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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代。宗白华曾高亚评价这个时代：“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边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直到陶渊明出现之前，最具艺术精神、人文风气极盛的两晋，并未真正出现一个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者。那些有着极高文化修养的名士，并没有创作出第一流的诗文。人们不禁怀疑，是空疏的清谈之风阳碍了灿若锦绣的文字诞生。而与此矛盾的是，魏晋时彰显的人物之美却又如此动人，让人心驰神往。书卷中记载的一个个绝美男子，以“魏晋风度”之名，长存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千载之下，仍生气凛然。
回顾一下两晋时期的文坛，就会发现，那令后人千载追慕的美，更多的并不是来自于传统的诗文，而恰恰在于人物。晋代文坛之美，并不一定要从诗文中彰显，而是从人本身彰显，正是由容貌、风仪、行止支撑起的一个个如清风朗月般的魏晋人物，让虽未有第一流的作家与作品的两晋文坛得以独特的姿态光芒闪耀，与建安、盛唐并称。在那个浓墨重彩的时代，人物本身的美第一次独立出来，具有让人神往的力量。美不再依附于道德操守、文学才华而存在，回归于美本身，并得到了空前地强调。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邀，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潘岳即潘安，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男子之一。幼时就以才颖见称，驰名乡里。试想一千七百年前，洛阳大道上，这样一位少年意气风发，挟着弹弓遨游，的确是一道难得的风景，匹配得上众人的艳羡与爱慕。而容貌“丑绝”的左思效仿他出游，却被群妪唾骂，委顿而返。有趣的是，写出《三都赋》的左思亦是才子，若论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比潘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这一条记载里，左思完全充当了“东施效颦”的角色。其他时代的史书中，左思这样的才子多半不会遭受如此待遇。但在《世说新语》作者眼中，两人文学地位、道德评判的比较，在此都显得太过迂腐，他只是简单地记载了美与丑的区别。这是魏晋六朝人特有的标准一美本身是高贵的，不容侵犯。容貌丑绝之人，哪怕是文学才子，若自不量力、干犯了这一规则，也必须被以丑角的形象记入历史。
有时候，这样的美会成为一种负担，美好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看杀卫玢”的掌故所言即此。司空卫璀之孙卫玠从豫章来到洛阳，人们早已听到他的名声，出来看他的人围得像一堵墙。卫玢本来就有虚弱的病，身体受不了劳累，最终形成重病而死。这位有玉人之称、却体弱“不堪罗绮”的少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悲剧形象。他的死因竟然是被“看”得劳累过度、英年早逝。这在之前的时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发生过，也不会被郑而重之地记载下来。只有在推崇人物之美到了极致的魏晋时代，才会出现。在这个时代，美成为一件极度庄严而重要的事，可以让人功成名就，亦可以让人歹E去。
《世说新语》里便记录了很多只因“美”而落笔成趣的片段。《容止》篇中云玄学家何晏肤若凝脂。魏明帝怀疑他傅粉。等到一个夏日，赐给他一碗热汤饼。何晏吃得满头大汗，用衣袖擦拭，脸色越发皎然。王羲之见到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这样的记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证实了何晏肤色自然天成，未加修饰；记录了杜弘治因容貌之美而得到了王羲之的赞赏，仅此而已。在此之前，关于人物的记载，一定会有更多的意义。汉代儒学家们会探究人物“面如凝脂，眼如点漆”之外的道德操守；在此之后，唐代诗人会强调翩翩“美少年”们锦袍白马外，建功立业的朝气，吞吐天下的豪情。但魏晋六朝人是独特的，他们认为美本身就值得记录，具有流传青史的意义。在他们的笔下，人物之美变得前所未有的纯粹，无需去追寻其后附加的道德意义——它只是美本身。
然而，纯粹并不意味着单薄。在形体之美外，晋人更强调一种风仪之美。这种美来自于自然，又与自然合一，清风明月、天地众生，都会成为陪衬，为那些钟灵毓秀的男子增光添彩。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松下清风，岩上孤松，都是一种象征与隐喻，是嵇康深邃而迷人的精神世界。这依旧与道德和功业无关，只在美学的范畴里。是从外到内的、基于人本身上而构建起的美的世界。
有时候，这样的美也需要一点经营，一点安排。《世说新语》云：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日：“此真神仙中人！”
晋书本传记载，王恭姿仪美秀，时人多爱慕之，称他“濯濯如春月柳”。而他出身太原王氏，“少有美誉，清操过人，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出身的清贵、声誉的高洁，都为这一画面增添了宁静高远的意蕴。而他也有意地经营自己的形象，选择了最恰当的天时，地点和道具，将自己的美展现得淋漓精致。试想当日，微雪纷纷，贵胄少年乘高车、拥鹤氅而至，如何不让人心驰神往，发出“神仙中人”的感慨？这幅画面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美学典范，在《红楼梦》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回中，宝琴披着宛如孔雀翎毛般灿烂的大氅，踏雪而来，亦是这种意境的重现。
“神仙中人”王恭是深谙“美”的经营之道的。他曾不无调侃地说：“做名士不一定需要特殊的才能，只要能经常无事，尽情地喝酒，熟读《离骚》，就可以称为名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人物已成为审美对象，人物自身之美成为判断当时士人高下的重要标志，且直接影响到士人的名望与前程。那么当时的名士文人中，也存在对自己形象的自觉塑造。在晋人心中，除了将文章写得更完美外，更要将自己的人生书写得更具诗意与审美色彩，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甚至，在那个崇尚“不重文字”“不落言筌”的时代，人生的塑造比文学创作还要重要。 我们今天看到的“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风神萧散，望之如神仙中人”、“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爽朗轻举”那些色彩浓烈、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魏晋人物”，除了得益于那个思想解放、艺术色彩浓烈的大时代，大环境外，也是当时^物或为审美对象后，魏晋士人本身有意经营、完善自身形象的结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诗人、名士等知识分子是稀缺资源，无论在自我认知还是外界期许上，都与普通大众有明显区别，自魏晋以后，文人自身形象就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存在。通俗地讲，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而言，他们通过作品留在世人面前的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件作品，是需要经营的。魏晋名士们最好的作品，也许不是他们的诗文，而是他们本身彰显出来的“人物之美”。
谈及魏晋名士对“美”的苦心经营，不得不提到有这样一个人。他站在魏晋风流的末尾，盛唐气象的开端，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人生写成了至美的传奇。不需刻意，也不需营造，他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落落大方地将魏晋与盛唐的^物之美融合得天衣无痕。和他字字珠玑的诗句一样，他本身亦是彪炳史册的杰作。
这个人就是王维。
王维，字摩诘。意为降服恶魔。很难想象，如此温文儒雅的男子，竟有如此金刚怒目的名字。我们同样难以想象，这个深晤禅境之妙、淡泊致远的诗人，竟有过如此传奇多彩的人生。
让我们将目光回追溯到1200余年前。
唐玄宗开元九年，王维21岁，客居长安已三年，交接名流，正是青春年少，风流俊赏。诗名已惊动了整个长安。
此时，李白16岁，初作《明堂赋》；杜甫仅10岁，始习大字。
此时，王勃已死40余年，岑参尚幼，高适、孟浩然诗名未就。距离那段群星毕集，文采动古今的诗坛盛唐，尚有数年的时间。
数年时间内，盛唐明月空照耀，曲江春色待人来。长安的诗酒繁华、太平盛世中，便只这一朵奇葩，风流独占。
当是时，魏晋风流已渺，王谢之家的鼎盛，渐成为书卷中的一段故事。而这位出身太原王氏的惊才绝艳的少年，在初盛唐灿若晨星的诗人中脱颖而出，为自己煊赫的门楣更添光辉。
那一年春，王维赴举应试，却听闻状元已内定，这位王氏少年心高气傲，不愿屈于人下，通过岐王来到当时势焰绝伦的九公主府上。王维此时年方弱冠，正如记载所言“妙龄白皙”，风姿美曼，于歌伶簇拥下，在公主府邸弹奏一曲《郁轮袍》，情声哀切，举坐为之动容。九公主倾倒其风仪之下，更得知自己时常讽诵的名篇亦是出自这位翩翩少年之手，更为惊叹。后来发生的一切，颇似前朝武则天故事，公主夺锦袍而与他人，王维此年高中榜首。
在这个故事里，他的文采卓绝、门第显贵都是陪衬，是为了渲染他在歌伶簇拥下出场的瞬间惊艳。长安城中，公主府邸，白皙美秀的少年奏响了《郁轮袍》。在西方诗歌中，无尽音乐与永恒的少年是美的象征，诗人无限咏叹的主题。在那一刻，这两者跨越了时空的距离，完美地呈现于王维身上。那一刻，他的人物之美，惊动了九公主，惊动了满室权贵，惊动了长安。
而王维的美是复杂的，带着一点自我矛盾、自我冲突的意味。开天盛世里，他经历并见证了长安的繁华。描绘过“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的京都繁华，咏叹过“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帝国气象。而他最终又弃置了长安，逍遥尘世，终日与山水相对，于是天地大美皆融入他的诗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他的心胸是如此坦然，富贵于他真如浮云一般，有固然好，失去也无不可。他和长安繁华随缘聚散，在其中时，安然欣赏十丈软红、万户烟火，离开时则全无挂碍，丘壑在胸。所以他的诗句也无限清和，天光云影，自在徘徊。
他亦曾少年意气，戎马边疆，见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荒凉。“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是他的激情洋溢，“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是他的豪迈沉雄。他最终又归于宁静。自从爱妻死后，独自于辋川别业中，参禅向道。《唐才子传》云：“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静参佛法，自是文人的一种雅兴，且或者，也是对亡妻的一种追怀。若真如此，这份深情，对于一个风流俊赏的士族公子，一位才华纵横的诗坛宗匠，又是何等难得。“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写出这句诗的，是后世的元稹。言虽恳切，人却薄幸，亲身做到的王维，虽有生花妙笔，却始终未出一语。
故《诗人玉屑》中评王维：秋水芙蕖，倚风自笑。
这是一个魏晋式的评价。风神萧散、神仙姿态，却又雍容沉静。在他的微笑中，万物如春风萦怀，来去自若，不留于心。魏晋风流与盛唐气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典范，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一个时代的^物之美，也于此或就圆满。
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直到陶渊明出现之前，最具艺术精神、人文风气极盛的两晋，并未真正出现一个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作者。那些有着极高文化修养的名士，并没有创作出第一流的诗文。人们不禁怀疑，是空疏的清谈之风阳碍了灿若锦绣的文字诞生。而与此矛盾的是，魏晋时彰显的人物之美却又如此动人，让人心驰神往。书卷中记载的一个个绝美男子，以“魏晋风度”之名，长存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千载之下，仍生气凛然。
回顾一下两晋时期的文坛，就会发现，那令后人千载追慕的美，更多的并不是来自于传统的诗文，而恰恰在于人物。晋代文坛之美，并不一定要从诗文中彰显，而是从人本身彰显，正是由容貌、风仪、行止支撑起的一个个如清风朗月般的魏晋人物，让虽未有第一流的作家与作品的两晋文坛得以独特的姿态光芒闪耀，与建安、盛唐并称。在那个浓墨重彩的时代，人物本身的美第一次独立出来，具有让人神往的力量。美不再依附于道德操守、文学才华而存在，回归于美本身，并得到了空前地强调。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邀，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潘岳即潘安，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美男子之一。幼时就以才颖见称，驰名乡里。试想一千七百年前，洛阳大道上，这样一位少年意气风发，挟着弹弓遨游，的确是一道难得的风景，匹配得上众人的艳羡与爱慕。而容貌“丑绝”的左思效仿他出游，却被群妪唾骂，委顿而返。有趣的是，写出《三都赋》的左思亦是才子，若论文学史上的地位，恐怕比潘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这一条记载里，左思完全充当了“东施效颦”的角色。其他时代的史书中，左思这样的才子多半不会遭受如此待遇。但在《世说新语》作者眼中，两人文学地位、道德评判的比较，在此都显得太过迂腐，他只是简单地记载了美与丑的区别。这是魏晋六朝人特有的标准一美本身是高贵的，不容侵犯。容貌丑绝之人，哪怕是文学才子，若自不量力、干犯了这一规则，也必须被以丑角的形象记入历史。
有时候，这样的美会成为一种负担，美好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看杀卫玢”的掌故所言即此。司空卫璀之孙卫玠从豫章来到洛阳，人们早已听到他的名声，出来看他的人围得像一堵墙。卫玢本来就有虚弱的病，身体受不了劳累，最终形成重病而死。这位有玉人之称、却体弱“不堪罗绮”的少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悲剧形象。他的死因竟然是被“看”得劳累过度、英年早逝。这在之前的时代似乎是难以想象的。即便发生过，也不会被郑而重之地记载下来。只有在推崇人物之美到了极致的魏晋时代，才会出现。在这个时代，美成为一件极度庄严而重要的事，可以让人功成名就，亦可以让人歹E去。
《世说新语》里便记录了很多只因“美”而落笔成趣的片段。《容止》篇中云玄学家何晏肤若凝脂。魏明帝怀疑他傅粉。等到一个夏日，赐给他一碗热汤饼。何晏吃得满头大汗，用衣袖擦拭，脸色越发皎然。王羲之见到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这样的记载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证实了何晏肤色自然天成，未加修饰；记录了杜弘治因容貌之美而得到了王羲之的赞赏，仅此而已。在此之前，关于人物的记载，一定会有更多的意义。汉代儒学家们会探究人物“面如凝脂，眼如点漆”之外的道德操守；在此之后，唐代诗人会强调翩翩“美少年”们锦袍白马外，建功立业的朝气，吞吐天下的豪情。但魏晋六朝人是独特的，他们认为美本身就值得记录，具有流传青史的意义。在他们的笔下，人物之美变得前所未有的纯粹，无需去追寻其后附加的道德意义——它只是美本身。
然而，纯粹并不意味着单薄。在形体之美外，晋人更强调一种风仪之美。这种美来自于自然，又与自然合一，清风明月、天地众生，都会成为陪衬，为那些钟灵毓秀的男子增光添彩。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松下清风，岩上孤松，都是一种象征与隐喻，是嵇康深邃而迷人的精神世界。这依旧与道德和功业无关，只在美学的范畴里。是从外到内的、基于人本身上而构建起的美的世界。
有时候，这样的美也需要一点经营，一点安排。《世说新语》云：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日：“此真神仙中人！”
晋书本传记载，王恭姿仪美秀，时人多爱慕之，称他“濯濯如春月柳”。而他出身太原王氏，“少有美誉，清操过人，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出身的清贵、声誉的高洁，都为这一画面增添了宁静高远的意蕴。而他也有意地经营自己的形象，选择了最恰当的天时，地点和道具，将自己的美展现得淋漓精致。试想当日，微雪纷纷，贵胄少年乘高车、拥鹤氅而至，如何不让人心驰神往，发出“神仙中人”的感慨？这幅画面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美学典范，在《红楼梦》琉璃世界白雪红梅一回中，宝琴披着宛如孔雀翎毛般灿烂的大氅，踏雪而来，亦是这种意境的重现。
“神仙中人”王恭是深谙“美”的经营之道的。他曾不无调侃地说：“做名士不一定需要特殊的才能，只要能经常无事，尽情地喝酒，熟读《离骚》，就可以称为名士。”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人物已成为审美对象，人物自身之美成为判断当时士人高下的重要标志，且直接影响到士人的名望与前程。那么当时的名士文人中，也存在对自己形象的自觉塑造。在晋人心中，除了将文章写得更完美外，更要将自己的人生书写得更具诗意与审美色彩，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甚至，在那个崇尚“不重文字”“不落言筌”的时代，人生的塑造比文学创作还要重要。 我们今天看到的“濯濯如春月柳”、“轩轩如朝霞举”、“风神萧散，望之如神仙中人”、“清风朗月”、“玉山”、“玉树”、“爽朗轻举”那些色彩浓烈、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魏晋人物”，除了得益于那个思想解放、艺术色彩浓烈的大时代，大环境外，也是当时^物或为审美对象后，魏晋士人本身有意经营、完善自身形象的结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诗人、名士等知识分子是稀缺资源，无论在自我认知还是外界期许上，都与普通大众有明显区别，自魏晋以后，文人自身形象就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存在。通俗地讲，对于中国古代文人而言，他们通过作品留在世人面前的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件作品，是需要经营的。魏晋名士们最好的作品，也许不是他们的诗文，而是他们本身彰显出来的“人物之美”。
谈及魏晋名士对“美”的苦心经营，不得不提到有这样一个人。他站在魏晋风流的末尾，盛唐气象的开端，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人生写成了至美的传奇。不需刻意，也不需营造，他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落落大方地将魏晋与盛唐的^物之美融合得天衣无痕。和他字字珠玑的诗句一样，他本身亦是彪炳史册的杰作。
这个人就是王维。
王维，字摩诘。意为降服恶魔。很难想象，如此温文儒雅的男子，竟有如此金刚怒目的名字。我们同样难以想象，这个深晤禅境之妙、淡泊致远的诗人，竟有过如此传奇多彩的人生。
让我们将目光回追溯到1200余年前。
唐玄宗开元九年，王维21岁，客居长安已三年，交接名流，正是青春年少，风流俊赏。诗名已惊动了整个长安。
此时，李白16岁，初作《明堂赋》；杜甫仅10岁，始习大字。
此时，王勃已死40余年，岑参尚幼，高适、孟浩然诗名未就。距离那段群星毕集，文采动古今的诗坛盛唐，尚有数年的时间。
数年时间内，盛唐明月空照耀，曲江春色待人来。长安的诗酒繁华、太平盛世中，便只这一朵奇葩，风流独占。
当是时，魏晋风流已渺，王谢之家的鼎盛，渐成为书卷中的一段故事。而这位出身太原王氏的惊才绝艳的少年，在初盛唐灿若晨星的诗人中脱颖而出，为自己煊赫的门楣更添光辉。
那一年春，王维赴举应试，却听闻状元已内定，这位王氏少年心高气傲，不愿屈于人下，通过岐王来到当时势焰绝伦的九公主府上。王维此时年方弱冠，正如记载所言“妙龄白皙”，风姿美曼，于歌伶簇拥下，在公主府邸弹奏一曲《郁轮袍》，情声哀切，举坐为之动容。九公主倾倒其风仪之下，更得知自己时常讽诵的名篇亦是出自这位翩翩少年之手，更为惊叹。后来发生的一切，颇似前朝武则天故事，公主夺锦袍而与他人，王维此年高中榜首。
在这个故事里，他的文采卓绝、门第显贵都是陪衬，是为了渲染他在歌伶簇拥下出场的瞬间惊艳。长安城中，公主府邸，白皙美秀的少年奏响了《郁轮袍》。在西方诗歌中，无尽音乐与永恒的少年是美的象征，诗人无限咏叹的主题。在那一刻，这两者跨越了时空的距离，完美地呈现于王维身上。那一刻，他的人物之美，惊动了九公主，惊动了满室权贵，惊动了长安。
而王维的美是复杂的，带着一点自我矛盾、自我冲突的意味。开天盛世里，他经历并见证了长安的繁华。描绘过“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的京都繁华，咏叹过“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帝国气象。而他最终又弃置了长安，逍遥尘世，终日与山水相对，于是天地大美皆融入他的诗篇。“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他的心胸是如此坦然，富贵于他真如浮云一般，有固然好，失去也无不可。他和长安繁华随缘聚散，在其中时，安然欣赏十丈软红、万户烟火，离开时则全无挂碍，丘壑在胸。所以他的诗句也无限清和，天光云影，自在徘徊。
他亦曾少年意气，戎马边疆，见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荒凉。“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是他的激情洋溢，“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是他的豪迈沉雄。他最终又归于宁静。自从爱妻死后，独自于辋川别业中，参禅向道。《唐才子传》云：“奉佛，蔬食素衣，丧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静参佛法，自是文人的一种雅兴，且或者，也是对亡妻的一种追怀。若真如此，这份深情，对于一个风流俊赏的士族公子，一位才华纵横的诗坛宗匠，又是何等难得。“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写出这句诗的，是后世的元稹。言虽恳切，人却薄幸，亲身做到的王维，虽有生花妙笔，却始终未出一语。
故《诗人玉屑》中评王维：秋水芙蕖，倚风自笑。
这是一个魏晋式的评价。风神萧散、神仙姿态，却又雍容沉静。在他的微笑中，万物如春风萦怀，来去自若，不留于心。魏晋风流与盛唐气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典范，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一个时代的^物之美，也于此或就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