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15年多，社會內外形勢，發生巨大的變化，新舊問題交織。司長上任不足4個月，新團隊需要一定時間磨合，社會也期望司長提出有效的措施，推進行政改革。
　　公務員人數翻倍，規模不斷擴大，開支大增，除了客觀的因素之外，據公務員內部人士反映的主要問題是：
　　笫一，職位錯配，高低級職位的工作，互相錯配不同職程的人員，低級的工作，高級人士去做，高級的工作，職位低的人做，拉低效率。例如：包括文職人員以及軍事化人員，“散仔”做上司嘅嘢，部門長官，可能只做打字員的工作，職位與工作待遇不相稱，但這種情況卻長期存在。
　　笫二，本來一個人就可以做的事，往往要一群人去做，浪費人力物力。例如：有個車輛檢驗部門，曾經請的人多到無地方企，被笑為“人比辦公枱多”；一些部門，有時突然增設甚麽工作小組，請來一群高職稱的人，但卻做一兩個普通職員就可以搞掂的事。
　　笫三，任人唯親。“山頭主義”、“官僚主義”下，加上“契爺文化”，只要有裙帶關係，就可從利用調職、換崗，甚至是讀書後“墨水都未幹”，就可以升職加薪，但所做的仍然是原來的工作。
　　如此等等，政府意識到問題所在，提出“精兵簡政”，理念是正確的。對於如何衡量公務員的適度規模，上一任陳司長在施政辯論回覆中表示，“按科學研究，如果公務員支出，佔政府總開支低於兩成，是可以接受的”，並以當年的預算計算，得出澳門的有關開支，在可接受範圍之內。
　　但是，由於澳門預算執行率偏低，賬面預算往往存在虛高的現象，每年實際開支遠遠小於預算。比如講，在2013年，預算案中，人員開支146.7億，一般綜合開支779億，人員開支的比重是18.8%，低於兩成；而預算實際執行情況是，人員開支133.5億，一般綜合開支514億，有關比重是26%，已經超過兩成，這個不包括退休公務員、特殊機構公務員的人事支出，如果全部計入去，比重可能更高。由澳門的實際情況來看，以預算開支的兩成，作為衡量公務員規模的標準，是不是科學，有待商榷。
　　簡化行政程序，從優化服務承諾、簡化法定程序開始
　　澳門行政程序繁複，廣受社會批評。以中央招聘為例，總共有34個程序，我計了一條數，走完這些程序就要269日，其中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節假日，仲有4個程序要“視考試人數而定”。跟足程序去做，整個過程應該超過一年多。某一環節，如果遇到有人上訴，可能要花三個月。這些行政程序首先應該縮短、合併。
　　現在，完成一項行政程序，大部分部門都有服務承諾或一些法定的時間。比如，向民署申請飲食場所牌照，申請人除了要交幾十種需要跨部門審查的文件、圖紙之外，不計申請工程准照及施工期，審批也要六七十天，甚至更長時間。在澳門，如果不委託專業代理人辦牌，申請人真係“頭痕”。即使請人代辦，開一間細飲食店，也要等好幾個月，如果間舖是租的，可能未開業就要執笠。這種服務承諾是不是有效率？是不是同扶持中小企的理念背道而馳？
　　優化制度保障，問責和激勵並行
　　政府換屆，官員輪替是正常現象，但是，大批局級官員以病假、退休、返回原職等理由卸任，導致大量局級職位由副職代任，大量局長、主任職位空缺，會不會影響政府正常運作？特別是工務範疇，一些廣受爭議的公共工程主管官員離職，社會質疑，問責不似問責，這樣，會不會影響工程進展？如果出現問題，問責的對象又是誰？現在的官員任免制度首先需要檢討。
　　另一方面，公務員有編制內、合同制的區別，在現有的制度下，合同制公務員只能“一個蘿蔔一個坑”，無法橫向調動，一旦被委任為領導或主管職務，就會失去合同人員的身份，委任期一結束，就變成失業。這種制度安排，導致一有新的服務推出，就要增加一批新人，使得公務員人數不斷膨脹，同時，也嚴重阻礙合同制公務員向上流動。本人認為，任免官員要權責相當，問責與激勵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