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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运特，旅美华裔作家。1999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Buffalo）获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当年在哈佛大学任英语系助理教授，现任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英文系教授。凭借《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荣获2014年度美国古根海姆奖
5月17日，连日的乌云终于散去，强大的雨区撤退，广州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留学生》记者在中山大学刚一见到黄运特，便见识到了他的幽默：“我帮广州赶走了暴雨，带来了阳光。”当然，带来阳光是开玩笑，不过，黄运特倒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曾叱咤美国影坛的人物——陈查理。据黄运特介绍，《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简体版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排版，大概6月底会出版。
华裔侦探陈查理（Charlie Chan），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名字，他是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笔下6部侦探小说的主角，1926-1949年好莱坞50部电影的主角，是美国20世纪影坛叱咤风云的人物。
上世纪30年代开始，由白人演“黄脸戏”的“陈查理系列”电影不仅在好莱坞掀起热潮，同时也开始传播进入中国。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只要关于陈查理的电影在上海上映，不管电影院有多远，鲁迅先生都必定观看。
不过，作为经久不衰的大众文化形象，陈查理在晚近学术界却不那么受欢迎，一直饱受争议。他被视为东方主义的一个显影：和罪恶博士傅满洲一样，他不过是刻板化华人的另一面。许多亚裔美国人也对这个角色充满批评，以至于许多用心良苦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便力主将陈查理从美国通俗文化中清除出去。
但是，在中国长大的黄运特，对陈查理却情有独钟。黄运特告诉《留学生》记者，1994年他在美国布法罗研修诗歌课程时，在一个旧货拍卖市场上，曾经红遍美国的华裔神探“陈查理”偶然进入他的视线。自此，他迷上了陈查理，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资料搜集、实地研究和写作。
黄运特向《留学生》记者介绍，他创作的《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是非虚构文学，从陈查理的原型写起，交叉着描写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美国早期电影史、好莱坞的东方热、中美文化交流史，以及自身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寻找陈查理踪迹的经历和感受。
《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自2010年8月出版以来，在美国文学界引起高度关注，荣获2014年度美国古根海姆奖，被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并得到众多著名学者和书评家的举荐和好评。
美国著名书评家Jonathan Spence（史景迁）做出如此评价：“这是一部独辟蹊径、令人陶醉的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中西两个侧面探讨中国人的经历的崭新方向。此书将彻底改变我们怎样叙述这个争议不绝却又扣人心弦的故事。”
“《时代周刊》评价我的书时提到，这是China’s view of America’s view of China——中国人看美国人看中国人。很绕。你以为陈查理是中国人的代表，但他其实是美国人创作的中国人，所以这个相互之间的态度一直是流动的。我的北美编辑也说，当了三十年编辑，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美国，因为我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
“陈查理是了解美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今天我把钥匙交给了中文读者，至于捡到的是糟粕还是精华，也交由读者定夺。”
“外星人”初到美国
留学生：你在读高三时，已经获得了保送北京外交学院的资格，但为什么在离高考只剩18天的时候却选择放弃保送资格，转报北大英语专业？
黄运特：那时候也不知道要报北京大学，主要是想参加高考。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当时想读外交学院，是因为我当时的高中语文老师说“我知道你喜欢文学，以后可能想当作家，但是读外交学院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到处走，可以积累文化资料，眼界会开阔很多。”可是后来又想了下，考虑到读大学的经历的话，外交学院太专业，如果跟北大、复旦这些学校相比较，可能四年下来这些综合类大学接触面会比较广，大学体验会丰富一些，所以就改主意了。但最后还是殊途同归了，我觉得，就像我语文老师讲的，我想搞文学嘛。至于18天，那没办法，就试一试啦，决心肯干什么，就去试一试。
留学生：后来是在怎样的契机下选择去美国留学？
黄运特：那时候留学是比较难，我机会也比较好吧，跟大家一样，要考试，考托福、考GRE，然后联系到那个学校，就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大学（编者注：阿拉巴马大学），得了全额奖学金。是比较难的，特别是英文系，就是说出去读英文专业的。像我们大学同学，一般都转行，但我这人比较倔，要么就读英文，要么就不读，所以就去了。
留学生：初到那里，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黄运特：比较吃惊啦，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美国就是纽约时代广场，一想起美国就想到加州、好莱坞之类的。可是你想想看，假如一个外国人来中国的话，去甘肃和去上海，那相差很远的，对吧？阿拉巴马州在美国的南方，是非常安静和保守的一个州，所以刚到那里的时候，特别是在北京生活了四年以后，反差太大。在北京，人山人海，大都市，然后到了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相差很远，所以就像外星人刚到地球一样，觉得很吃惊：美国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当然，美国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就知道了，还是跟中国一样，地域广阔，各个区域的文化、政治、经济，其实相差很远的。
所以，假如说对美国的印象怎样，这很难讲，只能说对美国那个地方的印象怎么样。
阿拉巴马州这个地方还是很好的，因为它历史悠久，有它特殊的人文环境。历史上，汤姆大叔的小屋这个虚构故事的背景就是在阿拉巴马，所以，这个地方的种族问题还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到了21世纪，跟别的地方相比，这个地区的种族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总体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地方。
不过，现在出去的留学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像我现在待的大学里，每年会直接从中国大陆招过来两三百个新生，相对比之下，跟我当年刚出去的时候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是美国社会对留学生的态度和包容心；然后现在出来的小孩，他们的英语水平、文化背景也是不一样的，他们虽然在中国长大，其实已经接触了很多美国文化里面的东西，像我们那个年代，对美国文化，什么电影之类，都是很新奇的一种感觉，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反差也是挺大的。不过，归根到底还是去美国学英文、读书，总体来讲，走的道路是一样的。
留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现在在美国加州大学英语系教美国文学，而英语本来就是美国人的母语，这就像一个西方人在中国教中国文学，你是如何做到的？
黄运特：这跟美国文化本身有关系，就是它的多元文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至少还能接受一个外面的人变成美国人，这个跟它文化本身很有关系，就是那种开放型。但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一个外国人来中国教中国文学，这种例子不多，比较罕见。所以对比之下，也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这么好，这跟它文化本身、本质有点关系。这跟自己的能力有点关系，但跟它的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解剖美国文化
留学生：你的博士论文是探讨庞德的印象派以及他对中国文字的感受。作为著名现代派诗人，庞德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是向欧美创造性地介绍中国诗的开创者。而作为《庞德诗选比萨诗章》的翻译者，在庞德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之后，你把美国诗歌介绍到了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上，你与庞德有怎样的共同点？
黄运特：庞德是美国文学开放性的一个重要代表。他最推重的是四书五经，对儒家的伦理非常崇拜，他觉得儒家的伦理可能是管理国家、管理世界最好的一套办法，所以他是非常推崇这个的。很多人觉得，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庞德是误解了中国文字和诗歌的一些特点，但问题是他是一个诗人，他以诗歌的、文学的、艺术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语言，有时候其实是能看出一些美学上的特点的，所以诗歌跟语言学至少还不是同一回事。
现在国家特别推重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是把中国的文学、文化向外面推，至少在文学诗歌方面，我觉得庞德其实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人，最成功的，就是为中国诗歌文化做广告，在全世界提高中国文字的地位，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是我最初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然后把他再切回到对中国来，因为我是温州人，喜欢倒腾（笑），我觉得这个文化、诗歌语言也是一样，而且我是搞翻译的，翻来翻去，确实能促动两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流，都是有很大好处的。我把他的诗歌介绍给中国，一是想让国内的读者接触美国文学的精华，二是想让他们用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中国语言文化。归根结蒂，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种国家文学能够健康地自我生存。
留学生：那你跟陈查理是怎样遇上的？
黄运特：刚开始对陈查理感兴趣，一个是喜欢侦探小说，另外一个是刚好陈查理这个虚构人物的创作时间是1925年左右，跟庞德在诗歌里推崇中国语言、诗歌语言的美，是同一个年代，当然，诗歌，像庞德的印象派是高层次的、高雅的文化，陈查理是比较普通的、大众化的文化，所以你就看得出来，美国文化里高跟低在同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玩的文化现象。因为我是研究美国文学跟文化的，觉得这是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所以就一直以来都对这两个东西感兴趣，所以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把这个很高端的和大众化的文化结合起来，觉得这样更能说明一些问题，解剖美国文化中的一些道理，一些真相。
留学生：从开始对陈查理感兴趣到《陈查理传奇》这本书出版，过程是怎样的？
黄运特：刚开始对陈查理感兴趣，只是作为一种hobby（业余爱好），除了博士论文写了一章以后，也从来没有想过以后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只是多年来喜欢，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就有意无意地搜集了一些资料，到最后跟出版社签完合同以后，才着手比较集中地做了一段研究，有一年多。所以就是说，积累了十几年的资料以后，决定写书了，再做一年半左右的集中研究，然后再坐下来写的。这期间，我去了夏威夷，主要是找一些资料，去档案馆、警察局里面，找一些遗迹。资料都还是在的，无论多少年以后，只要原本在，你都可以查得到一些东西。当然，也有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所以写的这本书，是非虚构文学，就像纪实文学一样，就是看起来是小说，但很多的根据是有史实的，所以这是一个想象跟史实的结合。
客观看待陈查理
留学生：陈查理作为经久不衰的大众文化形象，在晚近学术界却不那么受欢迎，一直饱受争议，但你笔下的陈查理却很吸引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黄运特：这本书我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两极分化。比如说白人读者或者其他种族的读者，他觉得这个人物非常滑稽可爱，但亚裔美国人觉得这个人很可恨，就说是个丑化，这个两极分化，我是想通过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来解决。
就像我在书里说的，过去40年，特别是1968年以后，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后，特别是亚裔美国人对陈查理很反感，觉得他是一个负面人物，这当然跟亚裔美国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受美国白人歧视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陈查理成了一个替罪羊。但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然后到美国去的，跟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是有点不一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美国的地位跟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有什么区别。
我在美国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黄种人在美国黑白社会中格格不入的经历也还是有的，但问题是我去美国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至少我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心。相比较，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人在那里假如受到欺负，没有退路，因为美国文化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也无家可归了，所以他们心情比较复杂。但我是外面来的人，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美国社会开始比较有了解了，在我碰到种族歧视的情况下，我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歧视我，我也可以歧视你，因为我是中国来的，我有中国文化，我还有退路。所以这种情境下，能使我比较客观地来看待陈查理的问题，站立在比较客观的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书出版以后，我在美国走了很多城市，做了五十多个讲座，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在旧金山City Lights Bookstore，就是城市之光书店，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书店，跟上世纪60年代的垮掉派的诗歌很有关系的，那个书店刚好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面，所以那天晚上在那里做讲座的时候，就有唐人街的老移民，其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人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谢谢你写这本书，我们写不出这样比较客观地评价陈查理的书，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以后，很恨这个人，所以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经历的这个圈子客观地评价陈查理在美国的地位。”
留学生：用英文写成的《陈查理传奇》在叙事和思维方式上更贴近美国文学的传统，所以在译成中文版时必然会对英文原版当中的部分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当时为什么不是由自己来完成翻译工作？
黄运特：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当然，我要自己翻译也可以，可能还比较顺手，因为是我自己写的。翻译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重写，就像你说的，在翻成中文的过程当中我会忍不住去重写，就是为中国的读者写，这样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处是我能从一个新的角度为中国读者重写一本陈查理的书，这是好处；坏处呢，就是我没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笑），所以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就是请个翻译，请别人来翻，我来保证翻译质量。
延续“黄脸戏”传统
留学生：据悉，你正和华裔导演王颖合作，以这本书为蓝本写电影剧本，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黄运特：电影蓝本其实早就写完了，现在就是等着找干爹干妈，就是要钱啦（笑）。其实现在我们别的都已经计划得很好了，主要就是等钱，只要有人投资，就很快了。
留学生：在已有的影视作品中，瑞典演员威尔纳·欧兰（Warner Oland）塑造的陈查理算是比较成功的，你和王颖导演的合作中，会考虑以威尔纳·欧兰（Warner Oland）为标准来选择演员吗？是选择中国演员，还是沿用欧美演员继续表演“黄脸戏”？
黄运特：会以威尔纳·欧兰（Warner Oland）为标准来选演员。陈查理一直有演“黄脸戏”的传统，所以我觉得对历史负责的话，其实挺好玩的，就是你假如能做得好，其实应该是找白人来演华人侦探，也有好几个白人演员现在对这个角色很感兴趣。当然，我还有一个真人的陈查理在里面，那个人肯定是华人演的，所以是真真假假。
留学生：陈查理是美国制造的中国侦探，在中文语境下会不会少人问津？
黄运特：这个很难讲，因为现在神探小说也很多，而且陈查理是了解美国文化的一把钥匙，我觉得中国读者对美国文化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陈查理，在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是很流行的，这个人物的电影，鲁迅都很喜欢。我们看看会不会兴起一个新的热潮。（笑）
留学生：获得美国古根海姆奖后你拥有了一年的学术假，在这一年中，有什么计划吗？
黄运特：写下一本书。陈查理写的是从中国移民的角度看20世纪的美国，我下面接了一本书，是写19世纪的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是通过同样的角度——移民、亚裔美国人的眼光，还有我自己对美国文化、历史的了解。目前这本书已经开始构思，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要做很多研究，跟写上一本书一样，我要跑很多地方。
不可忽略的译者
留学生：你曾说中国作家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神圣化，因为在这个奖项背后藏着很深的语言不平等问题。那你们直接用英文写作，会不会比国内的作家占一些优势？
黄运特：很难讲了。优势在哪里呢？其实在有些人看来是弱势，因为英语不是你的本族语言，比如哈金就一直感叹“生不逢时”，怎么用英文来写呢，他觉得所有的作家都应该用母语来写。不过，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点怪，假如你英语掌握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是一种优势，因为你还有中文的背景，其实是多了一种语种，写的过程当中给了你另外的一些资料，一些看世界的角度。
对于完全不会英语的中国作家，那就必须等着翻译了，译本也比较难讲啊，比如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出版社的编辑找我，说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作家的中文原文怎么样，因为这个编辑最近读过选译的一小段，就是一个小故事，他觉得很有意思，很感兴趣，他可能就想要出版整本书的英译本，但他没法确定这个中文版原文到底怎么样，正好这个作家最近又做了个采访，他比较谦虚，这个作家说“我写的东西根本没有文学性的，我只是为了故事情节，就是吸引读者。”所以美国编辑就琢磨不出来，到底是中国人的谦虚呢，还是确实他这个中文本就是没有什么文学性，所以就托付我，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个中文原文。结果我查了以后，中文原文跟英文一对比，确实是，原来他的译者写作水平非常高，译者把句子整理了以后，翻译的过程当中都变了更好的句子，但是中文原文本身，就是故事很好玩，但他每个句子都站不住脚的。
所以就很难讲到底是吃亏了，还是损失了东西。如果你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译者，没准你的译文更好，这都有可能的，很难一概而论。
留学生：林语堂、张爱玲等人都是在国外用英文写作的华人，张爱玲更是想以英文写作获得成功，在美国，张爱玲的受关注度怎样？在你看来，她是不是获得了成功？
黄运特：张爱玲很有名，在美国也是很有名的，一提Eileen Chang，大家就都知道。张爱玲绝对是很成功的，林语堂那段时间也非常成功，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比如哈金、李依云在美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5月17日，连日的乌云终于散去，强大的雨区撤退，广州终于迎来了久违的阳光。
《留学生》记者在中山大学刚一见到黄运特，便见识到了他的幽默：“我帮广州赶走了暴雨，带来了阳光。”当然，带来阳光是开玩笑，不过，黄运特倒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曾叱咤美国影坛的人物——陈查理。据黄运特介绍，《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简体版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开始排版，大概6月底会出版。
华裔侦探陈查理（Charlie Chan），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中国名字，他是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笔下6部侦探小说的主角，1926-1949年好莱坞50部电影的主角，是美国20世纪影坛叱咤风云的人物。
上世纪30年代开始，由白人演“黄脸戏”的“陈查理系列”电影不仅在好莱坞掀起热潮，同时也开始传播进入中国。鲁迅夫人许广平回忆，只要关于陈查理的电影在上海上映，不管电影院有多远，鲁迅先生都必定观看。
不过，作为经久不衰的大众文化形象，陈查理在晚近学术界却不那么受欢迎，一直饱受争议。他被视为东方主义的一个显影：和罪恶博士傅满洲一样，他不过是刻板化华人的另一面。许多亚裔美国人也对这个角色充满批评，以至于许多用心良苦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便力主将陈查理从美国通俗文化中清除出去。
但是，在中国长大的黄运特，对陈查理却情有独钟。黄运特告诉《留学生》记者，1994年他在美国布法罗研修诗歌课程时，在一个旧货拍卖市场上，曾经红遍美国的华裔神探“陈查理”偶然进入他的视线。自此，他迷上了陈查理，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资料搜集、实地研究和写作。
黄运特向《留学生》记者介绍，他创作的《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是非虚构文学，从陈查理的原型写起，交叉着描写中国人在美国的历史、美国早期电影史、好莱坞的东方热、中美文化交流史，以及自身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寻找陈查理踪迹的经历和感受。
《陈查理传奇：一个中国侦探在美国》自2010年8月出版以来，在美国文学界引起高度关注，荣获2014年度美国古根海姆奖，被提名美国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并得到众多著名学者和书评家的举荐和好评。
美国著名书评家Jonathan Spence（史景迁）做出如此评价：“这是一部独辟蹊径、令人陶醉的书。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中西两个侧面探讨中国人的经历的崭新方向。此书将彻底改变我们怎样叙述这个争议不绝却又扣人心弦的故事。”
“《时代周刊》评价我的书时提到，这是China’s view of America’s view of China——中国人看美国人看中国人。很绕。你以为陈查理是中国人的代表，但他其实是美国人创作的中国人，所以这个相互之间的态度一直是流动的。我的北美编辑也说，当了三十年编辑，从来没见过有人用这样的眼光来看美国，因为我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
“陈查理是了解美国文化的一把钥匙，今天我把钥匙交给了中文读者，至于捡到的是糟粕还是精华，也交由读者定夺。”
“外星人”初到美国
留学生：你在读高三时，已经获得了保送北京外交学院的资格，但为什么在离高考只剩18天的时候却选择放弃保送资格，转报北大英语专业？
黄运特：那时候也不知道要报北京大学，主要是想参加高考。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对文学比较感兴趣，当时想读外交学院，是因为我当时的高中语文老师说“我知道你喜欢文学，以后可能想当作家，但是读外交学院有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到处走，可以积累文化资料，眼界会开阔很多。”可是后来又想了下，考虑到读大学的经历的话，外交学院太专业，如果跟北大、复旦这些学校相比较，可能四年下来这些综合类大学接触面会比较广，大学体验会丰富一些，所以就改主意了。但最后还是殊途同归了，我觉得，就像我语文老师讲的，我想搞文学嘛。至于18天，那没办法，就试一试啦，决心肯干什么，就去试一试。
留学生：后来是在怎样的契机下选择去美国留学？
黄运特：那时候留学是比较难，我机会也比较好吧，跟大家一样，要考试，考托福、考GRE，然后联系到那个学校，就是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大学（编者注：阿拉巴马大学），得了全额奖学金。是比较难的，特别是英文系，就是说出去读英文专业的。像我们大学同学，一般都转行，但我这人比较倔，要么就读英文，要么就不读，所以就去了。
留学生：初到那里，有没有不适应的地方？
黄运特：比较吃惊啦，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美国就是纽约时代广场，一想起美国就想到加州、好莱坞之类的。可是你想想看，假如一个外国人来中国的话，去甘肃和去上海，那相差很远的，对吧？阿拉巴马州在美国的南方，是非常安静和保守的一个州，所以刚到那里的时候，特别是在北京生活了四年以后，反差太大。在北京，人山人海，大都市，然后到了美国南方的一个小镇，相差很远，所以就像外星人刚到地球一样，觉得很吃惊：美国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当然，美国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后来走的地方多了，就知道了，还是跟中国一样，地域广阔，各个区域的文化、政治、经济，其实相差很远的。
所以，假如说对美国的印象怎样，这很难讲，只能说对美国那个地方的印象怎么样。
阿拉巴马州这个地方还是很好的，因为它历史悠久，有它特殊的人文环境。历史上，汤姆大叔的小屋这个虚构故事的背景就是在阿拉巴马，所以，这个地方的种族问题还是根深蒂固的，即使到了21世纪，跟别的地方相比，这个地区的种族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总体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地方。
不过，现在出去的留学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像我现在待的大学里，每年会直接从中国大陆招过来两三百个新生，相对比之下，跟我当年刚出去的时候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是美国社会对留学生的态度和包容心；然后现在出来的小孩，他们的英语水平、文化背景也是不一样的，他们虽然在中国长大，其实已经接触了很多美国文化里面的东西，像我们那个年代，对美国文化，什么电影之类，都是很新奇的一种感觉，所以到了美国以后，反差也是挺大的。不过，归根到底还是去美国学英文、读书，总体来讲，走的道路是一样的。
留学生：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现在在美国加州大学英语系教美国文学，而英语本来就是美国人的母语，这就像一个西方人在中国教中国文学，你是如何做到的？
黄运特：这跟美国文化本身有关系，就是它的多元文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至少还能接受一个外面的人变成美国人，这个跟它文化本身很有关系，就是那种开放型。但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所以一个外国人来中国教中国文学，这种例子不多，比较罕见。所以对比之下，也并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做得这么好，这跟它文化本身、本质有点关系。这跟自己的能力有点关系，但跟它的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解剖美国文化
留学生：你的博士论文是探讨庞德的印象派以及他对中国文字的感受。作为著名现代派诗人，庞德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是向欧美创造性地介绍中国诗的开创者。而作为《庞德诗选比萨诗章》的翻译者，在庞德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之后，你把美国诗歌介绍到了中国。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上，你与庞德有怎样的共同点？
黄运特：庞德是美国文学开放性的一个重要代表。他最推重的是四书五经，对儒家的伦理非常崇拜，他觉得儒家的伦理可能是管理国家、管理世界最好的一套办法，所以他是非常推崇这个的。很多人觉得，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庞德是误解了中国文字和诗歌的一些特点，但问题是他是一个诗人，他以诗歌的、文学的、艺术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语言，有时候其实是能看出一些美学上的特点的，所以诗歌跟语言学至少还不是同一回事。
现在国家特别推重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是把中国的文学、文化向外面推，至少在文学诗歌方面，我觉得庞德其实已经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人，最成功的，就是为中国诗歌文化做广告，在全世界提高中国文字的地位，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是我最初对他感兴趣的原因之一。然后把他再切回到对中国来，因为我是温州人，喜欢倒腾（笑），我觉得这个文化、诗歌语言也是一样，而且我是搞翻译的，翻来翻去，确实能促动两方文化和文学的交流，都是有很大好处的。我把他的诗歌介绍给中国，一是想让国内的读者接触美国文学的精华，二是想让他们用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中国语言文化。归根结蒂，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种国家文学能够健康地自我生存。
留学生：那你跟陈查理是怎样遇上的？
黄运特：刚开始对陈查理感兴趣，一个是喜欢侦探小说，另外一个是刚好陈查理这个虚构人物的创作时间是1925年左右，跟庞德在诗歌里推崇中国语言、诗歌语言的美，是同一个年代，当然，诗歌，像庞德的印象派是高层次的、高雅的文化，陈查理是比较普通的、大众化的文化，所以你就看得出来，美国文化里高跟低在同时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玩的文化现象。因为我是研究美国文学跟文化的，觉得这是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所以就一直以来都对这两个东西感兴趣，所以在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就把这个很高端的和大众化的文化结合起来，觉得这样更能说明一些问题，解剖美国文化中的一些道理，一些真相。
留学生：从开始对陈查理感兴趣到《陈查理传奇》这本书出版，过程是怎样的？
黄运特：刚开始对陈查理感兴趣，只是作为一种hobby（业余爱好），除了博士论文写了一章以后，也从来没有想过以后可以写整整一本书。只是多年来喜欢，作为一种兴趣爱好，就有意无意地搜集了一些资料，到最后跟出版社签完合同以后，才着手比较集中地做了一段研究，有一年多。所以就是说，积累了十几年的资料以后，决定写书了，再做一年半左右的集中研究，然后再坐下来写的。这期间，我去了夏威夷，主要是找一些资料，去档案馆、警察局里面，找一些遗迹。资料都还是在的，无论多少年以后，只要原本在，你都可以查得到一些东西。当然，也有很多东西已经消失了，所以写的这本书，是非虚构文学，就像纪实文学一样，就是看起来是小说，但很多的根据是有史实的，所以这是一个想象跟史实的结合。
客观看待陈查理
留学生：陈查理作为经久不衰的大众文化形象，在晚近学术界却不那么受欢迎，一直饱受争议，但你笔下的陈查理却很吸引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黄运特：这本书我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两极分化。比如说白人读者或者其他种族的读者，他觉得这个人物非常滑稽可爱，但亚裔美国人觉得这个人很可恨，就说是个丑化，这个两极分化，我是想通过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来解决。
就像我在书里说的，过去40年，特别是1968年以后，美国的民权运动以后，特别是亚裔美国人对陈查理很反感，觉得他是一个负面人物，这当然跟亚裔美国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特别是二战以后，受美国白人歧视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陈查理成了一个替罪羊。但我们是在中国长大，然后到美国去的，跟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是有点不一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在美国的地位跟亚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地位有什么区别。
我在美国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黄种人在美国黑白社会中格格不入的经历也还是有的，但问题是我去美国的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至少我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心。相比较，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人在那里假如受到欺负，没有退路，因为美国文化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也无家可归了，所以他们心情比较复杂。但我是外面来的人，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美国社会开始比较有了解了，在我碰到种族歧视的情况下，我的心态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歧视我，我也可以歧视你，因为我是中国来的，我有中国文化，我还有退路。所以这种情境下，能使我比较客观地来看待陈查理的问题，站立在比较客观的一个角度。
所以，这个书出版以后，我在美国走了很多城市，做了五十多个讲座，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在旧金山City Lights Bookstore，就是城市之光书店，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书店，跟上世纪60年代的垮掉派的诗歌很有关系的，那个书店刚好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面，所以那天晚上在那里做讲座的时候，就有唐人街的老移民，其中年纪比较大的一个人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感触很深，他说：“谢谢你写这本书，我们写不出这样比较客观地评价陈查理的书，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以后，很恨这个人，所以我们无法跳出自己经历的这个圈子客观地评价陈查理在美国的地位。”
留学生：用英文写成的《陈查理传奇》在叙事和思维方式上更贴近美国文学的传统，所以在译成中文版时必然会对英文原版当中的部分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当时为什么不是由自己来完成翻译工作？
黄运特：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当然，我要自己翻译也可以，可能还比较顺手，因为是我自己写的。翻译的过程当中，我必须要重写，就像你说的，在翻成中文的过程当中我会忍不住去重写，就是为中国的读者写，这样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好处是我能从一个新的角度为中国读者重写一本陈查理的书，这是好处；坏处呢，就是我没这样的时间和精力（笑），所以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就是请个翻译，请别人来翻，我来保证翻译质量。
延续“黄脸戏”传统
留学生：据悉，你正和华裔导演王颖合作，以这本书为蓝本写电影剧本，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黄运特：电影蓝本其实早就写完了，现在就是等着找干爹干妈，就是要钱啦（笑）。其实现在我们别的都已经计划得很好了，主要就是等钱，只要有人投资，就很快了。
留学生：在已有的影视作品中，瑞典演员威尔纳·欧兰（Warner Oland）塑造的陈查理算是比较成功的，你和王颖导演的合作中，会考虑以威尔纳·欧兰（Warner Oland）为标准来选择演员吗？是选择中国演员，还是沿用欧美演员继续表演“黄脸戏”？
黄运特：会以威尔纳·欧兰（Warner Oland）为标准来选演员。陈查理一直有演“黄脸戏”的传统，所以我觉得对历史负责的话，其实挺好玩的，就是你假如能做得好，其实应该是找白人来演华人侦探，也有好几个白人演员现在对这个角色很感兴趣。当然，我还有一个真人的陈查理在里面，那个人肯定是华人演的，所以是真真假假。
留学生：陈查理是美国制造的中国侦探，在中文语境下会不会少人问津？
黄运特：这个很难讲，因为现在神探小说也很多，而且陈查理是了解美国文化的一把钥匙，我觉得中国读者对美国文化还是比较感兴趣的。陈查理，在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是很流行的，这个人物的电影，鲁迅都很喜欢。我们看看会不会兴起一个新的热潮。（笑）
留学生：获得美国古根海姆奖后你拥有了一年的学术假，在这一年中，有什么计划吗？
黄运特：写下一本书。陈查理写的是从中国移民的角度看20世纪的美国，我下面接了一本书，是写19世纪的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是通过同样的角度——移民、亚裔美国人的眼光，还有我自己对美国文化、历史的了解。目前这本书已经开始构思，在这一年的时间里要做很多研究，跟写上一本书一样，我要跑很多地方。
不可忽略的译者
留学生：你曾说中国作家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神圣化，因为在这个奖项背后藏着很深的语言不平等问题。那你们直接用英文写作，会不会比国内的作家占一些优势？
黄运特：很难讲了。优势在哪里呢？其实在有些人看来是弱势，因为英语不是你的本族语言，比如哈金就一直感叹“生不逢时”，怎么用英文来写呢，他觉得所有的作家都应该用母语来写。不过，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有点怪，假如你英语掌握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是一种优势，因为你还有中文的背景，其实是多了一种语种，写的过程当中给了你另外的一些资料，一些看世界的角度。
对于完全不会英语的中国作家，那就必须等着翻译了，译本也比较难讲啊，比如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出版社的编辑找我，说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作家的中文原文怎么样，因为这个编辑最近读过选译的一小段，就是一个小故事，他觉得很有意思，很感兴趣，他可能就想要出版整本书的英译本，但他没法确定这个中文版原文到底怎么样，正好这个作家最近又做了个采访，他比较谦虚，这个作家说“我写的东西根本没有文学性的，我只是为了故事情节，就是吸引读者。”所以美国编辑就琢磨不出来，到底是中国人的谦虚呢，还是确实他这个中文本就是没有什么文学性，所以就托付我，能不能帮我查一下这个中文原文。结果我查了以后，中文原文跟英文一对比，确实是，原来他的译者写作水平非常高，译者把句子整理了以后，翻译的过程当中都变了更好的句子，但是中文原文本身，就是故事很好玩，但他每个句子都站不住脚的。
所以就很难讲到底是吃亏了，还是损失了东西。如果你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译者，没准你的译文更好，这都有可能的，很难一概而论。
留学生：林语堂、张爱玲等人都是在国外用英文写作的华人，张爱玲更是想以英文写作获得成功，在美国，张爱玲的受关注度怎样？在你看来，她是不是获得了成功？
黄运特：张爱玲很有名，在美国也是很有名的，一提Eileen Chang，大家就都知道。张爱玲绝对是很成功的，林语堂那段时间也非常成功，就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是非常成功的。现在，比如哈金、李依云在美国也是非常受欢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