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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托尼·莫里森是当代美国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其作品《最蓝的眼睛》中的乔利和《宠儿》中的保罗·D有着相似的痛苦经历但却有着不同的结局。本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剖析二人的人格和行为动因，揭示在奴隶制和白人文化霸权下黑人扭曲的人格和彷徨、痛苦的精神世界。
关键词：保罗·D 乔利 精神分析 人格 自我防御机制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其作品主要描写了美国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下的真实生活，并深刻剖析了黑人特别是女性黑人精神世界中自我的挣扎和追寻。
小说《宠儿》展现了19世纪残酷的奴隶制摧残了黑人的身心，而这种摧残即使在废除奴隶制后依然折磨着他们的心灵。《最蓝的眼睛》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大萧条时代。奴隶制虽然已经被废除，但是整个社会对黑人的欺辱、歧视以及黑人自己对自身的否定却深深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宠儿》中的保罗·D 和《最蓝的眼睛》中的乔利在两部作品中所处的时代虽相隔近百年，但二人在白人霸权下却都受到了极大的心灵创伤，过着行尸走肉式的生活，最终保罗·D走出了心灵的困境，找回了自我；而乔利却人性扭曲彻底迷失了自我，凄凉地死在了贫民救济所。二人虽然经历相似但却有着不同的结局，这与他们自身的人格构成和“自我”面对焦虑时所使用的防御机制有着重要的联系。本文将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保罗·D和乔利的人格和行为动因，揭示奴隶制和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身心的伤害和扭曲。
二 飓风中摇曳的“灵魂”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最原始的本能，属于无意识部分，仅受自然规律及生理规律的支配，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是社会的产物，属于意识部分，他在“本我”与“超我”和现实社会间起调节的作用。“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对“自我”和“本我”起着监督的作用。“跟先天性的‘本我’恰恰相反，它是后天形成的；父母、教师、社会的影响和教育是‘超我’的本源。”
保罗·D是一个生活在农场主加纳建造的“甜蜜之家”里的黑人奴隶。他从小就没有父母、没受到教育而且与现实社会隔绝，所以他的“超我”的形成基本上源于前后两个奴隶主的影响。首先，加纳先生是一个“父家长温情主义”的白人，他给予甜蜜之家的奴隶们可以拿枪和提建议等几乎和白人等同的权利，并努力把他们培养成“男子汉”。加纳使保罗·D习惯了服从并形成了道德观念，他克制了自身的性本能，没有肆意侵犯黑人姑娘塞丝。他觉得在加纳眼中看到的自己是“正直”的，是加纳使他认识到了他应该是个忠于主人、有克制、有自主意识、能够得到自由权利的“男子汉”。而当时的奴隶制却将奴隶视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奴隶主完全掌握奴隶的生命。从这一点看，保罗·D是只能生活在伊甸园中的“男子汉”。加纳先生过世后，第二位奴隶主“学校教师”来到农场。他告诉保罗·D他只不过是“无自由意识的牲畜”和“待价而沽的商品”。从此，保罗·D被剥夺了思想，从男子汉变成了小孩子。他开始怀疑男子汉观念只是加纳编造的谎言，内心的道德标准开始变得混乱，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在“超我”混乱后，他的个性开始变得怯懦无主见，内心也处在矛盾之中。这使得他在黑尔和西科索计划逃跑时一再犹豫；在他和西科索被抓住时竟然闻到了空气中的芳香，感受到草的柔软；后来被戴上“马嚼子”，他的眼中也没有其他人那样的疯狂；从砸石场逃出后，他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他南北战争中没有立场地为两方军队都做过事。
乔利也有着凄凉的身世，他的父母不愿承担责任而先后抛弃了他，他只能从小和吉米姨婆一起生活。没有了父母的教养，他的“超我”的形成则来自于吉米姨婆、布鲁杰克和周围的社会。20世纪的美国是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白人是权力、力量和美的象征，黑人则是卑贱而丑陋的。吉米姨婆是个善良而传统的黑人女性，她对白人极其恭顺，这形成了乔利以白人为尊的道德准则。他和吉米姨婆睡在一张床上，使得他从小就缺乏伦理道德观念。同时，他的身边还有像布鲁杰克一样的黑人男性。他给乔利讲女人、打斗以及黑人解放宣言。特别是当他看到黑人父亲把西瓜高举过头的“两条粗臂”和摔碎的西瓜，使他想到了“魔鬼的模样”和“粉碎的地球”并为之兴奋和崇拜。正因为这样的“超我”也形成了他对白人既惧怕又有着对暴力崇拜的性格。他对遗弃他的父亲表示理解并在女友怀孕时逃跑；在吉米姨婆的葬礼上和一个黑人女孩交欢以及强奸了自己的女儿，都是他“超我”下的产物。
三 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和放浪形骸的“自由人”
当自我受到外界的人或者是环境因素的威胁而引起强烈的焦虑和罪恶感时，焦虑将无意识地激活一系列的防御机制，以某种歪曲现实的方式来保护自我，缓和或消除不安和痛苦。其中“压抑”是指把那些不能被意识所接受的冲动、观念或回忆、情感等压抑到潜意识中去。“躯体化”是把精神上的痛苦、焦虑转化为躯体症状表现出来，从而避开心理的焦虑和痛苦；“置换”是指对某一对象的情感，因某种原因（发生危险或不合乎社会习惯）无法向其直接表现，于是就转移到其他较安全或易被大家接受的对象身上，从而使自己的情感得到宣泄。
在面对奴隶制下生存的危机、目睹了保罗·A被吊死、西科索被烧死、黑尔精神崩溃及自己被戴上马嚼子后，保罗·D的“自我”因无法面对和处理现实的问题而将他向往自由和尊严的“红心”压抑到无意识中并顺从地被“学校教师”折磨并卖掉。可“被压抑的意识虽不能随时回忆，但可通过其他心理机制的作用以伪装的形式出现”。这正是保罗·D在被卖给“白兰地酒”时企图杀死这个男人，就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以身试法”的原因。之后，保罗·D 作为罪犯被关在了“地下囚笼”，白天在“砸石场”里像牲口一样地工作。被压抑的痛苦以“躯体化”的颤抖表现了出来，并被“置换”到了抡动大锤并想象着是在把工头的身体砸成肉酱，只有这样他的手才不会颤抖。在他跟随其他的囚犯从“砸石场”逃出来之后的7年中，保罗·D将他的痛苦记忆和信念的纠结埋藏在他胸口的烟盒里，他的手不敢去触碰，更不敢去面对。“自我”顺从于他的“本我”在社会中过着只有“走路、吃饭、做事、睡觉和性交”的行尸走肉的生活，“否则他就会沉溺在黑尔的面孔和西科索的大笑，就会回忆起在地下囚笼的颤抖”。弗洛伊德认为，“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能谈论自己的过去”。所以，此时的保罗·D处在癔症的人格扭曲之中。
乔利的人格扭曲也发生在创伤之后。他在第一次与黑人女孩达林做爱时被两个持枪的白人猎手看见，他们用猎枪命令他们在他们的观看下继续。乔利在此之后，生理一度出现问题，心理也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自我”无法在白人文化霸权的社会里满足“本我”的需要而变得焦虑。由于对白人的惧怕，他无法向白人宣泄心中的愤怒，在自我防御机制的“置换”作用下，他将对白人的“无法表达的仇恨以及无法实现的欲望”转移到了对达林的厌恶、对妻子保琳的大打出手和烧毁自家的房屋上。他在受到白人羞辱之后，渴望得到父亲的庇护来抚平心中的创伤，并找回作为黑人的信心。可当他终于找到父亲之后却遭到了父亲的训斥辱骂，他像孩子一样小便失禁，这是他心灵受到极大创伤后身体无意识的“退化”反映。他在白人侮辱和父亲再度抛弃后人格扭曲并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他的“自我”完全屈从于“本我”的控制，放浪形骸地实现了“绝对的自由”。
四 保罗·D的重生与乔利的毁灭
保罗·D和乔利都受着“本我”的支配而游荡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并都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女人，可在此之后两人却走上了背道而驰的心理旅程。
保罗·D一直暗恋同在“甜蜜之家”生活过的塞丝，他不远万里来到了塞丝的家，渴望和她共同生活。他对塞丝的爱慕和渴望实际上源于塞丝坚强和抗争的灵魂，而这正是他所缺少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过去和创伤，在他再次遇到塞丝时，他感到“他的头脑中封闭的部分像上了油的锁一样开了”，与其说这时他许诺塞丝他能陪着塞丝一起创造新的生活，不如说他是从塞丝身上看到了他重生的希望，这正是不自觉的心理治疗过程。自从他来到124号之后，他压抑的记忆被不断地唤醒。塞丝对她自身痛苦经历的回忆和倾诉与他所压抑的痛苦记忆极其相似。“有意识的‘重现回忆’意味着重构过去。通过动态性质的‘重现回忆’，当事人最终得以摆脱过去事件的阴影，治愈心理创伤。把自我主要通过语言或辅以其他方式表达出来的叙事治疗是精神治疗的主要方式。”保罗·D正是在无意识中以叙事治疗的方式来唤醒自己的全部心理过程。被塞丝杀死的幼女宠儿的出现更使保罗·D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己和那段痛苦的记忆。宠儿象征着过去奴隶制下的残酷历史，她引诱了保罗·D并让他大声呼喊她的名字。保罗·D在“本我”的驱使下与宠儿发生了关系并在不断呼喊她的名字的同时触碰到了自己问题的核心。他一遍遍呼喊的“红心，红心”，正是他面对自己懦弱的过去和开始找回真正的自我“黑人性”的过程。他开始反思了自己是否像“学校教师”所说的只是没有道德原则的牲口，并以他一直秉承奴隶的“爱要一点点”并不能理解塞丝过浓的爱为理由逃离了塞丝的家。在保罗·D真正进入了黑人社区并自我反思的日子里，他重新回忆起黑尔、西科索的男子气概并深感自己的不足，意识到了他自己也是个有平等权利的人而痛苦地呐喊到：“为什么奴隶要承受这么多的罪，凭什么？凭什么？”在正视了过去和自我之后，保罗·D重新回到了塞丝的家，“他归来和出走的路线刚好相反”，正体现了他重构自我的心理历程。在黑人的社区里，保罗·D的“超我”不再混乱，“本我”、“自我”和“超我”达到了平衡，他的独立人格终于形成了。保罗·D以他的凤凰涅带来了塞丝的新生，他将他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并紧紧握住塞丝的手指告诉她：“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
保罗·D和塞丝的感情使他获得了重生，而乔利和保琳的婚姻却使乔利彻底地毁灭了。保琳的跛脚、土气与无知使他从自卑感中解脱出来，他试图找回“自我”并燃起他对幸福的向往。他们来到了新兴的俄亥俄州——这个有着不同种族杂居的小镇，开始了新的生活。乔利在钢厂上班，可是这里的有色人种和白人一样歧视和羞辱黑人；同时进城后的保琳成为了白人文化的忠实崇拜者，她花大把的钱模仿白人的穿着并整日沉迷于白人电影中。当她成为了白人家的奴仆后，她便瞧不起乔利和孩子们。在社会和妻子的歧视下，乔利整日借酗酒来忘记一切的羞辱，借与保琳的打斗来发泄对社会的愤懑。当他又一次酒醉回家后看见了正在刷盘子的女儿佩克拉时，“自责与无能汇成一曲狂暴的二重奏”的他的“自我”，在内疚和“本我”欲望的驱使下，在毫无伦理道德感的“超我”的监督下，本着让女儿快乐的想法强暴了她。最终，乔利精神失常烧毁了自家的房屋并死在了贫民收容所。
五 结语
莫里森笔下的保罗·D和乔利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和20世纪这两个不同时代黑人的精神世界，保罗·D和乔利与莫里森笔下的女性一样承受奴隶制度和社会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身心的摧残和价值观的异化所导致的自我人格扭曲的悲剧。通过他们，莫里森表达了其创作的最终目的：黑人只有以本民族的文化为支撑，真实地面对自我并运用积极的自我防御机制，才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自尊自信地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何仲生、余凤高：《弗洛伊德：文明的代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3] 托尼·莫里森，潘乐、格雷译：《宠儿》，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4] 托尼·莫里森，陈苏东、胡允译：《最蓝的眼睛》，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界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徐晓飞，女，1979—，黑龙江牡丹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教学法，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大学。
关键词：保罗·D 乔利 精神分析 人格 自我防御机制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托尼·莫里森是美国当代杰出的黑人女作家，其作品主要描写了美国黑人在白人主流文化下的真实生活，并深刻剖析了黑人特别是女性黑人精神世界中自我的挣扎和追寻。
小说《宠儿》展现了19世纪残酷的奴隶制摧残了黑人的身心，而这种摧残即使在废除奴隶制后依然折磨着他们的心灵。《最蓝的眼睛》的故事背景发生在20世纪初的美国大萧条时代。奴隶制虽然已经被废除，但是整个社会对黑人的欺辱、歧视以及黑人自己对自身的否定却深深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宠儿》中的保罗·D 和《最蓝的眼睛》中的乔利在两部作品中所处的时代虽相隔近百年，但二人在白人霸权下却都受到了极大的心灵创伤，过着行尸走肉式的生活，最终保罗·D走出了心灵的困境，找回了自我；而乔利却人性扭曲彻底迷失了自我，凄凉地死在了贫民救济所。二人虽然经历相似但却有着不同的结局，这与他们自身的人格构成和“自我”面对焦虑时所使用的防御机制有着重要的联系。本文将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保罗·D和乔利的人格和行为动因，揭示奴隶制和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身心的伤害和扭曲。
二 飓风中摇曳的“灵魂”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其中，“本我”是最原始的本能，属于无意识部分，仅受自然规律及生理规律的支配，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是社会的产物，属于意识部分，他在“本我”与“超我”和现实社会间起调节的作用。“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对“自我”和“本我”起着监督的作用。“跟先天性的‘本我’恰恰相反，它是后天形成的；父母、教师、社会的影响和教育是‘超我’的本源。”
保罗·D是一个生活在农场主加纳建造的“甜蜜之家”里的黑人奴隶。他从小就没有父母、没受到教育而且与现实社会隔绝，所以他的“超我”的形成基本上源于前后两个奴隶主的影响。首先，加纳先生是一个“父家长温情主义”的白人，他给予甜蜜之家的奴隶们可以拿枪和提建议等几乎和白人等同的权利，并努力把他们培养成“男子汉”。加纳使保罗·D习惯了服从并形成了道德观念，他克制了自身的性本能，没有肆意侵犯黑人姑娘塞丝。他觉得在加纳眼中看到的自己是“正直”的，是加纳使他认识到了他应该是个忠于主人、有克制、有自主意识、能够得到自由权利的“男子汉”。而当时的奴隶制却将奴隶视为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奴隶主完全掌握奴隶的生命。从这一点看，保罗·D是只能生活在伊甸园中的“男子汉”。加纳先生过世后，第二位奴隶主“学校教师”来到农场。他告诉保罗·D他只不过是“无自由意识的牲畜”和“待价而沽的商品”。从此，保罗·D被剥夺了思想，从男子汉变成了小孩子。他开始怀疑男子汉观念只是加纳编造的谎言，内心的道德标准开始变得混乱，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在“超我”混乱后，他的个性开始变得怯懦无主见，内心也处在矛盾之中。这使得他在黑尔和西科索计划逃跑时一再犹豫；在他和西科索被抓住时竟然闻到了空气中的芳香，感受到草的柔软；后来被戴上“马嚼子”，他的眼中也没有其他人那样的疯狂；从砸石场逃出后，他不知道要去向何方；他南北战争中没有立场地为两方军队都做过事。
乔利也有着凄凉的身世，他的父母不愿承担责任而先后抛弃了他，他只能从小和吉米姨婆一起生活。没有了父母的教养，他的“超我”的形成则来自于吉米姨婆、布鲁杰克和周围的社会。20世纪的美国是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白人是权力、力量和美的象征，黑人则是卑贱而丑陋的。吉米姨婆是个善良而传统的黑人女性，她对白人极其恭顺，这形成了乔利以白人为尊的道德准则。他和吉米姨婆睡在一张床上，使得他从小就缺乏伦理道德观念。同时，他的身边还有像布鲁杰克一样的黑人男性。他给乔利讲女人、打斗以及黑人解放宣言。特别是当他看到黑人父亲把西瓜高举过头的“两条粗臂”和摔碎的西瓜，使他想到了“魔鬼的模样”和“粉碎的地球”并为之兴奋和崇拜。正因为这样的“超我”也形成了他对白人既惧怕又有着对暴力崇拜的性格。他对遗弃他的父亲表示理解并在女友怀孕时逃跑；在吉米姨婆的葬礼上和一个黑人女孩交欢以及强奸了自己的女儿，都是他“超我”下的产物。
三 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和放浪形骸的“自由人”
当自我受到外界的人或者是环境因素的威胁而引起强烈的焦虑和罪恶感时，焦虑将无意识地激活一系列的防御机制，以某种歪曲现实的方式来保护自我，缓和或消除不安和痛苦。其中“压抑”是指把那些不能被意识所接受的冲动、观念或回忆、情感等压抑到潜意识中去。“躯体化”是把精神上的痛苦、焦虑转化为躯体症状表现出来，从而避开心理的焦虑和痛苦；“置换”是指对某一对象的情感，因某种原因（发生危险或不合乎社会习惯）无法向其直接表现，于是就转移到其他较安全或易被大家接受的对象身上，从而使自己的情感得到宣泄。
在面对奴隶制下生存的危机、目睹了保罗·A被吊死、西科索被烧死、黑尔精神崩溃及自己被戴上马嚼子后，保罗·D的“自我”因无法面对和处理现实的问题而将他向往自由和尊严的“红心”压抑到无意识中并顺从地被“学校教师”折磨并卖掉。可“被压抑的意识虽不能随时回忆，但可通过其他心理机制的作用以伪装的形式出现”。这正是保罗·D在被卖给“白兰地酒”时企图杀死这个男人，就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以身试法”的原因。之后，保罗·D 作为罪犯被关在了“地下囚笼”，白天在“砸石场”里像牲口一样地工作。被压抑的痛苦以“躯体化”的颤抖表现了出来，并被“置换”到了抡动大锤并想象着是在把工头的身体砸成肉酱，只有这样他的手才不会颤抖。在他跟随其他的囚犯从“砸石场”逃出来之后的7年中，保罗·D将他的痛苦记忆和信念的纠结埋藏在他胸口的烟盒里，他的手不敢去触碰，更不敢去面对。“自我”顺从于他的“本我”在社会中过着只有“走路、吃饭、做事、睡觉和性交”的行尸走肉的生活，“否则他就会沉溺在黑尔的面孔和西科索的大笑，就会回忆起在地下囚笼的颤抖”。弗洛伊德认为，“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能谈论自己的过去”。所以，此时的保罗·D处在癔症的人格扭曲之中。
乔利的人格扭曲也发生在创伤之后。他在第一次与黑人女孩达林做爱时被两个持枪的白人猎手看见，他们用猎枪命令他们在他们的观看下继续。乔利在此之后，生理一度出现问题，心理也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自我”无法在白人文化霸权的社会里满足“本我”的需要而变得焦虑。由于对白人的惧怕，他无法向白人宣泄心中的愤怒，在自我防御机制的“置换”作用下，他将对白人的“无法表达的仇恨以及无法实现的欲望”转移到了对达林的厌恶、对妻子保琳的大打出手和烧毁自家的房屋上。他在受到白人羞辱之后，渴望得到父亲的庇护来抚平心中的创伤，并找回作为黑人的信心。可当他终于找到父亲之后却遭到了父亲的训斥辱骂，他像孩子一样小便失禁，这是他心灵受到极大创伤后身体无意识的“退化”反映。他在白人侮辱和父亲再度抛弃后人格扭曲并放弃了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他的“自我”完全屈从于“本我”的控制，放浪形骸地实现了“绝对的自由”。
四 保罗·D的重生与乔利的毁灭
保罗·D和乔利都受着“本我”的支配而游荡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并都找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女人，可在此之后两人却走上了背道而驰的心理旅程。
保罗·D一直暗恋同在“甜蜜之家”生活过的塞丝，他不远万里来到了塞丝的家，渴望和她共同生活。他对塞丝的爱慕和渴望实际上源于塞丝坚强和抗争的灵魂，而这正是他所缺少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过去和创伤，在他再次遇到塞丝时，他感到“他的头脑中封闭的部分像上了油的锁一样开了”，与其说这时他许诺塞丝他能陪着塞丝一起创造新的生活，不如说他是从塞丝身上看到了他重生的希望，这正是不自觉的心理治疗过程。自从他来到124号之后，他压抑的记忆被不断地唤醒。塞丝对她自身痛苦经历的回忆和倾诉与他所压抑的痛苦记忆极其相似。“有意识的‘重现回忆’意味着重构过去。通过动态性质的‘重现回忆’，当事人最终得以摆脱过去事件的阴影，治愈心理创伤。把自我主要通过语言或辅以其他方式表达出来的叙事治疗是精神治疗的主要方式。”保罗·D正是在无意识中以叙事治疗的方式来唤醒自己的全部心理过程。被塞丝杀死的幼女宠儿的出现更使保罗·D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自己和那段痛苦的记忆。宠儿象征着过去奴隶制下的残酷历史，她引诱了保罗·D并让他大声呼喊她的名字。保罗·D在“本我”的驱使下与宠儿发生了关系并在不断呼喊她的名字的同时触碰到了自己问题的核心。他一遍遍呼喊的“红心，红心”，正是他面对自己懦弱的过去和开始找回真正的自我“黑人性”的过程。他开始反思了自己是否像“学校教师”所说的只是没有道德原则的牲口，并以他一直秉承奴隶的“爱要一点点”并不能理解塞丝过浓的爱为理由逃离了塞丝的家。在保罗·D真正进入了黑人社区并自我反思的日子里，他重新回忆起黑尔、西科索的男子气概并深感自己的不足，意识到了他自己也是个有平等权利的人而痛苦地呐喊到：“为什么奴隶要承受这么多的罪，凭什么？凭什么？”在正视了过去和自我之后，保罗·D重新回到了塞丝的家，“他归来和出走的路线刚好相反”，正体现了他重构自我的心理历程。在黑人的社区里，保罗·D的“超我”不再混乱，“本我”、“自我”和“超我”达到了平衡，他的独立人格终于形成了。保罗·D以他的凤凰涅带来了塞丝的新生，他将他们的故事放在一起，并紧紧握住塞丝的手指告诉她：“你自己才是最宝贵的”。
保罗·D和塞丝的感情使他获得了重生，而乔利和保琳的婚姻却使乔利彻底地毁灭了。保琳的跛脚、土气与无知使他从自卑感中解脱出来，他试图找回“自我”并燃起他对幸福的向往。他们来到了新兴的俄亥俄州——这个有着不同种族杂居的小镇，开始了新的生活。乔利在钢厂上班，可是这里的有色人种和白人一样歧视和羞辱黑人；同时进城后的保琳成为了白人文化的忠实崇拜者，她花大把的钱模仿白人的穿着并整日沉迷于白人电影中。当她成为了白人家的奴仆后，她便瞧不起乔利和孩子们。在社会和妻子的歧视下，乔利整日借酗酒来忘记一切的羞辱，借与保琳的打斗来发泄对社会的愤懑。当他又一次酒醉回家后看见了正在刷盘子的女儿佩克拉时，“自责与无能汇成一曲狂暴的二重奏”的他的“自我”，在内疚和“本我”欲望的驱使下，在毫无伦理道德感的“超我”的监督下，本着让女儿快乐的想法强暴了她。最终，乔利精神失常烧毁了自家的房屋并死在了贫民收容所。
五 结语
莫里森笔下的保罗·D和乔利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和20世纪这两个不同时代黑人的精神世界，保罗·D和乔利与莫里森笔下的女性一样承受奴隶制度和社会白人文化霸权对黑人身心的摧残和价值观的异化所导致的自我人格扭曲的悲剧。通过他们，莫里森表达了其创作的最终目的：黑人只有以本民族的文化为支撑，真实地面对自我并运用积极的自我防御机制，才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自尊自信地重新找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2] 何仲生、余凤高：《弗洛伊德：文明的代价》，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
[3] 托尼·莫里森，潘乐、格雷译：《宠儿》，南海出版公司，2006年版。
[4] 托尼·莫里森，陈苏东、胡允译：《最蓝的眼睛》，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
[5] 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尼·莫里森与二十世界美国黑人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徐晓飞，女，1979—，黑龙江牡丹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英语教学法，工作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