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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中，由粵港澳共同承辦的第十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論壇暨經貿洽談會（泛珠大會）在廣州舉行，作為在十周年歷史節點上召開的一次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盛會，又正值中國經濟發展放緩、經濟增長方式面臨調整之際，總結經驗、展望未來，無疑成爲本屆大會最大的價值所在。10年來，透過泛珠大會的平臺，泛珠合作結出了累累碩果：合作機制日益健全，合作方式不斷創新，合作內涵愈加豐富，合作優勢越發凸顯。
泛珠區域以珠江水系爲紐帶，涵蓋了廣東、福建、江西、湖南等內地9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即（9+2）合作模式。作爲泛珠合作的積極推動者，國家副總理汪洋曾指出，泛珠三角區域擁有全國五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三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總量，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泛珠”合作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是新時期內地與港澳建立更加緊密經濟關係的重要平臺。經過10年的發展，今天泛珠三角區域已成爲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一面旗幟，也是亞太地區沿海中心最大、最具成長性的潛在經濟腹地。
面對下一個10年，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此次“泛珠”各方共同發布了《泛珠三角區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2015年—2025年）》，鄭重提出要打造泛珠合作“升級版”，泛珠合作2.0版將成爲未來的發展方向，正如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所言：“我們要立足十年合作發展的堅實基礎，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把泛珠合作推向前進，推動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打造泛珠區域經濟共同體，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努力使泛珠合作進入國家‘十三五’規劃，上升爲國家戰略，爲全國發展大局作出更大的貢獻。”
歷史地看，生産的空間重組以及産業的跨境滲透是區域合作的主要推手。10年前，泛珠合作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産業轉型的必然産物，開創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新路徑，見證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和發展；10年後，泛珠合作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的制度演化而升級，將在融入國家整體戰略的過程中，面臨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和挑戰。
在區域經濟正快速內部整合與區域一體化發育成型的大勢下，澳門在“泛珠合作2.0版時代”如何深化合作，是澳門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如果說，過去10年的泛珠合作，澳門和其他同伴的合作主要是以項目爲紐帶，當然也是主要成果；那麼，在2.0時代，這種以項目爲合作平臺的模式將難以適應區域合作的動力需求，因此，在新一輪的合作浪潮中，澳門最值得審視的問題，就在於澳門在區域一體化的全新戰略定位。
可以從兩方面展開這個問題，其一，從微觀上看，澳門正進入“後賭權開放時代”，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使得澳門經濟進入盤整期，在泛珠2.0時代，澳門如何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從區域合作的被動配合者轉變爲積極的響應者，甚至引導者，將決定澳門的經濟升級和社會轉型；其二，從宏觀上看，泛珠合作2.0是迎合國家整體戰略的產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澳門又可以有哪些作為，從而奠定本澳在新一輪（9+2）合作中的核心地位？
一、以區域合作迎接
“後賭權開放時代”挑戰
10月初，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9月份本澳博彩整體毛收入爲255.64億澳門元，相比較於8月份的288.76億澳門元，按月下跌11.4%，相較於去年9月份，則是按年下跌11.7%，“毫無意外”地實現四連跌。10月底，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預計，10月份的賭收會繼續下跌，且跌幅會比9月份大，按年跌幅大於12%。觀察者普遍認爲，澳門賭業經歷了10年的高速發展後，現在或進入平穩期，今後賭收升幅收窄將成常態，零增長甚至負增長也漸成趨勢。我們認爲，賭收的下挫符合此前的判斷，10年前賭權開放帶來的“政策紅利”正逐步淡化，澳門或進入“後賭權開放時代”。
不得不承認，澳門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博彩業，而博彩業近十年的高速成長，則和當年的賭權開放不無關係。賭權開放對於澳門的意義，不亞於改革開放對於中國內地的意義。如今有足夠的數據說明，賭權開放的十多年來，成就了博彩業，刺激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也應該清醒的看到，因爲賭權開放所創造的經濟奇跡本來並不是沒有代價，作爲支柱産業的博彩業更不會無限期地簡單持續，甚至停滯的隱患早已存在，過去十多年間，多重利好政策的輪番刺激，顯然已有透支未來博彩業發展的風險。
尤為可怕的是，賭權開放的巨大成功，使本澳似乎遠離舉步維艱的經濟困境，樂尚“無爲而治”政府思想的行政當局，在物阜民豐、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中，也在思想深處暗自祈禱“一直這樣走下去”，僥幸化的樂觀淡漠了危機意識，是未雨綢繆，還是杞人憂天，當局舉棋不定。偏激一點的批評，只要賭收向好，對於所謂的經濟轉型，至少在政府那裏，缺乏基本的動力和壓力。因此，對於賭收下挫，從更宏大的角度看，其積極意義要勝於其消極意義，可以令社會各界冷靜地思考一下，在後賭權開放時代，今後本澳的經濟如何發展，新的增長點在哪裡？
事實上，賭權開放是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最偉大和最成功的經濟政策之一，“賭權開放”展示出的果敢和智慧，依舊是我們今後前行路上的必要信心和寶貴經驗。現在需要再次聚集更加徹底的變革的魄力和力度，如當年開放賭權一樣，打破窠臼、跳出拘囿，推動深層次的改革和發展。
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確立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貿易合作平臺”的發展定位，澳門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城市發展將朝著“一中心一平臺”方向穩步發展，澳門未來的發展重點也在於此，尤其在後賭權開放時代，這是澳門唯一的正確發展路徑，然而，“一中心一平臺”建設，如果缺乏區域合作，尤其是泛珠合作，將遇到重大挑戰，甚至淪為一紙空文。
從路徑建設上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是充分考慮到澳門旅遊産業的優勢以及現有博彩業的影響，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地提出和制定的長遠規劃，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澳門長期以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單一産業結構，實現澳門産業結構走向多元化的發展戰略目標。然而，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以澳門目前的狀況，建設世旅中心本身就會顯示出邏輯上的混亂，在博彩的“零和博弈”中，輸錢的遊客如何談得上休閒？堂堂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沒有一家主題公園，賭場內外，人滿爲患，購物像搶購，度假如拉練，憑什麽吸引全家度假旅遊？這種硬傷顯然不是空洞的口號和高調的政治熱情所能消弭的，然而，受制於土地資源等的限制，澳門並不能依靠自身來解決成長道路上的障礙，唯有藉助區域合作，尤其在粵澳合作中，充分利用橫琴的地理優勢，秉承差異和互補的原則，創造性地實現產業空間對接，促成産業轉型和升級。這是最好的辦法，也是唯一的。 國家把澳門建設成爲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臺的戰略定位，其戰略考慮的出發點，就在於是爲了充分發揮澳門長期以來與葡語國家在經貿、文化、語言以及廣泛的國際聯繫網路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把澳門再造成爲中葡經貿合作的紐帶和橋梁。去年11月，國家副總理汪洋蒞澳出席會議期間，強調中央支持澳門建設“三個中心”（葡語國家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商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更是將中葡平臺的作用清晰化和細節化。對此機遇，澳門不可簡單地看成為“中間聯繫人”的角色，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的年代，任何分量的“中間人”角色都註定是難以長久的，憑著和葡萄牙的歷史關係，在中葡之間賺翻譯費用，少說也是不求進取了。因此，澳門必須要有全新思路。
在泛珠2.0時代，合作各方將更加強調“擔當”，即以各自角色的獨特定位為泛珠發展注入新活力。這裡，澳門並非無力可為。比如，可以憑藉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粵方久攻不破的橫琴自貿區建設上，聯繫（9+2）合作方，乘著國家的政策東風，利用澳門的葡語國家橋頭堡作用，結合內地9省廣闊的市場腹地，倡導建設類似針對葡語國家的自貿區，豈不更有想像力？這不是不可商榷，關鍵在於本澳怎麼想。如果一直想著在橫琴拿地解決本澳居民的上樓問題或建設養老院，把橫琴當做澳門的後花園，試問一句，這對於橫琴的戰略定位有何裨益？橫琴一直有建設“金融島”的構想，作為區域內和香港具同等“金融自由港”地位的本澳，金融業雖不及香港那般發達，但絕對有兄弟省市不及的優勢所在，那麼，何不更積極一點、更主動一點參與，甚至主導橫琴金融島的建設？
泛珠合作，關鍵在於“合作”，這是一種雙向關係，就是要求合作各方既有索取，也有奉獻，所謂雙贏才能長久。尤其在泛珠2.0時代，內地九省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發生很大程度的轉變，資金的合作絕不會是最主要的方式，以土地出讓換來資金注入的招商方式註定被淘汰。因此，今後只有在合作中體現出各自的價值，才有資格繼續合作下去，一直假扮“會哭的孩子”要奶吃，怎能得到“小夥伴們”的尊重？在泛珠2.0時代，本澳是要“打醬油”，還是逆襲上位，實際已經上升到區域戰略層面。
二、國家戰略中的澳門機遇
《泛珠三角區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2015年-2025年）》中特別指出，泛珠區域作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建設的重點區域，面向未來深化合作符合國家的戰略部署。我們認為，這是泛珠合作2.0版的主要特點，也是本澳最大的機遇。
在國家的定位中，無論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是中葡貿易合作平臺，實際上都特別強調澳門的國際性，也就是說，要把“澳門的澳門”、“中國的澳門”推向“世界的澳門”，這個發展空間無疑是空前巨大的，而且能使澳門那段悠久而曲折的深厚歷史得以展現，並發揮它的優勢，從而成爲國際化經濟發展的新的重要平臺。
尤爲特別的是，“一中心一平臺”的戰略構想，充分融入進了澳門的城市優勢，即澳門獨特的城市文化。城市競爭的最後，其實就是文化的比拼。在未來的競爭和挑戰面前，或許澳門最後的法寶，也是別人不可能複製和借鑒的，正是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和民風，這是澳門的軟實力。一個城市的軟實力具體地表現爲城市的市民的素質、品位、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的民風、誠信、私人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尤其是澳門這樣的旅遊城市，“遠方吸引我們的不是遠方美麗的風景，而是遠方美麗的傳說”，對於每年三千萬人次的遊客而言，澳門值得一遊的不僅只是富麗堂皇的賭場，澳門400多年的家國海天夢、獨特的東西匯融的文化景觀，以及淡定、平實、淳樸的民風，這才是澳門的真正動人之處，也是澳門城市軟實力的核心部分。城市軟實力對於一座城市的生存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是引領城市發展的航標，而且是推動城市發展的引擎。
更重要的是，澳門城市文化中的東西方元素，不但可以成爲本澳相對比較優勢的魅力所在，而且在一個更宏大的歷史潮流中，澳門獨特而巨大的助力作用，將被世人重新審視和認識，澳門的價值將被重新挖掘。這個大潮流就是中國的崛起。放眼全球，如果以全世界爲一個經濟體，則把西方發達國家視爲世界經濟的“中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邊緣化”則從拉美到亞洲，再到非洲戰略價值遞減的圈層格局。近年來，儘管中國內陸依舊被各種滯礙所困擾，發展模式也遠非完美，但中國大陸的崛起已成不爭的事實，強大的國力已使13億人口的經濟體，正朝著世界中心的方向加速發展。美國的經濟學者也不得不承認，最晚到2030年左右，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成爲世界第一經濟體，儘管不是中國夢的全部，但至少也是中國夢的一部分，中國正在書寫自己的歷史，這一點必須把握！
在這個歷史性的過程中，澳門的真正機會就在於，必須保持在中國崛起道路上的節奏一致，保持和中國大陸的緊密融合和互動，與廣闊的內陸腹地形成産業結構上的優勢互補，資源分享，良性互動；並且在中國成爲世界中心的版圖上，爲自己留有一席之地，讓自己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從而創造性的把自己推向世界的最中心。
這個藍圖聽上去讓人激動。事實上，澳門未來發展的最大機會，也是澳門可持續發展的底氣，就是中國的崛起。在中國向世界中心前進的過程中，澳門或許可以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本澳著名學者吳志良博士指出的那樣“作爲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梁，澳門憑藉其歷史上一直擔當文化間對話平臺的角色，在協助中國走向世界時，應以促進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文化間對話爲側重點。與其他中國城市以作爲開拓與西方經貿關係爲重點比較，以文化爲開拓交往的側重點成爲澳門城市個性高度表現的‘澳門模式’長久以來不可被其他地方取代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國兩制’的方針不但保障了澳門具備多元社會身份認同的特色，而且將繼續成爲中國與西方相互理解和對話的理想公共空間，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中能擔當重要的角色，這也是澳門的真正價值所在。”這樣看來，澳門就絕不僅僅是一個經貿平臺，更是一個文化平臺，這裏將成爲中華文化價值輸出的中轉或緩衝，以一種更加平滑和柔和的方式，得到西方文化的認可和接受。
澳門新時期的真正價值由此伸發。“文化的澳門模式”背後，如果往深處思考，1840年以降華夏文明的中落，或許就此重新起航！歷史上，西方文明正是從這裏走進了古老的中國，幾百年後，東方的智慧再由此外延，滄海桑田、風水流轉，這是澳門的榮幸，也是澳門的責任！
泛珠區域以珠江水系爲紐帶，涵蓋了廣東、福建、江西、湖南等內地9省區和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即（9+2）合作模式。作爲泛珠合作的積極推動者，國家副總理汪洋曾指出，泛珠三角區域擁有全國五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三分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以上的經濟總量，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泛珠”合作是適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是新時期內地與港澳建立更加緊密經濟關係的重要平臺。經過10年的發展，今天泛珠三角區域已成爲中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一面旗幟，也是亞太地區沿海中心最大、最具成長性的潛在經濟腹地。
面對下一個10年，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此次“泛珠”各方共同發布了《泛珠三角區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2015年—2025年）》，鄭重提出要打造泛珠合作“升級版”，泛珠合作2.0版將成爲未來的發展方向，正如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所言：“我們要立足十年合作發展的堅實基礎，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把泛珠合作推向前進，推動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打造泛珠區域經濟共同體，增強區域經濟競爭力，努力使泛珠合作進入國家‘十三五’規劃，上升爲國家戰略，爲全國發展大局作出更大的貢獻。”
歷史地看，生産的空間重組以及産業的跨境滲透是區域合作的主要推手。10年前，泛珠合作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産業轉型的必然産物，開創了經濟增長方式的新路徑，見證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和發展；10年後，泛珠合作伴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的制度演化而升級，將在融入國家整體戰略的過程中，面臨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和挑戰。
在區域經濟正快速內部整合與區域一體化發育成型的大勢下，澳門在“泛珠合作2.0版時代”如何深化合作，是澳門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如果說，過去10年的泛珠合作，澳門和其他同伴的合作主要是以項目爲紐帶，當然也是主要成果；那麼，在2.0時代，這種以項目爲合作平臺的模式將難以適應區域合作的動力需求，因此，在新一輪的合作浪潮中，澳門最值得審視的問題，就在於澳門在區域一體化的全新戰略定位。
可以從兩方面展開這個問題，其一，從微觀上看，澳門正進入“後賭權開放時代”，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使得澳門經濟進入盤整期，在泛珠2.0時代，澳門如何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從區域合作的被動配合者轉變爲積極的響應者，甚至引導者，將決定澳門的經濟升級和社會轉型；其二，從宏觀上看，泛珠合作2.0是迎合國家整體戰略的產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澳門又可以有哪些作為，從而奠定本澳在新一輪（9+2）合作中的核心地位？
一、以區域合作迎接
“後賭權開放時代”挑戰
10月初，澳門博彩監察協調局公佈，9月份本澳博彩整體毛收入爲255.64億澳門元，相比較於8月份的288.76億澳門元，按月下跌11.4%，相較於去年9月份，則是按年下跌11.7%，“毫無意外”地實現四連跌。10月底，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預計，10月份的賭收會繼續下跌，且跌幅會比9月份大，按年跌幅大於12%。觀察者普遍認爲，澳門賭業經歷了10年的高速發展後，現在或進入平穩期，今後賭收升幅收窄將成常態，零增長甚至負增長也漸成趨勢。我們認爲，賭收的下挫符合此前的判斷，10年前賭權開放帶來的“政策紅利”正逐步淡化，澳門或進入“後賭權開放時代”。
不得不承認，澳門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博彩業，而博彩業近十年的高速成長，則和當年的賭權開放不無關係。賭權開放對於澳門的意義，不亞於改革開放對於中國內地的意義。如今有足夠的數據說明，賭權開放的十多年來，成就了博彩業，刺激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也應該清醒的看到，因爲賭權開放所創造的經濟奇跡本來並不是沒有代價，作爲支柱産業的博彩業更不會無限期地簡單持續，甚至停滯的隱患早已存在，過去十多年間，多重利好政策的輪番刺激，顯然已有透支未來博彩業發展的風險。
尤為可怕的是，賭權開放的巨大成功，使本澳似乎遠離舉步維艱的經濟困境，樂尚“無爲而治”政府思想的行政當局，在物阜民豐、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中，也在思想深處暗自祈禱“一直這樣走下去”，僥幸化的樂觀淡漠了危機意識，是未雨綢繆，還是杞人憂天，當局舉棋不定。偏激一點的批評，只要賭收向好，對於所謂的經濟轉型，至少在政府那裏，缺乏基本的動力和壓力。因此，對於賭收下挫，從更宏大的角度看，其積極意義要勝於其消極意義，可以令社會各界冷靜地思考一下，在後賭權開放時代，今後本澳的經濟如何發展，新的增長點在哪裡？
事實上，賭權開放是澳門特區政府成立後，最偉大和最成功的經濟政策之一，“賭權開放”展示出的果敢和智慧，依舊是我們今後前行路上的必要信心和寶貴經驗。現在需要再次聚集更加徹底的變革的魄力和力度，如當年開放賭權一樣，打破窠臼、跳出拘囿，推動深層次的改革和發展。
國家十二五規劃中，確立澳門“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濟貿易合作平臺”的發展定位，澳門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城市發展將朝著“一中心一平臺”方向穩步發展，澳門未來的發展重點也在於此，尤其在後賭權開放時代，這是澳門唯一的正確發展路徑，然而，“一中心一平臺”建設，如果缺乏區域合作，尤其是泛珠合作，將遇到重大挑戰，甚至淪為一紙空文。
從路徑建設上看，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是充分考慮到澳門旅遊産業的優勢以及現有博彩業的影響，審時度勢、因勢利導地提出和制定的長遠規劃，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澳門長期以來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單一産業結構，實現澳門産業結構走向多元化的發展戰略目標。然而，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以澳門目前的狀況，建設世旅中心本身就會顯示出邏輯上的混亂，在博彩的“零和博弈”中，輸錢的遊客如何談得上休閒？堂堂的世界旅遊休閒中心，沒有一家主題公園，賭場內外，人滿爲患，購物像搶購，度假如拉練，憑什麽吸引全家度假旅遊？這種硬傷顯然不是空洞的口號和高調的政治熱情所能消弭的，然而，受制於土地資源等的限制，澳門並不能依靠自身來解決成長道路上的障礙，唯有藉助區域合作，尤其在粵澳合作中，充分利用橫琴的地理優勢，秉承差異和互補的原則，創造性地實現產業空間對接，促成産業轉型和升級。這是最好的辦法，也是唯一的。 國家把澳門建設成爲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臺的戰略定位，其戰略考慮的出發點，就在於是爲了充分發揮澳門長期以來與葡語國家在經貿、文化、語言以及廣泛的國際聯繫網路等方面的獨特優勢，把澳門再造成爲中葡經貿合作的紐帶和橋梁。去年11月，國家副總理汪洋蒞澳出席會議期間，強調中央支持澳門建設“三個中心”（葡語國家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商品集散中心和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更是將中葡平臺的作用清晰化和細節化。對此機遇，澳門不可簡單地看成為“中間聯繫人”的角色，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的年代，任何分量的“中間人”角色都註定是難以長久的，憑著和葡萄牙的歷史關係，在中葡之間賺翻譯費用，少說也是不求進取了。因此，澳門必須要有全新思路。
在泛珠2.0時代，合作各方將更加強調“擔當”，即以各自角色的獨特定位為泛珠發展注入新活力。這裡，澳門並非無力可為。比如，可以憑藉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粵方久攻不破的橫琴自貿區建設上，聯繫（9+2）合作方，乘著國家的政策東風，利用澳門的葡語國家橋頭堡作用，結合內地9省廣闊的市場腹地，倡導建設類似針對葡語國家的自貿區，豈不更有想像力？這不是不可商榷，關鍵在於本澳怎麼想。如果一直想著在橫琴拿地解決本澳居民的上樓問題或建設養老院，把橫琴當做澳門的後花園，試問一句，這對於橫琴的戰略定位有何裨益？橫琴一直有建設“金融島”的構想，作為區域內和香港具同等“金融自由港”地位的本澳，金融業雖不及香港那般發達，但絕對有兄弟省市不及的優勢所在，那麼，何不更積極一點、更主動一點參與，甚至主導橫琴金融島的建設？
泛珠合作，關鍵在於“合作”，這是一種雙向關係，就是要求合作各方既有索取，也有奉獻，所謂雙贏才能長久。尤其在泛珠2.0時代，內地九省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發生很大程度的轉變，資金的合作絕不會是最主要的方式，以土地出讓換來資金注入的招商方式註定被淘汰。因此，今後只有在合作中體現出各自的價值，才有資格繼續合作下去，一直假扮“會哭的孩子”要奶吃，怎能得到“小夥伴們”的尊重？在泛珠2.0時代，本澳是要“打醬油”，還是逆襲上位，實際已經上升到區域戰略層面。
二、國家戰略中的澳門機遇
《泛珠三角區域深化合作共同宣言（2015年-2025年）》中特別指出，泛珠區域作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建設的重點區域，面向未來深化合作符合國家的戰略部署。我們認為，這是泛珠合作2.0版的主要特點，也是本澳最大的機遇。
在國家的定位中，無論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是中葡貿易合作平臺，實際上都特別強調澳門的國際性，也就是說，要把“澳門的澳門”、“中國的澳門”推向“世界的澳門”，這個發展空間無疑是空前巨大的，而且能使澳門那段悠久而曲折的深厚歷史得以展現，並發揮它的優勢，從而成爲國際化經濟發展的新的重要平臺。
尤爲特別的是，“一中心一平臺”的戰略構想，充分融入進了澳門的城市優勢，即澳門獨特的城市文化。城市競爭的最後，其實就是文化的比拼。在未來的競爭和挑戰面前，或許澳門最後的法寶，也是別人不可能複製和借鑒的，正是這塊土地上的文化和民風，這是澳門的軟實力。一個城市的軟實力具體地表現爲城市的市民的素質、品位、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以及城市的民風、誠信、私人和公共服務等方面。尤其是澳門這樣的旅遊城市，“遠方吸引我們的不是遠方美麗的風景，而是遠方美麗的傳說”，對於每年三千萬人次的遊客而言，澳門值得一遊的不僅只是富麗堂皇的賭場，澳門400多年的家國海天夢、獨特的東西匯融的文化景觀，以及淡定、平實、淳樸的民風，這才是澳門的真正動人之處，也是澳門城市軟實力的核心部分。城市軟實力對於一座城市的生存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不僅是引領城市發展的航標，而且是推動城市發展的引擎。
更重要的是，澳門城市文化中的東西方元素，不但可以成爲本澳相對比較優勢的魅力所在，而且在一個更宏大的歷史潮流中，澳門獨特而巨大的助力作用，將被世人重新審視和認識，澳門的價值將被重新挖掘。這個大潮流就是中國的崛起。放眼全球，如果以全世界爲一個經濟體，則把西方發達國家視爲世界經濟的“中心”，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邊緣化”則從拉美到亞洲，再到非洲戰略價值遞減的圈層格局。近年來，儘管中國內陸依舊被各種滯礙所困擾，發展模式也遠非完美，但中國大陸的崛起已成不爭的事實，強大的國力已使13億人口的經濟體，正朝著世界中心的方向加速發展。美國的經濟學者也不得不承認，最晚到2030年左右，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成爲世界第一經濟體，儘管不是中國夢的全部，但至少也是中國夢的一部分，中國正在書寫自己的歷史，這一點必須把握！
在這個歷史性的過程中，澳門的真正機會就在於，必須保持在中國崛起道路上的節奏一致，保持和中國大陸的緊密融合和互動，與廣闊的內陸腹地形成産業結構上的優勢互補，資源分享，良性互動；並且在中國成爲世界中心的版圖上，爲自己留有一席之地，讓自己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從而創造性的把自己推向世界的最中心。
這個藍圖聽上去讓人激動。事實上，澳門未來發展的最大機會，也是澳門可持續發展的底氣，就是中國的崛起。在中國向世界中心前進的過程中，澳門或許可以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本澳著名學者吳志良博士指出的那樣“作爲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梁，澳門憑藉其歷史上一直擔當文化間對話平臺的角色，在協助中國走向世界時，應以促進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文化間對話爲側重點。與其他中國城市以作爲開拓與西方經貿關係爲重點比較，以文化爲開拓交往的側重點成爲澳門城市個性高度表現的‘澳門模式’長久以來不可被其他地方取代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國兩制’的方針不但保障了澳門具備多元社會身份認同的特色，而且將繼續成爲中國與西方相互理解和對話的理想公共空間，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進程中能擔當重要的角色，這也是澳門的真正價值所在。”這樣看來，澳門就絕不僅僅是一個經貿平臺，更是一個文化平臺，這裏將成爲中華文化價值輸出的中轉或緩衝，以一種更加平滑和柔和的方式，得到西方文化的認可和接受。
澳門新時期的真正價值由此伸發。“文化的澳門模式”背後，如果往深處思考，1840年以降華夏文明的中落，或許就此重新起航！歷史上，西方文明正是從這裏走進了古老的中國，幾百年後，東方的智慧再由此外延，滄海桑田、風水流轉，這是澳門的榮幸，也是澳門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