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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双边关系，中日，领土主权，海洋权益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66-05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研究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对1970年代这个中日关系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时段中，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的研究仍较为缺乏。2012年12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孙翠萍博士的《1970年代中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问题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孙著”，文中括号内所引页码为该书页码）则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该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在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重大政治问题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
发端于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的钓鱼岛（日方称“尖阁群岛”）问题，以及中日两国在东海划界问题的分歧，是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如齐鹏飞教授在该书“代序”中所说，它们已“逐渐成为直接影响和反映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晴雨表’”（“代序”第3页）。因此，这两个课题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但已往的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将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二是对19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里这两个问题的发展演变缺乏探讨。还有部分日本学者，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论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孙著首先在导言中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并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接着分7章16节38个子目详细论述。孙著把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放在美苏冷战及海洋争霸、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斗争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论述，指出：从珍宝岛的“动”到钓鱼岛的“静”，这一“动”一“静”，促成了1970年代中国外交的战略转移，即“与苏联决裂与美日交好”（第38页）。而同样在1969年发表的“埃默里报告”激化了中日原有的矛盾，使钓鱼岛问题随着海洋权益斗争、海洋法的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变不断地演绎着历史赋予的曲折（第47页）。
孙著的一个特色是把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放在19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背景下研究，书中探讨了中日两国对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政策形成过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等重大事件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1970—1971年，日本提出的其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大陆架问题是性质不同的问题，而日本对“尖阁群岛”的所有权问题，是没有疑义的，依据是“根据美方的公告、布令等尖阁群岛明确在施政权的范围内”（第86页）；而中方通过《人民日报》表达出的立场是：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第109页）。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主张“等距离中间线原则”，而中国则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第69～70页）。中日两国的基本立场无疑是对立的。考虑到新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都发生过边境战争，但同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之间却没有，“这无疑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上解决问题的结果”（第236页）。具体说来，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出于战略上考虑，决定先调整美日关系，摆脱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危机，继而再解决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则是放在了台湾问题解决的前提下（第144～145页），所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选择了“搁置”钓鱼岛争端，只不过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搁置”一词而已（第142页）。
1978年4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钓鱼岛事件，但同年8月中日即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因为中方一方面坚持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另一方面又灵活地指出这一事件是“偶然事件”，从而让日本政府对国内有个交代（第202页），在缔约的过程中，由于中方采取“搁置争议”的方式，促成了缔约的成功。而中日缔约的成功，缓解了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为之后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国际政治和安全保证，因此，通过“搁置”钓鱼岛问题搞活了全局，“无疑是中国国家战略上的胜利”（第217页）。
孙著还较为详尽地重现了不少历史细节，有很多在国内尚属首次披露。比如通过对《人民日报》资料的挖掘，作者发现了1970年5月18日发表的社论是最早的新中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声明（第83页），12月14日的社论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声明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第93页），12月29日的头版评论员文章则更明确地将钓鱼岛问题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及其他临近中国浅海的资源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体现了中国对中日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考虑的发展和成熟化（第97页）。
作者认为，这三篇文章都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将钓鱼岛问题置于台湾问题的大局下加以考虑（第97页）。而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正式声明，则是中国外交部的首次就钓鱼岛问题发表正式声明（第107页）。把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就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基本政策出台的过程。此外，像对1978年钓鱼岛事件来龙去脉（尤其是关于中方的“偶发事件”说的真相，见孙著第六章第二节），对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语出台过程等内容的考察都丰富了既往的研究（第210页）。
在上述这些考察的基础上，孙著提出了四点结论：合作是解决中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的最好选择；友好与冲突并存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特点；中日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争端与处理和中日双方各自的外交文化息息相关；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任重而道远（第237～239页）。建立在扎实论证基础上的这些结论，不仅给全书做出了总结，也给解决当前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之道。孙著尝试性提出的“早在1970年代，中日两国政府就已超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而实现两国的战略合作”（第1页）的看法，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二
孙著之所以能取得以上的成绩，除了孙翠萍博士的个人努力外（详见“代序”第4页），在笔者看来，还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作者开阔的视野。
齐鹏飞教授已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涉及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各自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引子。”（“代序”第6页）孙著恰恰注意到了此点，并未单纯地论述钓鱼岛和东海问题，而是将其上升到主权归属和东海划界以及相关权益分配问题，进而又把这个问题放在美苏冷战转型、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日关系从敌对到友好的特定背景与环境下考察，把这两个问题的历史源流和现实症结都梳理地非常清楚。
其次是作者相对客观、冷静、理性的研究立场（“代序”第7页）。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教授所提到的，撰写现代史的困难之一是，“作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等方面的荣辱利害，因而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存偏见，殊非易事”。①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历史上多次侵华的国家，而又研究与现实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要做到客观就更不容易。孙著在行文中较为冷静客观地处理了相关问题，并在结语中提出：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搁置”策略，从战略上处理了中日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中日并未因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而兵戎相见，而是采取外交手段加以处理，实现了中日关系质的飞跃，两国关系的发展又会促进中日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的处理，从而维护了两国的国家利益（第237页、第233页）。
对此，齐鹏飞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孙著并未受国内学界一度流行的“亲日”或“反日”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而是真正从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维护中日两国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的共同利益的立场出发，来学理性地探讨问题，学理性地探讨和平破解、合作解决中日两国海洋权益争端的互利双赢之道”（“代序”第7页）。
再次是作者的“历史眼光”，把决策者的行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考察和评介。
历史人物做决策时，面对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受到国内政治、国际格局、情报多寡、决策机制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随着钓鱼岛问题的凸显，开始有人质疑当时的“搁置”策略。而孙著则客观地指出：1972年和1978年对钓鱼岛问题的“搁置”和正式搁置，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战略决策，是值得肯定的；对这一战略思想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战略环境下加以分析和判断，要辩证地加以看待（第219页）。这种历史背景就是：当时中国面临苏联威胁，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陆地，中美、中日关系的缓和，也暂时掩盖了钓鱼岛在海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第219页）。“我们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虑领导人的决策和作为，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也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中国争取尽可能多的和平发展的机会。”（第232页）
在东海划界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同样体现了作者的这种“历史观”。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形成，1994年才生效（1996年中国才加入），1970年代正是这个公约的形成期，因此就牵涉如何用现代的海洋法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70年代前半期，中国领导人对海洋的权益重视不够，从国家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行动和措施很少（第155页）。孙著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对海洋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和土地而不是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无法苛求当时的领导人一定要具有现代的海洋观，也无法要求当时的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第157页）孙著提出的“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尽量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不能用现在的条件和眼光来苛求前人”（第68～69页），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
最后是孙著扎实的史料基础和缜密的史料分析能力。
据孙著后附“主要参考文献”，该书共参考中、日、英文专著、期刊、学位论文、报刊、网络资源共97种，不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外交文献》《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耿飚回忆录》《刘华清回忆录》《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以及日本国会文件、日本外务省史料等原始资料（第240～248页）。应该说，就孙著的研究课题而言，做到这些还是不容易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孙著不是简单地堆砌罗列材料，而是尽可能对相关史料进行对比、分析、考证。比如，1978年4月钓鱼岛事件出现后，耿飚副总理在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说这是“偶发事件”，后来的研究者对耿飚谈话则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作者在对比各种资料后认为：对钓鱼岛事件，中方的态度是认为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中国渔船是在中国主权内进行作业，但这次事件并非中国有意安排，钓鱼岛主权争端还是留待以后解决比较好（第189～190页）。
三
当然，孙著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齐鹏飞教授已有概括（“代序”第7～8页），此不赘述。以下仅就笔者个人理解，就史料和内容两个方面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先说史料方面。
尽管孙著已尽可能地搜罗各方资料，但在资料上的缺陷还是比较大的。其一，作为研究中日关系史问题的著作，孙著缺少中日两国的一手原始档案。中国大陆的档案有些特殊，目前部委级以上的档案中，只有外交部的档案开放，而且只开放到1965年。即便时段与孙著所研究的1970年代还有差距，但如果能适当利用外交部档案中国别为日本的近2000个卷宗，还是可以大大提升书中部分内容的质量，尤其是关于中日民间交往、中国对美日关系及对旧金山和约看法等问题。另外，如果有条件，当然也需要利用日方的档案，尤其是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资料（包括已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以及我国台湾的档案资料。除了中日两国三方的核心档案，美国、英国的档案还是可以获取并加以利用的。就笔者所了解到的，就有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的美国总统档案，①美国国务院的“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数据库，②《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卷册、Proquest公司开发的DNSA数据库（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两个专辑、日本三个专辑、总统指令两个专辑和基辛格电话记录两个专辑）、Gale公司开发的DDRS数据库、日本学者辑录的《アメリカ合众国对日政策文书集成》（目前已出版327卷）、英国的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 Files）缩微中关于中国、日本的部分（其中中国部分已有数据库）。对这些美英档案的利用，相信可以大大扩展孙著尤其是其中关于美国因素的内容。③其二，孙著对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等这些个人性质的史料利用是不够的。齐世荣先生曾指出，“日记……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所必须参考的”。④孙著虽然利用了耿飚、刘华清、熊向辉、吴旭君等人的回忆资料，但显然就目前的出版情况来看，这方面还是可以进一步挖掘的，例如孙著研究的时段中，仅日本首相级的有回忆录的至少就有福田赳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中方的《中日友好随想录》（孙平化著）、《王泰平文存》等也可参考。其三，孙著对二手文献的利用也不充分，尤其日文、英文的著作。从孙著所列“主要参考文献”来看，日文出版物只有6种，英文出版物只有4种（包括专著和论文），在总的引书中所占比例很小。实际上，二手文献虽然在史料价值比不上一手的文献和回忆录，但正如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所指出的：“有所鉴别、有所取舍地借鉴前人的耕耘成果至关紧要，非如此就缺乏一部分研究基石和必要的启示，甚至无从确定研究本身的学术意义”，他并且认为好的官方史的史料价值高于公开文献和回忆录等资料。⑤加强对二手文献的利用，相信可以在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变化、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乃至某些细节问题上补充孙著的内容。 再说说内容方面。
在笔者看来，孙著的部分内容也是可以改进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孙著对有些内容详略是不平衡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是孙著要集中研究的两个方面（集中体现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但在行文时，孙著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前一个问题上，对后一问题着墨较少。此外，孙著虽在行文中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以及其对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的影响写得比较清楚，但文中缺乏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描述。实际上，如果我们不了解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后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变化，以及日本外交从对美一边倒到走向独立自主外交、等距离全方位外交、大国外交的战略变化，就无法深入理解日本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领土争端的政策。其二，孙著对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重视是不够的。作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日本最重要的盟国，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在现在都是十分重大的。实际上，钓鱼岛问题的出现，固然从根源上说是日本侵华和向外扩张的产物，但美国的推波助澜也不容忽视。正是因为冷战期间的中美敌对，导致台湾问题至今迟迟未能解决，而中方设想的把钓鱼岛问题作为台湾的附属问题也自然无法解决。而美国声称的日本对钓鱼岛有“潜在主权”论和冲绳“返还”时对钓鱼岛的处理，加剧了钓鱼岛问题解决的难度。对这些，孙著虽有提及（如第88页），但未能深入下去，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惜的。其三，孙著对某些细节的挖掘不够深入。可能是由于档案材料的限制，孙著在评述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时，往往只写结果，而缺乏对决策过程的探讨。比如写1970—1971年中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态度，孙著只是从《人民日报》的资料出发（第82～83、89～99、107～108页），缺少更多深入描述。其他像中国国家领导人在1972年中日建交和1978年中日缔约前后所提出的对钓鱼岛问题的“搁置”“正式搁置”，也需要挖掘更多的资料来丰富。其四，孙著的部分内容，可以略作删节。有的属于背景说明，同全书研究主旨关联不大，可以大大压缩，如珍宝岛事件之经过（第24～27页）、美苏海洋争霸及拉美国家对海洋法的推动与发展（第二章第一节）、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第三章第一节）等；有的属于文献引用过长，如书中写日本外务省“正式见解”相关内容，所引安致远在联大发言、福田在日本众议院的答辩、福田发表的《关于尖阁群岛的领有权问题》等（第116～122页），都显得引用过多，类似的地方在孙著还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有的属于前后重复部分，如孙著第四章中写到“钓鱼岛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关系”这个子目时（第125～128页），所引几段材料在前文中都已用过，似不必重复使用。
虽然孙著有些不足，但瑕不掩瑜，其优点还是主要的。作为国内综合研究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的首部历史著作，孙著集中反映了作者作为历史学人对现实敏感问题的冷静思考，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因此还是值得一读的。
【作者简介】姚百慧，男，1979年生，安徽阜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0-0066-05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日关系的研究一向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对1970年代这个中日关系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时段中，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的研究仍较为缺乏。2012年12月，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孙翠萍博士的《1970年代中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问题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孙著”，文中括号内所引页码为该书页码）则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该书的出版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在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重大政治问题的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
一
发端于近代日本侵华战争的钓鱼岛（日方称“尖阁群岛”）问题，以及中日两国在东海划界问题的分歧，是制约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如齐鹏飞教授在该书“代序”中所说，它们已“逐渐成为直接影响和反映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晴雨表’”（“代序”第3页）。因此，这两个课题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但已往的研究有两点不足：一是缺乏将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二是对19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时期里这两个问题的发展演变缺乏探讨。还有部分日本学者，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论证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
孙著首先在导言中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并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接着分7章16节38个子目详细论述。孙著把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放在美苏冷战及海洋争霸、拉美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斗争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论述，指出：从珍宝岛的“动”到钓鱼岛的“静”，这一“动”一“静”，促成了1970年代中国外交的战略转移，即“与苏联决裂与美日交好”（第38页）。而同样在1969年发表的“埃默里报告”激化了中日原有的矛盾，使钓鱼岛问题随着海洋权益斗争、海洋法的发展以及国际格局的演变不断地演绎着历史赋予的曲折（第47页）。
孙著的一个特色是把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放在1970年代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背景下研究，书中探讨了中日两国对这两个问题的基本政策形成过程，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等重大事件中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1970—1971年，日本提出的其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基本立场是：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大陆架问题是性质不同的问题，而日本对“尖阁群岛”的所有权问题，是没有疑义的，依据是“根据美方的公告、布令等尖阁群岛明确在施政权的范围内”（第86页）；而中方通过《人民日报》表达出的立场是：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第109页）。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日本主张“等距离中间线原则”，而中国则主张“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第69～70页）。中日两国的基本立场无疑是对立的。考虑到新中国与印度、苏联、越南都发生过边境战争，但同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日本之间却没有，“这无疑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从战略上解决问题的结果”（第236页）。具体说来，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出于战略上考虑，决定先调整美日关系，摆脱国家安全上面临的危机，继而再解决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则是放在了台湾问题解决的前提下（第144～145页），所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选择了“搁置”钓鱼岛争端，只不过当时没有明确提出“搁置”一词而已（第142页）。
1978年4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钓鱼岛事件，但同年8月中日即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因为中方一方面坚持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另一方面又灵活地指出这一事件是“偶然事件”，从而让日本政府对国内有个交代（第202页），在缔约的过程中，由于中方采取“搁置争议”的方式，促成了缔约的成功。而中日缔约的成功，缓解了苏联对中国的压力，为之后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国际政治和安全保证，因此，通过“搁置”钓鱼岛问题搞活了全局，“无疑是中国国家战略上的胜利”（第217页）。
孙著还较为详尽地重现了不少历史细节，有很多在国内尚属首次披露。比如通过对《人民日报》资料的挖掘，作者发现了1970年5月18日发表的社论是最早的新中国关于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声明（第83页），12月14日的社论则是中国第一次公开声明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第93页），12月29日的头版评论员文章则更明确地将钓鱼岛问题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及其他临近中国浅海的资源问题放在一起考虑，体现了中国对中日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考虑的发展和成熟化（第97页）。
作者认为，这三篇文章都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将钓鱼岛问题置于台湾问题的大局下加以考虑（第97页）。而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正式声明，则是中国外交部的首次就钓鱼岛问题发表正式声明（第107页）。把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就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基本政策出台的过程。此外，像对1978年钓鱼岛事件来龙去脉（尤其是关于中方的“偶发事件”说的真相，见孙著第六章第二节），对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语出台过程等内容的考察都丰富了既往的研究（第210页）。
在上述这些考察的基础上，孙著提出了四点结论：合作是解决中日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的最好选择；友好与冲突并存是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特点；中日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方面的争端与处理和中日双方各自的外交文化息息相关；建设真正意义上的海洋强国任重而道远（第237～239页）。建立在扎实论证基础上的这些结论，不仅给全书做出了总结，也给解决当前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提出了可能的解决之道。孙著尝试性提出的“早在1970年代，中日两国政府就已超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而实现两国的战略合作”（第1页）的看法，具有很强的现实启发意义。
二
孙著之所以能取得以上的成绩，除了孙翠萍博士的个人努力外（详见“代序”第4页），在笔者看来，还有如下几点原因： 首先是作者开阔的视野。
齐鹏飞教授已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涉及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以及各自的外交理念、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引子。”（“代序”第6页）孙著恰恰注意到了此点，并未单纯地论述钓鱼岛和东海问题，而是将其上升到主权归属和东海划界以及相关权益分配问题，进而又把这个问题放在美苏冷战转型、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日关系从敌对到友好的特定背景与环境下考察，把这两个问题的历史源流和现实症结都梳理地非常清楚。
其次是作者相对客观、冷静、理性的研究立场（“代序”第7页）。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齐世荣教授所提到的，撰写现代史的困难之一是，“作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等方面的荣辱利害，因而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存偏见，殊非易事”。①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历史上多次侵华的国家，而又研究与现实中国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要做到客观就更不容易。孙著在行文中较为冷静客观地处理了相关问题，并在结语中提出：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搁置”策略，从战略上处理了中日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中日并未因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而兵戎相见，而是采取外交手段加以处理，实现了中日关系质的飞跃，两国关系的发展又会促进中日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的处理，从而维护了两国的国家利益（第237页、第233页）。
对此，齐鹏飞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孙著并未受国内学界一度流行的“亲日”或“反日”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而是真正从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维护中日两国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的共同利益的立场出发，来学理性地探讨问题，学理性地探讨和平破解、合作解决中日两国海洋权益争端的互利双赢之道”（“代序”第7页）。
再次是作者的“历史眼光”，把决策者的行为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考察和评介。
历史人物做决策时，面对的是当时的时代背景，受到国内政治、国际格局、情报多寡、决策机制等多方面的影响。近年来，随着钓鱼岛问题的凸显，开始有人质疑当时的“搁置”策略。而孙著则客观地指出：1972年和1978年对钓鱼岛问题的“搁置”和正式搁置，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战略决策，是值得肯定的；对这一战略思想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战略环境下加以分析和判断，要辩证地加以看待（第219页）。这种历史背景就是：当时中国面临苏联威胁，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陆地，中美、中日关系的缓和，也暂时掩盖了钓鱼岛在海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第219页）。“我们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虑领导人的决策和作为，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也许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领导人的决策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中国争取尽可能多的和平发展的机会。”（第232页）
在东海划界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同样体现了作者的这种“历史观”。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年形成，1994年才生效（1996年中国才加入），1970年代正是这个公约的形成期，因此就牵涉如何用现代的海洋法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1970年代前半期，中国领导人对海洋的权益重视不够，从国家高度重视海洋权益的行动和措施很少（第155页）。孙著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对海洋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和土地而不是海洋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无法苛求当时的领导人一定要具有现代的海洋观，也无法要求当时的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第157页）孙著提出的“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尽量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不能用现在的条件和眼光来苛求前人”（第68～69页），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
最后是孙著扎实的史料基础和缜密的史料分析能力。
据孙著后附“主要参考文献”，该书共参考中、日、英文专著、期刊、学位论文、报刊、网络资源共97种，不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周恩来外交文献》《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耿飚回忆录》《刘华清回忆录》《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以及日本国会文件、日本外务省史料等原始资料（第240～248页）。应该说，就孙著的研究课题而言，做到这些还是不容易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孙著不是简单地堆砌罗列材料，而是尽可能对相关史料进行对比、分析、考证。比如，1978年4月钓鱼岛事件出现后，耿飚副总理在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说这是“偶发事件”，后来的研究者对耿飚谈话则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作者在对比各种资料后认为：对钓鱼岛事件，中方的态度是认为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是中国的领土和领海，中国渔船是在中国主权内进行作业，但这次事件并非中国有意安排，钓鱼岛主权争端还是留待以后解决比较好（第189～190页）。
三
当然，孙著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齐鹏飞教授已有概括（“代序”第7～8页），此不赘述。以下仅就笔者个人理解，就史料和内容两个方面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先说史料方面。
尽管孙著已尽可能地搜罗各方资料，但在资料上的缺陷还是比较大的。其一，作为研究中日关系史问题的著作，孙著缺少中日两国的一手原始档案。中国大陆的档案有些特殊，目前部委级以上的档案中，只有外交部的档案开放，而且只开放到1965年。即便时段与孙著所研究的1970年代还有差距，但如果能适当利用外交部档案中国别为日本的近2000个卷宗，还是可以大大提升书中部分内容的质量，尤其是关于中日民间交往、中国对美日关系及对旧金山和约看法等问题。另外，如果有条件，当然也需要利用日方的档案，尤其是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资料（包括已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以及我国台湾的档案资料。除了中日两国三方的核心档案，美国、英国的档案还是可以获取并加以利用的。就笔者所了解到的，就有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的美国总统档案，①美国国务院的“Central Foreign Policy Files”数据库，②《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有关中国和日本的卷册、Proquest公司开发的DNSA数据库（尤其是其中的中国两个专辑、日本三个专辑、总统指令两个专辑和基辛格电话记录两个专辑）、Gale公司开发的DDRS数据库、日本学者辑录的《アメリカ合众国对日政策文书集成》（目前已出版327卷）、英国的外交部档案（Foreign Office Files）缩微中关于中国、日本的部分（其中中国部分已有数据库）。对这些美英档案的利用，相信可以大大扩展孙著尤其是其中关于美国因素的内容。③其二，孙著对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等这些个人性质的史料利用是不够的。齐世荣先生曾指出，“日记……历来被认为具有直接史料的价值，是治史者所必须参考的”。④孙著虽然利用了耿飚、刘华清、熊向辉、吴旭君等人的回忆资料，但显然就目前的出版情况来看，这方面还是可以进一步挖掘的，例如孙著研究的时段中，仅日本首相级的有回忆录的至少就有福田赳夫、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中方的《中日友好随想录》（孙平化著）、《王泰平文存》等也可参考。其三，孙著对二手文献的利用也不充分，尤其日文、英文的著作。从孙著所列“主要参考文献”来看，日文出版物只有6种，英文出版物只有4种（包括专著和论文），在总的引书中所占比例很小。实际上，二手文献虽然在史料价值比不上一手的文献和回忆录，但正如人民大学时殷弘教授所指出的：“有所鉴别、有所取舍地借鉴前人的耕耘成果至关紧要，非如此就缺乏一部分研究基石和必要的启示，甚至无从确定研究本身的学术意义”，他并且认为好的官方史的史料价值高于公开文献和回忆录等资料。⑤加强对二手文献的利用，相信可以在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变化、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乃至某些细节问题上补充孙著的内容。 再说说内容方面。
在笔者看来，孙著的部分内容也是可以改进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孙著对有些内容详略是不平衡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是孙著要集中研究的两个方面（集中体现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但在行文时，孙著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前一个问题上，对后一问题着墨较少。此外，孙著虽在行文中对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以及其对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的影响写得比较清楚，但文中缺乏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描述。实际上，如果我们不了解日本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腾飞后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的变化，以及日本外交从对美一边倒到走向独立自主外交、等距离全方位外交、大国外交的战略变化，就无法深入理解日本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领土争端的政策。其二，孙著对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重视是不够的。作为世界上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和日本最重要的盟国，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无论在冷战期间还是在现在都是十分重大的。实际上，钓鱼岛问题的出现，固然从根源上说是日本侵华和向外扩张的产物，但美国的推波助澜也不容忽视。正是因为冷战期间的中美敌对，导致台湾问题至今迟迟未能解决，而中方设想的把钓鱼岛问题作为台湾的附属问题也自然无法解决。而美国声称的日本对钓鱼岛有“潜在主权”论和冲绳“返还”时对钓鱼岛的处理，加剧了钓鱼岛问题解决的难度。对这些，孙著虽有提及（如第88页），但未能深入下去，不能不说是非常可惜的。其三，孙著对某些细节的挖掘不够深入。可能是由于档案材料的限制，孙著在评述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时，往往只写结果，而缺乏对决策过程的探讨。比如写1970—1971年中国政府对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问题的基本态度，孙著只是从《人民日报》的资料出发（第82～83、89～99、107～108页），缺少更多深入描述。其他像中国国家领导人在1972年中日建交和1978年中日缔约前后所提出的对钓鱼岛问题的“搁置”“正式搁置”，也需要挖掘更多的资料来丰富。其四，孙著的部分内容，可以略作删节。有的属于背景说明，同全书研究主旨关联不大，可以大大压缩，如珍宝岛事件之经过（第24～27页）、美苏海洋争霸及拉美国家对海洋法的推动与发展（第二章第一节）、1970年代以前中日关系的历史回顾（第三章第一节）等；有的属于文献引用过长，如书中写日本外务省“正式见解”相关内容，所引安致远在联大发言、福田在日本众议院的答辩、福田发表的《关于尖阁群岛的领有权问题》等（第116～122页），都显得引用过多，类似的地方在孙著还有不少，不再一一列举；有的属于前后重复部分，如孙著第四章中写到“钓鱼岛问题与台湾问题的关系”这个子目时（第125～128页），所引几段材料在前文中都已用过，似不必重复使用。
虽然孙著有些不足，但瑕不掩瑜，其优点还是主要的。作为国内综合研究钓鱼岛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的首部历史著作，孙著集中反映了作者作为历史学人对现实敏感问题的冷静思考，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因此还是值得一读的。
【作者简介】姚百慧，男，1979年生，安徽阜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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