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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法经济学的方法与视角展开研究,以企业和政府各自不同的偏好为前提假设,构造出以安全和创新为替代品的无差异曲线模型。通过对政府的效用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三个方面的分析,探讨监管政策的适度性与合理性——在安全监管与创新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并通过对法律和政策的分析,谈论实现这一平衡点的可能性。
[关键词] 监管 创新 食品安全
实业企业的监管并不比金融企业少,但是在实业企业的创新上却甚少引起大家的关注。在学者们都在谈论金融创新和这一崭新的时代有着更密切的联系的时候,笔者将创新回归到实业企业上。为什么我们的牛奶会出现三聚氰胺?为什么市场上会存在“毒饺子”?同时,是什么让我们执着于这些事故,而放弃了对企业创新的关注。在监管与创新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又如何实现效率?也许答案就在于我们每个人真正关心或者喜欢的东西各不相同。将这些各不相同的喜好进行调和也许十分困难,但是最好的结果也许就在调和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一、在监管与创新之间
政府总是喜欢监管,以保证食品安全为例,政府经常进行制定规章政策、产品质量标准、生产设备的条件、生产许可以及从业人员许可等各种各样的监管活动。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一个政府更看重社会群众的反应 ,能够引起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当下引起人民愤怒的那些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常常迫使政府不得不及时给予回应。而且,我们认为,每一个政治家或者立法者都有任期,从这个角度讲,比起长远利益(比如推动创新)来,他们更关注任期内的现实利益(比如保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与此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面对着另外一个问题,使得监管者忽视长远利益,那就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国家并不明显,相反,为已经拥有成熟技术的国家进行加工服务则更具有比较优势。还有一些国家则通过模仿等手段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
而企业对监管的反应通常都是抱怨或者不满,这是为什么呢?监管本身也是存在收益的,对于一个遵守了监管要求的企业来说,它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和良好的声誉(比如优秀企业或者绿色企业这样的评选活动),它们有什么不愿意的呢?难道企业在安全之外追求着一个更好的目标吗?我们认为是的,并且认为这一目标就是创新。 博弈论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充分说明了即使追随厂商比领头厂商拥有更多的信息,但是领头厂商依然能够依靠自己先行的主动选择较大的产量获得较多的利益。 因此,对于渴望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技术创新无疑会为其在同行业竞争中带来更多的利益。
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会热衷于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安全标准和报告要求,且乐此不疲。而企业面对自己有限的资源(包括员工的工作时间、企业的机器设备等一系列资源在短期内是恒定的),更希望自己每一单位的成本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生产的安全性确实是厂商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当守法成本的最后一单位投入所产生的收益小于投入到创新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时,企业会认为这一决策或者选择将产生无效率的结果,因此,它们会选择违法。
政府早就料想到了这一点。任何违法都会面临着一定的罚则:或者罚款,或者吊销执照,或者监禁主要负责人。政府意图保证自己的政策或者决定能够产生它所预期的安全效果,却不曾想进一步扼杀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还得计算违法之后所产生的罚款,有时候随之而来的无形损失比罚款还可怕。 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当企业选择守法的时候,它要为此支付5万个单位的成本,但是我们假设此时已经没有效率。那么,企业考虑违法,这时将面临10万的罚款(此处我们以数字的方式将此处的成本计算简单化处理,正常来说,企业面临的罚款期望值应当为:可能的检查*期望每次检查的违例数*每次违例的平均处罚 )和无形损失,但是最重要的是往往无形损失会让企业放弃很多机会,因为无形损失可能导致企业退出这个市场,因此从成本角度衡量,至少创新的成本要大于罚款与无形损失之和企业才可能实行。这恐怕得需要额外的激励。
二、构造模型
为了进一步求证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笔者在本部分意图通过模型来进行阐释相关原理。在构造模型之前,假定符合以下的条件:
1. 企业更偏好创新,政府更偏好监管。
2. 政府和企业都是效用表示为在给定的预算下购买的安全与创新的两种目标商品的组合。
3. 守法成本是指企业为了获取安全,服从政府的监管所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安全标准和报告要求。
通过前面的假设以及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条无差异曲线:
但是,我们知道,法经济学对政策的考察与讨论在于确定其是否有效率,而这一效率既不是政府的效率也不是企业的私人效率,而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在此,笔者将对政府g*与c*无法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行阐释。诚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论述的那样,政府对安全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是背离效率的,因为它常常缺乏对长期利益的关注,且很容易受到新闻媒体以及人民群众的影响,他们总是希望政府或者社会能够提供最安全的食物、产品以及其他的一切东西。政府存在它的缺陷,企业也同样存在问题。虽然企业是在用对安全的投入转而获取创新,这样看起来很好。但是,企业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只从自身考虑,它追求的是自己的成本最小化,所以c*往往存在于边际的安全投资成本等于边际的技术投资成本。但是,在食品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正是政府监管的必要性所在,也是企业的边际分析并不能促成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判断,在g*与c*之间还存在一点,它代表了在这条无差异曲线上能够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偏好组合,它存在于社会的边际安全投资成本等于社会的边际的技术投资成本。
S*代表了在这条无差异曲线上能够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偏好组合。
(图2)
什么样的政策使得S*能够实现呢?则必须有两个方面的努力:
(1)由c*向S*的移动。在探讨这一移动过程之前,我们必须得澄清一个问题,即:安全对创新的替代不意味着安全对创新的遏制。而在c*向S*移动的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安全对创新的替代,当超过S*的部分才构成对创新的遏制,是无效率的。而这一移动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法成本的持续投入,主要包括遵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按照要求进行检测和风险测评,进行进货查验记录和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如实记录食品生产过程的安全管理情况并在规定期限内予以保存。 之所以持续对这些琐碎细微的事项进行投入,主要是为了保证消费者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矫正食品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由厂商自己决策造成的信息公布不足,从而控制安全事故。
(2)由g*向S*的移动。政府究竟是利用监管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还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当政府能够全面衡量社会的各种价值目标,不为局部利益以及短期利益蒙蔽双眼的时候,我们假设g*是十分靠近S*的,意即监管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政府能够更关注投资,在对食品安全进行社会性规制的同时对企业的投资进行激励性规制,比如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予以一定奖励,对创新产品以及创新技术的研发提供一定的补助,对产品的推出予以减免税额,并且扩大外部投资环境,都可能在促进g*向S*的移动。而这一过程则是创新对安全的合理替代。
在前面的模型假设中,我们所有的企业对守法成本的敏感性是没有差别,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在前面的假设中,企业的规模、大小、收益等是无差别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创新力有很大的关系。首先,部分技术经济学家在企业规模与创新力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阀值理论:在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阀值之后,在企业规模和研究开发活动及创新产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在此之上的结论是:随着集中程度的提高,企业的创新趋于下降。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大企业的创新优势比较明显;而在产业成长的早期,创新和熟练劳动力的使用相对较重要的行业,以及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创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中小企业内在成本劣势,有效地帮助其进入一个行业,并提高其创新的活力。 根据上述结论,假设企业的规模在阀值之内时,我们对模型将有如下的改动:
c1*代表在这条无差异曲线上能够使得大企业 效用最大化的偏好组合。
c2*代表在这条无差异曲线上能够使得中小企业效用最大化的偏好组合。
(图3)
对c1*和c2*位置的阐释如下:通常我们认为大企业更关注自身的良好形象与信誉,由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无形损失是大企业最害怕承受的成本。由于大企业企图维持自己的市场地位进而承担更多的信息披露义务,使得其用一部分创新换取了安全,所以大企业的偏好更靠近S*。而中小企业的资源比起大企业来说十分有限,承担与大企业同样的守法成本可能造成中小企业创新投资不足,从而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且,诚如前面结论中所述,在成长早期的中小企业的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收益更大的创新活动中,显然是更有利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因此c2*离S*要更远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什么样的政策使得S*能够实现呢?
(1)从企业来讲,要想实现最优,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披露,也就是对守法成本的持续投入。但是,我们认为守法成本不应当是一样。行政机关在制定监管标准的时候,应当遵行精细化和灵活性原则。原因在于,首先,大企业作为立法的利益集团之一更能影响立法者的决策,从而制定相对严格的标准,这有利于提高市场的门槛和排挤同行业的小企业;其次,管制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对象间呈现出非均衡的分布,较小的实体则很难承受高昂的管制成本。具体的措施包括在征求中小企业的意见、考察其实际情况并且具体分析监管可能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创新的影响)之上制定可能的标准和规则。并且将更多激励性的优惠政策向小企业倾斜。
(2)就行政机关的监管来讲,存在这样的情形:企业生产合格产品需额外支付的守法成本越大,监管检查的概率就越大。 而实际上,大企业守法成本比中小企业更大,它面临的检查概率也更高。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其实市场通过声誉机制的调节已经使得大企业的偏好极为接近S*,如果行政机关检查的力度过大,从严监管的局面使得大企业的创新力可能下降。我们知道,其实大企业在创新投资方面比小企业有比较优势,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资本的投入。
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监管情形出发,分别去探讨监管的适度性,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三、结语
本文从政府和企业各自不同的偏好说起,针对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剖析,希望对于理论上的探讨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预测和指导作用。但是笔者的分析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也会面临更多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在各行各业中这一话题可能会呈现出千百种不同的样貌,还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停地去探索去解释,去进一步论证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
参考文献:
[1]黄 宁 张国胜:《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0—143)
[3]马云泽:《规制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173)
[4]吴添祖等主编:《技术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425)
[5]黄 宁 张国胜:《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5)
[关键词] 监管 创新 食品安全
实业企业的监管并不比金融企业少,但是在实业企业的创新上却甚少引起大家的关注。在学者们都在谈论金融创新和这一崭新的时代有着更密切的联系的时候,笔者将创新回归到实业企业上。为什么我们的牛奶会出现三聚氰胺?为什么市场上会存在“毒饺子”?同时,是什么让我们执着于这些事故,而放弃了对企业创新的关注。在监管与创新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又如何实现效率?也许答案就在于我们每个人真正关心或者喜欢的东西各不相同。将这些各不相同的喜好进行调和也许十分困难,但是最好的结果也许就在调和的过程中得以实现。
一、在监管与创新之间
政府总是喜欢监管,以保证食品安全为例,政府经常进行制定规章政策、产品质量标准、生产设备的条件、生产许可以及从业人员许可等各种各样的监管活动。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是因为,一个政府更看重社会群众的反应 ,能够引起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当下引起人民愤怒的那些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常常迫使政府不得不及时给予回应。而且,我们认为,每一个政治家或者立法者都有任期,从这个角度讲,比起长远利益(比如推动创新)来,他们更关注任期内的现实利益(比如保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与此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面对着另外一个问题,使得监管者忽视长远利益,那就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 在这样的国家并不明显,相反,为已经拥有成熟技术的国家进行加工服务则更具有比较优势。还有一些国家则通过模仿等手段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
而企业对监管的反应通常都是抱怨或者不满,这是为什么呢?监管本身也是存在收益的,对于一个遵守了监管要求的企业来说,它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和良好的声誉(比如优秀企业或者绿色企业这样的评选活动),它们有什么不愿意的呢?难道企业在安全之外追求着一个更好的目标吗?我们认为是的,并且认为这一目标就是创新。 博弈论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充分说明了即使追随厂商比领头厂商拥有更多的信息,但是领头厂商依然能够依靠自己先行的主动选择较大的产量获得较多的利益。 因此,对于渴望自己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技术创新无疑会为其在同行业竞争中带来更多的利益。
正因为如此,政府才会热衷于制定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安全标准和报告要求,且乐此不疲。而企业面对自己有限的资源(包括员工的工作时间、企业的机器设备等一系列资源在短期内是恒定的),更希望自己每一单位的成本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生产的安全性确实是厂商追求的目标之一,但是当守法成本的最后一单位投入所产生的收益小于投入到创新过程中产生的收益时,企业会认为这一决策或者选择将产生无效率的结果,因此,它们会选择违法。
政府早就料想到了这一点。任何违法都会面临着一定的罚则:或者罚款,或者吊销执照,或者监禁主要负责人。政府意图保证自己的政策或者决定能够产生它所预期的安全效果,却不曾想进一步扼杀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还得计算违法之后所产生的罚款,有时候随之而来的无形损失比罚款还可怕。 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当企业选择守法的时候,它要为此支付5万个单位的成本,但是我们假设此时已经没有效率。那么,企业考虑违法,这时将面临10万的罚款(此处我们以数字的方式将此处的成本计算简单化处理,正常来说,企业面临的罚款期望值应当为:可能的检查*期望每次检查的违例数*每次违例的平均处罚 )和无形损失,但是最重要的是往往无形损失会让企业放弃很多机会,因为无形损失可能导致企业退出这个市场,因此从成本角度衡量,至少创新的成本要大于罚款与无形损失之和企业才可能实行。这恐怕得需要额外的激励。
二、构造模型
为了进一步求证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笔者在本部分意图通过模型来进行阐释相关原理。在构造模型之前,假定符合以下的条件:
1. 企业更偏好创新,政府更偏好监管。
2. 政府和企业都是效用表示为在给定的预算下购买的安全与创新的两种目标商品的组合。
3. 守法成本是指企业为了获取安全,服从政府的监管所支付的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安全标准和报告要求。
通过前面的假设以及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条无差异曲线:
但是,我们知道,法经济学对政策的考察与讨论在于确定其是否有效率,而这一效率既不是政府的效率也不是企业的私人效率,而是社会福利最大化。在此,笔者将对政府g*与c*无法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进行阐释。诚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论述的那样,政府对安全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是背离效率的,因为它常常缺乏对长期利益的关注,且很容易受到新闻媒体以及人民群众的影响,他们总是希望政府或者社会能够提供最安全的食物、产品以及其他的一切东西。政府存在它的缺陷,企业也同样存在问题。虽然企业是在用对安全的投入转而获取创新,这样看起来很好。但是,企业在做出决策的时候只从自身考虑,它追求的是自己的成本最小化,所以c*往往存在于边际的安全投资成本等于边际的技术投资成本。但是,在食品领域存在着市场失灵,即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正是政府监管的必要性所在,也是企业的边际分析并不能促成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判断,在g*与c*之间还存在一点,它代表了在这条无差异曲线上能够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偏好组合,它存在于社会的边际安全投资成本等于社会的边际的技术投资成本。
S*代表了在这条无差异曲线上能够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偏好组合。
(图2)
什么样的政策使得S*能够实现呢?则必须有两个方面的努力:
(1)由c*向S*的移动。在探讨这一移动过程之前,我们必须得澄清一个问题,即:安全对创新的替代不意味着安全对创新的遏制。而在c*向S*移动的这一过程其实就是安全对创新的替代,当超过S*的部分才构成对创新的遏制,是无效率的。而这一移动过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守法成本的持续投入,主要包括遵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按照要求进行检测和风险测评,进行进货查验记录和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如实记录食品生产过程的安全管理情况并在规定期限内予以保存。 之所以持续对这些琐碎细微的事项进行投入,主要是为了保证消费者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矫正食品生产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由厂商自己决策造成的信息公布不足,从而控制安全事故。
(2)由g*向S*的移动。政府究竟是利用监管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还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当政府能够全面衡量社会的各种价值目标,不为局部利益以及短期利益蒙蔽双眼的时候,我们假设g*是十分靠近S*的,意即监管可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政府能够更关注投资,在对食品安全进行社会性规制的同时对企业的投资进行激励性规制,比如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予以一定奖励,对创新产品以及创新技术的研发提供一定的补助,对产品的推出予以减免税额,并且扩大外部投资环境,都可能在促进g*向S*的移动。而这一过程则是创新对安全的合理替代。
在前面的模型假设中,我们所有的企业对守法成本的敏感性是没有差别,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在前面的假设中,企业的规模、大小、收益等是无差别的。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创新力有很大的关系。首先,部分技术经济学家在企业规模与创新力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阀值理论:在企业规模超过一定阀值之后,在企业规模和研究开发活动及创新产出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在此之上的结论是:随着集中程度的提高,企业的创新趋于下降。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大企业的创新优势比较明显;而在产业成长的早期,创新和熟练劳动力的使用相对较重要的行业,以及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创新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中小企业内在成本劣势,有效地帮助其进入一个行业,并提高其创新的活力。 根据上述结论,假设企业的规模在阀值之内时,我们对模型将有如下的改动:
c1*代表在这条无差异曲线上能够使得大企业 效用最大化的偏好组合。
c2*代表在这条无差异曲线上能够使得中小企业效用最大化的偏好组合。
(图3)
对c1*和c2*位置的阐释如下:通常我们认为大企业更关注自身的良好形象与信誉,由食品安全问题可能带来的无形损失是大企业最害怕承受的成本。由于大企业企图维持自己的市场地位进而承担更多的信息披露义务,使得其用一部分创新换取了安全,所以大企业的偏好更靠近S*。而中小企业的资源比起大企业来说十分有限,承担与大企业同样的守法成本可能造成中小企业创新投资不足,从而失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且,诚如前面结论中所述,在成长早期的中小企业的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收益更大的创新活动中,显然是更有利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的,因此c2*离S*要更远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什么样的政策使得S*能够实现呢?
(1)从企业来讲,要想实现最优,必须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披露,也就是对守法成本的持续投入。但是,我们认为守法成本不应当是一样。行政机关在制定监管标准的时候,应当遵行精细化和灵活性原则。原因在于,首先,大企业作为立法的利益集团之一更能影响立法者的决策,从而制定相对严格的标准,这有利于提高市场的门槛和排挤同行业的小企业;其次,管制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对象间呈现出非均衡的分布,较小的实体则很难承受高昂的管制成本。具体的措施包括在征求中小企业的意见、考察其实际情况并且具体分析监管可能给中小企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创新的影响)之上制定可能的标准和规则。并且将更多激励性的优惠政策向小企业倾斜。
(2)就行政机关的监管来讲,存在这样的情形:企业生产合格产品需额外支付的守法成本越大,监管检查的概率就越大。 而实际上,大企业守法成本比中小企业更大,它面临的检查概率也更高。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其实市场通过声誉机制的调节已经使得大企业的偏好极为接近S*,如果行政机关检查的力度过大,从严监管的局面使得大企业的创新力可能下降。我们知道,其实大企业在创新投资方面比小企业有比较优势,无论是技术人员还是资本的投入。
从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监管情形出发,分别去探讨监管的适度性,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三、结语
本文从政府和企业各自不同的偏好说起,针对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理论剖析,希望对于理论上的探讨能够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预测和指导作用。但是笔者的分析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也会面临更多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在各行各业中这一话题可能会呈现出千百种不同的样貌,还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停地去探索去解释,去进一步论证法律与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
参考文献:
[1]黄 宁 张国胜:《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2)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40—143)
[3]马云泽:《规制经济学》[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173)
[4]吴添祖等主编:《技术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425)
[5]黄 宁 张国胜:《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