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场寻根运动已经渐行渐远。回顾这段并不太长的当代文学史，总会与一些作品不期而遇。它们保持着历史的温度，散发出意味深长的魅力。韩少功的《爸爸爸》，是寻根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其文本世界所具有的玄奥、诡谲的色彩，使得对它的重读有了无限的可能。于是，对《爸爸爸》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进行重新解读，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韩少功；《爸爸爸》；民族文化；象征寓言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寻根“只是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企图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保守落后的意识给予现实的影响，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则吸取精华，注进现实生活，光大发扬，给当代人来个扶阳补气，益精固本”。依循作者的这一思路，对《爸爸爸》所具有的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进行细致的解读，自然成为重读的重要命题。
　　一、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思维方式
　　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以崇实际，倡力行，贵人事，明政法；重阶级，尚经验，喜保守，言排外，主自强等，表达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心理状态。韩少功正是深刻感知了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之后，在《爸爸爸》中，象征性的表达了他的文化视点：对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思维方式的进行了审视性的反思。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历经时代迁徙而连绵不断的人际关系网络，同西方讲等价、公平交易的人际关系原则十分不同。民间社会更是崇尚率性而为、义气用事。我国古典小说象《水浒传》里的“聚义厅”，《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等都生动地表现了这样的传统与民俗。具体到民族的思维方式，则典型的表现为一种无理性、无判断的集体无意识。鲁迅刻画的麻木看客，老舍描摹的病态灵魂，无不充分体现了类似的精神本质。丙崽，这个《爸爸爸》中最经典的形象，无疑成为这种文化视点最重要的符号象征。丙崽对世界所有的理解与反应，都只用他那著名的两句话来表示。喜欢即“爸爸爸”，不喜欢则“X妈妈”。一卑一亢，一喜一怒，非此及彼，二元对立。没有任何理性的思维判断。一切全凭瞬间的生理感知印象。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思维方式的生动写照。
　　二、愚昧、冷漠、嗜血、尚武的民族性格
　　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民族个性在漫漫岁月的历练中，呈现出斑驳陆离、多元共生的含混状态。其中，固然有勤劳、善良、坚韧、顽强等优秀品质，也有自私、狭隘、愚昧、冷漠等民族劣根。针对复杂混沌的民族性格，韩少功的《爸爸爸》也进行了象征性的表达。“从李泽厚的概念（文化—心理结构）出发，寻根文学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意向：一方面延续了启蒙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的主流思路，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寻找中国落后的深层文化根源，对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批判性重建；另一方面则为文学建立了新的支点和视野，从思想批判的激情转入了审美视野的开拓。审美，而不再是政论开始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支点。”《爸爸爸》显然属于前者，通过对民族性格中不合理部分的大胆裸露、剖析，达到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批判性重建。鸡头寨这样的生存土壤，滋养了鸡头寨人愚昧、无知、冷漠、嗜血的性格特点。收成不好，祭祀谷神要杀一个须发茂盛的男人。杀人的恶行，被愚昧、无知的鸡头寨人赋予了神性的灵光。如果说打冤前的吃“枪头肉”，还可以理解为鸡头寨人同仇敌忾的意气用事，那么，通过对打冤过程的细节描绘，韩少功对鸡头寨人残酷、血腥、尚武、好斗的性格特点，无疑进行了批判性审视：“一伙满脸涂着血污的男女，据说嘴里念了刀枪不入的金刚咒，据说头上淋了驱邪避祸的狗血酒，越过大木横陈的路卡，操持刀枪哇哇哇往上冲，如同阎王殿开了大门。他们与迎战的壮丁们混成一团，又砍又劈，又戳又刺，又揍又踢，又咬又啃，经常分不清你我敌友。杀红了眼的时候，一锄头挖到自家人也是难免的。看花了眼的时候，对着一个树蔸大砍大杀也有可能。杀呵，杀呵，杀呵——杀你猪婆养的——杀你狗公X的——在那一刻，一颗离开了身子的脑袋还在眨眼。一截离开了胳膊的手掌还在抓挠。一具没有脑袋的身子还在向前狂跑。很多人体就这样四分五裂和各行其是。黑红色或淡红色的鲜血，迅速喷红了草坡和田土，汇入了干枯的沟渠……。”这是鸡头寨人血拼的场景，也是民族性格的镜像化写照。中华民族的骨子里，一直流淌着一腔尚武好斗的血脉。韩少功以一个现代智者的眼光，审视着处于原始蒙昧状态的鸡头寨人的嗜血与好斗，是否希望由此探明，当代物化社会自然生命力羸弱的拯救之路？当然，在这种血腥暴力的性格背景下，鸡头寨人最后面对死亡的冷漠姿态，似乎也不足为怪了。
　　三、独特、奇异的民族语言
　　语言是人类用以表达情感、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因而，作为“社会集体的思维的本质特征应当在它的成员所操的语言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反映。集体的智力习惯终究不能不在它们的表现方法上留下自己的痕迹”。鸡头寨人冷漠愚昧的性格特征、原始单一的思维模式、闭塞僵化的生活空间，造就了他们独特奇异的语言方式。比如“‘视’是看的意思。‘渠’是他的意思。‘吾’是我的意思。‘宝崽’是‘呆子’的意思。…把‘说’说成‘话’，把‘站立’说成‘倚’，把‘睡觉’说成‘卧’，把近指的‘他’与远指的‘渠’严格区分，颇有点古风。人际称呼也特别古怪，好象是很讲究大团结，故意混淆远近和亲疏，于是父亲被称为‘叔叔’，叔叔被称做‘爹爹’，姐姐成了‘哥哥’，嫂嫂成了‘姐姐’，如此等等。”因此，不仅外人常常难以明白鸡头寨人语言的表象意义，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他们话语表达的逻辑关联。韩少功对湘西民间的方言、俗语有着相当的了解，他通透地洞察了民间社会对于方言俗语及其语言逻辑杂草丛生般的运用。这是一个尚为被开化的生存空间，自然有尚未被开化的语言方式。正如德国文体学家施皮策在分析作家的文体风格与心理的关系时指出：“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必须有一种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表达它”。《爸爸爸》独特、奇异的语言风格，也正是民族语言文化的一种象征性表达。
　　参考文献：
　　[1]转引自芭芭拉.詹森《批评的差异：巴尔特/巴尔扎克》.载周宪等编《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5页
　　[2]韩少功.《文学的“根”》[J].《作家》，1985年第四期
　　[3]旷新年.寻根文学的指向[J].文艺研究，2005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