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斋语痕”至今已连载五年了。犹记得朋友告诉我吴福辉老师将在《汉语言文学研究》刊物上开辟专栏“石斋语痕”的消息，那是2010年下半年的事，仿佛就在昨天。自那以后，吴老师每年春夏秋各来河南大学博士点一次，被邀讲课并趁机了解研究生看书心得或论文写作的进展情况，并针对我们的疑惑一一作答。那也像是学术答问，给我们一一留下了痕迹。
　　毕竟，读他的文章要比听课多得多，而他如今收录在新著《石斋语痕》集子里的文字，像《〈创造周报〉复刊骤止却引来〈文化批判〉》《左翼刊物在政治、文学与营销之间》等，时常会引起我对早期学习现代文学史的反省。因我在读大学时，对左翼文学的了解，像“创造社”“太阳社”等仅被看做是一个个名词而已，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迁徙流转等史料是基本不问的，而我最初的文章也被老师批评不过是“百衲衣”。面对吴老师多次提到的当下研究生论文的弊病，这本学术散文集子《石斋语痕》尤其是辑二《广告史断想》里的文章，就像是对“炒冷饭”、“集纳式”论文下的一剂猛药。作者由材料见“史”的每一欣喜好像都跃然纸上，在提醒我辈去反思应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去学会挖掘新史料，并从中生发出学术题旨和理路来。虽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但吴老师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精进勤勉，足以给今天的文学受教者（也可能是年轻的文学教育者）更多的启示。
　　关于这些文章如何成文，作者自言：“挖掘出零星的新材料了，有了些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了”，“于是用一天到两天时间涂抹成一篇小文，三四千字，五六干字不等”。在“零星的新材料”上做文章，聚焦于精选的“文化细节”，正是作者作为文学史家的治学情趣之一。而对细节的把握亦是于细微处见精神：不“泥古”，是“化古”——着重点不在于挖掘出什么东西来爆料，而在于将其“化”入一定的史学视野中，从新材料探寻“缝隙”并生发出新意。如他论述周瘦鹃：“在编《紫罗兰》的时候不但不再改动别人稿子里的‘她’字，且自己也破题第一遭用起了‘她’来。这即是懂得时代的发展，从善如流的品格。”（见《周瘦鹃的务新求变与现代市民文学接受史》）在吴老师眼里，“新材料”不论大小，细节也可包括野史材料和广告。而研究亦由此可以探入文学现场：“期刊、报纸、单行本的出版花絮，作家自传、书信、日记、笔记里的隐秘部分，当事人回忆的旮旮旯旯，甚至耳食的说之者日有、亲践者或拒或迎且流布久远的传闻，一些入不了正史的杂七杂八的材料，都可发挥出助你进入‘现场’的效用。”
　　《石斋语痕》这种“回到文学现场”的研究，注重琐细史料的挖掘，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诚然会呈现出文学现象本身的繁复性，甚至会涉及有争议的文学命题，让一些约定俗成的定论都重新问题化了。而这就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文学历史的门户，窥探到更多的现代文学真相。作者认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是“向世间提供了一部被认为是异类的作品”：“人性的魔鬼真是厉害已极啊”（见《左翼作家展露人性之作〈丽莎的哀怨〉》）。对于老舍的市民情怀，作者如此感慨：“在经受了长期的‘斗争哲学’熏陶，终于看到两极思维给我们带来的灾难问题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将战斗式的激进讽刺全盘否定的景况下，来欣赏这种由‘穷人’出发而采用的对人世发出会心微笑的从容批评姿态”（见《由〈龙须沟〉想到老舍与市民的血肉联系》）。这些论述着现代文学经久律动和生机的文字，饱含了作者开阔的文学视野和精准锐利的学术眼光，及他多元包容的文学观，这亦可从吴福辉老师的其他著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看出来。
　　二
　　《石斋语痕》里气象活泼且兴趣盎然的小品文字，与作者的现代文学史、海派文学史研究的大气相互辉映。然而这一“小”一“大”的对比，正指向作者将学术生命与个人生命相互交融的独特性。在王瑶先生的几个弟子中，吴福辉以细腻著称。他以饱蘸生命感悟的文学情怀面对研究对象，一向为人所乐道。他的学术著作也宛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入生阅历与生活经验的多个维度来。《中国文学城市与我的四城记忆》记录的是他生命迁徙的足迹：“跟着父母家人离开上海的时候年仅11岁，却有浸透骨血一般的余痕，种下了日后研究‘文学上海’、研究‘海派文学’的根子”，如今“在北京朝夕相处现已生活了30多年，于此安身立命，终老于这个古都相依为命，并同时研究京派文学”。正是出生于沪地，却长期生活于北京的人生经历塑造了吴老师京海远眺的学术视野：“能用北京、上海这两个城市做对照，来加深体会她们。在这之间，我体会到了京、海在现代中国作为标志性都市所产生的独有的文学显赫位置。”
　　而其学术屐痕与生活印迹的重合几至难以分辨。像这本集子涉猎的“材料阐释、笔记批注、实地考证、读书割记、答读者问、名作重评”等文章类别，即来自于作者受邀参加学术会议的发言、为书籍撰写的序言、讲学时的稿子等。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就是他的日常生活状态。比如，吴老师将一份手绘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楼房居住使用图视为宝物，这是在北京虎坊桥访问资深作家葛一虹时所得的。他还会因丁玲检讨书残稿《关于（在医院中）》的披露却反响较少略感不安，因此执笔为文。再联想到平日里偶提及保存有某大家的亲笔信时，吴老师那掩饰不住的一脸兴奋，不难觉出在他眼里、在他笔下，学术史料都变成活生生的了。当然这与作者游历考察了诸多文学史的“现场”不无关系，而写作也“升华”成了作者与写作对象之间的一种亲切对话。虽不敢说每部作品产生的原型、每个作家的诞生地居住地作者都了解过，但我们相信正是有了这样亲近作家作品的心怀，那些貌似生硬的史料才变得有趣活泛起来。而我觉得学问已经在吴老师身上化为筋骨血肉，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
　　这样，也使得他自然扩大“文学史”的研究眼界，给他所写的“大文学史”的诸多命题带来“文化史”的气息。时代赋予这一代人以文化角色，1950年代成长的学人不可能单单作为一名“述学”者，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使命感的澎湃，都是显见的。如对语文教育的关注有《为大学语文写的知识短文四则》，还有《小说（四世同堂）和话剧〈四世同堂〉（与北京话剧观众问答）》中对表现北京精神、北京文化的雅俗品味均衡发展的呼吁等。而像《费孝通的社会学与我的文学研究》《平津文坛漫议》之类文章所体现的，往思想史、文化史和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场域挺进，是他们那一代学者的独特经历决定的，是过往生活教会他的。而著作中蕴含的城市文化、文学环境的转型、以及作品传播与媒体变迁的关系、战争年代作家心态等种种逼近文学发生、变化状态的驳杂文化图景，触及了与文学共生的文化环境的探究。而将文学置于历史文化变动的“长河”之中，敞开的是“文化史”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