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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围绕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问题，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意见不尽统一。其中，自民党内“亲华派”和“亲台派”之间展开的博弈和斗争对复交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受多重因素制约，“亲台派”的主张一度成为日本政界对华认识的主流。然而，经过自民党内“亲华派”和在野党及民间人士等各方面的努力，加之国际格局的转变，“亲华派”的主张逐渐成为日本政界对华认识的主流，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关键词】自民党，“亲台派”，“亲华派”，对华观，中日复交
【中图分类号】K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54-07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已经走过四十余载光阴，对复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政治家的对华观和行动选择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深刻认识日本对华决策的内在机理。回顾自民党围绕中日复交问题的内部博弈，分析中日复交前日本政界对华观的流变，解读国际因素在复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深化对中日复交问题的认知，为今后判断和处理中日关系提供一个有益视角。
一、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及“亲华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同期的台湾蒋介石政权却对外宣称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就出现了所谓“两个中国”的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将何去何从，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①内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围绕中国问题，自民党内部逐渐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个派别，即所谓的“亲台派”与“亲华派”。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中共武装力量，极力拉拢日本，对战败的日本进行了宽大处理，因此，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仍然与日本朝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没有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进行彻底清算，右翼政客仍然活跃在日本朝野，他们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为了投美国之所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积极支持蒋介石政权，这是战后日本自民党内出现“亲台派”的社会背景。
“亲台派”产生的直接源流，可以追溯到受到蒋介石恩惠并助蒋反共的“白团”。1949年11月，一个代号为“白团”的日本军事顾问团在重庆拜访了蒋介石。1950年，“白团”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在台北近郊附近的军事训练所，对100余名国民党军官进行培训。此外，“白团”还组建了一个名为“富士俱乐部”的秘密军事机构，专门从事有关战史、战略、战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②日本学者本泽二郎指出：“冷静地分析‘白团’在进入台湾后的日台关系的发展，以‘白团’为核心的原日本军人和保守的政界、财界的领导人发挥了‘看不见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台湾帮’的一大势力。”③
“亲台派”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兄弟，自民党干事长椎名悦三郎，佐藤内阁外务大臣福田赳夫，原众议院议长船田中，原众议院议长、“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滩尾弘吉，前参议院议长松野鹤平，原众议院议长石井光次郎，青岚会首领中川一郎及其干将中尾荣一、石原慎太郎、中山正辉、三博等。
在近代日本的对华侵略扩张活动中，仍有部分日本人从日本民族的长远发展和亚洲的和平安定出发，反对日本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战争。二战后，美国在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一些受到日本法西斯势力压制和迫害的政治家获得了解放，他们进入政府和国会，为战后日本政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政治家或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暴行的反省，以及对中国抱有的愧疚感，或基于政治经济等现实考虑，认为应该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友好关系，结束两国的“敌对”状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日本政界的“亲华派”早在1950年就成立了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中友好协会”，后来又陆续成立了许多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事业的组织，如“日中友好议员同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虽然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制约，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民间组织”，但很多“亲华派”政治家包括执政党中的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其中。例如，早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亲华派”就成立了旨在促进中日友好的“日中友好协会”。1956年，成立了以前首相片山哲为会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65年，自民党内部成立了“AA研（亚洲非洲问题研究会）”，“亲华派”人士宇都宫德马、川崎秀二、久野忠治、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等为其中重要成员。
“亲华派”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首相田中角荣，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前首相大平正芳，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宇都宫德马，对发展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的首相石桥湛山，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厚生大臣、农林大臣、文部大臣松村谦三，日中关系的拓荒者、原通产大臣、经济企划厅长官高崎达之助，日本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井喜实，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参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日本代理首相伊东正义等。
战后初期，日本作为战败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军事占领之下，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日益激化，分属两大阵营的日本和中国虽然地理相近，但国家制度、意识形态迥异。日本基于自身利益需要全面倒向西方，在对华政策上亦唯美国马首是瞻。《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日本紧随美国采取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并与台湾政府签订“日台和约”。但是，由于日本推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日本政界也无法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通过“民间外交”“经济外交”相互接触及沟通，两国关系发展缓慢。总体来讲，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前，受美国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日本执政党内部的“亲台派”的对华政策和主张占据主流，崇尚中日友好的“亲华派”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二、自民党内“亲台派”及“亲华派”的对华观
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日本全面倒向美国，日本政界的保守主义色彩浓烈，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势力声势日盛，他们标榜“自由主义”，奉行“亲美反共”的政策，通常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其代表性人物岸信介、佐藤荣作等的对华言行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
岸信介学生时代就热衷于国粹主义、大亚洲主义，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侵华战争中岸信介参与了侵略中国的活动，他被日本商工部派遣到中国东北工作了三年左右时间，直至作为商工部次官回到东京。日本战败时，岸信介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财物。①
战后岸信介非但未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任何反省，甚至还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是正当防卫，他在自己的著作《啊，满洲》一书中津津乐道地称赞“满洲国”是“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理想闪耀光芒，是东亚的希望”。②岸信介还是积极的“反共”分子，1957年，上台仅半个月的岸信介就迫不及待地同台湾成立“合作委员会”，上任三个月就以现任首相身份访问台湾，与蒋介石政权签署“共同声明”，公开向蒋介石保证“坚决不承认中共”。同年6月发表的《日美联合公报》中，艾森豪威尔和岸信介一致认为：“国际共产主义仍然是最大威胁。”③1957年底，岸信介配合台湾当局的要求，为中日民间贸易设置重重障碍，使得《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判被迫中止。1958年5月，日本右翼分子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岸信介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拒绝惩处毁坏中国国旗的暴徒，使中日关系极度恶化。
1960年，岸信介内阁不顾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强行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6月23日，在日本各阶层的一片抗议声中，岸信介不得不宣布辞职。下台后，岸信介变本加厉地进行亲台反华的活动。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多次访问台湾，为加强日台关系不遗余力。①对于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问题，岸信介说：“我对田中角荣恢复日中邦交的方针是反对的，或者说表示异议。我认为还不到恢复邦交的时候。”②此外，他还对蒋介石政权抱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蒋总统是日本的恩人，当这位恩人处于困境时，我们却落井下石，这为日本人的道德和感情所不容”，“日本应该打定主意，不妨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了大陆政权之后，最后一个承认。这是为了报答恩人。我想大多数日本人会支持这种做法的。”③
岸信介在日本政界被认为是“台湾帮”的开山鼻祖，正是在岸信介任首相期间，自民党内形成了“台湾帮”。“台湾帮”在日本政界的出现，标志着他们对日本政治的影响由幕后走到了前台，使亲台反共更加堂而皇之。④
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胞弟，也曾担任过日本法西斯时代的旧官僚。战后作为“吉田学校”⑤优等生，在池田内阁之后受命组阁。佐藤荣作大体上继承了“亲台派”的思想理念，在上台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拒绝了彭真代表团入境，并作出解释：“这是基于政经分离原则作出的判断。”⑥但是，佐藤也有不同于其兄之处，即他主张“一中一台”。为了维护日本国家利益，佐藤重视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同时，又在政治上支持台湾政权，不愿放弃与台湾政权的官方关系。佐藤上台后不久，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候表示：“中国很重要，国府也很重要。国府虽小，但却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信守国际信义岂能无视这一点。……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与人员交流，交流归交流，但不能进一步以中国和国府相替代。蒋总统‘以德报怨’一语犹在耳旁。”⑦
1972年8月，与佐藤关系密切的贺屋兴宣撰写“力戒抛弃台湾之暴举”一文，提出政府如果同中国建交“有悖国际法”，并列举出日本不能抛弃台湾的六大理由。⑧经济上佐藤虽然不反对与中国大陆进行往来，但是他也考虑从经济上遏制中国。他说：“数年前我就对哈里曼说过，如果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不向中共出售小麦，中共政权很可能会崩溃，即使是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⑨
在中国即将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际，佐藤依旧坚持提出“重要事项原则”和“双重代表权”，公开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佐藤不愿看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台湾被驱逐的结果。他在国会答辩时强调：“迄今为止所谓的中国只有一个，但实际上存在两个政权，且日本与台湾国民政府缔结了和约。因此承认中共而驱逐国府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难以接受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大事，所以日本的对华态度应当慎重。”⑩1965年1月，佐藤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谈时指出：“关于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能把中华民国政府从联合国中赶出去，只要这样中共就不会加入联合国。”{11}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佐藤政府是战后历届政府中最反动、最猖狂的反华政府。”{12}
与“亲台派”相比，“亲华派”的对华观并未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或是基于良知和正义，或是出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考虑，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思考中日关系。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出身于贫农家庭，为了“脱贫”吃了不少苦，因此比其他任何日本首相都更知道“下一顿饭”对日本人民的重要性。因此，贯穿田中政治生涯的思想是“经济中心主义，尊重实利”。①其主要政治理念是：“将人民从吃不饱饭、孩子上不起大学的悲惨状态解脱出来，此为政治之先决。”②因此，他的政策被很多政治家戏称为“田中社会主义”。
1970年，田中角荣担任佐藤内阁干事长，其在与法国《世界报》记者盖兰谈话时说到：“日本与中国是邻国，有一千多年的交往史。虽非同一人种，但非常相似，可谓兄弟之邦。在战后已经历了25年后的今天，日中两国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仍然有着友好关系。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实现完全友好。”③
1972年3月，田中担任通产大臣，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时指出：“我认为，对中国抱有造成很大伤害而诚心去道歉的心情，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前提。”④他还对热衷于中日友好事业的自民党议员田川诚一说：“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日中复交。……中国方面的原则是正确的，几乎都可以接受。至于细小之处，大可不必介意。”⑤ 田中政权成立后不久，据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回忆，田中在永田町总理官邸二层办公室说：“我要坚持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我来说现在是实力最强的时候，党内的台湾派虽然人多势众不好办，但只要拼命干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我的实力削弱了，日中就不能实现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是几十次死里逃生的创业者，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值得信赖，也是可以商谈的。应在毛、周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予以实现。”⑥
实际上，不仅“台湾帮”千方百计地阻挠田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些日本右翼甚至想刺杀田中角荣。在实现中日复交上，田中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危险，他为中日复交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亲华派”重要人物大平正芳也出身于贫苦家庭，年轻时被派往中国，曾担任过“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长”。与岸信介等人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作经历”使大平正芳甚感不快。在调查过程中，大平目睹了日本军人在内蒙古地区的作威作福和干出的令人发指的勾当，同时也为文官政府不能制止军人的胡作非为、文官企图利用军人为自己谋利的行为感到气愤。⑦
1964年2月12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面对社会党议员穗积七郎的质询，大平正芳外相首次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他说：“我认为，如果在世界的祝福中出现中共政府加入联合国那样的事态，我国也必须下决心作重大决断，实属理所当然。”⑧针对佐藤荣作提出的“复合双重代表制”和“逆重要事项决议”提案，大平发表评论说：“我认为，政府正确评价这种形势，解决所谓中国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相信，政府遵循日中友好的精神和原则，尽快开始与北京政府进行接触，才是顺应国内外舆论之道。即使在尚未最终解决之前，也希望政府慎重，不要做诸如在联合国支持逆重要事项提案之类的倒行逆施之事。”⑨
由于田中内阁以恢复中日邦交作为政府外交目标，这使他们遭到“亲台派”的猛烈攻击。负责外交事务的大平正芳更是遭受攻击的焦点，大平不仅遭到贺屋兴宣、藤尾正行、渡边美智雄等亲台议员的质问和弹劾，其私邸也经常收到恐吓信，大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大平正芳曾对身边的记者说：“这次和你一起出门没准是最后一次啊！我有可能被反对势力暗杀。如果天助我能上北京的话，那么这次会谈应该会成功吧！”⑩由此可见，大平正芳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抱有很大决心，甚至赌上生命亦在所不惜。
综上可知，“亲台派”和“亲华派”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例如，在看待历史问题上，“亲台派”或是原军国主义分子，或是赞成战争史观；而“亲华派”一般能够正确地看待历史问题，对日本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感到愧疚。在对待中国大陆的态度上，“亲台派”持强烈的排斥态度，而“亲华派”则能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并抱有一定的善意。“亲台派”和“亲华派”相互背离的对华情感是两者在是否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日台是否断交问题上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然而，“亲台派”与“亲华派”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立的，在某些问题上两派的观点相近甚至趋同。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亲华派”也主张中日建交之前承认台湾政权。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亲台派”同“亲华派”也赞同两国之间发展贸易关系，只不过后者更为积极。
三、“亲台派”及“亲华派”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之“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本政界围绕中日是否复交问题展开激烈博弈。“亲台派”本着一贯的反华思想，试图阻止、拖延中日复交。而“亲华派”趁着有利的国际形势，游说自民党内的“中间派”和“骑墙派”，分化瓦解“亲台派”。在“亲华派”的攻势下，“亲台派”的主张一时走入低谷，中日关系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一）“亲台派”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举动
面对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亲台派”基于一贯的对华认识和利益判断作出如下行动选择。首先，“亲台派”极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但是，佐藤政府基于固有的“反华思维”，在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仍然赞同并支持“逆重要事项”和“双重代表”提案。“亲台派”骨干松野赖三如此赞赏佐藤荣作：“佐藤荣作在台湾即将被赶出联合国之际，直到最后一刻还站在台湾一边。这件事干得非常漂亮，无可指责。”①
“亲台派”还坚持承认台湾政权、干涉中国内政。例如：1971年11月1日，佐藤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我将在任期内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不能无视‘日台条约’，更不能认为该条约无效”，②显示出其一贯的“两个中国”的立场。1972年初，佐藤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虽表示中日要建交，但同时又声明：“即使与中国建交，也不能无视台湾与日本间存在的条约，不能无视台湾中华民国政权的存在。”③其后不久，佐藤又表态一旦大陆和台湾发生战事，日本不能隔岸观火。这充分体现出其“台湾帮”盟主的本性。
其次，“亲台派”积极支持对中日关系持“慎重论”的福田赳夫上台。福田赳夫是日本著名的“鹰派”，福田派基本上继承了岸信介派。福田赳夫本人秉承了岸信介兄弟的“亲台反华”思想，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是大势所趋之时，仍然固执地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时尚早，主张即使承认中国也不能抛弃台湾。在其自传《回顾九十年》中写道：“‘蒋总统’在终战之际给日本的照顾是不能忘记的，（中略）时值‘总统’统率的台湾在国际社会处于困难局面，我们更要牢记他的恩德，慎重行事。”④某种意义上而言，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的首相之争也是“亲华派”与“亲台派”的对华政见之争。福田赳夫在总裁选举之前担任佐藤内阁外相，深得佐藤器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佐藤自知难以连任，有意将宝座让给福田赳夫，运用自己的人脉和能量为福田继任积极奔走。岸信介更是对自己的爱将关爱有加，不但纠集自民党内的右翼“亲台分子”为福田摇旗呐喊，还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地盘为福田当选做准备。 田中角荣当选首相后，“亲台派”仍然坚持反对同台湾断交，阻挠田中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亲台派”一方面继续散布反华言论，积极组织反华亲台组织，企图破坏中日关系大局。另一方面，热衷于与台湾发展“民间”往来，深化“日台关系”。
（二）“亲华派”积极促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首先，“亲华派”借“尼克松冲击”的东风，严厉批判“亲台派”的对华方针。1971年9月1日，大平正芳在宏池会议员研修会上，发表了题为《日本新世纪的开幕——改变潮流》的演说，对佐藤荣作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亲华派”政治家、原厚生大臣古井喜实也发表文章对佐藤的对华政策进行抨击。自民党重要派系领袖三木武夫和藤山爱一郎指出：“佐藤首相的政治责任重大”。①在“亲华派”及其他有识之士的指责和批评之下，佐藤政权摇摇欲坠。
长期以来，“亲华派”一直倡导中日友好，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逐渐在日本深入民心。1970年，著名政治家藤山爱一郎组织了超党派复交组织“日中恢复国交促进联盟”，参加该联盟的国会议员人数多达379名，其中执政党党员接近100人。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界支持中日复交的人数开始占优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势不可挡。在“亲华派”的影响下，在野党党首开始陆续地访问中国，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探路。而原来反对中日复交的“亲台派”不得不偃旗息鼓，调整对华态度。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
其次，“亲华派”在日本大选中积极支持“亲华派”田中角荣上台。1972年7月2日，大平正芳、田中角荣、三木武夫三位候选人于大仓饭店举行会谈，三派达成政策协定：三方一致同意，无论哪一方当权，都将致力于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以缔结两国和平条约为目的的谈判。②第一轮选举过后，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所得票数最多，在此情况下，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携自己的派系支持田中竞选，最终在大平和三木的支持下，田中角荣以绝对优势当选新一届自民党总裁，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扫清了障碍。
“亲华派”还以各种行动支持田中访华。例如：1972年夏，藤山爱一郎凭借其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新日本饭店组织了一场有大平外相、内阁大臣、各党党首、财界巨头等出席的、震动舆论界的酒会，欢迎中国上海芭蕾舞访日代表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成为乘中日友好大好形势来临之际推动田中首相访华的关键性步骤之一。③
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亲台派”甚至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也不愿意放弃台湾。相比之下，“亲华派”的对台政策则明确的多，在中日首脑谈判时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明确表示：“日本政府今后不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不考虑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不抱有任何野心。这一点请相信日本政府。”④
综上可知，在面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时，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和“亲华派”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在“亲华派”的积极努力和世界局势发生剧变、中日两国共同利益趋近的情况下，“亲台派”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其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保持“日台条约”、拖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计划也最终破产。中日复交以后，自民党内的“亲台派”与“亲华派”继续在政界展开博弈，并深刻地影响着其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首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自民党作为日本的执政党是这一进程的核心因素之一，探讨和分析日本自民党内不同派别的对华观及行动选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长期占据政界主流，主张不承认中国。即便在复交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仍然逆潮流而动，对中日复交进行重重阻挠。而“亲华派”则提倡中日友好，推动中日两国不断朝着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方向迈进。经过长期的论争和博弈，“亲华派”的观点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日本政府最终做出了“选择中国，抛弃台湾”的抉择。
其次，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台湾因素等外因对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具有重大影响，分析日本执政党的对华观和行动时，必须综合思考各种因素。尤其是美国作为战胜国曾长时间进驻日本，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起到不容小觑的影响。例如，池田内阁时期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为此池田首相特意向1962年来访的美国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清楚中共的意图，中日贸易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希望美国不要担心。⑤
再次，日本自民党长期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无论是“亲华派”“中间派”，还是“亲台派”，最终落脚点都是最大程度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能够在战后摆脱战败国地位，免除战争赔偿和责任追究，除了冷战体制因素外，日本政治家这种务实的外交取向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对华贸易的池田首相曾表示：“我基本上与吉田前首相的意见一致，如果对中共采取灵活的态度，中共就很有可能向自由主义阵营靠近。”①这明显表露出其对华态度的真实目的。
最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亚洲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利益。积极地评价“亲华派”，不仅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友好，更是因为他们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对“亲台派”的言行进行批判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其结果最终必然会影响和损害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简介】齐膺军，男，1980年生，内蒙古通辽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文化。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自民党，“亲台派”，“亲华派”，对华观，中日复交
【中图分类号】K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54-07
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已经走过四十余载光阴，对复交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政治家的对华观和行动选择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深刻认识日本对华决策的内在机理。回顾自民党围绕中日复交问题的内部博弈，分析中日复交前日本政界对华观的流变，解读国际因素在复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深化对中日复交问题的认知，为今后判断和处理中日关系提供一个有益视角。
一、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及“亲华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同期的台湾蒋介石政权却对外宣称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这就出现了所谓“两个中国”的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日本的对华政策将何去何从，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①内部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围绕中国问题，自民党内部逐渐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个派别，即所谓的“亲台派”与“亲华派”。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消灭中共武装力量，极力拉拢日本，对战败的日本进行了宽大处理，因此，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后，仍然与日本朝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由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改造并不彻底，没有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进行彻底清算，右翼政客仍然活跃在日本朝野，他们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为了投美国之所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积极支持蒋介石政权，这是战后日本自民党内出现“亲台派”的社会背景。
“亲台派”产生的直接源流，可以追溯到受到蒋介石恩惠并助蒋反共的“白团”。1949年11月，一个代号为“白团”的日本军事顾问团在重庆拜访了蒋介石。1950年，“白团”随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在台北近郊附近的军事训练所，对100余名国民党军官进行培训。此外，“白团”还组建了一个名为“富士俱乐部”的秘密军事机构，专门从事有关战史、战略、战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②日本学者本泽二郎指出：“冷静地分析‘白团’在进入台湾后的日台关系的发展，以‘白团’为核心的原日本军人和保守的政界、财界的领导人发挥了‘看不见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台湾帮’的一大势力。”③
“亲台派”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担任过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兄弟，自民党干事长椎名悦三郎，佐藤内阁外务大臣福田赳夫，原众议院议长船田中，原众议院议长、“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会长滩尾弘吉，前参议院议长松野鹤平，原众议院议长石井光次郎，青岚会首领中川一郎及其干将中尾荣一、石原慎太郎、中山正辉、三博等。
在近代日本的对华侵略扩张活动中，仍有部分日本人从日本民族的长远发展和亚洲的和平安定出发，反对日本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进行战争。二战后，美国在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一些受到日本法西斯势力压制和迫害的政治家获得了解放，他们进入政府和国会，为战后日本政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政治家或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暴行的反省，以及对中国抱有的愧疚感，或基于政治经济等现实考虑，认为应该发展与中国大陆的友好关系，结束两国的“敌对”状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日本政界的“亲华派”早在1950年就成立了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中友好协会”，后来又陆续成立了许多致力于发展中日友好事业的组织，如“日中友好议员同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虽然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制约，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民间组织”，但很多“亲华派”政治家包括执政党中的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其中。例如，早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亲华派”就成立了旨在促进中日友好的“日中友好协会”。1956年，成立了以前首相片山哲为会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65年，自民党内部成立了“AA研（亚洲非洲问题研究会）”，“亲华派”人士宇都宫德马、川崎秀二、久野忠治、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等为其中重要成员。
“亲华派”的主要代表性人物有：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首相田中角荣，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的前首相大平正芳，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藤山爱一郎、宇都宫德马，对发展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的首相石桥湛山，对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厚生大臣、农林大臣、文部大臣松村谦三，日中关系的拓荒者、原通产大臣、经济企划厅长官高崎达之助，日本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古井喜实，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参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日本代理首相伊东正义等。
战后初期，日本作为战败国处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军事占领之下，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矛盾日益激化，分属两大阵营的日本和中国虽然地理相近，但国家制度、意识形态迥异。日本基于自身利益需要全面倒向西方，在对华政策上亦唯美国马首是瞻。《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日本紧随美国采取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并与台湾政府签订“日台和约”。但是，由于日本推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日本政界也无法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在此基础上，中日两国通过“民间外交”“经济外交”相互接触及沟通，两国关系发展缓慢。总体来讲，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前，受美国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日本执政党内部的“亲台派”的对华政策和主张占据主流，崇尚中日友好的“亲华派”处于非主流的地位。 二、自民党内“亲台派”及“亲华派”的对华观
随着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日本全面倒向美国，日本政界的保守主义色彩浓烈，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势力声势日盛，他们标榜“自由主义”，奉行“亲美反共”的政策，通常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其代表性人物岸信介、佐藤荣作等的对华言行可以充分印证这一点。
岸信介学生时代就热衷于国粹主义、大亚洲主义，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侵华战争中岸信介参与了侵略中国的活动，他被日本商工部派遣到中国东北工作了三年左右时间，直至作为商工部次官回到东京。日本战败时，岸信介从中国掠夺了大量财物。①
战后岸信介非但未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任何反省，甚至还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是正当防卫，他在自己的著作《啊，满洲》一书中津津乐道地称赞“满洲国”是“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理想闪耀光芒，是东亚的希望”。②岸信介还是积极的“反共”分子，1957年，上台仅半个月的岸信介就迫不及待地同台湾成立“合作委员会”，上任三个月就以现任首相身份访问台湾，与蒋介石政权签署“共同声明”，公开向蒋介石保证“坚决不承认中共”。同年6月发表的《日美联合公报》中，艾森豪威尔和岸信介一致认为：“国际共产主义仍然是最大威胁。”③1957年底，岸信介配合台湾当局的要求，为中日民间贸易设置重重障碍，使得《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谈判被迫中止。1958年5月，日本右翼分子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岸信介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拒绝惩处毁坏中国国旗的暴徒，使中日关系极度恶化。
1960年，岸信介内阁不顾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强行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6月23日，在日本各阶层的一片抗议声中，岸信介不得不宣布辞职。下台后，岸信介变本加厉地进行亲台反华的活动。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多次访问台湾，为加强日台关系不遗余力。①对于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问题，岸信介说：“我对田中角荣恢复日中邦交的方针是反对的，或者说表示异议。我认为还不到恢复邦交的时候。”②此外，他还对蒋介石政权抱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蒋总统是日本的恩人，当这位恩人处于困境时，我们却落井下石，这为日本人的道德和感情所不容”，“日本应该打定主意，不妨在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了大陆政权之后，最后一个承认。这是为了报答恩人。我想大多数日本人会支持这种做法的。”③
岸信介在日本政界被认为是“台湾帮”的开山鼻祖，正是在岸信介任首相期间，自民党内形成了“台湾帮”。“台湾帮”在日本政界的出现，标志着他们对日本政治的影响由幕后走到了前台，使亲台反共更加堂而皇之。④
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胞弟，也曾担任过日本法西斯时代的旧官僚。战后作为“吉田学校”⑤优等生，在池田内阁之后受命组阁。佐藤荣作大体上继承了“亲台派”的思想理念，在上台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拒绝了彭真代表团入境，并作出解释：“这是基于政经分离原则作出的判断。”⑥但是，佐藤也有不同于其兄之处，即他主张“一中一台”。为了维护日本国家利益，佐藤重视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同时，又在政治上支持台湾政权，不愿放弃与台湾政权的官方关系。佐藤上台后不久，在谈及台湾问题时候表示：“中国很重要，国府也很重要。国府虽小，但却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信守国际信义岂能无视这一点。……与中国大陆进行贸易与人员交流，交流归交流，但不能进一步以中国和国府相替代。蒋总统‘以德报怨’一语犹在耳旁。”⑦
1972年8月，与佐藤关系密切的贺屋兴宣撰写“力戒抛弃台湾之暴举”一文，提出政府如果同中国建交“有悖国际法”，并列举出日本不能抛弃台湾的六大理由。⑧经济上佐藤虽然不反对与中国大陆进行往来，但是他也考虑从经济上遏制中国。他说：“数年前我就对哈里曼说过，如果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不向中共出售小麦，中共政权很可能会崩溃，即使是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⑨
在中国即将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际，佐藤依旧坚持提出“重要事项原则”和“双重代表权”，公开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佐藤不愿看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而台湾被驱逐的结果。他在国会答辩时强调：“迄今为止所谓的中国只有一个，但实际上存在两个政权，且日本与台湾国民政府缔结了和约。因此承认中共而驱逐国府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难以接受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大事，所以日本的对华态度应当慎重。”⑩1965年1月，佐藤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谈时指出：“关于中国问题，最重要的是不能把中华民国政府从联合国中赶出去，只要这样中共就不会加入联合国。”{11}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佐藤政府是战后历届政府中最反动、最猖狂的反华政府。”{12}
与“亲台派”相比，“亲华派”的对华观并未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他们或是基于良知和正义，或是出于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考虑，站在相对客观的角度思考中日关系。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出身于贫农家庭，为了“脱贫”吃了不少苦，因此比其他任何日本首相都更知道“下一顿饭”对日本人民的重要性。因此，贯穿田中政治生涯的思想是“经济中心主义，尊重实利”。①其主要政治理念是：“将人民从吃不饱饭、孩子上不起大学的悲惨状态解脱出来，此为政治之先决。”②因此，他的政策被很多政治家戏称为“田中社会主义”。
1970年，田中角荣担任佐藤内阁干事长，其在与法国《世界报》记者盖兰谈话时说到：“日本与中国是邻国，有一千多年的交往史。虽非同一人种，但非常相似，可谓兄弟之邦。在战后已经历了25年后的今天，日中两国在困难的国际环境下，仍然有着友好关系。我相信，将来一定能实现完全友好。”③
1972年3月，田中担任通产大臣，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答辩时指出：“我认为，对中国抱有造成很大伤害而诚心去道歉的心情，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前提。”④他还对热衷于中日友好事业的自民党议员田川诚一说：“一旦我取得政权，便立即实现日中复交。……中国方面的原则是正确的，几乎都可以接受。至于细小之处，大可不必介意。”⑤ 田中政权成立后不久，据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回忆，田中在永田町总理官邸二层办公室说：“我要坚持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我来说现在是实力最强的时候，党内的台湾派虽然人多势众不好办，但只要拼命干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我的实力削弱了，日中就不能实现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是几十次死里逃生的创业者，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值得信赖，也是可以商谈的。应在毛、周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予以实现。”⑥
实际上，不仅“台湾帮”千方百计地阻挠田中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些日本右翼甚至想刺杀田中角荣。在实现中日复交上，田中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危险，他为中日复交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亲华派”重要人物大平正芳也出身于贫苦家庭，年轻时被派往中国，曾担任过“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长”。与岸信介等人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作经历”使大平正芳甚感不快。在调查过程中，大平目睹了日本军人在内蒙古地区的作威作福和干出的令人发指的勾当，同时也为文官政府不能制止军人的胡作非为、文官企图利用军人为自己谋利的行为感到气愤。⑦
1964年2月12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面对社会党议员穗积七郎的质询，大平正芳外相首次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他说：“我认为，如果在世界的祝福中出现中共政府加入联合国那样的事态，我国也必须下决心作重大决断，实属理所当然。”⑧针对佐藤荣作提出的“复合双重代表制”和“逆重要事项决议”提案，大平发表评论说：“我认为，政府正确评价这种形势，解决所谓中国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我相信，政府遵循日中友好的精神和原则，尽快开始与北京政府进行接触，才是顺应国内外舆论之道。即使在尚未最终解决之前，也希望政府慎重，不要做诸如在联合国支持逆重要事项提案之类的倒行逆施之事。”⑨
由于田中内阁以恢复中日邦交作为政府外交目标，这使他们遭到“亲台派”的猛烈攻击。负责外交事务的大平正芳更是遭受攻击的焦点，大平不仅遭到贺屋兴宣、藤尾正行、渡边美智雄等亲台议员的质问和弹劾，其私邸也经常收到恐吓信，大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都感到生命受到威胁。大平正芳曾对身边的记者说：“这次和你一起出门没准是最后一次啊！我有可能被反对势力暗杀。如果天助我能上北京的话，那么这次会谈应该会成功吧！”⑩由此可见，大平正芳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抱有很大决心，甚至赌上生命亦在所不惜。
综上可知，“亲台派”和“亲华派”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例如，在看待历史问题上，“亲台派”或是原军国主义分子，或是赞成战争史观；而“亲华派”一般能够正确地看待历史问题，对日本给中国造成的伤害感到愧疚。在对待中国大陆的态度上，“亲台派”持强烈的排斥态度，而“亲华派”则能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并抱有一定的善意。“亲台派”和“亲华派”相互背离的对华情感是两者在是否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日台是否断交问题上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然而，“亲台派”与“亲华派”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立的，在某些问题上两派的观点相近甚至趋同。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亲华派”也主张中日建交之前承认台湾政权。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亲台派”同“亲华派”也赞同两国之间发展贸易关系，只不过后者更为积极。
三、“亲台派”及“亲华派”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加之“尼克松冲击”的影响，日本政界围绕中日是否复交问题展开激烈博弈。“亲台派”本着一贯的反华思想，试图阻止、拖延中日复交。而“亲华派”趁着有利的国际形势，游说自民党内的“中间派”和“骑墙派”，分化瓦解“亲台派”。在“亲华派”的攻势下，“亲台派”的主张一时走入低谷，中日关系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契机。
（一）“亲台派”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举动
面对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亲台派”基于一贯的对华认识和利益判断作出如下行动选择。首先，“亲台派”极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但是，佐藤政府基于固有的“反华思维”，在1971年10月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仍然赞同并支持“逆重要事项”和“双重代表”提案。“亲台派”骨干松野赖三如此赞赏佐藤荣作：“佐藤荣作在台湾即将被赶出联合国之际，直到最后一刻还站在台湾一边。这件事干得非常漂亮，无可指责。”①
“亲台派”还坚持承认台湾政权、干涉中国内政。例如：1971年11月1日，佐藤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我将在任期内积极推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但不能无视‘日台条约’，更不能认为该条约无效”，②显示出其一贯的“两个中国”的立场。1972年初，佐藤首相在施政演说中虽表示中日要建交，但同时又声明：“即使与中国建交，也不能无视台湾与日本间存在的条约，不能无视台湾中华民国政权的存在。”③其后不久，佐藤又表态一旦大陆和台湾发生战事，日本不能隔岸观火。这充分体现出其“台湾帮”盟主的本性。
其次，“亲台派”积极支持对中日关系持“慎重论”的福田赳夫上台。福田赳夫是日本著名的“鹰派”，福田派基本上继承了岸信介派。福田赳夫本人秉承了岸信介兄弟的“亲台反华”思想，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是大势所趋之时，仍然固执地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时尚早，主张即使承认中国也不能抛弃台湾。在其自传《回顾九十年》中写道：“‘蒋总统’在终战之际给日本的照顾是不能忘记的，（中略）时值‘总统’统率的台湾在国际社会处于困难局面，我们更要牢记他的恩德，慎重行事。”④某种意义上而言，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的首相之争也是“亲华派”与“亲台派”的对华政见之争。福田赳夫在总裁选举之前担任佐藤内阁外相，深得佐藤器重，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和执行者。佐藤自知难以连任，有意将宝座让给福田赳夫，运用自己的人脉和能量为福田继任积极奔走。岸信介更是对自己的爱将关爱有加，不但纠集自民党内的右翼“亲台分子”为福田摇旗呐喊，还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地盘为福田当选做准备。 田中角荣当选首相后，“亲台派”仍然坚持反对同台湾断交，阻挠田中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亲台派”一方面继续散布反华言论，积极组织反华亲台组织，企图破坏中日关系大局。另一方面，热衷于与台湾发展“民间”往来，深化“日台关系”。
（二）“亲华派”积极促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首先，“亲华派”借“尼克松冲击”的东风，严厉批判“亲台派”的对华方针。1971年9月1日，大平正芳在宏池会议员研修会上，发表了题为《日本新世纪的开幕——改变潮流》的演说，对佐藤荣作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亲华派”政治家、原厚生大臣古井喜实也发表文章对佐藤的对华政策进行抨击。自民党重要派系领袖三木武夫和藤山爱一郎指出：“佐藤首相的政治责任重大”。①在“亲华派”及其他有识之士的指责和批评之下，佐藤政权摇摇欲坠。
长期以来，“亲华派”一直倡导中日友好，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逐渐在日本深入民心。1970年，著名政治家藤山爱一郎组织了超党派复交组织“日中恢复国交促进联盟”，参加该联盟的国会议员人数多达379名，其中执政党党员接近100人。该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界支持中日复交的人数开始占优势，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已经势不可挡。在“亲华派”的影响下，在野党党首开始陆续地访问中国，为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探路。而原来反对中日复交的“亲台派”不得不偃旗息鼓，调整对华态度。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条件日趋成熟。
其次，“亲华派”在日本大选中积极支持“亲华派”田中角荣上台。1972年7月2日，大平正芳、田中角荣、三木武夫三位候选人于大仓饭店举行会谈，三派达成政策协定：三方一致同意，无论哪一方当权，都将致力于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以缔结两国和平条约为目的的谈判。②第一轮选举过后，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所得票数最多，在此情况下，大平正芳和三木武夫携自己的派系支持田中竞选，最终在大平和三木的支持下，田中角荣以绝对优势当选新一届自民党总裁，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扫清了障碍。
“亲华派”还以各种行动支持田中访华。例如：1972年夏，藤山爱一郎凭借其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在新日本饭店组织了一场有大平外相、内阁大臣、各党党首、财界巨头等出席的、震动舆论界的酒会，欢迎中国上海芭蕾舞访日代表团团长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成为乘中日友好大好形势来临之际推动田中首相访华的关键性步骤之一。③
台湾问题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最大障碍，“亲台派”甚至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也不愿意放弃台湾。相比之下，“亲华派”的对台政策则明确的多，在中日首脑谈判时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明确表示：“日本政府今后不坚持‘两个中国’立场，也不考虑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对台湾不抱有任何野心。这一点请相信日本政府。”④
综上可知，在面对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时，日本自民党内的“亲台派”和“亲华派”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在“亲华派”的积极努力和世界局势发生剧变、中日两国共同利益趋近的情况下，“亲台派”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其阻止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保持“日台条约”、拖延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计划也最终破产。中日复交以后，自民党内的“亲台派”与“亲华派”继续在政界展开博弈，并深刻地影响着其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首先，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自民党作为日本的执政党是这一进程的核心因素之一，探讨和分析日本自民党内不同派别的对华观及行动选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民党内的“亲台”势力长期占据政界主流，主张不承认中国。即便在复交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仍然逆潮流而动，对中日复交进行重重阻挠。而“亲华派”则提倡中日友好，推动中日两国不断朝着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方向迈进。经过长期的论争和博弈，“亲华派”的观点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日本政府最终做出了“选择中国，抛弃台湾”的抉择。
其次，美国因素、中国因素、台湾因素等外因对日本的内政和外交具有重大影响，分析日本执政党的对华观和行动时，必须综合思考各种因素。尤其是美国作为战胜国曾长时间进驻日本，对日本的对华政策起到不容小觑的影响。例如，池田内阁时期中日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为此池田首相特意向1962年来访的美国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清楚中共的意图，中日贸易不可能大幅度增长，希望美国不要担心。⑤
再次，日本自民党长期奉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无论是“亲华派”“中间派”，还是“亲台派”，最终落脚点都是最大程度地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能够在战后摆脱战败国地位，免除战争赔偿和责任追究，除了冷战体制因素外，日本政治家这种务实的外交取向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张发展对华贸易的池田首相曾表示：“我基本上与吉田前首相的意见一致，如果对中共采取灵活的态度，中共就很有可能向自由主义阵营靠近。”①这明显表露出其对华态度的真实目的。
最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不仅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亚洲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利益。积极地评价“亲华派”，不仅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友好，更是因为他们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对“亲台派”的言行进行批判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其结果最终必然会影响和损害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作者简介】齐膺军，男，1980年生，内蒙古通辽人，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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