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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祭祖见铜鼓
2016年9月15日,武宣县东乡镇新樟村村民韦新化、韦茂龄、韦汉斌三人到平岭村的山上祭祖时无意中发现地下埋藏有器物。
武宣东乡镇近年来大力发展种植油茶,平岭村在山上开展排水沟作业,深度大约半米。几位村民发现的器物正处于开挖水沟的边缘,埋藏的土层较浅。于是三人合力挖出器物,发现是一面铜鼓。
笔者听闻武宣县东乡镇新樟村群众挖得一面铜鼓,当即告知文物部门。于9月27日运至县博物馆收藏。该铜鼓高约0.75米,面径约0.71米,纹饰清晰精美,品相完好。
笔者将该铜鼓图片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潘汁(广西博物馆陈列研究二部主任,副研究馆员),潘汁主任看后初步判断:“这件是冷水冲型,铜鼓上的纹饰很精美,品相不错。沿黔江以下到西江多见,说明武宣是骆越人的故地,是古代铜鼓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之一。”后经文化部门组织自治区文物专家现场鉴定,认定此铜鼓为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的文物。
据1995年出版的《武宜县志》对“出土铜鼓”的记载:“东乡乡石崖村村民潘立章于1988年1月在村边挖塘泥打砖时,挖得铜鼓1个,高53厘米,面径73.5厘米,鼓面铸有立体青蛙4只和鹭鸶2个。主要纹饰有太阳纹、变形羽人纹、鹭鸟纹和眼状纹。属冷水冲型,东汉遗物。解放后,全县挖掘出土铜鼓14个,其中流往桂平县6个,贵县3个,柳州市博物馆3个,自治区博物馆1个,在县内保存1个。”由此算来,加上此次出土的铜鼓,武宣共出土铜鼓达15个之多。
铜鼓在古代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南方古代民族把铜鼓当作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制作铜鼓以百越中的骆越为多。《隋书·地理志》中记载:"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都老”是壮语“老者”的意思,意为“头人”。
广西的铜鼓是壮族及其先民集冶金、铸造、美术、音乐等技艺成就于一身精心铸造的一种礼乐器。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对铜鼓的描述为“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踞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壁,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
铜鼓在古代常用于祭祀拜神、祈年求雨、节庆娱乐、发号集众和指挥作战,是社会财富和权威的集中体现,是广西民族文化的瑰宝和象征。
马援所获铜鼓在武宣(武仙)
《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出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这是史书中关于铜鼓的最早记载,它记录了东汉马援在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这一史实。《岭外代答》亦云:“按“广州记”云:’俚獠铸铜为鼓,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徐。’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马援何许人也?他又从岭南(骆越)何地而得铜鼓?
马援(公元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窦马村)人。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新朝王莽末年,为新成大尹(汉中太守),曾为陇右军阀隗嚣的属下,甚得隗器的信任。后归顺光武帝刘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岭南交趾叛乱,《后汉书·马援列传》载“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汉,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光武帝于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夏四月,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趾贼征侧等。”(《后汉书·光武帝记》)翌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于是领表悉平。”(《后汉书·南蛮西南蛮列传》)。马援因此官至伏波将军,因功封新息侯,被人尊称为“马伏波”后在岭南地区多建有庙用以纪念,武宣县勒马东乡河口的大藤庙据说就是纪念马援的。
关于马援获骆越铜鼓究竟在什么地点?现代学者们因找不到直接证据,莫衷一是,有多种论断。
宋代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方舆胜览》卷四十记载:“铜鼓山,在武仙县西十里,下有铜鼓濑,昔马援南征获骆越铜鼓。广化志:狸獠铸铜为鼓,惟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挂于庭,勉辰置酒招置同类,来者盈门。”明代《广西名胜记》也记载:“铜鼓濑,距县十里,昔马援南征得铜鼓于此……”由此可知,马援获骆越铜鼓地点为古代武仙县(今武宣县)铜鼓山至铜鼓濑一带。
因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潘汁主任所推断“武宣是骆越人的故地,是古代铜鼓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之一”的说法毫不为过!武宣古老的铜鼓文化值得人们去深深探寻。
2016年9月15日,武宣县东乡镇新樟村村民韦新化、韦茂龄、韦汉斌三人到平岭村的山上祭祖时无意中发现地下埋藏有器物。
武宣东乡镇近年来大力发展种植油茶,平岭村在山上开展排水沟作业,深度大约半米。几位村民发现的器物正处于开挖水沟的边缘,埋藏的土层较浅。于是三人合力挖出器物,发现是一面铜鼓。
笔者听闻武宣县东乡镇新樟村群众挖得一面铜鼓,当即告知文物部门。于9月27日运至县博物馆收藏。该铜鼓高约0.75米,面径约0.71米,纹饰清晰精美,品相完好。
笔者将该铜鼓图片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潘汁(广西博物馆陈列研究二部主任,副研究馆员),潘汁主任看后初步判断:“这件是冷水冲型,铜鼓上的纹饰很精美,品相不错。沿黔江以下到西江多见,说明武宣是骆越人的故地,是古代铜鼓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之一。”后经文化部门组织自治区文物专家现场鉴定,认定此铜鼓为西汉末至东汉初期的文物。
据1995年出版的《武宜县志》对“出土铜鼓”的记载:“东乡乡石崖村村民潘立章于1988年1月在村边挖塘泥打砖时,挖得铜鼓1个,高53厘米,面径73.5厘米,鼓面铸有立体青蛙4只和鹭鸶2个。主要纹饰有太阳纹、变形羽人纹、鹭鸟纹和眼状纹。属冷水冲型,东汉遗物。解放后,全县挖掘出土铜鼓14个,其中流往桂平县6个,贵县3个,柳州市博物馆3个,自治区博物馆1个,在县内保存1个。”由此算来,加上此次出土的铜鼓,武宣共出土铜鼓达15个之多。
铜鼓在古代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
南方古代民族把铜鼓当作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制作铜鼓以百越中的骆越为多。《隋书·地理志》中记载:"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都老”是壮语“老者”的意思,意为“头人”。
广西的铜鼓是壮族及其先民集冶金、铸造、美术、音乐等技艺成就于一身精心铸造的一种礼乐器。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中对铜鼓的描述为“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其制正圓,而平其面,曲其腰,状若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踞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壁,或尖如浮图,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纹,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
铜鼓在古代常用于祭祀拜神、祈年求雨、节庆娱乐、发号集众和指挥作战,是社会财富和权威的集中体现,是广西民族文化的瑰宝和象征。
马援所获铜鼓在武宣(武仙)
《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出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这是史书中关于铜鼓的最早记载,它记录了东汉马援在征交趾时得骆越铜鼓这一史实。《岭外代答》亦云:“按“广州记”云:’俚獠铸铜为鼓,唯以高大为贵,面阔丈徐。’不知所铸果在何时。按,马援征交趾,得骆越铜鼓,铸为马。”马援何许人也?他又从岭南(骆越)何地而得铜鼓?
马援(公元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窦马村)人。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新朝王莽末年,为新成大尹(汉中太守),曾为陇右军阀隗嚣的属下,甚得隗器的信任。后归顺光武帝刘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岭南交趾叛乱,《后汉书·马援列传》载“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汉,攻没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蛮夷皆应之,寇略岭外六十余城,侧自立为王。”光武帝于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夏四月,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遣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将军段志等击交趾贼征侧等。”(《后汉书·光武帝记》)翌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斩征侧、征贰等,于是领表悉平。”(《后汉书·南蛮西南蛮列传》)。马援因此官至伏波将军,因功封新息侯,被人尊称为“马伏波”后在岭南地区多建有庙用以纪念,武宣县勒马东乡河口的大藤庙据说就是纪念马援的。
关于马援获骆越铜鼓究竟在什么地点?现代学者们因找不到直接证据,莫衷一是,有多种论断。
宋代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方舆胜览》卷四十记载:“铜鼓山,在武仙县西十里,下有铜鼓濑,昔马援南征获骆越铜鼓。广化志:狸獠铸铜为鼓,惟以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挂于庭,勉辰置酒招置同类,来者盈门。”明代《广西名胜记》也记载:“铜鼓濑,距县十里,昔马援南征得铜鼓于此……”由此可知,马援获骆越铜鼓地点为古代武仙县(今武宣县)铜鼓山至铜鼓濑一带。
因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潘汁主任所推断“武宣是骆越人的故地,是古代铜鼓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之一”的说法毫不为过!武宣古老的铜鼓文化值得人们去深深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