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教育》杂志创刊65周年之际，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人民教育》原总编辑刘堂江先生发表《拳头作品：〈人民教育〉的“秘密武器”》一文。文中提到，“李树喜同志采写报道优秀班主任刘纯朴的大型通讯《春雨之歌》，再一次产生轰动效应。李树喜在文中提炼的经典语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直流传至今。”
　　那么，家喻户晓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句话，究竟源于何处？
　　带着这种疑惑，经过一番探寻，笔者了解到，关于此语来历，坊间（包括网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出自《论语》，一说出自台湾作家高阳的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平步青云》。两种说法的时间跨度如此之大，令笔者愕然。
　　遍检整部《论语》，确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并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至于《胡雪岩全传·平步青云》，确有“导之以理，动之以情”，然亦非“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且该书在大陆最早出版于1986年，晚于《春雨之歌》发表的1978年。可知，两种说法都不确切。
　　于是，笔者向李树喜先生本人求解。回复是：“我不敢独擅其美。我的印象，此类话早存于民间。当年写作时是一种感觉而不是引经据典。记忆中至少‘晓’字是我自己的。有待文友查证。”
　　经检索古籍，笔者有了新的发现。“动之以情”，早见于《宗伯集》（明孙继皋撰）和《四书湖南講》（明葛寅亮撰）。“晓之以理”，早见于《江湖长翁集》（宋陈造撰）、《洛水集》（宋程珌撰）、《甘水仙源录》（元李道谦辑）。而将类似的两个句子合用，见之最早的是《元史·刑法志》“诸鞫狱不能正其心，和其气，感之以诚，动之以情，推之以理，辄施以大披挂及王侍郎绳索，并法外惨酷之刑者，悉禁止之”。在这里，“动之以情，推之以理”，是指审讯时要被告人口供的一种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论文中偶有出现，见之于康保成《如何面对窦娥的悲剧——与苏力先生商榷》、姜小川《中国古代刑讯制度及其评析》的文章。
　　1978年，李树喜先生在采写《春雨之歌》中，或是天赐灵感，或是冥冥有期，巧变“推”字为“晓”字。一字之修，颇具创意。而将“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合璧，更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有效的人性化的教育方法。
　　查询到当年的档案资料。1978年6月21日，国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在《人民教育》报送的李文打印稿上批示：“方毅同志：请你抽空看看这篇文章。我已建议以教育部的名义授予刘纯朴同志模范班主任的光荣称号，在人民日报全文刊载此稿。刘纯朴同志的事迹，对各条战线的基层党政干部做思想政治工作都会有启发，值得大力宣传。”（方毅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当时国家科委管教育部）。当日，方毅批示：“请邓副主席审定。刘老师事迹很动人，报导也写得很好。我同意童大林同志意见，授予刘老师模范班主任的光荣称号，并全文刊载此稿。”邓小平随即批示“同意”。邓小平和方毅的肯定与批示，全国报刊等媒体的广为播发，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理念不仅深入教育界并扩展到其他领域，成为经典的教育方法，由此实现了其从司法方法论到教育方法论的过渡。“晓”字，与教育界倡导的启发式教育理念十分契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论，又恰恰可从“教育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的教育观中推导而出，以至于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其出自《论语》而鲜有质疑。
　　现在可以肯定，是李树喜先生首次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作为一种教育方法论正式引入教育领域，而且迅即扩展到全社会，成为一句能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的习语了。对此，李树喜先生厥有其功。
　　法律是至刚之学，教育是至柔之学，却因一字之修而天然耦合。在司法、教育活动中都应倡导“情”与“理”之兼用。回观漫漫来时路，俯察历史纵深处，不禁让人心生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