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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是邵循正(心恒)先生的百年寿辰。邵先生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30多年的时间并不算长,可又仿佛相当遥远,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犹如经历两重天。可惜邵先生早走了,没能看到粉碎“四人帮”,在新时期贡献更大的力量。每想到这里,总感到十分惋惜。
往事不可追。我从往事的追忆中,重新回到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邵先生的成就令我钦佩,邵先生的为人令我敬仰,邵先生的春风化雨令我感动,邵先生的执著钻研令我学习。
勇于承担重任
我和邵循正先生相识于1952年院系调整之时。那时三校合并,邵先生搬来北大,最初住在燕南园。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基础课的分量很重,中国近代史是门重要基础课,每周起初6学时,比原有的计划学时增加很多。邵先生仓促上阵,几乎来不及过多准备就要上课。而在“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很多教师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地走上讲台。这时,中国近代史方面主要是邵先生,还有陈仲夫先生和我,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小组。每次课前,我们都到邵先生家去,共同备课。邵先生虽满腹经纶,要把一堂课组织好,也要费些思考。邵先生总是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共同研讨。我们也学习经典著作,阅读史料和有关书刊,抓住线索,梳理材料。有的同学反映:邵先生是“茶壶里面倒不出元宵”,我们则协助他把“元宵”倒出来。效果很好,合作得也很愉快。后来作为一个经验,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干部会上进行介绍。主要的在于稳定广大教师的情绪,在院系调整后,能够发挥教师们的潜力,为培养人才服务。
不久,陈庆华先生从人大进修回来,邵先生则把基础课交给陈先生。张寄谦先生也从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回到系里,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师资力量逐渐增强。邵先生转为重点负责研究生的培养,又开拓一项新的工作。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大力培养研究生。那时,一般教授只带一两位研究生。而邵先生却超负荷工作,带了六七位。邵先生先后曾指导过李时岳、戴学稷两位,那也是在不同时期分别指导的。而这时邵先生一次却招了张磊、吴乾兑、徐如、赵清、何玉畴等好几位。在计算工作量时,在文科邵先生是首屈一指、负担最重的。遂后又培养赵春晨、蔡少卿等人,他们现在都已成为学术界的骨干力量,在不同领域,作出各自贡献。
邵先生除了勇于承担教学任务外,也积极承担校外任务。他受范(文澜)老的邀请,在近代史所负责一摊工作,组织力量,编辑近代史资料。他随后又参加中、俄、蒙三国联合编写蒙古史(元史)的工作,几次商讨,由于意见分歧,没能达成协议,而他则又兼起在中国研究蒙古史(元史)的任务。
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邵先生还常常接受临时紧急任务,为报刊撰写文章,我记得他曾写过南海岛屿、中日关系等有关文字。虽然时间紧急,但他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他还为全国政协委员开讲中国近代史系列讲座。
邵先生勇于承担任务,往往超负荷工作,他的工作态度是令人感动的。
不断开拓前进
邵先生家学渊源,自幼受到母亲的精心培育,后进入学校,受到良好教育,在清华经受名师指点。所以,有着很好的业务基础,掌握多种外语,加以他勤于读书,刻苦钻研,勇于开拓前进。他在法国,曾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伯希和十分看重他,问他要听点什么,他是能与伯希和直接对话的中国有为的青年学者。
邵先生有着深厚的业务根底,对史实史料都非常熟悉。和他相识以后,给我一个突出印象,不论是授课还是写文章,他善于提出典型材料来阐明问题。他不是罗列许多材料,令人如坠五里云雾,而是善于选出典型材料,让我们直接进入主旨,一目了然。这若没有很强的功力,是做不到的,说明他对材料的熟悉,也说明他目光敏锐,能够一语中的。
后来,他为研究生开了一门专题课,分析“热河密札”。之前,章士钊先生已在报刊上发表了对“密札”的解读,而邵先生进一步把它搬到课堂上分析。密札是在“热河政变”中由在避暑山庄的人以密信方式写给北京的。其中暗语非常多,包括人名、事件等等。邵先生以他渊博的知识透辟地分析,一一讲清楚。
邵先生不仅熟悉近代史资料,更对近代史的重大问题不断追寻探索。《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邵先生的研究生硕士论文,是研究中外关系的代表作之一。他选用了大量中外文原始档案和书籍,从追溯中、法、越关系入手,把国际形势、法国政局变化和中国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尖锐揭露了法国侵略者的卑劣伎俩,严正驳斥法方为侵略辩护的种种谬论,也痛心清政府的无能,爱国热忱溢于言表。由此,中外关系一直是邵先生研究的重点。
解放以后,邵先生接触面更广了,见识也提高了,研究的领域更加拓宽,研究的深度更加增强。他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社会活动之余,不断思索问题,展开研究,除了中外关系之外,他把眼光投向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他关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盛宣怀、孙中山等等。他组织力量,整理标点盛宣怀部分未刊《亲笔函稿》,对郑观应著作的各种版本加以编纂整理出版。他对与会党有密切联系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魏兰的活动也十分注意。他的视角不仅注意到上层,也关注到底层。
实际上,邵先生早就关心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他研究洋务运动,关注各式各样的洋务派人物。他关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由此探索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经验。
难能可贵的是,邵先生相当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他曾想组织力量,对北京大栅栏的几家重点商铺如瑞蚨祥等开展调查,查阅他们的账本档案。1962年,又曾与天津市政协等单位联系,促进其对所藏解放前天津商会档案进行整理和研究,并亲自到天津查看档案收藏情况,提出如何整理资料和编写整理的建议。
由此可见,邵先生脚踏实地从事研究工作,十分重视资料积累,从原始材料、档案资料抓起,而又重视在资料基础上的认真研究,鼓励不同意见的交换、争鸣,争取作出更为出色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邵先生又把注意力转到蒙古史、元史,热情培养青年学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72年再次被指名参加“二十四史”的标点整理工作,继续负责《元史》部分。他那时身体很弱,加以在运动中的批判斗争,心情相当复杂,却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力争早日完工。结果,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于1973年永远离开了我们。
邵先生的研究领域相当广阔。他十分重视基础性的资料工作,从原始档案资料入手,又十分重视语言文字基本功,在复杂的多语种的蒙古史、元史研究中,准确掌握语音的对音、转译的恰当。同时,他又找寻事物之间的联系,思索研究重大问题。他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研究新事物,开拓新领域。
倾心关爱朋友弟子
邵循正先生一向平易近人,广交师友,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往。他一向和颜悦色,不急躁,不恼怒,平静如水。他一向低调,不追名,不逐利,和他在一起,并不感到压力,也不感到紧张。
邵先生的至交挚友并不太多,吴晗先生可算是一个。他和吴先生友谊至笃,吴先生对他影响也大,所以,他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吴先生对他的学术成就十分肯定,也多方面为他创造条件,发挥作用。吴先生解放后政务活动很多,而仍不忘情学术。邵先生特别在北大为他组织专题讲座。“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海瑞罢官”一案,吴先生受到批判。邵先生十分关心他,曾三次去吴府探望。吴先生一再说不要他去,而他毅然前往,真是患难见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此受到不断批判、追查,为什么去,说些什么?而他默默承受。
三校合并之后,由于来自不同的学校,大家相聚在一起,难免产生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评定工资方面,有些人感到委屈,时有牢骚。邵先生则比较超然,一方面积极向组织反映情况,一方面做些疏通工作。
反右斗争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打击。一向被认为是左派的教授向达,也被打成右派。向先生为人比较耿直,学术地位也很高。他是南高师(后为东南大学)的学生,后留学英国。抗战时期在困难条件下,远去大漠深处,亲赴敦煌考古,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向先生和邵先生关系很好,为了做好向先生的工作,本拟全家去青岛休假的邵先生,被我们劝说留下来,这再一次说明邵先生很重友情,也很顾全大局。向先生的认识在多种条件下有较大提高,他一再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在1959年第一批为右派摘帽中被摘帽。“文化大革命”初期,向先生由于受到打击迫害,不幸去世。
大家都知道,邵先生对于他的弟子辈也十分爱护、十分关心,而这些弟子们对他也是特别尊崇。
日常生活情趣盎然
邵先生文静,少语,而他却热爱生活,有着多种爱好。他不事张扬,所以一般人不容易看到他的生活全貌。
邵先生自奉甚俭,平日抽着普通以至劣质烟卷,这也影响了他的健康。作为学者,他爱书,喜欢逛书店,收购有价值的书,他收藏了一些珍本,由于财力关系,不可能很多。收集手稿和珍贵版本,是他的一大爱好。
他的兴趣是十分广泛的,他喜欢京戏,喜欢下棋,也喜欢打桥牌。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常和我们聚在一起,主要有王铁崖、张芝联、田余庆诸先生和我。多数在王先生家,也有其他地方,经常打到深夜。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交换信息,谈论形势,追溯往事,闲话一番。这时,大家都很轻松,邵先生尤为放松。大家一起度过一个个愉快的夜晚。
在邵先生的生活中,不能不提到师母郑逊女士。师母是十分贤慧的,对邵先生关怀备至,邵先生身体较弱,她能全心全意照顾他。邵师母会做衣裳,一次特为向达夫人做一件连衣裙(当时叫布拉吉)。邵先生有件在抗战后到英国去做的呢大衣,一直穿着过冬,后来师母将之翻面,整旧如新,真不容易。不仅如此,师母也为邵先生抄写稿子。她默默奉献着自己,为邵先生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过着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小瑜是他们的独女,十分疼爱。如今虽经历坎坷,但得到发展。2009年4月底,燕京大学成立90周年纪念,邵瑜的夫君曹先生和他的兄嫂,作为燕京学子的后代前来北京参加盛会。他告诉我,他和小瑜的一双儿女业已长大成人,学业有成,足以告慰在天的邵先生和师母,含笑代有传人。
追忆往事,仿佛就在眼前,有些已模糊,有些相当清晰。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邵先生是在1968年初冬,当时我们都在“黑帮大院”,那天组织到蔚秀园稻田收割稻子。邵先生生病初愈,也赶来参加劳动。他没有下田,在田边收拢割下的稻穗。他穿了一件师母为他新做的黑棉上衣。他虽体弱但尽力捆扎稻秆,抱在胸口来回搬运,以至把新棉衣搞得满是泥浆。这个场面,我一直印在脑海里,那孱弱的身驱,真是摇摇欲坠,而他仍在支撑着。
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再也没有见过邵先生。而今,30多年已经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作为经验教训,仍值得深刻铭记。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祖国一片新面貌。在克服重重艰难困苦,克服各种风险挫折后,我们国家正在阔步前进,在邵先生百岁诞辰之际,祈福他和师母得到永远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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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可追。我从往事的追忆中,重新回到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邵先生的成就令我钦佩,邵先生的为人令我敬仰,邵先生的春风化雨令我感动,邵先生的执著钻研令我学习。
勇于承担重任
我和邵循正先生相识于1952年院系调整之时。那时三校合并,邵先生搬来北大,最初住在燕南园。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基础课的分量很重,中国近代史是门重要基础课,每周起初6学时,比原有的计划学时增加很多。邵先生仓促上阵,几乎来不及过多准备就要上课。而在“三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很多教师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地走上讲台。这时,中国近代史方面主要是邵先生,还有陈仲夫先生和我,我们三人组成一个小组。每次课前,我们都到邵先生家去,共同备课。邵先生虽满腹经纶,要把一堂课组织好,也要费些思考。邵先生总是虚心听取大家意见,共同研讨。我们也学习经典著作,阅读史料和有关书刊,抓住线索,梳理材料。有的同学反映:邵先生是“茶壶里面倒不出元宵”,我们则协助他把“元宵”倒出来。效果很好,合作得也很愉快。后来作为一个经验,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干部会上进行介绍。主要的在于稳定广大教师的情绪,在院系调整后,能够发挥教师们的潜力,为培养人才服务。
不久,陈庆华先生从人大进修回来,邵先生则把基础课交给陈先生。张寄谦先生也从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回到系里,我们中国近代史的师资力量逐渐增强。邵先生转为重点负责研究生的培养,又开拓一项新的工作。为了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大力培养研究生。那时,一般教授只带一两位研究生。而邵先生却超负荷工作,带了六七位。邵先生先后曾指导过李时岳、戴学稷两位,那也是在不同时期分别指导的。而这时邵先生一次却招了张磊、吴乾兑、徐如、赵清、何玉畴等好几位。在计算工作量时,在文科邵先生是首屈一指、负担最重的。遂后又培养赵春晨、蔡少卿等人,他们现在都已成为学术界的骨干力量,在不同领域,作出各自贡献。
邵先生除了勇于承担教学任务外,也积极承担校外任务。他受范(文澜)老的邀请,在近代史所负责一摊工作,组织力量,编辑近代史资料。他随后又参加中、俄、蒙三国联合编写蒙古史(元史)的工作,几次商讨,由于意见分歧,没能达成协议,而他则又兼起在中国研究蒙古史(元史)的任务。
为了配合形势的需要,邵先生还常常接受临时紧急任务,为报刊撰写文章,我记得他曾写过南海岛屿、中日关系等有关文字。虽然时间紧急,但他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他还为全国政协委员开讲中国近代史系列讲座。
邵先生勇于承担任务,往往超负荷工作,他的工作态度是令人感动的。
不断开拓前进
邵先生家学渊源,自幼受到母亲的精心培育,后进入学校,受到良好教育,在清华经受名师指点。所以,有着很好的业务基础,掌握多种外语,加以他勤于读书,刻苦钻研,勇于开拓前进。他在法国,曾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伯希和十分看重他,问他要听点什么,他是能与伯希和直接对话的中国有为的青年学者。
邵先生有着深厚的业务根底,对史实史料都非常熟悉。和他相识以后,给我一个突出印象,不论是授课还是写文章,他善于提出典型材料来阐明问题。他不是罗列许多材料,令人如坠五里云雾,而是善于选出典型材料,让我们直接进入主旨,一目了然。这若没有很强的功力,是做不到的,说明他对材料的熟悉,也说明他目光敏锐,能够一语中的。
后来,他为研究生开了一门专题课,分析“热河密札”。之前,章士钊先生已在报刊上发表了对“密札”的解读,而邵先生进一步把它搬到课堂上分析。密札是在“热河政变”中由在避暑山庄的人以密信方式写给北京的。其中暗语非常多,包括人名、事件等等。邵先生以他渊博的知识透辟地分析,一一讲清楚。
邵先生不仅熟悉近代史资料,更对近代史的重大问题不断追寻探索。《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邵先生的研究生硕士论文,是研究中外关系的代表作之一。他选用了大量中外文原始档案和书籍,从追溯中、法、越关系入手,把国际形势、法国政局变化和中国的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尖锐揭露了法国侵略者的卑劣伎俩,严正驳斥法方为侵略辩护的种种谬论,也痛心清政府的无能,爱国热忱溢于言表。由此,中外关系一直是邵先生研究的重点。
解放以后,邵先生接触面更广了,见识也提高了,研究的领域更加拓宽,研究的深度更加增强。他在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社会活动之余,不断思索问题,展开研究,除了中外关系之外,他把眼光投向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他关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盛宣怀、孙中山等等。他组织力量,整理标点盛宣怀部分未刊《亲笔函稿》,对郑观应著作的各种版本加以编纂整理出版。他对与会党有密切联系的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魏兰的活动也十分注意。他的视角不仅注意到上层,也关注到底层。
实际上,邵先生早就关心着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他研究洋务运动,关注各式各样的洋务派人物。他关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问题,由此探索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和经验。
难能可贵的是,邵先生相当重视实地调查研究。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他曾想组织力量,对北京大栅栏的几家重点商铺如瑞蚨祥等开展调查,查阅他们的账本档案。1962年,又曾与天津市政协等单位联系,促进其对所藏解放前天津商会档案进行整理和研究,并亲自到天津查看档案收藏情况,提出如何整理资料和编写整理的建议。
由此可见,邵先生脚踏实地从事研究工作,十分重视资料积累,从原始材料、档案资料抓起,而又重视在资料基础上的认真研究,鼓励不同意见的交换、争鸣,争取作出更为出色的成果。
20世纪60年代,邵先生又把注意力转到蒙古史、元史,热情培养青年学者,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于1972年再次被指名参加“二十四史”的标点整理工作,继续负责《元史》部分。他那时身体很弱,加以在运动中的批判斗争,心情相当复杂,却全力以赴,拼尽全力,力争早日完工。结果,他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于1973年永远离开了我们。
邵先生的研究领域相当广阔。他十分重视基础性的资料工作,从原始档案资料入手,又十分重视语言文字基本功,在复杂的多语种的蒙古史、元史研究中,准确掌握语音的对音、转译的恰当。同时,他又找寻事物之间的联系,思索研究重大问题。他不断探索,不断追求,研究新事物,开拓新领域。
倾心关爱朋友弟子
邵循正先生一向平易近人,广交师友,大家都愿意和他交往。他一向和颜悦色,不急躁,不恼怒,平静如水。他一向低调,不追名,不逐利,和他在一起,并不感到压力,也不感到紧张。
邵先生的至交挚友并不太多,吴晗先生可算是一个。他和吴先生友谊至笃,吴先生对他影响也大,所以,他的政治态度是鲜明的。吴先生对他的学术成就十分肯定,也多方面为他创造条件,发挥作用。吴先生解放后政务活动很多,而仍不忘情学术。邵先生特别在北大为他组织专题讲座。“文化大革命”前夕,为“海瑞罢官”一案,吴先生受到批判。邵先生十分关心他,曾三次去吴府探望。吴先生一再说不要他去,而他毅然前往,真是患难见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为此受到不断批判、追查,为什么去,说些什么?而他默默承受。
三校合并之后,由于来自不同的学校,大家相聚在一起,难免产生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评定工资方面,有些人感到委屈,时有牢骚。邵先生则比较超然,一方面积极向组织反映情况,一方面做些疏通工作。
反右斗争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打击。一向被认为是左派的教授向达,也被打成右派。向先生为人比较耿直,学术地位也很高。他是南高师(后为东南大学)的学生,后留学英国。抗战时期在困难条件下,远去大漠深处,亲赴敦煌考古,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向先生和邵先生关系很好,为了做好向先生的工作,本拟全家去青岛休假的邵先生,被我们劝说留下来,这再一次说明邵先生很重友情,也很顾全大局。向先生的认识在多种条件下有较大提高,他一再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在1959年第一批为右派摘帽中被摘帽。“文化大革命”初期,向先生由于受到打击迫害,不幸去世。
大家都知道,邵先生对于他的弟子辈也十分爱护、十分关心,而这些弟子们对他也是特别尊崇。
日常生活情趣盎然
邵先生文静,少语,而他却热爱生活,有着多种爱好。他不事张扬,所以一般人不容易看到他的生活全貌。
邵先生自奉甚俭,平日抽着普通以至劣质烟卷,这也影响了他的健康。作为学者,他爱书,喜欢逛书店,收购有价值的书,他收藏了一些珍本,由于财力关系,不可能很多。收集手稿和珍贵版本,是他的一大爱好。
他的兴趣是十分广泛的,他喜欢京戏,喜欢下棋,也喜欢打桥牌。记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周末,常和我们聚在一起,主要有王铁崖、张芝联、田余庆诸先生和我。多数在王先生家,也有其他地方,经常打到深夜。大家在一起无拘无束,交换信息,谈论形势,追溯往事,闲话一番。这时,大家都很轻松,邵先生尤为放松。大家一起度过一个个愉快的夜晚。
在邵先生的生活中,不能不提到师母郑逊女士。师母是十分贤慧的,对邵先生关怀备至,邵先生身体较弱,她能全心全意照顾他。邵师母会做衣裳,一次特为向达夫人做一件连衣裙(当时叫布拉吉)。邵先生有件在抗战后到英国去做的呢大衣,一直穿着过冬,后来师母将之翻面,整旧如新,真不容易。不仅如此,师母也为邵先生抄写稿子。她默默奉献着自己,为邵先生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过着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小瑜是他们的独女,十分疼爱。如今虽经历坎坷,但得到发展。2009年4月底,燕京大学成立90周年纪念,邵瑜的夫君曹先生和他的兄嫂,作为燕京学子的后代前来北京参加盛会。他告诉我,他和小瑜的一双儿女业已长大成人,学业有成,足以告慰在天的邵先生和师母,含笑代有传人。
追忆往事,仿佛就在眼前,有些已模糊,有些相当清晰。我记得,最后一次见到邵先生是在1968年初冬,当时我们都在“黑帮大院”,那天组织到蔚秀园稻田收割稻子。邵先生生病初愈,也赶来参加劳动。他没有下田,在田边收拢割下的稻穗。他穿了一件师母为他新做的黑棉上衣。他虽体弱但尽力捆扎稻秆,抱在胸口来回搬运,以至把新棉衣搞得满是泥浆。这个场面,我一直印在脑海里,那孱弱的身驱,真是摇摇欲坠,而他仍在支撑着。
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再也没有见过邵先生。而今,30多年已经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作为经验教训,仍值得深刻铭记。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祖国一片新面貌。在克服重重艰难困苦,克服各种风险挫折后,我们国家正在阔步前进,在邵先生百岁诞辰之际,祈福他和师母得到永远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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