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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实证研究的方法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讨分析在沪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通过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后发现，在沪新生代农民工仍然没有完全对“本地人”这个身份产生完全认同，“农民工”和“城里人”的身份区隔仍然对他们在城市身体体验产生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受教育程度、城市身体体验、社区融入程度通过对身体消费、身体规训、身体体验进而对在沪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产生显著性影响。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身体 身份认同 社会距离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拥有更多乡土记忆的第一代农民工，可以说是一批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中国式农民，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一般不到大学， 且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也不单单是生存，而是将自己的身体实践到融入城市生活的日常体验之中。借助于身体这个载体，现代城市消费文化的浸染使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乡土认同和社会记忆在消解的过程中参入了新的文化符号，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 又不愿回乡的“边缘人”。而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是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社会隔离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既是承载生活体验记忆的载体，也是体现该群体现代性的文化符号，因此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身体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背景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最早由王春光（2001）提出，指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具有更少乡土认同和乡土社会记忆的群体。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国内的学者一般都将它和其他因素一起来作为社会融入程度的一个指标。如王春光将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乡土认同作为作为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李培林（2012）则是将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经行了区分，并认为经济和身份认同并不属于一个递进的指标。
而有关身体的研究，起初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始终处于一种隐而不发的“缺席在场”状态（absent presence）直到后工业时代的各种思潮，尤其是消费主义的兴起使身体得以被重视，促进了身体意识的觉醒。使身体不再只是生物性的躯体，而成了具有社会属性的存在。身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滕翠钦，2012），对身体的塑造、规训，身体实践的体验都对社会成员具有了社会意义。王宗礼（2005）则将身体建构为它的本身属性、身体认同、身体规训、身体体现、身体规划、身体消费六个部分。
在这里，消费的身體作为一种生产——消费系统，同时也是抽象在当今消费社会的文化符号；身体规划则代表了社会文化、社会媒体对个体和群体观念的影响和控制；身体体验则是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既是我（I）对自身身体的实践过程与模式，也是他人（He）对我（I）的身体和依附在身体上的实践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在这里我们将身份认同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是否已经归属于“城市人”这个群体的认识，并采用身体社会学的视角，从身体消费、身体规划、身体体验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测量。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本项课题的研究小组于2016年6月到8月在上海市区收集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来沪务工的年龄在26岁以下的农民工，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和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共抽取了150名青年农民工，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42份， 有效率为 94.7% 。
（二）影响因素
1.身体特征， 其中有：性别；受教育程度。本文将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受教育程度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本科、本科以上，分别赋值为1、2、3、4、5。
2.城市生活体验， 其中有：来沪打工的年份； 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对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分别赋值：“非常满意”为2，“满意”为1，“说不清”为0，“不满意”为-1，“非常不满意”为-2。
3.社区生活体验，其中有：是否参与当地社区组织； 参与社区活动的次数。对于参加社会活动的次数分别赋值：“一定参加”为2，“经常参加”为1，“偶尔参加”为0，“几乎不参加”为1，“从不参加”为-2。
4.身体感受， 其中有：是否经常被嫌弃“土气”、是否经常感受和上海市民的装扮有差异。对于这两个指标分别赋值：“从不觉得”为2，“不太觉得”为1，“说不清”为0，“偶尔觉得”为-1，“经常觉得”为-2。
四、统计分析结果
（一）有关身份认同的基本状况
在表1的调查对象中， 有接近一半的人感觉到了与本地人的交往方式不同。觉得与本地市民难以相处的占40.8% ； 打算今后在上海定居的不到30% ； 另外有30%左右的人想要学习本地语言。为了使表一中的指标更具有独立性，我们简化并保留了一些重点指标。并将回答“否”赋-1，“不清楚”赋0，“是”赋1，再进行因子分析。
对这一共8个指标作Kaiser-Meyer-Olkin检验后， 得出的KMO值为0.695>6。 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98.62， df为28，sig值大于0.001，据此可知原有指标适合作因子分析。而上述指标在分别被概括为身体消费因子、身体体验因子和身体规划因子后，共同度均大于0.5，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40%，通过因子检验。
接着我们将身体消费因子、身体体验因子和身体规划因子和身份认同的得分赋值。每个因子得分在取1和-1时分别为最大值和最小值，并在此时它的贡献率为100，且越向0靠近，倾向性就越明显，在[0，1]的区间内，越靠近1，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就越强，在[-1，0]的区间内，越靠近-1，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就越弱。
进过数据分析后我们得出， 身体消费的均值为2.133E-02，身体体验的均值为-1.2356E-02，身体规划的均值为-1.2292E-02。这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消费状况较好，身体体验和体规划状况较差。而身份认同的均值为-1.6132E-17，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是“上海人”的认同还不高。又因为几个值都值接近0，这说明偏向较小。 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 新生代农民工来沪以后， 对自己是“上海人”的认识还不强。尽管他们在上海工作生活，他们的身体体验着上海的时间、空间与文化，但是这种体验并不足以使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和上海人体验一样的日常世界。他们清醒的认识到，他们并不是“一路人”。
（二）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接着我们将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生活满意度、参加社区活动次数和身体感受作为自变量，将上文的几个因子身体消费、身体体验、身体规划以及身份认同作为因变量，来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并作多元回归分析并得出结论，见表三。
根据表3， 我们可知：
（1）首先，各个回归模型的F值分别为4.122、5.004、4.669、4.925，且在0.00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但是同时也表明仍然存在着被我们忽略的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寻。
（2）根据回归模型的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感被身体状况、城市生活体验、社区生活体验、身体感受等指标作自变量来预测，会有12.3%的误差被削减； 预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消费情况， 会有10.5%的误差被削减； 预测新生代农民工身体体验情况， 会有13.8%的误差被削减； 预测新生代农民工身体规划状况，会有11.2%的误差被削减。
（3）在身体特征方面。男性的身份认同整体要优于女性， 身体体验也更好；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觉越高， 身体消费情况越高。
（4）城市生活状况的影响。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越高， 身份认同越高， 身体规划需求也越高； 而对生活满意度越高， 身份认同越高， 身体体验越优越， 身体规划需求越高， 身体消费情况越好。
（5）社区生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呈正相关。参加过本地社区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活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体体验要好。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次数越高， 身份认同度越高， 身体体验越好， 身体消费情况越好。
（6）身体感受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呈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被嫌弃的感觉越强烈， 身份认同越低， 身体体验越差， 身体规划需求越弱， 身体消费情况越差。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居民的装扮差异越大， 身体体验越差， 身体规划需求越弱， 身体消费情况越差。
五、建议
（一）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资本投资
新生代农民工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然而和城市同期群相比又远远不足。通过组织培训和学习，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升自身的身体文化资本，在投入劳动市场时拥有更强的竞争力。比如杭州市政府发给农民工群体免费的教育消费卷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
（二）加强社区参与程度
在如今政府管理越来越向“小政府大社会”靠拢时，政府应当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组织活动的支持力度，甚至在制定同他们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時拥有发声的权力，增加自身对上海市主人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2] 许传新；许若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社会，2007，（5）.
[3]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深灰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1）
[4] 文军.身体意识的觉醒：西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8，（6）.
[5] 张蕾；王燕.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类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4）.
作者简介：杨鑫（1992—），男，汉族，安徽泾县，硕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网络社会学，心理社会学。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身体 身份认同 社会距离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拥有更多乡土记忆的第一代农民工，可以说是一批没有务农常识和经验的中国式农民，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一般不到大学， 且他们进城务工的目的也不单单是生存，而是将自己的身体实践到融入城市生活的日常体验之中。借助于身体这个载体，现代城市消费文化的浸染使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乡土认同和社会记忆在消解的过程中参入了新的文化符号，真正成了既融不进城， 又不愿回乡的“边缘人”。而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是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社会隔离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既是承载生活体验记忆的载体，也是体现该群体现代性的文化符号，因此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身体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背景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最早由王春光（2001）提出，指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具有更少乡土认同和乡土社会记忆的群体。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国内的学者一般都将它和其他因素一起来作为社会融入程度的一个指标。如王春光将身份认同、社会认同、乡土认同作为作为社会融入的三个维度。李培林（2012）则是将社会融入和社会融合经行了区分，并认为经济和身份认同并不属于一个递进的指标。
而有关身体的研究，起初在社会学的研究中始终处于一种隐而不发的“缺席在场”状态（absent presence）直到后工业时代的各种思潮，尤其是消费主义的兴起使身体得以被重视，促进了身体意识的觉醒。使身体不再只是生物性的躯体，而成了具有社会属性的存在。身体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滕翠钦，2012），对身体的塑造、规训，身体实践的体验都对社会成员具有了社会意义。王宗礼（2005）则将身体建构为它的本身属性、身体认同、身体规训、身体体现、身体规划、身体消费六个部分。
在这里，消费的身體作为一种生产——消费系统，同时也是抽象在当今消费社会的文化符号；身体规划则代表了社会文化、社会媒体对个体和群体观念的影响和控制；身体体验则是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体验，既是我（I）对自身身体的实践过程与模式，也是他人（He）对我（I）的身体和依附在身体上的实践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在这里我们将身份认同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是否已经归属于“城市人”这个群体的认识，并采用身体社会学的视角，从身体消费、身体规划、身体体验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测量。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项研究所采用的数据是本项课题的研究小组于2016年6月到8月在上海市区收集的调查问卷。调查对象为来沪务工的年龄在26岁以下的农民工，抽样方法为随机抽样和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共抽取了150名青年农民工，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为142份， 有效率为 94.7% 。
（二）影响因素
1.身体特征， 其中有：性别；受教育程度。本文将女性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受教育程度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本科、本科以上，分别赋值为1、2、3、4、5。
2.城市生活体验， 其中有：来沪打工的年份； 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对职业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分别赋值：“非常满意”为2，“满意”为1，“说不清”为0，“不满意”为-1，“非常不满意”为-2。
3.社区生活体验，其中有：是否参与当地社区组织； 参与社区活动的次数。对于参加社会活动的次数分别赋值：“一定参加”为2，“经常参加”为1，“偶尔参加”为0，“几乎不参加”为1，“从不参加”为-2。
4.身体感受， 其中有：是否经常被嫌弃“土气”、是否经常感受和上海市民的装扮有差异。对于这两个指标分别赋值：“从不觉得”为2，“不太觉得”为1，“说不清”为0，“偶尔觉得”为-1，“经常觉得”为-2。
四、统计分析结果
（一）有关身份认同的基本状况
在表1的调查对象中， 有接近一半的人感觉到了与本地人的交往方式不同。觉得与本地市民难以相处的占40.8% ； 打算今后在上海定居的不到30% ； 另外有30%左右的人想要学习本地语言。为了使表一中的指标更具有独立性，我们简化并保留了一些重点指标。并将回答“否”赋-1，“不清楚”赋0，“是”赋1，再进行因子分析。
对这一共8个指标作Kaiser-Meyer-Olkin检验后， 得出的KMO值为0.695>6。 Bartlett球形检验卡方值为198.62， df为28，sig值大于0.001，据此可知原有指标适合作因子分析。而上述指标在分别被概括为身体消费因子、身体体验因子和身体规划因子后，共同度均大于0.5，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40%，通过因子检验。
接着我们将身体消费因子、身体体验因子和身体规划因子和身份认同的得分赋值。每个因子得分在取1和-1时分别为最大值和最小值，并在此时它的贡献率为100，且越向0靠近，倾向性就越明显，在[0，1]的区间内，越靠近1，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就越强，在[-1，0]的区间内，越靠近-1，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就越弱。
进过数据分析后我们得出， 身体消费的均值为2.133E-02，身体体验的均值为-1.2356E-02，身体规划的均值为-1.2292E-02。这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消费状况较好，身体体验和体规划状况较差。而身份认同的均值为-1.6132E-17，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是“上海人”的认同还不高。又因为几个值都值接近0，这说明偏向较小。 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 新生代农民工来沪以后， 对自己是“上海人”的认识还不强。尽管他们在上海工作生活，他们的身体体验着上海的时间、空间与文化，但是这种体验并不足以使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和上海人体验一样的日常世界。他们清醒的认识到，他们并不是“一路人”。
（二）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
接着我们将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生活满意度、参加社区活动次数和身体感受作为自变量，将上文的几个因子身体消费、身体体验、身体规划以及身份认同作为因变量，来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并作多元回归分析并得出结论，见表三。
根据表3， 我们可知：
（1）首先，各个回归模型的F值分别为4.122、5.004、4.669、4.925，且在0.000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但是同时也表明仍然存在着被我们忽略的相对重要的影响因素，这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寻。
（2）根据回归模型的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感被身体状况、城市生活体验、社区生活体验、身体感受等指标作自变量来预测，会有12.3%的误差被削减； 预测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消费情况， 会有10.5%的误差被削减； 预测新生代农民工身体体验情况， 会有13.8%的误差被削减； 预测新生代农民工身体规划状况，会有11.2%的误差被削减。
（3）在身体特征方面。男性的身份认同整体要优于女性， 身体体验也更好；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感觉越高， 身体消费情况越高。
（4）城市生活状况的影响。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满意度越高， 身份认同越高， 身体规划需求也越高； 而对生活满意度越高， 身份认同越高， 身体体验越优越， 身体规划需求越高， 身体消费情况越好。
（5）社区生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呈正相关。参加过本地社区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活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体体验要好。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社区活动次数越高， 身份认同度越高， 身体体验越好， 身体消费情况越好。
（6）身体感受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呈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被嫌弃的感觉越强烈， 身份认同越低， 身体体验越差， 身体规划需求越弱， 身体消费情况越差。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居民的装扮差异越大， 身体体验越差， 身体规划需求越弱， 身体消费情况越差。
五、建议
（一）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体资本投资
新生代农民工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然而和城市同期群相比又远远不足。通过组织培训和学习，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升自身的身体文化资本，在投入劳动市场时拥有更强的竞争力。比如杭州市政府发给农民工群体免费的教育消费卷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例子。
（二）加强社区参与程度
在如今政府管理越来越向“小政府大社会”靠拢时，政府应当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组织活动的支持力度，甚至在制定同他们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政策和制度時拥有发声的权力，增加自身对上海市主人的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2] 许传新；许若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社会，2007，（5）.
[3]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流动人口深灰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9，（1）
[4] 文军.身体意识的觉醒：西方身体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8，（6）.
[5] 张蕾；王燕.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及类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4）.
作者简介：杨鑫（1992—），男，汉族，安徽泾县，硕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网络社会学，心理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