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主、抄书人与宗教身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文献题记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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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文献题记,主要记述写本的书主信息、抄写时间、抄书人姓名、抄书人的宗教身份、抄写地点、抄写目的、抄书费用等.通过对瑶族文献题记的书写位置、结构类型、题记内容等信息的分析,探讨瑶族文献题记的书写形态和自身特点.试图呈现牛津大学图书馆藏瑶族写本题记的基本形貌,以增强学界对海外瑶族文献的认识,拓展海外瑶族文献研究领域,为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材料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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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学界对慧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步,体现在:一方面,出现了单独研究慧远思想体系的专著;另一方面,慧远思想的研究呈多维度展开.梳理发现,40年来学者研究慧远思想有四个特征:其一、厘清慧远思想特征是学者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其二、从思想史角度探求慧远思想的意义是学者研究的基本思路.其三、将慧远的思想同相关的思想进行对比研究是学者研究的基本视野.其四、对慧远思想的跨学科解读是学者研究的基本趋势.总体来看,慧远思想的特征研究及比较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而慧远思想的思想史意义以及跨学科研究则略显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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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生被摈"是汉传佛教史上的一桩著名公案,同时也是涅槃佛性在被确立为汉传思想之核心地位时发生的一个重要插曲.历史上关于该事件的记载几乎都是以《高僧传》为基础,在此之上详略重引,将"道生被摈"的主要原因归于其"孤明先发"和"阐提成佛说"的提出.实际上,从另一角度观之可以发现,"道生被摈"是一场由"摈者"与"被摈者"相互作用而发生的社会性事件,故此中不但牵涉到竺道生自身,更关联到整个建康佛教在特定时期内的思想状况、僧团结构等多层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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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灯严统》僧诤是明清佛教史上关于禅宗法统观的重要事件.此次僧诤源于曹洞、临济双方法统观念的差异,而其直接原因则是通容在《严统》中对曹洞宗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作为事件中曹洞宗一方的核心人物,三宜明盂和祁骏佳积极撰文回应,揭示并批评了通容在《严统》中"严外宽内"的态度及门户立场.《严统》僧诤是曹洞、临济两宗在构建禅宗谱系中的冲突.其中,通容以"严统观"作为批判曹洞宗的工具,并以此确立自身谱系的正统性,而其在僧诤中的门户态度最终也导致《严统》重构禅宗谱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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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丛林中确立的住持一人剃度收徒的制度是为了避免寺内僧团分裂,但其在元代中后期尤其是入明后被突破,由此出现了寺中房头林立的乱象.明末清初以降,为避免房头产生,部分高僧主张贯彻住持一人剃度收徒的旧制.一些寺院则认为只要剃度收徒,就有产生房头的可能,因此采取更彻底和直接的方式,也就是不剃度、不收徒.这个模式经过不断实践,最终寺院不剃度僧徒成为僧团共居的主流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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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广东地区寺田经历一个飞速扩充的过程.寺田主要来源于自行购置和外部捐献,后者又包括信众捐献、官府拨田、僧人献田等情况.在经营前,寺田还要接受官府清丈、登记、计算科则等步骤,在纳入地方图甲体系的同时也会获得差役豁免.寺田也成为寺院、官府和地方豪族间利益角逐的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寺院加强了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并利用碑刻、寺志等工具来维护自身利益.寺田是清初广东佛教复兴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推动了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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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关于《起信论》的论争中,太虚是一位很活跃的人物.他多次公开讲演《大乘起信论》,留下讲演录,延续了传统的经典注疏的传统.同时,在《起信论唯识释》中,太虚又表达了会通《大乘起信论》与唯识思想的立场.在研究方法论上,太虚反对梁启超在《大乘起信论考证》中所使用的历史主义的立场,主张佛教思想是超历史的特殊存在,所以不能从思想史的角度把握《大乘起信论》的思想地位.关于《大乘起信论》的评价,太虚反对王恩洋从唯识学立场对此论的全盘否定,而是主张此论在理论上与唯识并不矛盾.太虚站在信仰的立场考察《大乘起信论》,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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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佛教类书的编纂在建构佛教思想文化的同时,不断注意引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知识,逐步将佛教文化嵌入到中国原有文化体系中,使佛教文化由"外学"逐渐变为"内学",并最终形成以儒、释、道三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展背景下,从梵华文化融合角度重新审视中古佛教类书编纂的作用与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关乎唐宋以降儒释道三教合流得以形成的具体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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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马峪"池哥昼"祭祀仪式中,建构在白马人祖灵信仰之上且作为"神祇"的"池哥"和"池母"不仅象征着彼岸的祖先在此岸的在场,也永续护佑着此岸子孙的幸福与安康;而建构在"人类自身再生产""铁律"之上的"知玛"则"规训"着族人对族内婚的坚守.在特定时空节点上演"池哥昼"所营造的神圣与世俗的场域中,借助象征符号与仪式,既强化了族人血脉相连的"根"意识,也惯习了人们对"种的繁衍"之认知与实践.正是"根"意识和"种的繁衍"认知共同构成白马峪"池哥昼"角色建构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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