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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醒来！
安迪恼怒地吼了一嗓子，彻底把自己叫醒了。
只是因为浴室水管不定期的轰鸣，她已经连续一周在凌晨四点醒来。醒来的结果就是饿，但她只能望着从斜纹厚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晨光一分一秒地挨到七点半，然后从房间出去，两腿发软，坐上老式电梯，直到酒店顶层。哈瓦那早上七点半的艳阳就能把整个世界晒化，她得从十几种干面包里挑几块看上去相对柔软漂亮的，再到黑人土著料理的小平底锅前等着一份煎蛋，蛋上面稀稀拉拉撒几颗青椒粒，再拿几片脱了水似的西红柿片和甘蓝丝，一片更加干燥的薄芝士，一杯寡淡的橙汁。她奋力填饱肚子，以便一上午在烈日下东奔西走、参观、访问，直到下午一点他们就能找到一个稍微像样的餐馆，用刀子挥舞着切割老硬的牛排，有时牛排会从盘子里飞出去。到了晚上，可以吃猪肉和豆子以及红米饭。紧接着晚上的跳舞时间到了，白天所摄不多的蛋白质和热量又被消散出去，加上大量的朗姆酒、雪茄，以及眉来眼去、荷尔蒙肆虐，回到酒店时她已筋疲力尽，用时热时冷的细细的水流冲干净自己，就一头栽倒在床上。
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她从不把衣服好好挂在衣柜里，虽然这家老酒店有四百年的历史，从殖民地时一开始就为那些富人服务，有着超级大型的衣柜。老式绿白地板块上沁凉清爽，衣服一摊摊地蜷缩在上面，像消暑的小动物。
一般从顶层吃完饭回房换衣服时，清洁女工已经嘴里叼着烟卷在为她整理床榻了。女工五十多岁，胸部、臀部紧翘，身上一切都往衰老里走，但这两样就是不肯就范。她粗声大气的，一笑起来满脸笑纹，但有双母牛般的清澈的眼睛。这种眼睛在哈瓦那到处都是，他们、她们，就是敢和人直视相对，大眼睛紧盯着你，像是一种问询、一种关切，可是缺乏神秘感。这儿的一切都坦荡荡的。
安迪缺少在热带岛屿国家生活的经验，潮湿是另一回事儿，关于人，她搞不清楚，在大街上，他们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你，有时还呼朋引伴，一窝蜂地跑过来看你。有一次她被一帮正在放学的中学生给围了起来，他们笑着说着，仔细端详她，她并不是个美人，尤其在这个人人都有矫健身姿的地方，她弱得像株兰草，像营养不良或小儿麻痹症患者，但她的黑直齐留海中长发加上苍白皮肤和狭长眼睛引人好奇，孩子们抓着她的细胳臂对旁人说：“看！”大伙对着她透着青红血管的薄皮肤笑了起来。孩子们又说：“看！”并指着她的眼睛。
她也觉得逗趣，跟着大伙一块儿笑起来。
晚上到处是播放桑巴音乐的酒吧，塑料杯子里扔一角绿柠一株薄荷，服务生粗糙地捣几下，放砂糖、朗姆酒，最地道的Mojito就做好了，两杯下去人就眩晕，莫名地高兴，看着眼前什么都是沸腾的。他们有时自顾自地舞蹈，高潮时变成了群舞，像是早就排演好了，像是国家舞团的演员们夜间偷溜出来狂欢。
安迪很不明白这儿的饥馑怎么能养出一帮身形如此健康漂亮的男女。中午的老城街头到处都是手里拿着块干面包随便在角落坐着吃的年轻人，他们成群结对或两两相伴，吃完再去工厂里上班，脖子上、手指上的廉价首饰耀眼，男孩女孩热吻，一边走路一边捏对方的屁股。可是小卖部里几乎什么也没有，有时一个偌大的商店就卖一块三明治或是一排长年卖不出去的纸盒装橙汁，农贸市场里一堆堆地卖形似芋头的黑薯。没有水果，没有蔬菜，她们住在最好的酒店里，晚宴供应的甜品就像她二十年前在中国东北小城里的生日蛋糕，一股糖精的味道。
白天她们参观雪茄厂、朗姆酒厂，去烟草和甘蔗的田地，这儿所有的土地都被用来种这两样东西，还有浓烈的咖啡，炽烈得像酒，可以配上当地人常抽的一种没过滤嘴的烟卷。但她们的重要目标是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她可以用十天来考察古巴的现代艺术，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尤其是卡斯特罗时代艺术家们到底在创作什么。
海岛艺术家从不用灰暗的调子，他们的作品里少见压抑和悲伤，古巴人有一种罕见的乐观和承受力。西班牙人来了，美国人来了，革命也来了，直到经济封锁，一切都值得拥抱，很少听见怨声载道。在金光闪闪的大厅里演出过的桑巴乐队在破烂的小酒馆里接着演出，兴高采烈是一样的，人们不愿也不想去面对失落，烟草、酒精和音乐既然能让人暂时忘了烦忧，那为什么不呢？人们连怀疑也懒得怀疑，什么也不想再折腾。
色块布满整个画布，人物多是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何塞马丁，有时艺术家们也戏谑地将他们的脸变形，或是长着一对小恶魔角，脸上的表情暧昧含混。他们不能给任何人盖棺定论。
但是安迪看到了灰色，用炭笔画出的许许多多个小人在螺旋塔里面对着墙，一层层地，茫然无助且麻木。俯瞰视角的古巴地图由无数火柴头小人组成，他们不见面目，束手而立，只有一人似梦游般出走，在群体的映衬下显得孤独无力，而出走是那么绝然。
安迪注意到艺术家的名字是何内，一个西班牙语里处处可见的名字。他正在德国，以艺术驻留的名义短居在国外是许多艺术家梦寐以求的。2009年，古巴的互联网只供给极少数人，艺术家有工作需要必须写信申请才能得到一根网线，网速奇慢。
安迪回来转眼三年，起初她还津津乐道海岛上的日子，每天烟草、酒精、音乐、艺术度日和夜晚的饥馑，那个需要转机巴黎并在机场等候九个小时、全程三十个小时飞行旅程的湿热城市像前生前世的梦，渐渐被湮没在许多全球工作旅行里了。
直到这个干燥的北方夏天来了，她和男朋友去参加一个古巴艺术的派对，为此她男友还专门给她置办了一套行头，GUCCI的大红裙子，她穿上就算不跳舞都摇曳生姿。来自哈瓦那的艺术家们把画廊院落又变成了哈瓦那式的俱乐部，齐舞，独舞，大笑，欢唱。
安迪感觉人群中有双眼睛在注视着她，长久、炽烈、善意。眼神也是有温度的，她还没找到那个眼神的来处就已经能感觉到它的情绪。
她发现了他，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大且明亮，眼角眉梢上扬。深棕色皮肤，一半黑人血统，大且厚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谈不上英俊，但有一种孔武之气，加勒比海上水手的样子，用太阳和海风洗礼过的。 这个晚上她走到哪儿他都看着，目不转睛。像三年前在哈瓦那城里所遭遇的目光，那似乎没什么诉求，只是望着。不管两人中间隔着多少人，她都感受到目光穿透了所有投射过来，当她和这目光相对时，他就微笑着，厚嘴唇和白牙齿显得相当憨厚。
派对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终于走过来，她等着他会些说什么。他对她身边的男朋友用不流利的英语说：我想跟她拍照。她男朋友是个美国中年人，老家族的子弟，立刻很有风度地说：“当然。”
并且把相机接过来准备给他俩合影。
但他马上摇头，并不打算合影，他只是想给她拍张照片。拍完他就点头致意然后告辞而去。
第二天安迪在画册里发现了这位艺术家的照片，他就是何内，当时安迪在哈瓦那美术馆里看到的作品在中国展出了。
她还是很快忘记了这件事，她正投入在和男朋友的战争中，他要去非洲，并且为期不短，长达一年，完全是他自愿选择。他本来在纽约过着不错的生活，但90年代跑到中国来，做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是为了金钱只是为了荣誉的事他没少干，他有一腔政治抱负总想在第三世界国家，但总是不那么容易被接纳，他用政治意见和经济学模式试图在这样的国家取得一些话语权，后来发现其实除了美国，没哪个国家那么容易相信非我族类。他在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做顾问，最好的时候混到给总理做金融顾问班子成员，随后又不被信任，他其实很会挣钱，但还是有严重的失落感，于是用积蓄在藏区做慈善，收购旧宅做酒店，给藏民提供工作机会，也有人说他是变相的压榨，因为只付给藏民很少的工钱。但在藏区大张旗鼓地搞经济模式，很快被当地政府厌弃，不得已又回到首都，现在他需要一个更远更偏僻的地方重新构筑他的梦，便通过一些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取得了去某国当经济顾问的机会，他要在那儿推行一个经济模式，以取得话语权。大学时他读东南亚政治，他的导师一腔报负没能实现，就交给了他，他人到中年还无起色，心里焦急万分。所以去非洲这个打算从没和安迪商量过，只是问她要不要一起去。
安迪工作时麻利干脆，但生活里基本上算梦游神，没什么规划，但她起码喜欢她目前的生活。在这儿她有大把朋友，因为工作的便利能常常旅行，因为专栏作家的身份又格外自由，她不富裕但也不缺钱，买上好的衣服但尽量穿成破烂状。这和她早年跟着一帮乐手一起生活有关，她们不太看得起物质，但又必须得到它，她喜欢他也一样，她不太喜欢标准成功的人，但这人的理想远大，这人得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在乎。他本来非常符合她的要求，他特别着迷切·格瓦拉，抽雪茄，谈革命，不是为别人活着，而是为全人类活着。他很好地装点了她，在某些方面她非常虚荣，在某些方面，比如她能驾驭一个和大多数男人都不一样的人。
安迪恼怒地吼了一嗓子，彻底把自己叫醒了。
只是因为浴室水管不定期的轰鸣，她已经连续一周在凌晨四点醒来。醒来的结果就是饿，但她只能望着从斜纹厚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晨光一分一秒地挨到七点半，然后从房间出去，两腿发软，坐上老式电梯，直到酒店顶层。哈瓦那早上七点半的艳阳就能把整个世界晒化，她得从十几种干面包里挑几块看上去相对柔软漂亮的，再到黑人土著料理的小平底锅前等着一份煎蛋，蛋上面稀稀拉拉撒几颗青椒粒，再拿几片脱了水似的西红柿片和甘蓝丝，一片更加干燥的薄芝士，一杯寡淡的橙汁。她奋力填饱肚子，以便一上午在烈日下东奔西走、参观、访问，直到下午一点他们就能找到一个稍微像样的餐馆，用刀子挥舞着切割老硬的牛排，有时牛排会从盘子里飞出去。到了晚上，可以吃猪肉和豆子以及红米饭。紧接着晚上的跳舞时间到了，白天所摄不多的蛋白质和热量又被消散出去，加上大量的朗姆酒、雪茄，以及眉来眼去、荷尔蒙肆虐，回到酒店时她已筋疲力尽，用时热时冷的细细的水流冲干净自己，就一头栽倒在床上。
衣服扔得到处都是，她从不把衣服好好挂在衣柜里，虽然这家老酒店有四百年的历史，从殖民地时一开始就为那些富人服务，有着超级大型的衣柜。老式绿白地板块上沁凉清爽，衣服一摊摊地蜷缩在上面，像消暑的小动物。
一般从顶层吃完饭回房换衣服时，清洁女工已经嘴里叼着烟卷在为她整理床榻了。女工五十多岁，胸部、臀部紧翘，身上一切都往衰老里走，但这两样就是不肯就范。她粗声大气的，一笑起来满脸笑纹，但有双母牛般的清澈的眼睛。这种眼睛在哈瓦那到处都是，他们、她们，就是敢和人直视相对，大眼睛紧盯着你，像是一种问询、一种关切，可是缺乏神秘感。这儿的一切都坦荡荡的。
安迪缺少在热带岛屿国家生活的经验，潮湿是另一回事儿，关于人，她搞不清楚，在大街上，他们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你，有时还呼朋引伴，一窝蜂地跑过来看你。有一次她被一帮正在放学的中学生给围了起来，他们笑着说着，仔细端详她，她并不是个美人，尤其在这个人人都有矫健身姿的地方，她弱得像株兰草，像营养不良或小儿麻痹症患者，但她的黑直齐留海中长发加上苍白皮肤和狭长眼睛引人好奇，孩子们抓着她的细胳臂对旁人说：“看！”大伙对着她透着青红血管的薄皮肤笑了起来。孩子们又说：“看！”并指着她的眼睛。
她也觉得逗趣，跟着大伙一块儿笑起来。
晚上到处是播放桑巴音乐的酒吧，塑料杯子里扔一角绿柠一株薄荷，服务生粗糙地捣几下，放砂糖、朗姆酒，最地道的Mojito就做好了，两杯下去人就眩晕，莫名地高兴，看着眼前什么都是沸腾的。他们有时自顾自地舞蹈，高潮时变成了群舞，像是早就排演好了，像是国家舞团的演员们夜间偷溜出来狂欢。
安迪很不明白这儿的饥馑怎么能养出一帮身形如此健康漂亮的男女。中午的老城街头到处都是手里拿着块干面包随便在角落坐着吃的年轻人，他们成群结对或两两相伴，吃完再去工厂里上班，脖子上、手指上的廉价首饰耀眼，男孩女孩热吻，一边走路一边捏对方的屁股。可是小卖部里几乎什么也没有，有时一个偌大的商店就卖一块三明治或是一排长年卖不出去的纸盒装橙汁，农贸市场里一堆堆地卖形似芋头的黑薯。没有水果，没有蔬菜，她们住在最好的酒店里，晚宴供应的甜品就像她二十年前在中国东北小城里的生日蛋糕，一股糖精的味道。
白天她们参观雪茄厂、朗姆酒厂，去烟草和甘蔗的田地，这儿所有的土地都被用来种这两样东西，还有浓烈的咖啡，炽烈得像酒，可以配上当地人常抽的一种没过滤嘴的烟卷。但她们的重要目标是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她可以用十天来考察古巴的现代艺术，从20世纪50年代到现在，尤其是卡斯特罗时代艺术家们到底在创作什么。
海岛艺术家从不用灰暗的调子，他们的作品里少见压抑和悲伤，古巴人有一种罕见的乐观和承受力。西班牙人来了，美国人来了，革命也来了，直到经济封锁，一切都值得拥抱，很少听见怨声载道。在金光闪闪的大厅里演出过的桑巴乐队在破烂的小酒馆里接着演出，兴高采烈是一样的，人们不愿也不想去面对失落，烟草、酒精和音乐既然能让人暂时忘了烦忧，那为什么不呢？人们连怀疑也懒得怀疑，什么也不想再折腾。
色块布满整个画布，人物多是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何塞马丁，有时艺术家们也戏谑地将他们的脸变形，或是长着一对小恶魔角，脸上的表情暧昧含混。他们不能给任何人盖棺定论。
但是安迪看到了灰色，用炭笔画出的许许多多个小人在螺旋塔里面对着墙，一层层地，茫然无助且麻木。俯瞰视角的古巴地图由无数火柴头小人组成，他们不见面目，束手而立，只有一人似梦游般出走，在群体的映衬下显得孤独无力，而出走是那么绝然。
安迪注意到艺术家的名字是何内，一个西班牙语里处处可见的名字。他正在德国，以艺术驻留的名义短居在国外是许多艺术家梦寐以求的。2009年，古巴的互联网只供给极少数人，艺术家有工作需要必须写信申请才能得到一根网线，网速奇慢。
安迪回来转眼三年，起初她还津津乐道海岛上的日子，每天烟草、酒精、音乐、艺术度日和夜晚的饥馑，那个需要转机巴黎并在机场等候九个小时、全程三十个小时飞行旅程的湿热城市像前生前世的梦，渐渐被湮没在许多全球工作旅行里了。
直到这个干燥的北方夏天来了，她和男朋友去参加一个古巴艺术的派对，为此她男友还专门给她置办了一套行头，GUCCI的大红裙子，她穿上就算不跳舞都摇曳生姿。来自哈瓦那的艺术家们把画廊院落又变成了哈瓦那式的俱乐部，齐舞，独舞，大笑，欢唱。
安迪感觉人群中有双眼睛在注视着她，长久、炽烈、善意。眼神也是有温度的，她还没找到那个眼神的来处就已经能感觉到它的情绪。
她发现了他，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大且明亮，眼角眉梢上扬。深棕色皮肤，一半黑人血统，大且厚的嘴唇，整齐洁白的牙齿。谈不上英俊，但有一种孔武之气，加勒比海上水手的样子，用太阳和海风洗礼过的。 这个晚上她走到哪儿他都看着，目不转睛。像三年前在哈瓦那城里所遭遇的目光，那似乎没什么诉求，只是望着。不管两人中间隔着多少人，她都感受到目光穿透了所有投射过来，当她和这目光相对时，他就微笑着，厚嘴唇和白牙齿显得相当憨厚。
派对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终于走过来，她等着他会些说什么。他对她身边的男朋友用不流利的英语说：我想跟她拍照。她男朋友是个美国中年人，老家族的子弟，立刻很有风度地说：“当然。”
并且把相机接过来准备给他俩合影。
但他马上摇头，并不打算合影，他只是想给她拍张照片。拍完他就点头致意然后告辞而去。
第二天安迪在画册里发现了这位艺术家的照片，他就是何内，当时安迪在哈瓦那美术馆里看到的作品在中国展出了。
她还是很快忘记了这件事，她正投入在和男朋友的战争中，他要去非洲，并且为期不短，长达一年，完全是他自愿选择。他本来在纽约过着不错的生活，但90年代跑到中国来，做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不是为了金钱只是为了荣誉的事他没少干，他有一腔政治抱负总想在第三世界国家，但总是不那么容易被接纳，他用政治意见和经济学模式试图在这样的国家取得一些话语权，后来发现其实除了美国，没哪个国家那么容易相信非我族类。他在进驻中国的外资企业做顾问，最好的时候混到给总理做金融顾问班子成员，随后又不被信任，他其实很会挣钱，但还是有严重的失落感，于是用积蓄在藏区做慈善，收购旧宅做酒店，给藏民提供工作机会，也有人说他是变相的压榨，因为只付给藏民很少的工钱。但在藏区大张旗鼓地搞经济模式，很快被当地政府厌弃，不得已又回到首都，现在他需要一个更远更偏僻的地方重新构筑他的梦，便通过一些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取得了去某国当经济顾问的机会，他要在那儿推行一个经济模式，以取得话语权。大学时他读东南亚政治，他的导师一腔报负没能实现，就交给了他，他人到中年还无起色，心里焦急万分。所以去非洲这个打算从没和安迪商量过，只是问她要不要一起去。
安迪工作时麻利干脆，但生活里基本上算梦游神，没什么规划，但她起码喜欢她目前的生活。在这儿她有大把朋友，因为工作的便利能常常旅行，因为专栏作家的身份又格外自由，她不富裕但也不缺钱，买上好的衣服但尽量穿成破烂状。这和她早年跟着一帮乐手一起生活有关，她们不太看得起物质，但又必须得到它，她喜欢他也一样，她不太喜欢标准成功的人，但这人的理想远大，这人得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在乎。他本来非常符合她的要求，他特别着迷切·格瓦拉，抽雪茄，谈革命，不是为别人活着，而是为全人类活着。他很好地装点了她，在某些方面她非常虚荣，在某些方面，比如她能驾驭一个和大多数男人都不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