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祭祖见铜鼓
　　2016年9月15日，武宣县东乡镇新樟村村民韦新化、韦茂龄、韦汉斌三人到平岭村的山上祭祖时无意中发现地下埋藏有器物。
　　武宣东乡镇近年来大力发展种植油茶，平岭村在山上开展排水沟作业，深度大约半米。几位村民发现的器物正处于开挖水沟的边缘，埋藏的土层较浅。于是三人合力挖出器物，发现是一面铜鼓。
　　笔者听闻武宣县东乡镇新樟村群众挖得一面铜鼓，当即告知文物部门。于9月27日运至县博物馆收藏。该铜鼓高约0.75米，面径约0.71米，纹饰清晰精美，品相完好。
　　笔者将该铜鼓图片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潘汁（广西博物馆陈列研究二部主任，副研究馆员），潘汁主任看后初步判断：“这件是冷水冲型，铜鼓上的纹饰很精美，品相不错。沿黔江以下到西江多见，说明武宣是骆越人的故地，是古代铜鼓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之一。”后经文化部门组织自治区文物专家现场鉴定，认定此铜鼓为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的文物。
　　据1995年出版的《武宜县志》对“出土铜鼓”的记载：“东乡乡石崖村村民潘立章于1988年1月在村边挖塘泥打砖时，挖得铜鼓1个，高53厘米，面径73.5厘米，鼓面铸有立体青蛙4只和鹭鸶2个。主要纹饰有太阳纹、变形羽人纹、鹭鸟纹和眼状纹。属冷水冲型，东汉遗物。解放后，全县挖掘出土铜鼓14个，其中流往桂平县6个，贵县3个，柳州市博物馆3个，自治区博物馆1个，在县内保存1个。”由此算来，加上此次出土的铜鼓，武宣共出土铜鼓达15个之多。
　　铜鼓在古代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南方古代民族把铜鼓当作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制作铜鼓以百越中的骆越为多。《隋书·地理志》中记载："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都老”是壮语“老者”的意思，意为“头人”。
　　广西的铜鼓是壮族及其先民集冶金、铸造、美术、音乐等技艺成就于一身精心铸造的一种礼乐器。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对铜鼓的描述为“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踞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壁，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
　　铜鼓在古代常用于祭祀拜神、祈年求雨、节庆娱乐、发号集众和指挥作战，是社会财富和权威的集中体现，是广西民族文化的瑰宝和象征。
　　马援所获铜鼓在武宣（武仙）
　　《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出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这是史书中关于铜鼓的最早记载，它记录了东汉马援在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这一史实。《岭外代答》亦云：“按“广州记”云：’俚獠铸铜为鼓，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徐。’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马援何许人也？他又从岭南（骆越）何地而得铜鼓？
　　马援（公元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窦马村）人。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新朝王莽末年，为新成大尹（汉中太守），曾为陇右军阀隗嚣的属下，甚得隗器的信任。后归顺光武帝刘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岭南交趾叛乱，《后汉书·马援列传》载“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汉，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光武帝于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夏四月，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趾贼征侧等。”（《后汉书·光武帝记》）翌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于是领表悉平。”（《后汉书·南蛮西南蛮列传》）。马援因此官至伏波将军，因功封新息侯，被人尊称为“马伏波”后在岭南地区多建有庙用以纪念，武宣县勒马东乡河口的大藤庙据说就是纪念马援的。
　　关于马援获骆越铜鼓究竟在什么地点？现代学者们因找不到直接证据，莫衷一是，有多种论断。
　　宋代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方舆胜览》卷四十记载：“铜鼓山，在武仙县西十里，下有铜鼓濑，昔马援南征获骆越铜鼓。广化志：狸獠铸铜为鼓，惟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挂于庭，勉辰置酒招置同类，来者盈门。”明代《广西名胜记》也记载：“铜鼓濑，距县十里，昔马援南征得铜鼓于此……”由此可知，马援获骆越铜鼓地点为古代武仙县（今武宣县）铜鼓山至铜鼓濑一带。
　　因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潘汁主任所推断“武宣是骆越人的故地，是古代铜鼓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之一”的说法毫不为过！武宣古老的铜鼓文化值得人们去深深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