的时光能够为鄙人提供充裕时间的话，鄙人将会承认这是一项令人愉悦和欣慰的使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倘若您发现这部著述较之它应该的样子，还尚欠丰满，尚欠典雅时，那么就请陛下考虑当时那些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您和您的臣民们都应对鄙人更加宽容一些才好，因为就在书写这部著述时鄙人同陛下一样，均身陷于同样的战乱之中，根本无暇他顾，遑论专心致志了。③
而一些史作，包括利雪主教弗莱库尔夫的《编年史》、普鲁姆住持勒斋诺的《编年史》、菲里雷斯的鲁普斯的《罗马诸帝王事略》都以教育加洛林君主为主旨，直接向君主提供鉴戒服务。它们的作者希望自己的史作能够促使君主以史为鉴，为古代帝王功绩、圣徒业绩、先哲教诲所启发，成为敬法、护教、爱民的贤君明主。弗莱库尔夫的《编年史·下卷》是弗莱库尔夫献给太后朱狄丝的一件礼物，用于后者教育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弗莱库尔夫对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赞善有加，寄予厚望，在一封谨致王太后朱狄丝的信函中声称：“您的皇儿秃头查理有其祖父之风，宛若查理曼尚在人间，但驱散沉睡的迷雾，却发现世界早已焕然一新，不过，查理曼那不朽的智慧、高雅的风格和道德情操连同他的英名的的确确被他的孙子重现了。”④弗莱库尔夫希望：“秃头查理能够把历史看作是一面镜子，透过它知其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古代帝王的功绩、圣徒业绩、先哲教诲所启发，学会谨慎处事和机敏规避。”⑤勒斋诺的《编年史》同样也是一部教育加洛林君主的教材。勒斋诺修撰这部史作的目的在于取悦东法兰克王国的重臣奥格斯堡主教阿达尔贝罗。当时，阿代尔贝罗是国王孩童路易的教父兼养父，勒斋诺因故遭到贬黜，希望通过取悦阿代尔贝罗的方式 “官复原职”。他于908年将这部史作献给了阿达尔贝罗，供阿代尔贝罗教导国王孩童路易之用。他在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取悦阿代尔贝罗的写作动机：
鄙人勒斋诺，尽管身为基督礼拜者中的最为卑微者，仍旧在所有方面对您（阿达尔贝罗）的伟大竭尽表达诚心，故而，把忠诚的祈祷颂词进献给主的主教阿达尔贝罗——一位通过追求各种哲理得以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至高才华的卓越人物。我把（这部编年史）交托给您，望得到您独一无二的判断力的裁可，我所编纂的这部著作包含了我们自己时代和我们先辈时代的历史，凭借您颖悟明察的判断，它或许能够得到您的称赞亦或指摘。⑥
当时孩童路易已经15周岁，刚好成人，急要接受教育，勒斋诺进献这部史作适逢其会。勒斋诺的这部史作充满了贤王、暴君的故事以及一些上帝裁决君王命运的事例，孩童路易御览此书能够以史为鉴，效法历史上的贤君明主。菲里雷斯的鲁普斯的《罗马诸帝王事略》也属于此类史著。他在上呈秃头查理的奏章中说：
微臣根据奥勒留斯·维克多的《历代凯撒事迹概略》简要地总结了罗马历代皇帝的事迹并将此项成果进献于陛下，以使陛下能够便捷地御览，从而效法和规避他们的某些行为。微臣建议陛下须特别留意图拉真和狄奥多西的事迹，因为陛下能够从他们的事迹中发现许多值得模仿的有价值的东西。①
斯马拉格都斯的《皇家道路》、约纳斯的《王权制度论》、塞杜里乌斯·司格脱的《论基督教统治者》、斯马拉格都斯的《皇家道路》均是诞生于9世纪的政治学说史。在这一时期里，加洛林诸王之间不断厮杀，与此同时，维京人、萨拉森人和马扎儿人也从四面八方涌来，无情地掠夺和蹂躏加洛林帝国的各个地区。加洛林王朝最后几任皇帝既不能维持国内的正常秩序，又无力组织有效地防御以抗击外来入侵者。于是，各地方的大贵族自己担负起了抗击入侵者和建立秩序的责任，封建割据势力因此而日益得势。面对混乱失序的时局，一批忧国忧民的史作家们希冀加洛林王朝能够出现一位大智大勇的君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重新恢复帝国昔日的秩序。这些史作家们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修史实践，为加洛林王朝的当政者们修撰了一部部论述为君之道的政治学说史。在这些政治学说史中，既有对于理想基督教君主的描绘，也有对于王权制度及其统治原则的探讨。斯马拉格都斯的《皇家道路》是这一时期最早的一部为加洛林君主提供鉴戒的政治学说史。至于斯马拉格都斯究竟为哪位加洛林君主修撰了这部书，学界尚有争议，《皇家道路》最早的编者达希里认为这部著作是献给虔诚者路易的，埃伯特和沃尔明霍夫赞同这一观点，而《文学史》的作者们和奥雷欧则认为它是献给查理曼的。②为了使接受这部著作的加洛林君主拥有一个光辉的榜样，斯马拉格都斯引用《圣经·旧约》，枚举了约书亚、大卫、希则克亚、所罗门、奥济亚斯等许多君主，他们个个智慧明断，勘为今世之主效仿的楷模。《王权制度论》是约纳斯为了劝诫阿奎丹丕平而写就的。831年，在一些不忠诚的显贵的劝说之下，阿奎丹丕平叛父作乱，于是，约纳斯修撰了这部作品以劝其悬崖勒马。约纳斯告诫阿奎丹丕平要效忠其父：“无论何人，崇敬其父便是崇敬上帝，上帝是一切世人之父，毫无疑问，无论何人，忤逆其父也就是亵渎和轻慢上帝。”③他另外警告阿奎丹丕平，法兰克帝国将会因为这些皇子们的不忠而被倾覆。斯各脱的《论基督教君王》据说是为罗塔凌吉亚国王罗泰尔二世修撰的，当时罗泰尔二世休妻再娶，从而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以及人们对于国王自律问题的关注。斯各脱修撰《论基督教君王》或许也是受到了这次离婚事件的触动。斯各脱在《论基督教君王》中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君王所应具备的品质： 国王须是公正和仁慈的；在做出判断时既不草率偏执；也不专横武断；在选择王后和僚属时敏锐洞察；不愿接受他人的奉承；有意识地避免生气、骄傲和贪婪。④
在加洛林时代，史学作品的鉴戒功能出现了服务皇室的新指向。笔者以为这种新指向的出现是由西方社会政治结构体系的变化导致的。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古代西方的史学史，便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古典以至中世纪，那些具有史学鉴戒功能的作品，其创作者无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阿、塔西托，还是格雷戈里、爱因哈德、尼萨德，他们所记载的历史都是些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政治军事活动，所写的皆是一种“政治军事叙事史”，他们所秉持的史学价值观也以是否能够服务现行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为依归。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王政、帝制等君主制度存在的时间要远远短于以发达的公民政治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制，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罗马社会在民主、共和制度下达到了古典文明发展的巅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史作都诞生于古希腊罗马社会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时期。那些“胸怀天下”，关切城邦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古典史家自然利用历史事实，对作为城邦和共和国体制基石的公民群体进行道德教化和训诫，故而，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指向了公民群体，而没有局限于统治阶级的狭小范围。然而，中世纪法兰克人的社会政治结构体系却与古希腊罗马史学“黄金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体系大为殊异。它实行的是以国王、皇帝为社会政治重心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从日耳曼人的氏族首长制转变而来，并通过教皇的涂油膏立而具有了“神授王权”的含义。鉴于君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那些以记载政治军事活动史为己任，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史家，自然利用史学工具为加洛林帝王，而不是普通的臣民提供鉴戒服务。
加洛林时代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指向了加洛林皇室也与加洛林皇室教育的需要以及封臣效命封君的义务有关。在“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所建立的各级学校中，宫廷学校是最高级的一类，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查理曼从有学问、有知识的神职人员中选任教师，甚至从意大利和英格兰请来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宫廷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加洛林皇室成员及未来为皇室效力的贵族子弟，查理曼及其妻子儿女都是宫廷学校的学生：
而且查理曼是所有人中最用功的一个，他勤于求知就好像他以前专于国事一般，他研读修辞学、辩证法、天文学；他非常努力得去学写作，经常在枕头下放一石板，以便在闲暇时写字，但他因开始太晚故而成绩不佳。①
秃头查理也在宫廷学校中受教9年，在此期间，他在瓦拉夫里德·斯特拉波的指导下全盘接受了同时代教会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传授的知识，包括以语法学家多纳图斯和普里西安的教程大纲为基础，透彻地学习基础语法，之后学习诗篇和福音书，比德的编年体著作，阿尔昆的教育学论著，尤文克斯、塞杜里乌斯·贝南蒂乌斯·福图内特斯的宗教感化诗，加图的对偶诗，伊西多尔和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的百科全书著作。②值得注意的是，学识渊博的主教、修道院长等神职人员在加洛林皇室的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宫廷教士，日后的科尔比修道院住持瓦拉，曾教授过罗泰尔，宫廷教士厄默尔达斯曾教授过阿奎丹丕平，瓦拉夫里德·斯特拉波曾教授过秃头查理。这些对加洛林帝王进行教育的主教、修道院长常常谋求与帝王的母亲、教父等监护人亲密合作，而帝王的监护人也在年幼帝王的教育问题上积极地向这些掌握知识的神职僧侣寻求帮助。加洛林王朝的帝王显贵们对于那些富有学识和掌握一技之长的人非常敬重，极尽延揽之能事。正如皮特所言：“加洛林王朝的显贵们知道应该如何尊重那些学识渊博的江湖术士，他们尊重学识渊博的编年史家、圣人、占星家以及其他任何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活动。”③在加洛林皇室的教育问题上，神职僧侣与皇室通常通力合作，而修撰包含古代历史故事和帝王成败经验教训的历史著作则是对加洛林帝王进行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秃头查理的母亲朱狄丝太后授意利雪主教弗莱库尔夫修撰《弗莱库尔夫编年史·下卷》，以之作为教育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的教材，以及普鲁姆修道院住持勒斋诺修撰了《勒斋诺编年史》上呈于国王孩童路易的教父阿代尔贝罗，以其作为后者教育国王的教材。此均是神职僧侣通过写史的方式与皇室通力合作，教育加洛林君主的典型事例。据尼尔森教授的研究发现，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时期，许多历史著作的功能都是教育性的，修史者创作和编纂它们的目的在于教化君王和年幼的皇子——爱因哈德、弗莱库尔夫、厄默尔达斯、“天文学家”、鲁普斯、瓦拉夫里德的著作皆属于此类教化君王的作品。④故而，加洛林时代许多历史著作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指向了加洛林皇室。
自查理·马特采邑改革以来，封君封臣制开始在法兰克王国发展，许多史家与加洛林君主结成了主从封建关系，在这种封建双边关系中，封臣对于封君有着维护的义务，而撰写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履行封建义务的一种形式。通过修史的形式，他们正面宣传主君的立场、维护主君的形象。例如，爱因哈德，他是查理曼生前的宠臣，虔诚者路易曾把米歇尔施塔特和穆伦海姆的大片领地赐予了爱因哈德，并让其担任了皇长子罗泰尔的御用教师。创作《查理大帝传》的时候，爱因哈德虽已退隐塞利根斯塔特修道院，但仍对查理曼的知遇之恩感念不已，他在序言中写道：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甚至单凭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动笔，那就是我所受到的养育之恩以及我与国王本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友谊，这种友谊自从我在宫廷里居住的时候起，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使这样恩遇我的人的丰功伟绩湮没无闻，如果我容许让他的生平不见著录，不受颂扬，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说我忘恩负义，对我来说则是罪有应得的。①
此外，在虔诚者路易统治的初期，针对查理曼的诽谤甚嚣尘上。例如，824年，曾担任赖谢瑙修道院住持的巴塞尔主教海托尔记载了一件有损查理曼威望的事。赖谢瑙修道院一位名叫威提的修道士在临终之际突生幻象，断断续续地说自己看到了身处炼狱之中的查理曼，一群走兽正在无情地啃食他的生殖器，这是对生前恣意泄欲之人惯用的惩处方式。拉昂的一位“穷婆娘”也声称自己看到了查理曼在阴间受苦的幻象。②爱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也提及了这种诽谤，他写道：“查理曼被丑闻秽事和品德有亏的瑕疵给破坏了，然而他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自行其是，好像他不曾碰到过任何有关他的错事的猜疑一般，或者也像这种流言蜚语一向无人相信似的。”③爱因哈德极有可能听闻了这些流言蜚语，于是决定为其昔日的恩主修撰一部传记，以正视听。爱因哈德修撰《查理大帝传》既是出于封臣对于封君的感恩，也是出于封臣维护封君的封建义务，他的《查理大帝传》塑造了查理曼的光辉形象，有助于遏制当时风传的针对查理曼的种种诽谤。尽管他的这部《查理大帝传》是在向世人和后代子孙垂示查理曼的丰功伟绩，但史学垂鉴功能的服务对象却是爱因哈德已经往生的主君查理曼。 再如尼萨德，他是秃头查理的表兄弟，在先皇虔诚者路易生前，曾被其赐予采邑。虔诚者路易崩逝后，他又效忠于虔诚者路易钟爱的幼子秃头查理，结果他从先皇虔诚者路易处所获得的采邑被罗泰尔剥夺。在《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中，尼萨德竭力丑化罗泰尔的形象，斥责其为“公共利益”的破坏者，秃头查理与之为敌则是遵循上帝意愿且顺从臣民建议的正义之举，可谓“顺天应人”。如他在第二卷第八节所写，当时的背景是841年5月，秃头查理与罗泰尔即将于阿蒂格尼洽谈和平，尼萨德在表明己方“是和是战”立场的时候，写道：
秃头查理宣布，尽管罗泰尔不讲诚信，但他还是按照事先的安排约定，前来同罗泰尔会晤。倘若罗泰尔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寻求维护大众福祉利益的解决办法，查理将为此感到欣慰。但若并非如此，那么，查理则将完全依照其属臣们的建议行事，在上帝赐予他且得到自己父皇和自己臣民认可的王国大地上，来实现上帝的意愿。④
在《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中，这种一贬一褒的写法比比皆是，尼萨德力图通过这种褒贬兼具的写法维护主君秃头查理的形象。
依照封君封臣关系的规定，封臣不仅需要维护封君的形象，对于封君还有着建议的义务，在9世纪的加洛林世界，这种封建义务的履行已经实现了常态化和制度化，其表现形式是加洛林帝王与贵族咨议政治的制度化。如877年《奎尔济法令》所记载的，秃头查理在驾临意大利的前夕，于宫廷中晓谕其心腹人等：“须留守宫廷以便赞襄太子统御全国，并须按时参于朝会，大小臣工均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⑤宫廷是加洛林君臣咨议政事的场所，是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不仅仅是一座有形的宏伟建筑。这种思想意识已经被加洛林时代的社会上层所接受，如塞普蒂尼安伯爵伯纳德的夫人霍达在训子家书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威廉（他自15岁起开始担任秃头查理的随侍）：“宫廷乃显贵及谋士的荟萃之所。”“这些人都接受过教育，因而他们在宫殿这样的大型建筑物里开展议政活动。”⑥加洛林王朝依靠帝王与僧俗贵族咨议政治的“宫廷统治模式”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当然，这里的“宫廷”乃是社会意义上的宫廷，而并非仅仅指的是三维空间的宫殿，封臣即使远离君主生活的宫殿，也会通过参与朝会等方式与宫廷保持着联系。修撰历史是那些身为封臣的加洛林史家咨议政治的一种特殊方式，尽管他们并未采取口头表述的方式，但同样是在履行封臣对于封君建议的义务。尼尔森、麦克特里克特等学者根据《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手稿源流考证，发现《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这部史作最初仅在秃头查理及其亲信重臣这一狭小封闭的人际圈子内流传，秃头查理及其权贵重臣是这部史作最早的读者，这些人能够从这部书中寻觅到指导他们行动的方案。尼尔森等研究者认为，尼萨德修撰该书是身为封臣的他向秃头查理效忠，参与咨议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①在该书第四卷序言中，尼萨德表达了以修史的方式为王公贵胄们效命的诉求：
鄙人将继续撰写这部史书的第四卷，希望鄙人能够在其他方面丰富拓展他们（指王公贵族）的业绩，倘若无力达到，那么，至少也要通过这种努力为后代驱散蒙在这些事件上的重重迷雾。②
这里的“其他方面”或许指的就是尼萨德企图以修史的方式向秃头查理君臣提供政治军事行动的建议。因为尼萨德已经在本卷的序言中说过，之前修撰前三卷时，他一直努力通过以书写的方式来怀念王公贵胄们的丰功伟绩。③由此推断，尼萨德继续撰写第四卷的动机肯定有别此前撰写前三卷的动机：以“怀念”的形式为王公贵胄们服务。考虑到本卷所记载的历史（842年3月—843年3月）均为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史事所做的即时记录，因为他在本卷的序言中述说自己“不幸被命运与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事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致深陷于各种风暴之中难以自拔，故而，几乎不敢奢望能够找到一块平安之所、歇息之地撰写历史”。④既然尼萨德在本卷中表示自己将以“怀念”之外的方式（即他所说的其他方面）为王公贵胄们服务，再鉴于该书最早在秃头查理及其亲信重臣这一小圈子内流传的事实，可以推知，尼萨德修撰第四卷极有可能是为了向秃头查理君臣提供政治军事行动的建议，以履行封臣的义务，应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军事斗争。
尼萨德是加洛林时代少有的世俗史家，他修撰史书是在向世俗君主效忠，履行封臣对于封君维护、建议的义务。那么，加洛林时代尚有诸多的神职史家，如弗莱库尔夫、勒斋诺、斯马拉格都斯、约纳斯、塞杜里乌斯·司格脱、辛克马尔，他们向加洛林君主上呈了一部又一部的史作，是否这些 “上帝的仆人”也像尼萨德那样在向加洛林君主履行某种属臣的义务，抑或缘于虔敬上帝、繁盛教会的宗教情结？笔者以为二者兼而有之，在加洛林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王/皇权高于教权，君主牢牢控制着教会，皇帝是基督教世界共同体的最高主宰，其统治策略的优劣与否，无论对于俗界，还是对于教会均有着重要的意义。某些虔敬的神职僧侣出于教化君主，繁盛教会的目的，向加洛林君主上呈了自己的史作。如塞杜里乌斯·司格脱在《论基督教统治者》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用意：
基督教共同体同样仰赖策略的力量，倘或君主贤明，人民荣福，全体基督徒将会欢愉不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鄙人穿过繁花似锦的草地，采摘汇集成神圣的卷集献给陛下您，（完善您的智慧）仿佛以华丽的花环装饰您的王冠，从而凭藉基督的旨意荣耀您的统治权杖。⑤
另外，在加洛林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教皇的实际地位不过是帝国领土上的一位首席主教，而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加洛林帝国的神职僧侣对于罗马教皇的忠诚要受他们对于加洛林君主忠诚的约束检验。他们与世俗的封臣毫无二致，他们首先是君主的属臣，他们最珍惜的是一种关系纽带，即存在于领主与忠贞不贰扈从之间的那种个人忠诚。许多僧侣皆以在世俗宫廷效命的形式，同世俗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却对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保持着一定的疏离性。如《弗莱库尔夫编年史》的作者弗莱库尔夫，加洛林皇室对其器重有加，824年，虔诚者路易任命他为出使罗马教廷的使节。当时，关于教堂中是否悬挂圣像，是否崇拜圣像的争论在基督教会内部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时的教皇是尤金尼厄斯二世，他坚决主张悬挂并崇拜圣像，而法兰克的主教们却反对崇拜圣像，因而，主教们与教皇尤金尼厄斯二世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弗莱库尔夫及副使阿戴格里乌斯奉命出使罗马教廷，肩负说服教皇，准许法兰克教会自行决定圣像崇拜的使命。经过漫长的谈判，弗莱库尔夫不辱使命，成功地说服了教皇，使法兰克教会得以自行决定圣像崇拜的问题。《皇家道路》的作者斯马拉格都斯曾深受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两代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查理曼曾委派他前赴教廷向教皇陈述809年亚琛会议上做出的有关“和子句”纠纷的决定。《王权制度论》的作者奥尔良主教约纳斯是加洛林帝国治下的“子王国”阿奎丹王国的宫廷官员，曾先后为虔诚者路易①、阿奎丹丕平两代阿奎丹国王效命。825年在巴黎举行的宗教会议上，约纳斯作为加洛林帝国神职僧侣的代表向教皇尤金尼厄斯二世宣达了帝国在反圣像崇拜问题上的立场。由于加洛林时代的僧侣史家在政治上臣属于加洛林皇室，在这一社会现实的支配之下，他们同世俗史家一样通过修撰史书的方式效忠于加洛林君主，为他们提供教育、资政、鉴戒的服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4世纪以来，西方史学领域经历了古典史学没落，基督教史学兴起这一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史学巨变虽然导致了西方史学思想从人本转向神本，但西方史学强调历史鉴戒的传统却并未就此泯灭，只是史学作品的鉴戒功能出现了一种专门服务于皇室的新指向。这种新指向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相反，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动因。因为在古代社会里，政治军事叙事史始终是历史记述的主流，而书写它们的史家从服务和影响社会权力阶层，进而服务国家社会的视角出发，通常对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阶层提供鉴戒服务。如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史学昌盛的时代里，公民政治异常发达，社会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公民集体的手中，那些关切城邦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古典史家利用历史事实，对作为城邦和共和国体制基石的公民群体进行道德教化和训诫，故而，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指向了公民群体，而没有局限于统治阶级的狭小范围。然而，在加洛林时代，尤其是史学活动较为昌盛的查理曼、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时代，社会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以国王、皇帝为代表的皇室手中，君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那些以记载政治军事活动史为己任，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史家，自然利用史学工具为加洛林皇室提供鉴戒服务。
另外，在古代社会里，那些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阶层，也竭力控制和垄断修史活动，力图利用历史上包含众多“兴衰成败”的史学资源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其中，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尤为明显。而在君主制统治下的加洛林社会，同样出现了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相类似的修史活动，这一时期的许多修史活动皆带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和背景。②而加洛林时代皇室教育的需要以及封君封臣关系所规定的封臣对于封君维护和建议的义务，也催生了这种以服务皇室为指向的新的史学鉴戒功能的出现。
【作者简介】朱君■，男，1983年生，辽宁大连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讲师，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
王晋新，男，1957年生，山西柳林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
？眼关键词？演加洛林时代，史学，鉴戒功能
？眼中图分类号？演K25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4）16-0057-08
史学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它之所以能够吸引古今中外无数社会精英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对现实社会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服务功能，这些服务功能包括：垂训鉴戒、资政治世、宣传维护、道德教化、经世致用……史学通过这些服务功能与现实社会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其中把历史中前人的活动和思想作为镜子以对当代和后世之人进行劝诫的鉴戒功能一直被古代西方的治史家们所贯彻，成为了他们重要的治史目的。不过，从古典时代直至加洛林时代，西方史家们在治史实践中所追求的史学鉴戒功能，从指向上看，还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古希腊罗马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往往较为宽泛，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在内。而在加洛林时代，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更为复杂化，不仅存在像圣徒传记这样鉴戒教化众人的史学作品，还涌现了许多专门为皇室提供鉴戒服务的史学作品。本文拟对这一史学现象的产生做一简要地分析和梳理，不当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古希腊罗马史学非常重视史学垂训鉴戒的功能，希腊化时代的史家波利比阿就曾经说过：“单单陈述一个事件的发生，当然是有趣的，但没有意义……因为只有以类似的情况和我们自己的处境对比，才能从中取得推断未来的方法和基础，因为只有学习过去，才能学会在现在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谨慎些，什么时候行动应当更勇敢些。”①“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他的《希波战争史》（《历史》）中即已表达了这一观念，他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之所以要把这些成果发表出来，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②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家波利比阿认为：“历史是一门以事实为训的哲学，它不仅使人们从中获取广博的知识为满足，而且也应当成为指导人们行动的指南。”①在强调历史的鉴戒作用方面，李维、塔西佗等罗马史家同样不遗余力，如李维，他之所以撰写《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其意在通过赞颂先辈创业之艰难，激励当代罗马人的爱国热忱，以找到未来行动的方向，他对历史垂训作用的强调，着眼于整个罗马国家的存亡继绝，其立意与视野是较高的；塔西佗则把历史的垂训作用与道德教育的作用结合起来，在其名著《编年史》中明确指出：“历史之最高职能就在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把后世的责难，是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确是意存劝诫而褒贬分明。他的著作如前所说，无不充溢着反对暴政与歌颂共和的主旨，以至其作品成为后世“惩罚暴君的鞭子”。②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尽管在文明诞生之初也曾存在过王政制度，但这种制度延续的时间颇为短暂，而且在文明高潮到来之前便已被公民政治异常发达的民主制和共和制所取代。自屋大维时代以来，元首制和君主制虽然取代了之前的共和制，但古罗马公民政治发达的传统却依旧顽强地延续了下来。故而，古希腊罗马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并不局限于统治阶层这一狭小的范围，而是包括了社会各阶层在内。
4世纪以来，西方史学领域经历了古典史学没落，基督教史学兴起这一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史学巨变虽然导致了西方史学思想从人本转向神本，但西方史学强调历史鉴戒的传统却并未就此泯灭。如教会史学家尤西比乌斯曾在4世纪写道：“历史著作是有益的，它能够起到垂训的作用并为人类提供一种获得知识的媒介。”③及至中世纪，修史者们在强调上帝创造历史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历史对于现实的垂训鉴戒意义。如史学家比德认为：“历史著作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历史著作对于邪恶之人罪状的记载起到了警醒读者的作用，使他们不去从事那些邪恶或堕落的事情。”④诞生于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史》，其立意也在于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善恶事迹，以对后人进行惩恶扬善的道德训诫，他的作者图尔主教格雷戈里在序言中写道：“尽管言辞粗鄙，我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决不使那些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之间的斗争湮没无闻。”⑤自墨洛温王朝末年起，在法兰克王国秉政的加洛林家族一直对包括史学编纂在内的文化事业情有独钟，在一部分王公贵胄的支持下，法兰克人的文化建设步入正轨，法兰克时代之初史学类型单一、数量稀少，内容简陋的局面得到了改善，出现了被国外学者称之为“史学革命”的局面。⑥这一时期涌现的历史著作延续了自古典时代以来注重垂训鉴戒的传统，如圣徒传记，褒扬圣徒人物忠于上帝和教会的忠贞之志，垂训世人以之为法。不过，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所不同的是，加洛林时代涌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史学作品，这类史学作品鉴戒功能的服务指向颇为狭窄，似乎专为一家一姓的皇室服务。如尼萨德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爱因哈德的《虔诚者路易传》《王室法兰克年代记》、提甘的《虔诚者路易传》、利雪主教弗莱库尔夫的《编年史》、普鲁姆住持勒斋诺的《编年史》以及菲里雷斯的鲁普斯的《罗马诸帝王事略》、塞杜里乌斯·司格脱的《论基督教统治者》以及辛克马尔的《宫廷统治论》等均属于此类作品。
《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作者尼萨德系西法兰克王国君主秃头查理的表兄弟，他作为秃头查理集团的重要一员，不仅目睹了9世纪上半叶加洛林皇室内部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内战，而且对于期间的战事及和平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多有参与。如他参加了841年6月25日爆发的秃头查理与罗泰尔之间的丰特诺瓦战役，842年，尼萨德作为秃头查理的十二位谈判代表之一，同日耳曼路易的十二位代表，就如何瓜分帝国领土一事进行了谈判。尼萨德之所以撰写此书是受其主君秃头查理所请。他在该书第一卷的序言中声称： 主公秃头查理于841年5月占据马恩河畔的沙隆城之前，要求我把我们那个时代的各种事件都书录下来，以此向后世的子孙们表明秃头查理及其党人是如何看待这场内战的起因及意义的。①
尽管尼萨德作品的受众是后代子孙，但其鉴戒服务的对象却是主君秃头查理，因为他所撰写的《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存在着强烈的攻讦政敌，为主君效命的倾向。他在该书第二卷序言中说：
鄙人已将您们兄弟之间（指秃头查理与罗泰尔、日尔曼路易兄弟）矛盾冲突的根源进行了清楚地揭示。每个人倘若欲了解在您们父皇驾崩之后，罗泰尔因何执意要追究您和您的兄弟，现在皆可自行做出判断了，鄙人已将各种线索连接了起来，看看罗泰尔的行为是否合理合法，是否正当。现在，鄙人将凭借记忆和智慧，尽力地对罗泰尔在实施其计划时的猖狂予以揭露。②
而且，尼萨德还为自己未能尽善尽美地撰写此书而向主教秃头查理表示遗憾：
倘若紧迫的时光能够为鄙人提供充裕时间的话，鄙人将会承认这是一项令人愉悦和欣慰的使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倘若您发现这部著述较之它应该的样子，还尚欠丰满，尚欠典雅时，那么就请陛下考虑当时那些事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您和您的臣民们都应对鄙人更加宽容一些才好，因为就在书写这部著述时鄙人同陛下一样，均身陷于同样的战乱之中，根本无暇他顾，遑论专心致志了。③
而一些史作，包括利雪主教弗莱库尔夫的《编年史》、普鲁姆住持勒斋诺的《编年史》、菲里雷斯的鲁普斯的《罗马诸帝王事略》都以教育加洛林君主为主旨，直接向君主提供鉴戒服务。它们的作者希望自己的史作能够促使君主以史为鉴，为古代帝王功绩、圣徒业绩、先哲教诲所启发，成为敬法、护教、爱民的贤君明主。弗莱库尔夫的《编年史·下卷》是弗莱库尔夫献给太后朱狄丝的一件礼物，用于后者教育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弗莱库尔夫对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赞善有加，寄予厚望，在一封谨致王太后朱狄丝的信函中声称：“您的皇儿秃头查理有其祖父之风，宛若查理曼尚在人间，但驱散沉睡的迷雾，却发现世界早已焕然一新，不过，查理曼那不朽的智慧、高雅的风格和道德情操连同他的英名的的确确被他的孙子重现了。”④弗莱库尔夫希望：“秃头查理能够把历史看作是一面镜子，透过它知其有所为，有所不为……为古代帝王的功绩、圣徒业绩、先哲教诲所启发，学会谨慎处事和机敏规避。”⑤勒斋诺的《编年史》同样也是一部教育加洛林君主的教材。勒斋诺修撰这部史作的目的在于取悦东法兰克王国的重臣奥格斯堡主教阿达尔贝罗。当时，阿代尔贝罗是国王孩童路易的教父兼养父，勒斋诺因故遭到贬黜，希望通过取悦阿代尔贝罗的方式 “官复原职”。他于908年将这部史作献给了阿达尔贝罗，供阿代尔贝罗教导国王孩童路易之用。他在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取悦阿代尔贝罗的写作动机：
鄙人勒斋诺，尽管身为基督礼拜者中的最为卑微者，仍旧在所有方面对您（阿达尔贝罗）的伟大竭尽表达诚心，故而，把忠诚的祈祷颂词进献给主的主教阿达尔贝罗——一位通过追求各种哲理得以在各个方面表现出至高才华的卓越人物。我把（这部编年史）交托给您，望得到您独一无二的判断力的裁可，我所编纂的这部著作包含了我们自己时代和我们先辈时代的历史，凭借您颖悟明察的判断，它或许能够得到您的称赞亦或指摘。⑥
当时孩童路易已经15周岁，刚好成人，急要接受教育，勒斋诺进献这部史作适逢其会。勒斋诺的这部史作充满了贤王、暴君的故事以及一些上帝裁决君王命运的事例，孩童路易御览此书能够以史为鉴，效法历史上的贤君明主。菲里雷斯的鲁普斯的《罗马诸帝王事略》也属于此类史著。他在上呈秃头查理的奏章中说：
微臣根据奥勒留斯·维克多的《历代凯撒事迹概略》简要地总结了罗马历代皇帝的事迹并将此项成果进献于陛下，以使陛下能够便捷地御览，从而效法和规避他们的某些行为。微臣建议陛下须特别留意图拉真和狄奥多西的事迹，因为陛下能够从他们的事迹中发现许多值得模仿的有价值的东西。①
斯马拉格都斯的《皇家道路》、约纳斯的《王权制度论》、塞杜里乌斯·司格脱的《论基督教统治者》、斯马拉格都斯的《皇家道路》均是诞生于9世纪的政治学说史。在这一时期里，加洛林诸王之间不断厮杀，与此同时，维京人、萨拉森人和马扎儿人也从四面八方涌来，无情地掠夺和蹂躏加洛林帝国的各个地区。加洛林王朝最后几任皇帝既不能维持国内的正常秩序，又无力组织有效地防御以抗击外来入侵者。于是，各地方的大贵族自己担负起了抗击入侵者和建立秩序的责任，封建割据势力因此而日益得势。面对混乱失序的时局，一批忧国忧民的史作家们希冀加洛林王朝能够出现一位大智大勇的君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重新恢复帝国昔日的秩序。这些史作家们把自己的理想转化为修史实践，为加洛林王朝的当政者们修撰了一部部论述为君之道的政治学说史。在这些政治学说史中，既有对于理想基督教君主的描绘，也有对于王权制度及其统治原则的探讨。斯马拉格都斯的《皇家道路》是这一时期最早的一部为加洛林君主提供鉴戒的政治学说史。至于斯马拉格都斯究竟为哪位加洛林君主修撰了这部书，学界尚有争议，《皇家道路》最早的编者达希里认为这部著作是献给虔诚者路易的，埃伯特和沃尔明霍夫赞同这一观点，而《文学史》的作者们和奥雷欧则认为它是献给查理曼的。②为了使接受这部著作的加洛林君主拥有一个光辉的榜样，斯马拉格都斯引用《圣经·旧约》，枚举了约书亚、大卫、希则克亚、所罗门、奥济亚斯等许多君主，他们个个智慧明断，勘为今世之主效仿的楷模。《王权制度论》是约纳斯为了劝诫阿奎丹丕平而写就的。831年，在一些不忠诚的显贵的劝说之下，阿奎丹丕平叛父作乱，于是，约纳斯修撰了这部作品以劝其悬崖勒马。约纳斯告诫阿奎丹丕平要效忠其父：“无论何人，崇敬其父便是崇敬上帝，上帝是一切世人之父，毫无疑问，无论何人，忤逆其父也就是亵渎和轻慢上帝。”③他另外警告阿奎丹丕平，法兰克帝国将会因为这些皇子们的不忠而被倾覆。斯各脱的《论基督教君王》据说是为罗塔凌吉亚国王罗泰尔二世修撰的，当时罗泰尔二世休妻再娶，从而引发了一场道德危机以及人们对于国王自律问题的关注。斯各脱修撰《论基督教君王》或许也是受到了这次离婚事件的触动。斯各脱在《论基督教君王》中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君王所应具备的品质： 国王须是公正和仁慈的；在做出判断时既不草率偏执；也不专横武断；在选择王后和僚属时敏锐洞察；不愿接受他人的奉承；有意识地避免生气、骄傲和贪婪。④
在加洛林时代，史学作品的鉴戒功能出现了服务皇室的新指向。笔者以为这种新指向的出现是由西方社会政治结构体系的变化导致的。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古代西方的史学史，便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从古典以至中世纪，那些具有史学鉴戒功能的作品，其创作者无论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阿、塔西托，还是格雷戈里、爱因哈德、尼萨德，他们所记载的历史都是些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政治军事活动，所写的皆是一种“政治军事叙事史”，他们所秉持的史学价值观也以是否能够服务现行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为依归。在古希腊罗马社会，王政、帝制等君主制度存在的时间要远远短于以发达的公民政治为标志的民主共和制，更为重要的是，古希腊罗马社会在民主、共和制度下达到了古典文明发展的巅峰，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史作都诞生于古希腊罗马社会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时期。那些“胸怀天下”，关切城邦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古典史家自然利用历史事实，对作为城邦和共和国体制基石的公民群体进行道德教化和训诫，故而，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指向了公民群体，而没有局限于统治阶级的狭小范围。然而，中世纪法兰克人的社会政治结构体系却与古希腊罗马史学“黄金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体系大为殊异。它实行的是以国王、皇帝为社会政治重心的君主制，这种君主制从日耳曼人的氏族首长制转变而来，并通过教皇的涂油膏立而具有了“神授王权”的含义。鉴于君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那些以记载政治军事活动史为己任，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史家，自然利用史学工具为加洛林帝王，而不是普通的臣民提供鉴戒服务。
加洛林时代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指向了加洛林皇室也与加洛林皇室教育的需要以及封臣效命封君的义务有关。在“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所建立的各级学校中，宫廷学校是最高级的一类，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查理曼从有学问、有知识的神职人员中选任教师，甚至从意大利和英格兰请来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宫廷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加洛林皇室成员及未来为皇室效力的贵族子弟，查理曼及其妻子儿女都是宫廷学校的学生：
而且查理曼是所有人中最用功的一个，他勤于求知就好像他以前专于国事一般，他研读修辞学、辩证法、天文学；他非常努力得去学写作，经常在枕头下放一石板，以便在闲暇时写字，但他因开始太晚故而成绩不佳。①
秃头查理也在宫廷学校中受教9年，在此期间，他在瓦拉夫里德·斯特拉波的指导下全盘接受了同时代教会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传授的知识，包括以语法学家多纳图斯和普里西安的教程大纲为基础，透彻地学习基础语法，之后学习诗篇和福音书，比德的编年体著作，阿尔昆的教育学论著，尤文克斯、塞杜里乌斯·贝南蒂乌斯·福图内特斯的宗教感化诗，加图的对偶诗，伊西多尔和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的百科全书著作。②值得注意的是，学识渊博的主教、修道院长等神职人员在加洛林皇室的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宫廷教士，日后的科尔比修道院住持瓦拉，曾教授过罗泰尔，宫廷教士厄默尔达斯曾教授过阿奎丹丕平，瓦拉夫里德·斯特拉波曾教授过秃头查理。这些对加洛林帝王进行教育的主教、修道院长常常谋求与帝王的母亲、教父等监护人亲密合作，而帝王的监护人也在年幼帝王的教育问题上积极地向这些掌握知识的神职僧侣寻求帮助。加洛林王朝的帝王显贵们对于那些富有学识和掌握一技之长的人非常敬重，极尽延揽之能事。正如皮特所言：“加洛林王朝的显贵们知道应该如何尊重那些学识渊博的江湖术士，他们尊重学识渊博的编年史家、圣人、占星家以及其他任何有助于他们成功的活动。”③在加洛林皇室的教育问题上，神职僧侣与皇室通常通力合作，而修撰包含古代历史故事和帝王成败经验教训的历史著作则是对加洛林帝王进行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秃头查理的母亲朱狄丝太后授意利雪主教弗莱库尔夫修撰《弗莱库尔夫编年史·下卷》，以之作为教育年幼的国王秃头查理的教材，以及普鲁姆修道院住持勒斋诺修撰了《勒斋诺编年史》上呈于国王孩童路易的教父阿代尔贝罗，以其作为后者教育国王的教材。此均是神职僧侣通过写史的方式与皇室通力合作，教育加洛林君主的典型事例。据尼尔森教授的研究发现，虔诚者路易和秃头查理时期，许多历史著作的功能都是教育性的，修史者创作和编纂它们的目的在于教化君王和年幼的皇子——爱因哈德、弗莱库尔夫、厄默尔达斯、“天文学家”、鲁普斯、瓦拉夫里德的著作皆属于此类教化君王的作品。④故而，加洛林时代许多历史著作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指向了加洛林皇室。
自查理·马特采邑改革以来，封君封臣制开始在法兰克王国发展，许多史家与加洛林君主结成了主从封建关系，在这种封建双边关系中，封臣对于封君有着维护的义务，而撰写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履行封建义务的一种形式。通过修史的形式，他们正面宣传主君的立场、维护主君的形象。例如，爱因哈德，他是查理曼生前的宠臣，虔诚者路易曾把米歇尔施塔特和穆伦海姆的大片领地赐予了爱因哈德，并让其担任了皇长子罗泰尔的御用教师。创作《查理大帝传》的时候，爱因哈德虽已退隐塞利根斯塔特修道院，但仍对查理曼的知遇之恩感念不已，他在序言中写道：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甚至单凭这个理由就足以让我动笔，那就是我所受到的养育之恩以及我与国王本人和他的孩子们的友谊，这种友谊自从我在宫廷里居住的时候起，一直没有间断。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他使我同他如此投合，使我在他生前和死后感戴不已，如果我把他所赐给我的一切恩惠忘掉，如果我使这样恩遇我的人的丰功伟绩湮没无闻，如果我容许让他的生平不见著录，不受颂扬，就像他没有存在过一样，那么说我忘恩负义，对我来说则是罪有应得的。①
此外，在虔诚者路易统治的初期，针对查理曼的诽谤甚嚣尘上。例如，824年，曾担任赖谢瑙修道院住持的巴塞尔主教海托尔记载了一件有损查理曼威望的事。赖谢瑙修道院一位名叫威提的修道士在临终之际突生幻象，断断续续地说自己看到了身处炼狱之中的查理曼，一群走兽正在无情地啃食他的生殖器，这是对生前恣意泄欲之人惯用的惩处方式。拉昂的一位“穷婆娘”也声称自己看到了查理曼在阴间受苦的幻象。②爱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也提及了这种诽谤，他写道：“查理曼被丑闻秽事和品德有亏的瑕疵给破坏了，然而他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自行其是，好像他不曾碰到过任何有关他的错事的猜疑一般，或者也像这种流言蜚语一向无人相信似的。”③爱因哈德极有可能听闻了这些流言蜚语，于是决定为其昔日的恩主修撰一部传记，以正视听。爱因哈德修撰《查理大帝传》既是出于封臣对于封君的感恩，也是出于封臣维护封君的封建义务，他的《查理大帝传》塑造了查理曼的光辉形象，有助于遏制当时风传的针对查理曼的种种诽谤。尽管他的这部《查理大帝传》是在向世人和后代子孙垂示查理曼的丰功伟绩，但史学垂鉴功能的服务对象却是爱因哈德已经往生的主君查理曼。 再如尼萨德，他是秃头查理的表兄弟，在先皇虔诚者路易生前，曾被其赐予采邑。虔诚者路易崩逝后，他又效忠于虔诚者路易钟爱的幼子秃头查理，结果他从先皇虔诚者路易处所获得的采邑被罗泰尔剥夺。在《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中，尼萨德竭力丑化罗泰尔的形象，斥责其为“公共利益”的破坏者，秃头查理与之为敌则是遵循上帝意愿且顺从臣民建议的正义之举，可谓“顺天应人”。如他在第二卷第八节所写，当时的背景是841年5月，秃头查理与罗泰尔即将于阿蒂格尼洽谈和平，尼萨德在表明己方“是和是战”立场的时候，写道：
秃头查理宣布，尽管罗泰尔不讲诚信，但他还是按照事先的安排约定，前来同罗泰尔会晤。倘若罗泰尔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寻求维护大众福祉利益的解决办法，查理将为此感到欣慰。但若并非如此，那么，查理则将完全依照其属臣们的建议行事，在上帝赐予他且得到自己父皇和自己臣民认可的王国大地上，来实现上帝的意愿。④
在《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中，这种一贬一褒的写法比比皆是，尼萨德力图通过这种褒贬兼具的写法维护主君秃头查理的形象。
依照封君封臣关系的规定，封臣不仅需要维护封君的形象，对于封君还有着建议的义务，在9世纪的加洛林世界，这种封建义务的履行已经实现了常态化和制度化，其表现形式是加洛林帝王与贵族咨议政治的制度化。如877年《奎尔济法令》所记载的，秃头查理在驾临意大利的前夕，于宫廷中晓谕其心腹人等：“须留守宫廷以便赞襄太子统御全国，并须按时参于朝会，大小臣工均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⑤宫廷是加洛林君臣咨议政事的场所，是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不仅仅是一座有形的宏伟建筑。这种思想意识已经被加洛林时代的社会上层所接受，如塞普蒂尼安伯爵伯纳德的夫人霍达在训子家书中告诫自己的儿子威廉（他自15岁起开始担任秃头查理的随侍）：“宫廷乃显贵及谋士的荟萃之所。”“这些人都接受过教育，因而他们在宫殿这样的大型建筑物里开展议政活动。”⑥加洛林王朝依靠帝王与僧俗贵族咨议政治的“宫廷统治模式”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当然，这里的“宫廷”乃是社会意义上的宫廷，而并非仅仅指的是三维空间的宫殿，封臣即使远离君主生活的宫殿，也会通过参与朝会等方式与宫廷保持着联系。修撰历史是那些身为封臣的加洛林史家咨议政治的一种特殊方式，尽管他们并未采取口头表述的方式，但同样是在履行封臣对于封君建议的义务。尼尔森、麦克特里克特等学者根据《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的手稿源流考证，发现《虔诚者路易诸子的纷争》这部史作最初仅在秃头查理及其亲信重臣这一狭小封闭的人际圈子内流传，秃头查理及其权贵重臣是这部史作最早的读者，这些人能够从这部书中寻觅到指导他们行动的方案。尼尔森等研究者认为，尼萨德修撰该书是身为封臣的他向秃头查理效忠，参与咨议政治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①在该书第四卷序言中，尼萨德表达了以修史的方式为王公贵胄们效命的诉求：
鄙人将继续撰写这部史书的第四卷，希望鄙人能够在其他方面丰富拓展他们（指王公贵族）的业绩，倘若无力达到，那么，至少也要通过这种努力为后代驱散蒙在这些事件上的重重迷雾。②
这里的“其他方面”或许指的就是尼萨德企图以修史的方式向秃头查理君臣提供政治军事行动的建议。因为尼萨德已经在本卷的序言中说过，之前修撰前三卷时，他一直努力通过以书写的方式来怀念王公贵胄们的丰功伟绩。③由此推断，尼萨德继续撰写第四卷的动机肯定有别此前撰写前三卷的动机：以“怀念”的形式为王公贵胄们服务。考虑到本卷所记载的历史（842年3月—843年3月）均为作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史事所做的即时记录，因为他在本卷的序言中述说自己“不幸被命运与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事件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致深陷于各种风暴之中难以自拔，故而，几乎不敢奢望能够找到一块平安之所、歇息之地撰写历史”。④既然尼萨德在本卷中表示自己将以“怀念”之外的方式（即他所说的其他方面）为王公贵胄们服务，再鉴于该书最早在秃头查理及其亲信重臣这一小圈子内流传的事实，可以推知，尼萨德修撰第四卷极有可能是为了向秃头查理君臣提供政治军事行动的建议，以履行封臣的义务，应对正在进行的政治军事斗争。
尼萨德是加洛林时代少有的世俗史家，他修撰史书是在向世俗君主效忠，履行封臣对于封君维护、建议的义务。那么，加洛林时代尚有诸多的神职史家，如弗莱库尔夫、勒斋诺、斯马拉格都斯、约纳斯、塞杜里乌斯·司格脱、辛克马尔，他们向加洛林君主上呈了一部又一部的史作，是否这些 “上帝的仆人”也像尼萨德那样在向加洛林君主履行某种属臣的义务，抑或缘于虔敬上帝、繁盛教会的宗教情结？笔者以为二者兼而有之，在加洛林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王/皇权高于教权，君主牢牢控制着教会，皇帝是基督教世界共同体的最高主宰，其统治策略的优劣与否，无论对于俗界，还是对于教会均有着重要的意义。某些虔敬的神职僧侣出于教化君主，繁盛教会的目的，向加洛林君主上呈了自己的史作。如塞杜里乌斯·司格脱在《论基督教统治者》的序言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用意：
基督教共同体同样仰赖策略的力量，倘或君主贤明，人民荣福，全体基督徒将会欢愉不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鄙人穿过繁花似锦的草地，采摘汇集成神圣的卷集献给陛下您，（完善您的智慧）仿佛以华丽的花环装饰您的王冠，从而凭藉基督的旨意荣耀您的统治权杖。⑤
另外，在加洛林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教皇的实际地位不过是帝国领土上的一位首席主教，而并非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加洛林帝国的神职僧侣对于罗马教皇的忠诚要受他们对于加洛林君主忠诚的约束检验。他们与世俗的封臣毫无二致，他们首先是君主的属臣，他们最珍惜的是一种关系纽带，即存在于领主与忠贞不贰扈从之间的那种个人忠诚。许多僧侣皆以在世俗宫廷效命的形式，同世俗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却对以罗马教皇为首的罗马教廷保持着一定的疏离性。如《弗莱库尔夫编年史》的作者弗莱库尔夫，加洛林皇室对其器重有加，824年，虔诚者路易任命他为出使罗马教廷的使节。当时，关于教堂中是否悬挂圣像，是否崇拜圣像的争论在基督教会内部如火如荼地展开。此时的教皇是尤金尼厄斯二世，他坚决主张悬挂并崇拜圣像，而法兰克的主教们却反对崇拜圣像，因而，主教们与教皇尤金尼厄斯二世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在此情况下，弗莱库尔夫及副使阿戴格里乌斯奉命出使罗马教廷，肩负说服教皇，准许法兰克教会自行决定圣像崇拜的使命。经过漫长的谈判，弗莱库尔夫不辱使命，成功地说服了教皇，使法兰克教会得以自行决定圣像崇拜的问题。《皇家道路》的作者斯马拉格都斯曾深受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两代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查理曼曾委派他前赴教廷向教皇陈述809年亚琛会议上做出的有关“和子句”纠纷的决定。《王权制度论》的作者奥尔良主教约纳斯是加洛林帝国治下的“子王国”阿奎丹王国的宫廷官员，曾先后为虔诚者路易①、阿奎丹丕平两代阿奎丹国王效命。825年在巴黎举行的宗教会议上，约纳斯作为加洛林帝国神职僧侣的代表向教皇尤金尼厄斯二世宣达了帝国在反圣像崇拜问题上的立场。由于加洛林时代的僧侣史家在政治上臣属于加洛林皇室，在这一社会现实的支配之下，他们同世俗史家一样通过修撰史书的方式效忠于加洛林君主，为他们提供教育、资政、鉴戒的服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4世纪以来，西方史学领域经历了古典史学没落，基督教史学兴起这一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史学巨变虽然导致了西方史学思想从人本转向神本，但西方史学强调历史鉴戒的传统却并未就此泯灭，只是史学作品的鉴戒功能出现了一种专门服务于皇室的新指向。这种新指向的出现并非历史的偶然，相反，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历史动因。因为在古代社会里，政治军事叙事史始终是历史记述的主流，而书写它们的史家从服务和影响社会权力阶层，进而服务国家社会的视角出发，通常对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阶层提供鉴戒服务。如在古希腊罗马社会史学昌盛的时代里，公民政治异常发达，社会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公民集体的手中，那些关切城邦和共和国前途命运的古典史家利用历史事实，对作为城邦和共和国体制基石的公民群体进行道德教化和训诫，故而，史学鉴戒功能的服务对象指向了公民群体，而没有局限于统治阶级的狭小范围。然而，在加洛林时代，尤其是史学活动较为昌盛的查理曼、虔诚者路易、秃头查理时代，社会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以国王、皇帝为代表的皇室手中，君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那些以记载政治军事活动史为己任，关切国家民族命运的史家，自然利用史学工具为加洛林皇室提供鉴戒服务。
另外，在古代社会里，那些掌握社会政治权力的阶层，也竭力控制和垄断修史活动，力图利用历史上包含众多“兴衰成败”的史学资源为自己的政治统治服务。其中，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在这方面的努力尤为明显。而在君主制统治下的加洛林社会，同样出现了与古代中国官方史学相类似的修史活动，这一时期的许多修史活动皆带有鲜明的官方色彩和背景。②而加洛林时代皇室教育的需要以及封君封臣关系所规定的封臣对于封君维护和建议的义务，也催生了这种以服务皇室为指向的新的史学鉴戒功能的出现。
【作者简介】朱君■，男，1983年生，辽宁大连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讲师，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
王晋新，男，1957年生，山西柳林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中世纪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