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来，翁新华的几部新作诸如《女人的麦哲伦航线》《城市木马》《的哥麦碗》《蚂蚁巷》等的确值得我们关注。这里有我们似乎再熟悉不过的世界：官场、底层、人性、文化等等，然而在这里我们分明又隐约感到一些与众不同的元素，我们会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追问：这是官场小说吗？是打工小说吗？是都市或者乡村小说吗？是写实小说吗？是人性或者文化小说吗？是，似乎又都不是。惯常的理解套路在这里统统变成了隔靴搔痒，它促使我们另辟蹊径。
　　我一直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现在，我们似乎需要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做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梳理与反思。三十多年的文学转型，在取得丰富的成果的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地暴露了我们当初所无法预料的负面结果。人性的发掘与表现更多地演变成对人性丑陋的理解、包容甚至纵容，文化的追寻成为精神怠惰的借口，新的现实主义似乎出尔反尔地把文学推向囊括官场展览、物质憧憬、对底层的廉价同情等一切肤浅而世俗的尴尬境地。文学中最核心的要素——诗意——消失了，或者被上述一切世俗的力量所绑架了。我们似乎挣脱了曾经被政治绑架的“诗意”，我们来到的却是另一片荒野，我们得到的至多是被世俗力量所绑架的虚假的“诗意”。
　　我们的文学到底需要什么或者到底需要怎样的诗意？
　　翁新华的小说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种久违了的答案：人性也好，文化也好，现实也好，文学介入的不能只是自由落体的快感，更重要更艰难同时也更美丽的是自由落体触底后的反弹，恰如跳水冠军插入泳池时的那朵美丽的水花。
　　《蚂蚁巷》就是这样一部力作。
　　二
　　小说从白果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城东派出所资深所长麻佬丢枪开始，围绕藏枪、找枪的情节展开，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传奇小说。小说的重点不在扑朔迷离的情节故事，而是围绕麻佬丢枪后的种种遭遇以及找枪的过程，以蚂蚁巷为中心点，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当代浮世绘。这里活跃着官员、警察、技术专家、下岗工人、流浪孤儿、失意大学生、坐台小姐、私人旅店店主等各色人物，交织着官与民、贫与富、上层与底层、男人与女人、朋友与政敌各种矛盾纠葛，上演着关于欲望、暴力、阴谋等各种荒诞的场景剧。这样一种试图对当代现实生活的共时性的全景式反映，的确是翁新华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新变，这无疑使得他的小说获得了更大的生活容量，更贴近现实生活。
　　但我这里要说的是，这仍然不是翁新华小说的真正意义所在。在中国当代诸多小说中，这样的作品并不鲜见，甚至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生动的作品也比比皆是。然而在这些比比皆是的“浮世绘”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各种呈“自由落体”姿态的生活场景、细节与调皮的语言滚动，我们看不到作家对这种自由落体姿态的严肃把握。这些作品在满足读者的各种感官世俗的快感的同时，很难提供真正的精神上的愉悦与启发。《蚂蚁巷》则不同，这里的“浮世绘”不是作者的终极目标，它想告诉我们的只是：在一个权力化、物质化、感官化的时代，我们不必悲观，更无需悲观后的“后现代”式的放纵，在这里同样存在着甚至同时生长着深刻而充满“骨感”的诗意：善良、正义、责任、友情与爱情。
　　三
　　翁新华善于刻画女性人物形象。
　　《蚂蚁巷》仍然成功地刻画了多个活跃在蚂蚁巷的类似杨泱追求自己的梦想的女性形象。毕晶晶、蔡素芬，一个出身高贵，一个出身低微，但她们身上那种在困境中散发出来的自由不屈的个性，那种对生活的永不熄灭的内在热情，又似乎是杨泱身上所不具备的，至少是不充分的。作者似乎摆脱了当年的尴尬，洞彻了生活的真谛：再艰难的再荒诞的生活中，总会蛰伏着纯粹而顽强的诗意。
　　毕晶晶，名牌医学院毕业生，教授，原工商局长现常务副市长马抱朴的太太，有着高贵优雅的气质，过着人人羡慕的生活，但她对地位、财富并不感兴趣，天生追求自由，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她用英语朗诵了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在柔媚的湛蓝中》，向往诗中所描绘的那种诗意栖居的生活，可以说，诗意地栖居正是她一生的理想。在一次青年英语演讲大赛中，刘工兵即兴畅谈了他对长篇小说《红与黑》中德·瑞那夫人和于连的独特大胆的看法，作为评委的毕晶晶由此对他产生好感并进一步产生恋情。在一般人看来，刘工兵像个小流氓，夸夸其谈，油腔滑调，玩世不恭，而且小她九岁，但她能够透过这些表象看到刘的可贵的品质，她因此冲破世俗的观念，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毕晶晶对诗意的追求不是小女子一时的幼稚与浪漫，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她清楚自己的处境，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她也知道自己该承受什么。她知道刘工兵爱耍贫嘴，舌若悬河，甚至知道他曾经玩过小姐，但她看中的是他的才华，讲义气，重朋友，充满热情。她爱刘工兵，但为了不给刘压力却并不期望和他结婚。正是这样一种虽然热烈却不乏理智的爱，使得毕晶晶浪漫诗意却又有着惊人的对生活的承受能力，这种诗意是强大的，也才可能是长久的。当她和刘工兵结婚并即将生产的时候，刘工兵在出差飞机上为了阻止劫机分子的暴行而牺牲，面临这样巨大的打击，毕晶晶以惊人的定力，顺利地生下了孩子，并顽强而尊严地继续自己的生活，小说这样写道：
　　毕晶晶拥有超强理智，对于悲恸的自我克制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尽管产后不到十天，强撑着办理丈夫的丧事，没有呼天抢地的号啕。尤其白露和马抱朴在场的时候，总是很有节制地表示着悲痛。刘工兵不幸夭亡，不能证明她对婚姻选择的错误；被刘工兵真诚地爱过，不亚于白头偕老。这让马抱朴的忏悔和悲悯失去了附着点。
　　浪漫与对苦难的承担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另一个女人似乎更平淡，她身上所焕发出来的善良宽厚、淡定乐观、不卑不亢的品格更像是一种天然的存在。她就是蔡素芬，原纺织厂优秀女工，现某私企临时工。曾经，纺织厂恶劣的工作环境夺去了她多位亲人的生命，在和未婚夫登记前五个月对方因一次事故工伤，卧床不起，在家境困难，工厂倒闭的状况下，她不离不弃，和未婚夫结婚，并服侍了四年九个月，直到丈夫去世。期间，为了生活，偷偷外出做坐台小姐。后来到了私企金达公司保卫处做临时工，在这里结识了败走麦城的麻佬，爱上了麻佬的坦诚与能力。在她的身上有着一份难得的坚忍与淡定。她没有被任何困难所击倒，始终保持着一份乐观与坚持，做坐台小姐，却守住自己的底线，处在油腔滑调的各色男性之间，用自己的智慧赢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她和麻佬的爱是一种坦然淡定但不求任何回报的爱。麻佬的儿子华华患病，手术费不够，她毫不犹豫把自己唯一的家产三十平米的住房廉价卖了；她细心照顾手术后的华华；麻佬挨打住院，她又把内心深处的爱化作入微的体贴，并从中感到满足与快乐；刘工兵出差牺牲，又是她在家里隐忍着悲痛照顾高龄生产的毕晶晶。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出于内心道德的谴责，麻佬决计把流浪街头的小混混肖六子——这个绑架自己儿子华华并导致在解救过程中自己的好友黄凯牺牲的残疾孩子——收为自己的养子时，还没有生育过孩子的蔡素芬明知这样做日后生活的艰难，但她还是打消了麻佬的顾虑，悄悄地打掉了自己的身孕，解除了收养孩子法律上的障碍，主动承担起了这份责任，并赢得了肖六子的认可。如果说，毕晶晶的诗意追求多少还带有一丝浪漫的气息的话，蔡素芬身上的诗意则一开始就根植于现实之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未动摇。在蔡素芬那里，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存在。在一个热衷于表现人性的多面与复杂性尤其是人的动物本能的文学时代，蔡素芬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更加清晰的凸显。 　　毕晶晶，特别是蔡素芬，这两个人物在一个共时的层面上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复杂、艰难甚至像许多悲观论者所看到的那样堕落荒诞，总有另外一些东西，另外一些人作为一种存在不应该被我们所忽略。我们不必那么轻易就加入自由落体的队伍之中。
　　四
　　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幸已经开始了这“快乐”而“逍遥”的自由落体之旅呢？我们还能不能够获救或者由谁来拯救我们？
　　《蚂蚁巷》刻画了像麻佬、黄凯、刘工兵、白露等这样一个从堕落到反弹自救的群体形象，从历史的层面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生活的过程哪怕是堕落的过程中，生命的觉醒与升华其实也在悄悄地进行，它最终会生长为巨大的力量而完成自我的救赎。在我看来，《蚂蚁巷》本质上就是一部关于堕落与救赎的小说。
　　麻佬，位于蚂蚁巷的东城派出所所长，有过参与国际缉毒并获联合国奖励的经历，但更多的时候，是一方诸侯，吃香喝辣，吆五喝六，威风八面。也正是在一次酒醉饭饱之后丢掉了自己的77式佩枪，这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双开后的他开始了市井小民艰辛屈辱的生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反省自己曾经的种种胡作非为，特别是在一次处理网吧骚乱事件中出于自卫将肖六子致残，这成为他心底深处纠缠不已的梦魇。作为救赎，他说服自己的前妻，法学硕士白露在法庭上为绑架自己儿子华华的肖六子辩护，说服自己的妻子蔡素芬收养肖六子为儿子。最后他在瞄准梦魇中流浪犬的枪声中获得解救。
　　黄凯是和麻佬同生同长于蚂蚁巷的发小，一同当兵，一同回到蚂蚁巷，一个任派出所长，一个任刑侦大队长，各有所长，情同兄弟。然而，对权力的欲望，使得黄凯利用了麻佬丢枪的错误，挤掉了自己的竞争对手也是战友兄弟，当上了公安局代理常务副局长。然而黄凯并没有因为权力的提升而获得预想的成功与快乐，他患上了深度的忧郁症。麻佬的枪成为了他的梦魇。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他似乎踏上了一条自由落体般的不归之路，但在这条路上，他同时又作着痛苦的挣扎。不断地反省、自责，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困境中的麻佬以求得心理的平衡。最终在解救麻佬和白露的儿子华华时遇刺牺牲，就在自己生命垂危的时候，还竭力阻止同伴向肖六子开枪，从而挽救了一条脆弱的生命。黄凯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其精神上的救赎。另一个人物刘工兵，被黄凯胁迫将麻佬的枪藏起来，从而导致了麻佬的双开，麻佬的生活越艰难，刘工兵内心的自我谴责就越强烈。表面的乐观油滑无论如何也遮盖不住内心的煎熬。他通过各种途径帮助麻佬，他几次欲言又止暗示麻佬丢枪的真相，直到最后，他在一次劫机事件中挡住了射向麻佬的子弹而牺牲了自己，就在生命弥留之际，他道出了事件的真相。也只有在这一刻，刘工兵才真正获得了心理的解脱。
　　如果说，麻佬的觉醒是通过还原为市井小民的普通身份，通过对现实的真切感受和认识来实现的话，黄凯、刘工兵的觉醒则更多地源自内心自发的自我谴责。他们的救赎是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也不需要任何外力推动的自我救赎。我们所习惯的一切道德的、文化的、人性的理由在这里都变得那样苍白。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自救。我认为，黄凯、刘工兵的确是我们当前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人物形象。
　　还有一个人物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白露。这是作者用笔较多的一个女性人物。她的自由落体是双重的，一面是对权力的追求，在她看来，权力身份才是自我的确证，妇联主席的位置成为她“自我解放”的重要平台；而另一面，作为女性对异性温情的依恋、对身体的渴望，又使得她在孩子身患重症的时刻离开丈夫投入到常务副市长马抱朴的怀抱。从白露自身来看，她应该是成功的。然而，白露似乎也没有得到她预期的幸福，她仍然牵挂着麻佬。牵挂他的身体，他的枪案，他与蔡素芬的结合等，最后甚至为了成全麻佬收养肖六子的愿望，答应为绑架自己儿子的肖六子做法庭辩护，释放肖六子。她曾在送给麻佬的青海原生冬虫夏草标本藏品的铁盒子里附上一张纸条，表明自己的心迹：“许多东西，只有失去之后，才知道它的珍贵……待到后悔，已经太迟。留作今后漫长的回忆吧。”她后悔什么？为什么后悔？前些年作者有一个作品《城市木马》，其中有一个女性赵梅影和白露有些相近，赵梅影追求权力地位，通过自己的姿色伪装自己的土气成为市委书记的情人而后成为市委秘书长的妻子，但最后还是看清了一切，重新开始自己实实在在的人生之路。然而，赵梅影的觉醒是在简元的沉浮中逼出来的，是一种外力的作用；而白露的后悔似乎没有附着点：自己的生活依然优裕，丈夫马抱朴对她对她的儿子华华也很上心。我们只能这样理解，白露的后悔，仍然源自一种原生的自我谴责与自我救赎。这样的比较，也许让我们能更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貌似自由落体的时代，自我救赎不仅是一种必须，而且也是一种可能。
　　五
　　尽管《蚂蚁巷》试图在语言上变得更加活泼生动，在情节上引入了传奇的要素，也塑造了刘工兵这样贯穿始终的诙谐式的人物形象，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在风格上仍然是作者一如既往地严肃庄重。
　　这份庄重首先源自作者对生活苦难的沉入。麻佬的屈辱，华华的重病，黄凯的抑郁，蔡素芬的痛苦记忆，绑架与劫机中的生死考验等，在作者这里，不是自我抒情的舞台布景，更不是展示作者个人“智慧才华”的噱头，而是必须实实在在去面对的现实，作者似乎无法也不忍超越。“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写作是快乐是游戏还是艰难是责任，决定了作品的风格。
　　这样一份庄重还来自于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小说中绝大多数的人物或者得到了自己追求的东西，或者最终完成了自己的救赎，他们充分展示或者回归善良、正直、情义的诗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正能量。
　　创作风格的多样本是文学繁荣的标志，活泼机智的文笔也的确是作者才华和智慧的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的确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我们的作家也越来越在文笔上表现出洒脱自如的劲头。现在的问题是，在追求风格活泼多样的文学语境中，作为多样中不可或缺的庄重风格却越来越被我们所忽略。这种庄重风格的消解，是否内在着某种重大的缺陷？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界有个一次关于写中间人物论的论争，这次争论源于一些作品中正面人物写得不如中间人物真实生动的事实。重提这个历史，是觉得我们今天仍然存在这样的状况，文化的惰性、人性的堕落、民间的世俗、官场的狡诈被我们书写得如此生动自如，而面对责任、理想则因为无法写得“生动”“真实”而逃之夭夭。不是说文学必须写责任和理想，不是说每一个作家都得写“庄重”的作品，但如果我们简单地为了“生动”而放弃一些严肃的东西，那只能证明我们的无能。
　　在这个意义上，翁新华的确是一个孤独的写作者，《蚂蚁巷》也许同样要接受孤独的命运。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