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1905年日本《妇人画报》创刊到大正时期结束，这段时间内中国女子留学日本经历了从高潮到低谷的转变。《妇人画报》中关于中国女留学生的报道不在少数，见证了日本对于中国留日女学生的形象由“良妻贤母”的形象到寻求解放的革命女性形象的转变。
【关键词】：近代日本；画报；留日女学生；女性形象；中国女性观
日本《妇人画报》自1905年创刊以来，至今112年，仍以旺盛的生命力在女性杂志中活跃，这在世界报刊史上都是少见的。翻过历史的长河，在100年前，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随着战争而觉醒的女性们，不管在欧美或是东亚，都纷纷举起兴女权的大旗。而《妇人画报》应时势而起，为女性教育与思想启发而不断发送着各色信息。
在《妇人画报》的研究中，笔者按关键字“清国”“满洲”“中国”“支那”进行筛选，得到1905年到1927年《妇人画报》中出现的对中国的报道共计83件。其中读物与画报各占41%与39%。可以看出，总的来说，画报与读物数量相当。全文将从图像与文字两个方向入手，对中国留日女学生的形象进行分析。
一、下田歌子与实践女学校
在对中国女性的所有报道里，有一部分人是特殊的，因为她们长在中国，学在日本，思想和学识都受着日本社会的熏染和日本女子教育的影响，她们就是在日的女留学生。在统计时笔者发现，《妇人画报》对中国留日女学生的报道集中在1905-1912年，而到1912年以后报道数量为0。这是为什么呢？
女子留日之原因，可以从清末女子教育觉醒开始说起。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说道“中国女学之道废之久矣。海内之女二万万，求其解文意，娴雕虫，能为花草风月之言者，则已如凤毛麟角，若稍读古书能著述，若近梁端氏王照圆氏其人者，则普天率士几绝也。今夫彼二子之所能者，乌得为学问矣乎？而其聊绝也若是。记曰：‘人不学，不知道’群二万万不知道之人，则乌可以为国矣！”他指出传统女子教育之弊端，倡导兴女学，并把女学与“保国、保种、保教”联系起来，指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并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
1898年前后中国社会开始意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进步人士的提倡下，国内开始发展女学。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女教员，因此鼓励留学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子留学的发展，并且与之后的日本东洋妇人会派遣女子教员至中國有相当大的关联。
至于为何选择日本，“一是日本女子的文化程度与我国相去不远，中国女子的才智能够赶得上她们，二是中国与日本距离较近，便于往返，三是学费节省，便于苦读。”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前期有大量的男子留学生赴日，或父兄在日学习，故有一定的留学基础。
接收女子留学生数量最多的是帝国妇人协会附属实践女学校（简称实践女学校），而其校长则是华族女学校学监、帝国妇人协会会长下田歌子。下田歌子在1893-1895年间留学欧洲，对于西力东渐产生危机意识，在甲午战争之时曾说“对于日清在如斯炮火中相见，仿佛如兄弟相残，却被欧洲列强得了渔翁之利”。这种连带感和危机感使她形成了中日一体的“东洋圈”认识。对于早期中国的女子留学事情，更是直接发出邀请：“我当七八年前，即思贵国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输入文明，我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希望或一二人先尝试，以观有效无效，不亦可乎？”
实践女学校的校规第一条指出了其办学的目的：“本校以启发本邦固有的女德，应用日进的学理，教授现今适应社会的实学，以培养贤母良妻为目的。”教育科目设置依据本科（两年）、特别科（一年），以及工艺速成科，所设科目不同，课时相异。课程大体都包含：修身、教育、算数、地理、体操、唱歌等，涵盖德育、智育、体育三大项教育。1907年《妇人画报》第3卷第2号中就有一张中国女子留学生在实践女学校上体操课与算术课的照片。
中国女子最初入学只有一人，在1901年入学，姓名不详。次年，随着4名清朝的女子留学生入学，实践女子学校在1902年设立了“清国女子部”，在组织上建立了接收留学生的态势。第一次具备规模而正式的官派女子留日活动是在1905年7月，湖南派遣20名女学生就学于实践女学校，开启了女子留学的高峰期。到1907年12月，中国留日女学生人数达139人，并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
中国女子留学生在日本的活跃，在日本社会引起积极的评价和广泛的关注。他们评价女子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彬彬有礼”另据下田歌子评论中国留学生“中国妇女概言之，伶俐且敏慧，教以一事，不崇朝而已谙熟不忘，亦有一隅反三者。在待人接物上娴于交际，而巧应对，今观其情态，旋似美国妇人，此明标进取气象者，非吾邦妇人，专以温顺贞婉为要之可比也。”
1906年9月1日第2卷第11号中有一张照片，是从实践女学校毕业的中国女子留学生与她们的作品。最初从实践女学校最初毕业的是留学生是两个人：陈彦安与钱丰宝，毕业于1904年7月16日。陈彦安在日留学期间以及毕业之后都积极推进女子留日事业，写有《劝女子留学文》：
“不登山者不知泰岳之高，不赴海者不知沧溟之深。我中国女子日居深闺，耳无所闻目无所见。故外国之如何强盛，中国之如何衰弱，女学之如何不振，毫不相关，以为此男子当为之事，我乃女子不必干预也。噫谬矣。（中略）我国东海相望区区三岛之日本，维新以来仅三十余年，国中之女子诵读之声无间。都鄙即至专门高等之学。卓然成材者亦不乏人。我国女子所以不如人者大有三：不问外事一也；不读书二也；终身依赖于人三也。于是坐听为人奴隶玩弄，皆茫茫然以为女子当如此。（下略）”
陈彦安后成为驻日公使章宗祥的夫人，在1916年来随章宗祥赴日后仍积极鼓励女子留学。并在1917年《妇人画报》第135号中发表文章《支那妇人与日本妇人》，对比中日妇女特点，强调了中日同根同源，有着不乏分割的关系。 到1908年，实践女学校改组，将女学校与工艺学校合并，修改规章制度，进入全面改造时期，在这一时期，实践女学校设立的留学生部也修订章程，将“速成”课程改为“充实”的课程。但此时中国女性却已经把学习的眼光投向了欧美。1909年与1910年是实践女学校中国毕业生最多的两年，1909年为44人，1910年为23人。但这两年间的入学者却在逐渐减少。到辛亥革命1911年，毕业生就只有4人了。
在《妇人画报》1907年（明治40年）10月的名家谈片的版块中，下田歌子投稿的文章《清国女子留学生》中谈到1907年开始清国女子留学生减少的情况。
“清国留学生的减少的理由，或政治或外交，坊间皆有说法，我等妇人教育从事者唯有诚心诚意指导她们，以爱之泪洗涤其缺点，若能使其中少数人能拥有日本人的亲切和高义，那便算达成我们的一定的目标了。”
说到选择去欧美留学的中国女学生们，下田歌子表示：
“不管她们去美国留学或德国留学，都是她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只是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去美国留学不太符合她们的利益。物有先后顺序，历史也是如此，一直以来被极端束缚的蛰居主义的妇人突然去了开放的美国，这样突然的飞跃性变化，假使教育家们也有许多不适应之处，更何况普通的女子。”
可见在下田歌子的眼中，中国女子，是“被极端束缚的蛰居主义的女子”，结合她自身在欧洲留学的经验，认为中国妇女接触到欧美社会后会产生许多“不适应之处”，关于这“不适应之处”她在文章中她谈到：
“凡是被绝对束缚的人突然到了一个极开放的地方，其弊端就会显现，特别是支那妇人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德育方面，我们学校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故以舍监为首的教员们都注意努力地严格教育她们。”
此处的“德育”也就是“女德”的教育，以培养“良妻贤母”为宗旨，日本的女子教员皆“严格教育”女子留学生提高自身修养，在思想方面遵守中日两国都有的传统伦理，而去了“极开放”的欧美后，下田歌子担心中国的女子在思想上会产生激越的民权论，要求独立自主，这与她的教育理念和“贤母良妻”的女性观是不符合的。
要言之，女子留学日本热潮的下降的原因，一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国内新式女学堂的增多，以及留日女学生学成回国和日本派遣女性教习来中国参与女子教育，大大缓解了国内女教员的不足，满足了国内对新式女性人才的需求，加之中国女性已不满日本的“良妻贤母”教育，选择赴欧美留学的人逐渐增多，从1908年到1911年，中国赴日留学的女学生数量并没有太大增加。这也解释了为何1913年以后《妇人画报》几乎没有中国女子留学生的报道。
二、实践女学校的生活
在《妇人画报》中出现的关于中国留日女学生的8张图像资料中，有身着和服与实践女学校的教员的合影；也有从实践女学校毕业时的全体肖像，照片角落还附有她们的作品；还有在实践女学校中做体操和学习算数的光景的照片；寄宿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中的留日女学生身着女袴，梳着高高的和式发髻，服装、发型几乎与日本女子无异。随着中国女子留学生在日本的活跃，她们的身影屡屡见诸报端，且在日本社会引起积极的评价和广泛的关注。上海作新社出版的杂志《大陆》转载了日本的一篇报道：
中国女学生留学于日本者之声价
“近中国赴日本留学之女学生，凡有十余名，日本人甚器重之，尝评论曰：
有中国女子数人，航海来日本，在日本女子教育大家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先生监督下肄业。中国女子留学海外者，由此发轫。可知中国人求学之心渐热矣。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惧惮，而彬彬有礼。逈非日本妇人所能及。留学生中，其夫有留学于东京者，观其会面时，应接之仪式，周旋之情谊，实为平等。昔闻中国男尊女卑，自今观之，殊不然也。男子对女子如此殷勤郑重，岂有以奴隶待女子者。是则支那女界，对社会虽无势力，而在家庭亦殊自由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除了评价女子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彬彬有礼”之外，她们与丈夫相处中也能成立男女对等的关系，相对来说具有进步的感觉。
三、在日本的社会活动
除了实践女学校的照片外，还有1909年在东京神田区青年馆举办的，由实践女学校、东洋女艺学校、女医学校的中国女学生所发起的为上海兴办女学校建设募集经费而举办的音乐会的照片。对于兴办女学，留日女学生不遗余力，除了举办募捐活动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号召中国女子兴女学。燕彬在《新女界杂志》中明言：“本社创办杂志，原以开通风气，提倡教育，为最要之主旨。”“所以本报提倡女权，是要指望大家先从真实学问下手，然后从事各种事业。”“故论女子之时代，其與国家之密切关系者，就普通论之，当以教育为急。”
留日女学生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于她们组织社团，编辑报刊，在日本发表言论，将在日的女留学生们集结在一起。比如1903年，以胡彬夏为首的10余名留日女学生设立了第一个留日女学生团体：“共爱会”，她们将其宗旨定为“振兴女学、恢复女权、尽国民之天职”。她们每月写文章，登报发表，在1903年的《江苏》第2、3期中就有共爱会成员胡彬夏，方君笄等人的关于呼吁妇女同胞求解放的文章刊载。方君笄在文章《兴女学以复女权》中写到“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既以无学而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中略）试观，泰西诸国女学大兴，女权亦盛可以如矣。吾愿同胞之有志恢复女权者，必先以兴女学为事”。号召中国女子振兴女权，恢复女权。
1905年，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女子雄辩会”，通过女子集会演讲来宣扬革命、提倡女学。到了1906年9月，燕彬、李元等人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推广公关”为宗旨，并创办了机关刊物《留日女学生会杂志》，号召留日女学生协作起来，追求解放。1907年何震在东京组织了“女子复权会”，并创办会报《天义报》，成为无政府主义女子复权运动的主要思想舞台，这也是在女界革命中态度最激进的一个女学生团体。 在女子留日高潮的这十年左右时间中，虽接受着“良妻贤母”的教育，但留日女学生们的思想却渐渐与日本的女子教育背道而驰，走向了革命方向。1909年2月，陈以益在《女报》第2期上发表《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的文章，指出“今贤母良妻，犹识字之婢女，而其子其夫犹主人。贤母良妻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学问，尽为男子所用。并在文章中呼吁女性“勿以贤妻良母为主义，当以女英雄豪杰为目的。”
在中國国内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日本接受先进思想的女学生们也纷纷投身革命。与早期提倡女学相比，适应中国革命的女性豪杰更值得鼓励与培养，因此有人提出：中国女子教育之方针应为“国家主义的”：
“女子教育之于中国，其关系固不待言。然奴隶的教育，与国民的教育异；物质的教育，与精神的教育异。种如何因，即收如何果，则施错之方针，宜早定也。本社恐仅就个人意见，不足以端海内之趋向，愿我同胞，各抒伟论，以解决此问题。谨择尤登布，庶从事斯道者，有所折衷焉。”
“日本的教育虽普及，究其实际，因被男界限制之故，所得者仅物质上的文明。所造就者，良妻淑女，其上选也。物质的教育尚属粗浅层次，其所培养的良妻淑女更适合‘家族的妇人’时代，而非目前急需的‘国家主义的妇人’”
可见在这一时期，留日女学生的革命情绪高涨，不以习得“贤母良妻”为豪，反以抵制。留日女学生的活动动向也由兴女学、复女权逐渐转变为带有爱国主义的革命倾向。
四、结语
《妇人画报》创刊于1905年7月1日，时至今日，仍然每月一日发行杂志。。在它的黑白彩色书页之间，不仅记录着日本女性100多年的生活，也记录着中国留日女学生的生活。
留日女学生经历了日本的“贤妻良母”论指导下的教育，到反抗“贤妻良母”教育，其在《妇人画报》中的形象也完成了““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彬彬有礼”的贤妇形象到“兴女学，复女权”的进步女性形象，最后到“爱国主义”女学生的形象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图片的效力以其“触于目者感于心，见诸图者印诸脑”的力量，在文字的双重作用下，无形中使读者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中国留日女学生的形象。
参考文献：
[1]游学译.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N].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1902.（1）.
[2]炼石.留日见闻琐谈[N].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5.
[3]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文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41.
[4]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4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5]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J].近代史研究.1995.
[6]郑贯公，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文选[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婦人画報[M].東京：近事画報社.1905.
[8]下田歌子.述教育中国婦女事[N].順天時報.1907.
[9]上沼八郎.下田歌子と中国女子留学生--実践女学校「中国留学生部」を中心として[J].実践女子大学文学部紀要.1983.
[10]佐藤尚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国女子教育[J].教育科学.2000（8）.
【关键词】：近代日本；画报；留日女学生；女性形象；中国女性观
日本《妇人画报》自1905年创刊以来，至今112年，仍以旺盛的生命力在女性杂志中活跃，这在世界报刊史上都是少见的。翻过历史的长河，在100年前，世界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是随着战争而觉醒的女性们，不管在欧美或是东亚，都纷纷举起兴女权的大旗。而《妇人画报》应时势而起，为女性教育与思想启发而不断发送着各色信息。
在《妇人画报》的研究中，笔者按关键字“清国”“满洲”“中国”“支那”进行筛选，得到1905年到1927年《妇人画报》中出现的对中国的报道共计83件。其中读物与画报各占41%与39%。可以看出，总的来说，画报与读物数量相当。全文将从图像与文字两个方向入手，对中国留日女学生的形象进行分析。
一、下田歌子与实践女学校
在对中国女性的所有报道里，有一部分人是特殊的，因为她们长在中国，学在日本，思想和学识都受着日本社会的熏染和日本女子教育的影响，她们就是在日的女留学生。在统计时笔者发现，《妇人画报》对中国留日女学生的报道集中在1905-1912年，而到1912年以后报道数量为0。这是为什么呢？
女子留日之原因，可以从清末女子教育觉醒开始说起。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说道“中国女学之道废之久矣。海内之女二万万，求其解文意，娴雕虫，能为花草风月之言者，则已如凤毛麟角，若稍读古书能著述，若近梁端氏王照圆氏其人者，则普天率士几绝也。今夫彼二子之所能者，乌得为学问矣乎？而其聊绝也若是。记曰：‘人不学，不知道’群二万万不知道之人，则乌可以为国矣！”他指出传统女子教育之弊端，倡导兴女学，并把女学与“保国、保种、保教”联系起来，指出“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并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
1898年前后中国社会开始意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进步人士的提倡下，国内开始发展女学。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女教员，因此鼓励留学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子留学的发展，并且与之后的日本东洋妇人会派遣女子教员至中國有相当大的关联。
至于为何选择日本，“一是日本女子的文化程度与我国相去不远，中国女子的才智能够赶得上她们，二是中国与日本距离较近，便于往返，三是学费节省，便于苦读。”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前期有大量的男子留学生赴日，或父兄在日学习，故有一定的留学基础。
接收女子留学生数量最多的是帝国妇人协会附属实践女学校（简称实践女学校），而其校长则是华族女学校学监、帝国妇人协会会长下田歌子。下田歌子在1893-1895年间留学欧洲，对于西力东渐产生危机意识，在甲午战争之时曾说“对于日清在如斯炮火中相见，仿佛如兄弟相残，却被欧洲列强得了渔翁之利”。这种连带感和危机感使她形成了中日一体的“东洋圈”认识。对于早期中国的女子留学事情，更是直接发出邀请：“我当七八年前，即思贵国女子来此游学，以求输入文明，我亦知贵国之人无肯信者，然希望或一二人先尝试，以观有效无效，不亦可乎？”
实践女学校的校规第一条指出了其办学的目的：“本校以启发本邦固有的女德，应用日进的学理，教授现今适应社会的实学，以培养贤母良妻为目的。”教育科目设置依据本科（两年）、特别科（一年），以及工艺速成科，所设科目不同，课时相异。课程大体都包含：修身、教育、算数、地理、体操、唱歌等，涵盖德育、智育、体育三大项教育。1907年《妇人画报》第3卷第2号中就有一张中国女子留学生在实践女学校上体操课与算术课的照片。
中国女子最初入学只有一人，在1901年入学，姓名不详。次年，随着4名清朝的女子留学生入学，实践女子学校在1902年设立了“清国女子部”，在组织上建立了接收留学生的态势。第一次具备规模而正式的官派女子留日活动是在1905年7月，湖南派遣20名女学生就学于实践女学校，开启了女子留学的高峰期。到1907年12月，中国留日女学生人数达139人，并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
中国女子留学生在日本的活跃，在日本社会引起积极的评价和广泛的关注。他们评价女子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彬彬有礼”另据下田歌子评论中国留学生“中国妇女概言之，伶俐且敏慧，教以一事，不崇朝而已谙熟不忘，亦有一隅反三者。在待人接物上娴于交际，而巧应对，今观其情态，旋似美国妇人，此明标进取气象者，非吾邦妇人，专以温顺贞婉为要之可比也。”
1906年9月1日第2卷第11号中有一张照片，是从实践女学校毕业的中国女子留学生与她们的作品。最初从实践女学校最初毕业的是留学生是两个人：陈彦安与钱丰宝，毕业于1904年7月16日。陈彦安在日留学期间以及毕业之后都积极推进女子留日事业，写有《劝女子留学文》：
“不登山者不知泰岳之高，不赴海者不知沧溟之深。我中国女子日居深闺，耳无所闻目无所见。故外国之如何强盛，中国之如何衰弱，女学之如何不振，毫不相关，以为此男子当为之事，我乃女子不必干预也。噫谬矣。（中略）我国东海相望区区三岛之日本，维新以来仅三十余年，国中之女子诵读之声无间。都鄙即至专门高等之学。卓然成材者亦不乏人。我国女子所以不如人者大有三：不问外事一也；不读书二也；终身依赖于人三也。于是坐听为人奴隶玩弄，皆茫茫然以为女子当如此。（下略）”
陈彦安后成为驻日公使章宗祥的夫人，在1916年来随章宗祥赴日后仍积极鼓励女子留学。并在1917年《妇人画报》第135号中发表文章《支那妇人与日本妇人》，对比中日妇女特点，强调了中日同根同源，有着不乏分割的关系。 到1908年，实践女学校改组，将女学校与工艺学校合并，修改规章制度，进入全面改造时期，在这一时期，实践女学校设立的留学生部也修订章程，将“速成”课程改为“充实”的课程。但此时中国女性却已经把学习的眼光投向了欧美。1909年与1910年是实践女学校中国毕业生最多的两年，1909年为44人，1910年为23人。但这两年间的入学者却在逐渐减少。到辛亥革命1911年，毕业生就只有4人了。
在《妇人画报》1907年（明治40年）10月的名家谈片的版块中，下田歌子投稿的文章《清国女子留学生》中谈到1907年开始清国女子留学生减少的情况。
“清国留学生的减少的理由，或政治或外交，坊间皆有说法，我等妇人教育从事者唯有诚心诚意指导她们，以爱之泪洗涤其缺点，若能使其中少数人能拥有日本人的亲切和高义，那便算达成我们的一定的目标了。”
说到选择去欧美留学的中国女学生们，下田歌子表示：
“不管她们去美国留学或德国留学，都是她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只是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去美国留学不太符合她们的利益。物有先后顺序，历史也是如此，一直以来被极端束缚的蛰居主义的妇人突然去了开放的美国，这样突然的飞跃性变化，假使教育家们也有许多不适应之处，更何况普通的女子。”
可见在下田歌子的眼中，中国女子，是“被极端束缚的蛰居主义的女子”，结合她自身在欧洲留学的经验，认为中国妇女接触到欧美社会后会产生许多“不适应之处”，关于这“不适应之处”她在文章中她谈到：
“凡是被绝对束缚的人突然到了一个极开放的地方，其弊端就会显现，特别是支那妇人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德育方面，我们学校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故以舍监为首的教员们都注意努力地严格教育她们。”
此处的“德育”也就是“女德”的教育，以培养“良妻贤母”为宗旨，日本的女子教员皆“严格教育”女子留学生提高自身修养，在思想方面遵守中日两国都有的传统伦理，而去了“极开放”的欧美后，下田歌子担心中国的女子在思想上会产生激越的民权论，要求独立自主，这与她的教育理念和“贤母良妻”的女性观是不符合的。
要言之，女子留学日本热潮的下降的原因，一是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国内新式女学堂的增多，以及留日女学生学成回国和日本派遣女性教习来中国参与女子教育，大大缓解了国内女教员的不足，满足了国内对新式女性人才的需求，加之中国女性已不满日本的“良妻贤母”教育，选择赴欧美留学的人逐渐增多，从1908年到1911年，中国赴日留学的女学生数量并没有太大增加。这也解释了为何1913年以后《妇人画报》几乎没有中国女子留学生的报道。
二、实践女学校的生活
在《妇人画报》中出现的关于中国留日女学生的8张图像资料中，有身着和服与实践女学校的教员的合影；也有从实践女学校毕业时的全体肖像，照片角落还附有她们的作品；还有在实践女学校中做体操和学习算数的光景的照片；寄宿生活的照片。这些照片中的留日女学生身着女袴，梳着高高的和式发髻，服装、发型几乎与日本女子无异。随着中国女子留学生在日本的活跃，她们的身影屡屡见诸报端，且在日本社会引起积极的评价和广泛的关注。上海作新社出版的杂志《大陆》转载了日本的一篇报道：
中国女学生留学于日本者之声价
“近中国赴日本留学之女学生，凡有十余名，日本人甚器重之，尝评论曰：
有中国女子数人，航海来日本，在日本女子教育大家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先生监督下肄业。中国女子留学海外者，由此发轫。可知中国人求学之心渐热矣。此等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对日本人亦不惧惮，而彬彬有礼。逈非日本妇人所能及。留学生中，其夫有留学于东京者，观其会面时，应接之仪式，周旋之情谊，实为平等。昔闻中国男尊女卑，自今观之，殊不然也。男子对女子如此殷勤郑重，岂有以奴隶待女子者。是则支那女界，对社会虽无势力，而在家庭亦殊自由也。”
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除了评价女子留学生“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彬彬有礼”之外，她们与丈夫相处中也能成立男女对等的关系，相对来说具有进步的感觉。
三、在日本的社会活动
除了实践女学校的照片外，还有1909年在东京神田区青年馆举办的，由实践女学校、东洋女艺学校、女医学校的中国女学生所发起的为上海兴办女学校建设募集经费而举办的音乐会的照片。对于兴办女学，留日女学生不遗余力，除了举办募捐活动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号召中国女子兴女学。燕彬在《新女界杂志》中明言：“本社创办杂志，原以开通风气，提倡教育，为最要之主旨。”“所以本报提倡女权，是要指望大家先从真实学问下手，然后从事各种事业。”“故论女子之时代，其與国家之密切关系者，就普通论之，当以教育为急。”
留日女学生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于她们组织社团，编辑报刊，在日本发表言论，将在日的女留学生们集结在一起。比如1903年，以胡彬夏为首的10余名留日女学生设立了第一个留日女学生团体：“共爱会”，她们将其宗旨定为“振兴女学、恢复女权、尽国民之天职”。她们每月写文章，登报发表，在1903年的《江苏》第2、3期中就有共爱会成员胡彬夏，方君笄等人的关于呼吁妇女同胞求解放的文章刊载。方君笄在文章《兴女学以复女权》中写到“中国女子之无权，实由于无学，既以无学而无权。则欲倡女权，必先兴女学。（中略）试观，泰西诸国女学大兴，女权亦盛可以如矣。吾愿同胞之有志恢复女权者，必先以兴女学为事”。号召中国女子振兴女权，恢复女权。
1905年，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女子雄辩会”，通过女子集会演讲来宣扬革命、提倡女学。到了1906年9月，燕彬、李元等人在东京成立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推广公关”为宗旨，并创办了机关刊物《留日女学生会杂志》，号召留日女学生协作起来，追求解放。1907年何震在东京组织了“女子复权会”，并创办会报《天义报》，成为无政府主义女子复权运动的主要思想舞台，这也是在女界革命中态度最激进的一个女学生团体。 在女子留日高潮的这十年左右时间中，虽接受着“良妻贤母”的教育，但留日女学生们的思想却渐渐与日本的女子教育背道而驰，走向了革命方向。1909年2月，陈以益在《女报》第2期上发表《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的文章，指出“今贤母良妻，犹识字之婢女，而其子其夫犹主人。贤母良妻之教育，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学问，尽为男子所用。并在文章中呼吁女性“勿以贤妻良母为主义，当以女英雄豪杰为目的。”
在中國国内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日本接受先进思想的女学生们也纷纷投身革命。与早期提倡女学相比，适应中国革命的女性豪杰更值得鼓励与培养，因此有人提出：中国女子教育之方针应为“国家主义的”：
“女子教育之于中国，其关系固不待言。然奴隶的教育，与国民的教育异；物质的教育，与精神的教育异。种如何因，即收如何果，则施错之方针，宜早定也。本社恐仅就个人意见，不足以端海内之趋向，愿我同胞，各抒伟论，以解决此问题。谨择尤登布，庶从事斯道者，有所折衷焉。”
“日本的教育虽普及，究其实际，因被男界限制之故，所得者仅物质上的文明。所造就者，良妻淑女，其上选也。物质的教育尚属粗浅层次，其所培养的良妻淑女更适合‘家族的妇人’时代，而非目前急需的‘国家主义的妇人’”
可见在这一时期，留日女学生的革命情绪高涨，不以习得“贤母良妻”为豪，反以抵制。留日女学生的活动动向也由兴女学、复女权逐渐转变为带有爱国主义的革命倾向。
四、结语
《妇人画报》创刊于1905年7月1日，时至今日，仍然每月一日发行杂志。。在它的黑白彩色书页之间，不仅记录着日本女性100多年的生活，也记录着中国留日女学生的生活。
留日女学生经历了日本的“贤妻良母”论指导下的教育，到反抗“贤妻良母”教育，其在《妇人画报》中的形象也完成了““举止娴雅，志趣高尚，彬彬有礼”的贤妇形象到“兴女学，复女权”的进步女性形象，最后到“爱国主义”女学生的形象的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图片的效力以其“触于目者感于心，见诸图者印诸脑”的力量，在文字的双重作用下，无形中使读者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中国留日女学生的形象。
参考文献：
[1]游学译.华族女学校学监下田歌子论兴中国女学事.[N].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1902.（1）.
[2]炼石.留日见闻琐谈[N].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5.
[3]梁启超.论女学.饮冰室文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41.
[4]吕美颐，郑永福.中国妇女运动（1840-1949）[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5]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J].近代史研究.1995.
[6]郑贯公，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文选[M].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婦人画報[M].東京：近事画報社.1905.
[8]下田歌子.述教育中国婦女事[N].順天時報.1907.
[9]上沼八郎.下田歌子と中国女子留学生--実践女学校「中国留学生部」を中心として[J].実践女子大学文学部紀要.1983.
[10]佐藤尚子.明治婦人界と中国女子教育[J].教育科学.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