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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提起古董、珍宝，不少人都能如数家珍般列出若干，但对于作为艺术品、历史信息载体的文物，大家似乎并不太熟悉；一件文物，如何去观看和体会，怎么能够看到其所承载的历史和艺术信息，大多数人也许并不知其所以然。文物，对于公众，既熟悉又陌生。
近些年，文物拍卖价格飙高带来全民的收藏热潮，各电视台也纷纷出台“鉴宝”类型的节目，对于文物的热情随着经济发展愈加火热。而文物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关系并不总成正比。一件拍卖价格高昂的瓷器并不一定比一件稚拙古朴的陶器的价值更高。社会的进步，建立在人类文明长期积累之上，历史遗产（文物、古建筑、文学、音乐等）是人类文明前行的基因库、智慧库。文物的价值体现在其承载和传递出来的人类文明的信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摄影在文物价值向公众传递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正如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傅斯年所说：“一幅照片胜过千言万语”。文物摄影是让文物能够进入广阔的公众视野的最有效手段。对于不能亲身到博物馆观赏的公众，摄影让他们感受到文物散发出来的古老魅力，体会到那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即使对于那些曾经流连于博物馆的观众，那些文物身上被幽暗的灯光模糊的细节，那些只有在与文物亲密接触时才能获得的微妙感受，都可在一幅幅精细还原文物细节的照片中接收，并会让他们豁然开朗。一幅优秀的文物摄影作品，不仅能让人惊叹而驻足观赏，之后引发对于此物品出身、境遇的种种猜想，甚而进入文物的研究的浩瀚海洋中，欲罢不能。
关于文物摄影
文物摄影，其狭义概念是指历史遗存器物的拍摄；广义概念（过去文物界的习惯）也可包含古建筑拍摄和考古遗址、墓葬等拍摄；而后一类，如果是在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程中，依照工作规范进行系统摄影记录的话，则定义为考古摄影，属于科学摄影范畴。当然，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推进，文物摄影也包含了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拍摄，而且从事文物摄影工作的人员已经不再局限于文物行业内部的从业者。因此，笔者在2005年提出：“文物摄影”的名称已经不符合行业发展的现状，建议称之为“文化遗产摄影”。
文物摄影是摄影领域一个较特殊的门类。文物摄影不能自由发挥，但又要表现出美感与历史文化含义、韵味；以现实的影像，表现抽象的情感和认知；这是文物摄影的难点，也是文物摄影的亮点；更是文物摄影具有挑战、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文物摄影的任务
文物摄影的任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把文物外观的特性：器型、质地、色彩、纹饰等表现出来；其二，把文物的美感表现出来；其三，则要求把文物的历史、文化韵味都从照片中表现出来。
在这一个行当里，对于文物摄影专业性的要求，借用严复先生关于外文翻译的论述，可以称之为信、达、雅三个境界。
信，如果借用人像摄影来比喻，就像是一个人的标准照，必须忠实地反应原貌， 要让观者通过影像对被摄对象达到基本的识别和判断。摄影与生俱来的再现和记录的属性在文物摄影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文物研究界，对于文物摄影的首先要求就是忠实，忠实再现是文物摄影师的首要职责，也是文物摄影需要遵循的铁律。
达，则为通达之意，要准确，符合行业规范，比如一个器物的摆放、拍摄的角度都要符合行业研究的规范，在文物研究之时能够传递足够的信息和细节，体现文物本身的特点。通过文物摄影，尽可能地呈现当时的生活习俗、礼仪以及审美观念的演变等信息。
雅则为至高境界，不但要具备前两个要求，摄影师还应潜入历史深处看待这件物品，带着对文物的爱慕之情拍出其独具特色的美感，愉悦视觉神经，提供审美享受。文物摄影要把观者未曾看到，或者虽然看到但感触不深的历史韵味也凸显出来。当然，以“信”和“达”作为基础，“雅”经常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之事。许多文物都印证了“符合实用（科学原理）的事物，也符合美学原理”的判断。
人们普遍依需求的不同把文物摄影分为三类：图像文件展示，学术性展示，艺术性展示。其实这是文物摄影功能的三位一体，文物摄影作品居于不同使用情景和不同功能侧重后的归类。
从事文物摄影的知识准备和预先想象的能力
从事或研究摄影的人都知道：被摄物原貌、眼睛所见（视觉感受）、摄影影像，这三者并不相等。
不同的视点（拍摄角度），被摄物在画面上形成的轮廓是不同的（甚至会误解为不同的物品）。因此，文物拍摄者需要首先知道这件文物的性质、器形特征，掌握该器物的代表性侧面（正面），再选择能够准确表现该器物的拍摄角度和布光方法。有些文物，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可能都不知道该如何摆放。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在它身上凝结了包括文化、技术、艺术、宗教、工艺等多方面的成果，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 如果摄影者对它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很可能闹出笑话，至少是难以拍出精彩的作品。要积累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了解所拍摄对象的基本情况，比如：它是做什么用的、什么人用的、在怎样的场合用的，以及它的制造工艺价值、艺术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等等。文物摄影者还应了解：不同时代文物的特点（纵向），同一时代不同地域文物的特点（横向），等等。最好是学习系统的、严谨的、来自于正规学术机构的文物知识；不要让道听途说、江湖古董鉴定式的言论进入我们的视听。如果能够和亲手发掘文物的考古人员进行交流当然是最好了。
而且，做文物摄影，也需要预先想象，这一说法当然是来自于摄影人所熟知的安塞尔·亚当斯的理论。虽然亚当斯是运用区域曝光法能够预知并控制影像中黑白灰影调。但这种预先想象的能力是文物摄影师也需要掌握的。文物摄影的预先想象不仅包括画面的构成、色调的控制等技术因素，还包括依据对文物的理解和认识，分析拍摄对象、制定拍摄方案的全过程。
文物摄影的实施，其一是拍摄视点（拍摄角度）的确定，进而决定画面的几何结构（物体在画面上展现出何种轮廓）以及画面主体的形态表现（空间结构，造型、立体感）［1］，从而实现器型特征（时代、功用等方面特点）和造型美感的充分展示。其二是光线的运用，主要是利用五种光效原理（镜面反射、漫反射、吸收、透射、折射）［2］，表现出文物的立体感（深度感）、重量感、质地感、氛围（韵味）等等。 文物摄影常用器材及代表性影棚
文物摄影中使用的器材几乎都是当下的最顶级器材。文物摄影使用的照相机主要是机背取景照相机，目的在于控制透视效果（避免变形）、控制景深。胶片时代使用4×5英寸、8×10英寸机背取景照相机。以首都博物馆为例，在2003年初，就在博物馆界率先采用专业数字摄影设备，最初是为哈苏503配装飞思数字后背（Phase One） P25，之后陆续选用飞思数字后背P45和仙娜P3（数字后背型号SINAR 54H）；很快，故宫博物院也开始选用仙娜P3。随着数字摄影的发展，文物博物馆界逐步转为数字摄影。转型后所用照相机或是像仙娜P3这样配有数字后背、数字专用型机背取景照相机，或是为原来的4×5英寸机背取景照相机或120型照相机配装数字后背。经费有限的单位，多使用120型、135型照相机。
拍摄文物对于灯光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目前的博物馆摄影多使用大型影室闪光灯。第一种：电源箱、灯头分体式，功率有2400瓦／秒等多种规格， 可在电源箱上对接驳的两盏或三盏灯头进行非对称式调控（特别是灯头升到较高的位置时，此优点更加突出），且灯头部分重量很轻，使用安全、方便。第二种：一体式闪灯，价格低很多，携带便捷。拍摄类似书画这样长幅平面藏品，除使用大型平面扫描仪之外，需使用长条型闪灯布光。闪灯配装的柔光箱尺寸的选择，以方形柔光箱为例，其边长尺寸至少是所拍器物通高的两倍。如果希望获得大面积柔和均匀的光线，柔光箱尺寸还应再大些。当然，柔光箱尺寸很大，而灯头功率很小的话，其效果不佳。
灯光的吊装也很有学问，国外大型博物馆影棚多采用遥控操作的德国巴赫（Bacht）导轨系统。该系统在国内博物馆界最先由首都博物馆选用。其优点是：材料强度高，加工精细，安装牢固，运行顺畅；这对拍摄时保障文物的安全至关重要。而对于相机的支架等看似简单的辅助配件也有高标准的要求，一般使用稳定性好、调节顺滑的FOBA立柱型支架。
首都博物馆在博物馆界率先建立了大型现代化影棚，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也建立了大型现代化影棚。目前国内博物馆界摄影器材落后、工作空间狭小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
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发展的历史，就不难看出，技术器材的更新对中国文物摄影的发展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上世纪50、60年代，国家对于文物考古非常重视，学术界本身也逐步形成专业化规范化的体系，所以对考古摄影的设备及技术规范也有了很高的要求。不少学者形容当时的考古工作是说“吃穿都艰苦，但工作是贵族化的”。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考古发掘现场绘图用的铅笔都是美国进口的。当时国家通过外贸部门到欧洲购买了当时最专业、最先进的设备；重大考古发掘项目所拍摄的黑白页片，从曝光、显影等从技术方面做得都非常到位。有些省级文博单位也购买了林哈夫相机。那时候一套林哈夫相机大概需要一万余元人民币，相当于一辆解放牌卡车的钱。20世纪70年代前所用照相机多是林哈夫4×5折合式机背取景照相机，如来120双反照相机（非器物类拍摄），以及前苏联生产的照相机。胶片基本都是黑白胶片，在20世纪50、60年代，曾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爱克发黑白胶片，包括4×5页片和120卷片。现在还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查阅到Acfa 4×5 黑白底片，成像质量非常好。该所除拥有多位专职图片摄影师外，还有专职纪录电影摄影师。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初，由于国家面临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各地的开发建设也使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规模快速扩大。那个时候经常面临胶片不足的状况，拍摄的器材设备也多为国产的上海、珠江、海鸥等品牌。直到80年代后期，文博单位开始购置从日本进口的理光、美能达等品牌的相机；90年代初，文博单位开始使用佳能、尼康等品牌的相机，也开始购置玛米亚RB67等120型相机，采用120型彩色反转片拍摄也逐步多起来了；随后文博单位开始购置更专业化的器材设备，比如骑士、星座、林哈夫等大篇幅机背取景相机。在本世纪初，数字相机进入中国文博单位专业文物摄影领域，目前国内文物摄影在技术与器材方面都与国际同行处于同步水平。
文物摄影师队伍
自民国初期我国考古调查和发掘、博物馆展示一经出现，考古摄影、文物摄影即已诞生，而且做出了重要贡献；只是规模小、人数少而已。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 随着考古、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归属该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出版社、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等国家级机构，以及绝大部分省级博物馆、考古所都设有专职文物摄影师，人员来源多是文化干部、转业军人、中学毕业生等。由此形成了中国文物摄影师队伍，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奠定了中国文物摄影的基础和业务框架。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前，这是中国文物摄影快速发展的时期，其标志有四：队伍扩充，国际交流，技术更新，设备升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博、考古事业进入一个发展高峰期，有一大批年青人加入到文物摄影队伍中。1982年，国家文物局在广西南宁举办文物摄影讲习班，约80人参加；1984年，国家文物局又在江苏扬州举办了两期文物摄影培训班，每期约50人参加。参加这三期培训的人员，都是全国各文博、考古单位（省级为主）的年青一代专职摄影师，这批人构成了此后我国文物摄影师队伍的主体，在各地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今天，我们的摄影技术和艺术方面已经达到了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的水平，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文物摄影师。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物摄影师队伍又有新的发展。新加入人员基本都是大学毕业生，所学专业包括：考古、博物馆、摄影、艺术设计、计算机等，专业知识丰富、知识结构多样；影像采集、加工、输出全部基于数字技术，工作理念、工作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不再局限于影像工作本身，参与并推动了文博单位的数字化、信息化工作。
文物摄影步入数字化时代
2002年11月，由笔者（时任首都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 ）和爱玲珑公司赵令杰先生发起，在北京举办博物馆数字摄影培训，邀请英国大英博物馆摄影部主任及德国专家介绍专业数字摄影设备，以及欧洲大型博物馆利用专业数字摄影设备拍摄藏品的经验、工作方式。这是第一次以正式方式向我国文物摄影师集体介绍专业数字摄影设备和技术。以此为起点，便形成了“博物馆数字化推广论坛” ；后来，该论坛由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摄影委员会和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主办，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十周年。
通过2002年和2003年两届论坛的讲解、演示、培训和研讨，使中国博物馆界摄影师和信息化工作者（还有美术馆界同仁参加会议）充分了解了专业数字摄影设备的性能、效果、使用方式，促使中国博物馆界以较快的速度转为全面采用数字方式拍摄。十年来，这个论坛每届设立一个主题，论坛主题已涉及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管理、影像数据库管理、影像数据经营、多媒体展示、网站建设以及新技术设备等广泛领域。论坛帮助国内业务人员在理念、技术、知识等方面与国际同行保持同步，已经成为全国文物摄影师、信息化工作者进行技术培训、交流、研讨的重要平台。除首都博物馆外，广东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扬州博物馆都为论坛的举办提供了重要支持。
究其根本，那些实物形态的文物终究是会消失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最重要的是使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摄影让文物由眼及心，众多文物摄影工作者正在、并已经用自己的努力证明：摄影是使文化遗产深入人心的好方法，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之链。
近些年，文物拍卖价格飙高带来全民的收藏热潮，各电视台也纷纷出台“鉴宝”类型的节目，对于文物的热情随着经济发展愈加火热。而文物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关系并不总成正比。一件拍卖价格高昂的瓷器并不一定比一件稚拙古朴的陶器的价值更高。社会的进步，建立在人类文明长期积累之上，历史遗产（文物、古建筑、文学、音乐等）是人类文明前行的基因库、智慧库。文物的价值体现在其承载和传递出来的人类文明的信息。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摄影在文物价值向公众传递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正如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傅斯年所说：“一幅照片胜过千言万语”。文物摄影是让文物能够进入广阔的公众视野的最有效手段。对于不能亲身到博物馆观赏的公众，摄影让他们感受到文物散发出来的古老魅力，体会到那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即使对于那些曾经流连于博物馆的观众，那些文物身上被幽暗的灯光模糊的细节，那些只有在与文物亲密接触时才能获得的微妙感受，都可在一幅幅精细还原文物细节的照片中接收，并会让他们豁然开朗。一幅优秀的文物摄影作品，不仅能让人惊叹而驻足观赏，之后引发对于此物品出身、境遇的种种猜想，甚而进入文物的研究的浩瀚海洋中，欲罢不能。
关于文物摄影
文物摄影，其狭义概念是指历史遗存器物的拍摄；广义概念（过去文物界的习惯）也可包含古建筑拍摄和考古遗址、墓葬等拍摄；而后一类，如果是在考古调查与发掘过程中，依照工作规范进行系统摄影记录的话，则定义为考古摄影，属于科学摄影范畴。当然，近年来，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工作的推进，文物摄影也包含了人类口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拍摄，而且从事文物摄影工作的人员已经不再局限于文物行业内部的从业者。因此，笔者在2005年提出：“文物摄影”的名称已经不符合行业发展的现状，建议称之为“文化遗产摄影”。
文物摄影是摄影领域一个较特殊的门类。文物摄影不能自由发挥，但又要表现出美感与历史文化含义、韵味；以现实的影像，表现抽象的情感和认知；这是文物摄影的难点，也是文物摄影的亮点；更是文物摄影具有挑战、最激动人心的地方。
文物摄影的任务
文物摄影的任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把文物外观的特性：器型、质地、色彩、纹饰等表现出来；其二，把文物的美感表现出来；其三，则要求把文物的历史、文化韵味都从照片中表现出来。
在这一个行当里，对于文物摄影专业性的要求，借用严复先生关于外文翻译的论述，可以称之为信、达、雅三个境界。
信，如果借用人像摄影来比喻，就像是一个人的标准照，必须忠实地反应原貌， 要让观者通过影像对被摄对象达到基本的识别和判断。摄影与生俱来的再现和记录的属性在文物摄影领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文物研究界，对于文物摄影的首先要求就是忠实，忠实再现是文物摄影师的首要职责，也是文物摄影需要遵循的铁律。
达，则为通达之意，要准确，符合行业规范，比如一个器物的摆放、拍摄的角度都要符合行业研究的规范，在文物研究之时能够传递足够的信息和细节，体现文物本身的特点。通过文物摄影，尽可能地呈现当时的生活习俗、礼仪以及审美观念的演变等信息。
雅则为至高境界，不但要具备前两个要求，摄影师还应潜入历史深处看待这件物品，带着对文物的爱慕之情拍出其独具特色的美感，愉悦视觉神经，提供审美享受。文物摄影要把观者未曾看到，或者虽然看到但感触不深的历史韵味也凸显出来。当然，以“信”和“达”作为基础，“雅”经常是顺理成章和水到渠成之事。许多文物都印证了“符合实用（科学原理）的事物，也符合美学原理”的判断。
人们普遍依需求的不同把文物摄影分为三类：图像文件展示，学术性展示，艺术性展示。其实这是文物摄影功能的三位一体，文物摄影作品居于不同使用情景和不同功能侧重后的归类。
从事文物摄影的知识准备和预先想象的能力
从事或研究摄影的人都知道：被摄物原貌、眼睛所见（视觉感受）、摄影影像，这三者并不相等。
不同的视点（拍摄角度），被摄物在画面上形成的轮廓是不同的（甚至会误解为不同的物品）。因此，文物拍摄者需要首先知道这件文物的性质、器形特征，掌握该器物的代表性侧面（正面），再选择能够准确表现该器物的拍摄角度和布光方法。有些文物，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可能都不知道该如何摆放。
文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在它身上凝结了包括文化、技术、艺术、宗教、工艺等多方面的成果，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 如果摄影者对它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很可能闹出笑话，至少是难以拍出精彩的作品。要积累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知识，最基本的要求是要了解所拍摄对象的基本情况，比如：它是做什么用的、什么人用的、在怎样的场合用的，以及它的制造工艺价值、艺术价值、社会文化价值等等。文物摄影者还应了解：不同时代文物的特点（纵向），同一时代不同地域文物的特点（横向），等等。最好是学习系统的、严谨的、来自于正规学术机构的文物知识；不要让道听途说、江湖古董鉴定式的言论进入我们的视听。如果能够和亲手发掘文物的考古人员进行交流当然是最好了。
而且，做文物摄影，也需要预先想象，这一说法当然是来自于摄影人所熟知的安塞尔·亚当斯的理论。虽然亚当斯是运用区域曝光法能够预知并控制影像中黑白灰影调。但这种预先想象的能力是文物摄影师也需要掌握的。文物摄影的预先想象不仅包括画面的构成、色调的控制等技术因素，还包括依据对文物的理解和认识，分析拍摄对象、制定拍摄方案的全过程。
文物摄影的实施，其一是拍摄视点（拍摄角度）的确定，进而决定画面的几何结构（物体在画面上展现出何种轮廓）以及画面主体的形态表现（空间结构，造型、立体感）［1］，从而实现器型特征（时代、功用等方面特点）和造型美感的充分展示。其二是光线的运用，主要是利用五种光效原理（镜面反射、漫反射、吸收、透射、折射）［2］，表现出文物的立体感（深度感）、重量感、质地感、氛围（韵味）等等。 文物摄影常用器材及代表性影棚
文物摄影中使用的器材几乎都是当下的最顶级器材。文物摄影使用的照相机主要是机背取景照相机，目的在于控制透视效果（避免变形）、控制景深。胶片时代使用4×5英寸、8×10英寸机背取景照相机。以首都博物馆为例，在2003年初，就在博物馆界率先采用专业数字摄影设备，最初是为哈苏503配装飞思数字后背（Phase One） P25，之后陆续选用飞思数字后背P45和仙娜P3（数字后背型号SINAR 54H）；很快，故宫博物院也开始选用仙娜P3。随着数字摄影的发展，文物博物馆界逐步转为数字摄影。转型后所用照相机或是像仙娜P3这样配有数字后背、数字专用型机背取景照相机，或是为原来的4×5英寸机背取景照相机或120型照相机配装数字后背。经费有限的单位，多使用120型、135型照相机。
拍摄文物对于灯光的要求也非常严格。目前的博物馆摄影多使用大型影室闪光灯。第一种：电源箱、灯头分体式，功率有2400瓦／秒等多种规格， 可在电源箱上对接驳的两盏或三盏灯头进行非对称式调控（特别是灯头升到较高的位置时，此优点更加突出），且灯头部分重量很轻，使用安全、方便。第二种：一体式闪灯，价格低很多，携带便捷。拍摄类似书画这样长幅平面藏品，除使用大型平面扫描仪之外，需使用长条型闪灯布光。闪灯配装的柔光箱尺寸的选择，以方形柔光箱为例，其边长尺寸至少是所拍器物通高的两倍。如果希望获得大面积柔和均匀的光线，柔光箱尺寸还应再大些。当然，柔光箱尺寸很大，而灯头功率很小的话，其效果不佳。
灯光的吊装也很有学问，国外大型博物馆影棚多采用遥控操作的德国巴赫（Bacht）导轨系统。该系统在国内博物馆界最先由首都博物馆选用。其优点是：材料强度高，加工精细，安装牢固，运行顺畅；这对拍摄时保障文物的安全至关重要。而对于相机的支架等看似简单的辅助配件也有高标准的要求，一般使用稳定性好、调节顺滑的FOBA立柱型支架。
首都博物馆在博物馆界率先建立了大型现代化影棚，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也建立了大型现代化影棚。目前国内博物馆界摄影器材落后、工作空间狭小的局面已经大为改观。
追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发展的历史，就不难看出，技术器材的更新对中国文物摄影的发展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上世纪50、60年代，国家对于文物考古非常重视，学术界本身也逐步形成专业化规范化的体系，所以对考古摄影的设备及技术规范也有了很高的要求。不少学者形容当时的考古工作是说“吃穿都艰苦，但工作是贵族化的”。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考古发掘现场绘图用的铅笔都是美国进口的。当时国家通过外贸部门到欧洲购买了当时最专业、最先进的设备；重大考古发掘项目所拍摄的黑白页片，从曝光、显影等从技术方面做得都非常到位。有些省级文博单位也购买了林哈夫相机。那时候一套林哈夫相机大概需要一万余元人民币，相当于一辆解放牌卡车的钱。20世纪70年代前所用照相机多是林哈夫4×5折合式机背取景照相机，如来120双反照相机（非器物类拍摄），以及前苏联生产的照相机。胶片基本都是黑白胶片，在20世纪50、60年代，曾在较长时间内使用爱克发黑白胶片，包括4×5页片和120卷片。现在还可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查阅到Acfa 4×5 黑白底片，成像质量非常好。该所除拥有多位专职图片摄影师外，还有专职纪录电影摄影师。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初，由于国家面临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各地的开发建设也使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规模快速扩大。那个时候经常面临胶片不足的状况，拍摄的器材设备也多为国产的上海、珠江、海鸥等品牌。直到80年代后期，文博单位开始购置从日本进口的理光、美能达等品牌的相机；90年代初，文博单位开始使用佳能、尼康等品牌的相机，也开始购置玛米亚RB67等120型相机，采用120型彩色反转片拍摄也逐步多起来了；随后文博单位开始购置更专业化的器材设备，比如骑士、星座、林哈夫等大篇幅机背取景相机。在本世纪初，数字相机进入中国文博单位专业文物摄影领域，目前国内文物摄影在技术与器材方面都与国际同行处于同步水平。
文物摄影师队伍
自民国初期我国考古调查和发掘、博物馆展示一经出现，考古摄影、文物摄影即已诞生，而且做出了重要贡献；只是规模小、人数少而已。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 随着考古、博物馆事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归属该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出版社、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等国家级机构，以及绝大部分省级博物馆、考古所都设有专职文物摄影师，人员来源多是文化干部、转业军人、中学毕业生等。由此形成了中国文物摄影师队伍，在这一代人的努力下，奠定了中国文物摄影的基础和业务框架。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前，这是中国文物摄影快速发展的时期，其标志有四：队伍扩充，国际交流，技术更新，设备升级。“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博、考古事业进入一个发展高峰期，有一大批年青人加入到文物摄影队伍中。1982年，国家文物局在广西南宁举办文物摄影讲习班，约80人参加；1984年，国家文物局又在江苏扬州举办了两期文物摄影培训班，每期约50人参加。参加这三期培训的人员，都是全国各文博、考古单位（省级为主）的年青一代专职摄影师，这批人构成了此后我国文物摄影师队伍的主体，在各地文博、考古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今天，我们的摄影技术和艺术方面已经达到了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的水平，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文物摄影师。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文物摄影师队伍又有新的发展。新加入人员基本都是大学毕业生，所学专业包括：考古、博物馆、摄影、艺术设计、计算机等，专业知识丰富、知识结构多样；影像采集、加工、输出全部基于数字技术，工作理念、工作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不再局限于影像工作本身，参与并推动了文博单位的数字化、信息化工作。
文物摄影步入数字化时代
2002年11月，由笔者（时任首都博物馆信息中心主任 ）和爱玲珑公司赵令杰先生发起，在北京举办博物馆数字摄影培训，邀请英国大英博物馆摄影部主任及德国专家介绍专业数字摄影设备，以及欧洲大型博物馆利用专业数字摄影设备拍摄藏品的经验、工作方式。这是第一次以正式方式向我国文物摄影师集体介绍专业数字摄影设备和技术。以此为起点，便形成了“博物馆数字化推广论坛” ；后来，该论坛由中国文物学会文物摄影委员会和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数字化专业委员会主办，每年举办一届，至今已经十周年。
通过2002年和2003年两届论坛的讲解、演示、培训和研讨，使中国博物馆界摄影师和信息化工作者（还有美术馆界同仁参加会议）充分了解了专业数字摄影设备的性能、效果、使用方式，促使中国博物馆界以较快的速度转为全面采用数字方式拍摄。十年来，这个论坛每届设立一个主题，论坛主题已涉及数字影像拍摄、色彩管理、影像数据库管理、影像数据经营、多媒体展示、网站建设以及新技术设备等广泛领域。论坛帮助国内业务人员在理念、技术、知识等方面与国际同行保持同步，已经成为全国文物摄影师、信息化工作者进行技术培训、交流、研讨的重要平台。除首都博物馆外，广东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扬州博物馆都为论坛的举办提供了重要支持。
究其根本，那些实物形态的文物终究是会消失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最重要的是使文化遗产深入人心。摄影让文物由眼及心，众多文物摄影工作者正在、并已经用自己的努力证明：摄影是使文化遗产深入人心的好方法，是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之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