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3月28日开始，匈牙利实施了“禁足令”。虽然当时全国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43例，死亡10例，但对一个经济不算发达、人口不足千万的小国来说，政府丝毫不敢松懈。
　　被“禁足”的前一天，日暖天蓝，我仪式性地在老城区散步一圈，拍了一组告示，准备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上网课用。告示写得一张比一张有人情味。残疾人用品店留下电话号码，有急需的顾客可预约服务;书店在停业通知上不忘写上一句：“我们相信，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你们可以在书籍营造的世界里找到快乐和安慰，想来，精神的健康至少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
　　街上行人稀少，很多商店的大门外排了长队，人们间隔两米，一出一进;多瑙河畔的玛格丽特岛（无人居住的绿岛）上有坚持运动的年轻人的身影，骑车、跑步、玩滑板……人们都说欧洲人懒散，这是事实，不过他们普遍守规也是事实。“禁足令”一旦实施，街巷里便无人随意走动，街上没警察巡逻，楼前没保安把守，只靠贴在楼门外的一纸告示，居民自觉执行。
　　我住在从奥匈帝国时代留存下来的老楼里。从空中俯瞰，这是个四合院，每层都有朝向庭院的悬廊，因此，邻里碰面相对频繁。大家远远望见彼此会招手微笑，在楼道里遇见会碰一下胳膊肘（这是疫病暴发后的新礼节），我能听到比平时更多的关心，但极少听到议论和抱怨。想来疫情信息公开透明，谁知道的都不比别人知道的更多。
　　虽然被“禁足”，但可以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看病，遛狗，甚至单人锻炼或散步，在家庭范围内举办婚礼和葬礼也不被禁止。政府明文规定：超市和药店中午前只接待65岁以上的老年人。由于老人容易被感染，政府不建议那些必须外出工作的家长把孩子交给老人，各街区设有托管机构。当局还推出一系列帮助困难群体的措施，比如推迟还贷时限，全额免除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从业者的社保费用等。
　　与匈牙利相比，西欧的疫情更严重，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可用“惨烈”二字来形容。当然就像在英雄的武汉一样，灾难越大，人道的力量也越会被激发。意大利的医护人员也像中国的同行一样前赴后继，已被感染6000人，牺牲40人，但即使这样，还有许多退休医生主动返岗。在离米兰不远的一个小镇上，72岁的贝拉戴利神父让出了呼吸机。他要求停掉教区民众专门捐给他用的呼吸机，让给一位陌生青年。几天后，老人去世，全镇人在阳台上为他鼓掌送行。一个多月来，意大利已有50多位神父因经常出入重症病房安抚患者，而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信仰。
　　另外也有巨大的悲情。意大利一位自愿调到重症科室工作的女护士发烧后跳河，因“不愿连累其他人”;德国黑森州财政部部长不忍看经济受到重创而抑郁卧轨，因“担心无力实现人们的巨大期望”。当然，谁都不愿听到这类悲惨的消息，但逝者超常的责任感，让我肃然起敬。
　　欧洲人的行动虽迟缓一些，可一旦行动起来，也镇定果断。不仅英、法、德等大国政府发钱补助留在家里的平民，波蘭也为个体经营者提供收入补贴;党派间停止了相互攻击，民众也显示出“战时的团结”，各国都组织起志愿者大军。地球是圆的，人类是共同体，没有人能在灾难中独善其身。
　　空寂的布达佩斯，让我感到熟悉的陌生。面对疫病，市民们表现出自由的自觉、独立的团结。有惊惧，但无恐慌;有伤痛，但无怨愤。这座经历了太多磨难的城市的空寂，让我想起马洛伊小说里描绘的那个在空袭后仍西装革履走在瓦砾中的布达佩斯男子，优雅从容，不带一丝失态的惶恐。
　　（流 雪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