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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与经济结构转型
《同舟共进》:您对浙江民企有深入的调研,请您介绍一下当地民企目前的经营状况。
冯兴元:民企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四万亿”计划启动后,各地经济在支撑之下一路维持高增长,但到了2011年,计划的刺激效应开始消减,2012年直到现在处于下行阶段。广东和浙江企业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实际上,广东民企比浙江民企更早地面临问题。那是早在《劳动合同法》2007年出台、2008年开始实施的时候。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计划是一剂强心针,但是也推迟了各地经济结构转型。浙江的问题到2012年左右才开始比较严重。在温州、宁波等地方陆续出现地方性企业倒闭潮,民企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一些企业主“跑路”。
民企遇到的首要问题仍然是“融资难”——我们2016年发布的100家浙江企业调查结果显示,70%被调查企业认为融资难属于其发展的主要困难。到目前为止,民企的金融环境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目前,银行对民企的“惜贷”情况严重,很多银行对民企不放心,以各种方式回收贷款和断贷。
民企的首要问题是“融资难”
《同舟共进》:“融资难”是怎样影响民企发展的?
冯兴元:银行对民企的银根紧缩政策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很多银行在收回到期贷款后不再给民企放贷,还出现“抽贷”的情况:银行贷款给企业,在还没到协议规定的还款期限时,行认为企业经营出现问题了,要提前收回贷款。为此,很多银行甚至不惜对民企作出提供续贷的不实承诺。根据政府规定,企业必须先偿还到期本息,才能获得续贷。等企业好不容易把钱凑足还给银行——有些可能是通过借入民间短期高息“过桥贷款”——银行就推托各种原因停止续贷,违背了原来的承诺。这样一来,企业的民间短期高息“过桥贷款”就会长期化。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造成本来能够正常运营的民企倒闭。在企业经营风险增加的情况下,违约的可能性在增加,这时候,银行的政策对很多民企是雪上加霜、非常不利的。
《同舟共进》:浙江的民间金融业比较发达,民间借贷活跃,这能否缓解“融资难”?
冯兴元:浙江民间借贷发达,但需求也大。所以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也不低,2~3分利月息很平常。关于民间高息贷款,如果企业贷款的周期比较长、数额比较大的话,总的利息负担会相当重,如果企业的利润不好,就支撑不起如此高的利息。如果民间高息贷款是短期的话,很多企业尚可承受,就像上面讲到的借入民间“过桥贷款”,但是如果变成长期借款,企业一旦在完成供货后遇到对方拖延或克扣付款,就会陷入周转困难。中小企业的谈判能力有限,实际上是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还是要由政府来改善金融信用环境,出台促进银企之间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法规政策,便利企业间结算,形成解决银企间、企业间问题的快捷处理程序,减少企业间“三角债”,杜绝政策多变等问题。要解决“融资难”,根本上是要赋予企业金融自由、资本自由。
《同舟共进》:“融资难”的另一个侧面,是资金流向房地产等领域。民企收缩实业性投资,从事投机套利行为,这对于实体经济也有深刻影响。如何才能促使企业家回归实体经济?
冯兴元:这在大城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是在于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认为通过征地和土地招拍挂,可以低价买入土地、高价卖出土地,能取得许多财政收入,而且带动整个房地产业发展以后,能有更多税收收入。但实际上,当土地和居住成本上升以后,会拖累经济增长。只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能够发展,而不能承受附加值稍微低一点的企业。企业用工也会出现问题,一些高素质劳动力不敢去大城市找工作,因为买不起或租不起房子。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要化解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的问题,首先是要减税,然后再引入房地产税。其次是通过设立便利的程序,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增加有效住房供给。再次是改革现有土地财政制度。如果不通过这些手段平抑房地产价格,很多资金就会滞留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朝着制造业流动的激励就会不足,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企业的成本与税负
《同舟共进》:目前您了解到的企业的成本和税负方面是怎样的?
冯兴元:企业成本看上去只是一组数字,实际上是许多因素加起来的。原材料、工资、福利、劳动保护等各方面成本在增加,而且产品价格在下行的话,即便税负与原先是一样的,企业还是会感受到负担在加重。目前,企业成本正在往上走,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成本并非是由市场驱动的。比如说工资,各省市每年出台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有些地方政府规定,利润较好的企业涨15%的工资,利润一般的涨10%,亏损的涨5%。这造成工资上升太快了,实际效果反而造成更多失业。
另外,企业税负也是不轻的。根据我们的调查,对于一些民企,在“营改增”以后,税负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的。它们必须支付不同档次的、最高17%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而且企业家一般不敢大规模分配利润,因为个人所得税累进度高,最高边际税率达45%,企业家不敢以个人所得的形式分配利润,而是尽量采取其它合理避税方式,甚至偷逃税方式。
“营改增”以后,尽管名义税率下降了,但是征税力度加强了,有些民企承受的实际税负相比之下提高了。而且无论是过去的营业税还是现在的增值税,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要缴纳。比如说,企业买进一些原材料,然后生产了半成品再卖给下一家,这时就要交增值税了。这里容易出现“三角债”问题,企业欠上家一笔货款,但是可能到年底还没有从下家收回自己的货款,甚至可能永远收不回来,但是税款已经交了,这样企业就亏了本还纳税。
《同舟共进》:减税的同时,是否还要考虑如何弥补财政收入减少的缺口的因素?
冯兴元:国有资产有经营收入,可以作为财政收入上缴财政部门。目前,许多國企利润被收上去的部分只占5%到10%,甚至没有;而且实际上,这些钱又重新以国有资产经营支出的形式回放到国有企业部门中去。这些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如果是足额上缴或者上缴一半,而减少和控制国有资产经营支出的话,也是很可观的。政府需要建立起责任财政的观念,对收入和支出真正负起责来,把每一分钱用好。 不仅要回归责任财政,还要回归责任经济。这就涉及真正落实供给侧改革。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混合所有制,做大做强国企,提供财政补贴,通过大型国企集中资源建设一些重点项目。但实际上,只有把基于私人产权的企业,也就是民企发展起来,以民企为主体的经济才是责任经济。否则,产权界定越不清晰,责任越是虚化,经济活力就会越来越小。要从企业入手促进供给侧改革,减税、减费、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各种补贴对经济过程的扭曲。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
《同舟共进》:让我们回到关于浙江民企的讨论。虽然浙江民企的经营环境仍有待改善,但浙江一直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所谓的“浙江模式”,浙江模式相对于其它地区的经济模式,有什么优势?
冯兴元:浙江缺乏煤炭等自然资源,在先天条件上并不占优势,但是,浙江东部和南部,尤其是温州有着重商文化传统,抓住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机遇。“温州模式”主要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后来大家提“浙江模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尤其是指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后整个浙江的发展特点。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很有特色。在浙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产生出温州乐清市低压电器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金华义乌小商品市场、宁波的模具市场、绍兴的纺织品市场等产业。这些商品市场背后就是块状经济,大量小微企业生产类似的产品,共享劳动力资源、设备和技术、市场和信息。这也是典型的集群经济,在集群内总体上存在规模经济(规模越大越经济),虽然单个企业不存在规模经济。80年代的个私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是在国有企业的缝隙里生长出来的,有很强的自发性,但是优势很明显。浙江最初企业规模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一批大型民企。这些民企的产权明晰,灵活性较大,效率较高。相对于内地省份,浙江的市场力量相对更强,政府更多是起到保护性作用。
至于“苏南模式”,一开始则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区域发展模式,乡镇集体企业是一种集体经济,企业是集体产权。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两次大的改制,集体企业转变成公司制企业。有一些一直存续下来的公司制企业是很有名的,比如华西集团。它虽然上市了,但整个华西村保存了一些“威权”的做法。据说在华西村里,在吴仁宝担任村党委书记的时候,村民很多在公司工作,在公司里的地位名义上是很高的,但是工资大部分留存在公司,只发一小部分。村民在结婚的时候,公司会为他分配一些费用。华西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体企业,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实际上,华西集团还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但是从江苏乃至全国范围来看,乡镇集体企业的关门倒闭是大概率事件,成功的是小概率。河南省的南街村,也是集体经济的代表,现在也负债25亿。如果为乡镇集体经济树典型,重新大力发展,走老路,那可能行不通。时至今日,苏南的地方政府相对于浙江的更强势,苏南人相对于温州人和宁波人更讲秩序,后两者则更具自主性,三地百姓都很勤劳肯干。苏南更接近上海,最初乡镇集体企业上规模的更多,改制之后更是继续发力,目前实力雄厚的企业也比较多,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同时外资企业在经济中占比也比较重。
浙江民企的特点适合互联网经济
《同舟共进》: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批浙江民企,依靠互联网的应用异军突起。杭州成为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互联网民企与浙江为何有亲缘性?
冯兴元:如刚才所说,浙江的发展特点是资源少、以市场为导向,那么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轻资产的产业,就与浙江的条件很吻合。浙江旁边是上海,上海属于控制型的发展模式,依赖于国企,再加上一些外企。它很难发展出新的经济模式,包括互联网经济。上海即便是金融中心,但因为控制较严,缺乏金融自由,这是马云不能在上海找到地盘发展的一个原因。虽然如此,上海以自己的力量,对周边地区发挥扩散效应、带动效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不像北京和天津那样相互制约。上海可以跟周边省市联动发展,包括在金融上支持浙江的互联网民企发展。而浙江的民营经济功底好,这必然对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有所帮助。
在政府方面,尽管浙江的地方政府也是强政府,但“保护性政府”的角色更明显,而且浙江的民间力量也很强,浙江企业家自身的运作,外加政府的支持,就给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浙江的地方政府对经济起着促进性的作用,而不是管治性的作用,对企业的保护比较强。杭州就给了阿里巴巴许多优惠政策,这是马云落脚杭州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阿里巴巴在杭州进行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运作,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马云在浙江利用了许多特殊的政策优惠,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会。当然,阿里巴巴的成功還是与马云的个人才能很有关系。例如马云坚持合伙人制,并且通过在美国上市来保证合伙人制的成功运作。因为只有实行合伙人制,才能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相比之下,王石的万科也是实行合伙人制,但是他们的合伙人制是空的,因为万科在国内上市,按照国内的制度,公司决策是不能按照合伙人制来投票的。
《同舟共进》:成功借助互联网东风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以民企为主体。可否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冯兴元:在一些福利国家,十分强调所谓的“经济民主”,但是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只有经济自由的概念,而没有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自由应该直接体现为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而在企业里,投票权是跟资本份额联系在一起的,哪个股东的股份大,投票权就大,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在股东本位、经营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公司才能做大做强,同时体现其财务责任。所以,真正的企业体现了经济自由的概念,而只有经济自由才会最大程度提升创新的频度和概率。互联网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也在于此。中美两国引领着互联网经济,但驱动因素不一样:美国是因为经济自由度高,中国是因为核心领域和基础领域较为集中,反而留下了新经济领域可供民营企业发挥其想象力。
互联网本来只是被作为一种通信工具来使用,一开始并没有被用作一种平台来改变整个业态。最初也没有“互联网+”的概念。马云能够比较早地看到这个变化,所以他在1999年开始做外贸电商平台,2003年开始做淘宝,以轻资产的运作,整合一个平台,让外贸进驻这个平台,然后一起发展。这种发展理念需要很大的灵活性,恰恰需要的是民企,只有民企才能够灵活地整合资源。国企的运作机制是不灵活的,只能在传统的核心领域、关键领域、基础领域里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运作效率不高。
如果要求国企像马云那样不断创业创新,较难成功。当然,民企不能进入国企控制的那些关键领域,需要另寻出路,所以它们更多地在电子商务等领域寻求发展。现在一些国企或者准国企,看中了电商平台,也开始跟随民企步伐进入这些领域,但它们的效率不如民企。
《同舟共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民企的前景是怎样的?
冯兴元:中国民企累积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技术和生产服务能力。技术方面,民企的专利数量比重最大。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企业家资源。中国的劳动人口正在经历非常急速的更新换代,新的一代知识面广、知识结构好,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决定了以后企业能够吸收质量很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包括企业家素质的提高。亚当·斯密说过,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广度。中国有庞大的人口,有门类健全的分工体系。中国在人才储备上有很好的基础,既有很多熟练工人,也有很多高学历的科研人才,所以既能产生偏低端的制造业,也会有高端的新技术行业;既可以发挥比较优势,也可以发挥竞争优势。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未来还要进入机器人时代或者其它什么时代,而中国都会有高素质人才。虽然现在民企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政府已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政府的政策还是要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放开民企的发展。民营经济部门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就保持了中国经济的活力。这对中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非常重要。
《同舟共进》:您对浙江民企有深入的调研,请您介绍一下当地民企目前的经营状况。
冯兴元:民企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四万亿”计划启动后,各地经济在支撑之下一路维持高增长,但到了2011年,计划的刺激效应开始消减,2012年直到现在处于下行阶段。广东和浙江企业可以说是首当其冲。
实际上,广东民企比浙江民企更早地面临问题。那是早在《劳动合同法》2007年出台、2008年开始实施的时候。金融危机后的“四万亿”计划是一剂强心针,但是也推迟了各地经济结构转型。浙江的问题到2012年左右才开始比较严重。在温州、宁波等地方陆续出现地方性企业倒闭潮,民企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一些企业主“跑路”。
民企遇到的首要问题仍然是“融资难”——我们2016年发布的100家浙江企业调查结果显示,70%被调查企业认为融资难属于其发展的主要困难。到目前为止,民企的金融环境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目前,银行对民企的“惜贷”情况严重,很多银行对民企不放心,以各种方式回收贷款和断贷。
民企的首要问题是“融资难”
《同舟共进》:“融资难”是怎样影响民企发展的?
冯兴元:银行对民企的银根紧缩政策已经持续好几年了,很多银行在收回到期贷款后不再给民企放贷,还出现“抽贷”的情况:银行贷款给企业,在还没到协议规定的还款期限时,行认为企业经营出现问题了,要提前收回贷款。为此,很多银行甚至不惜对民企作出提供续贷的不实承诺。根据政府规定,企业必须先偿还到期本息,才能获得续贷。等企业好不容易把钱凑足还给银行——有些可能是通过借入民间短期高息“过桥贷款”——银行就推托各种原因停止续贷,违背了原来的承诺。这样一来,企业的民间短期高息“过桥贷款”就会长期化。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造成本来能够正常运营的民企倒闭。在企业经营风险增加的情况下,违约的可能性在增加,这时候,银行的政策对很多民企是雪上加霜、非常不利的。
《同舟共进》:浙江的民间金融业比较发达,民间借贷活跃,这能否缓解“融资难”?
冯兴元:浙江民间借贷发达,但需求也大。所以浙江的民间借贷利率也不低,2~3分利月息很平常。关于民间高息贷款,如果企业贷款的周期比较长、数额比较大的话,总的利息负担会相当重,如果企业的利润不好,就支撑不起如此高的利息。如果民间高息贷款是短期的话,很多企业尚可承受,就像上面讲到的借入民间“过桥贷款”,但是如果变成长期借款,企业一旦在完成供货后遇到对方拖延或克扣付款,就会陷入周转困难。中小企业的谈判能力有限,实际上是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所以还是要由政府来改善金融信用环境,出台促进银企之间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法规政策,便利企业间结算,形成解决银企间、企业间问题的快捷处理程序,减少企业间“三角债”,杜绝政策多变等问题。要解决“融资难”,根本上是要赋予企业金融自由、资本自由。
《同舟共进》:“融资难”的另一个侧面,是资金流向房地产等领域。民企收缩实业性投资,从事投机套利行为,这对于实体经济也有深刻影响。如何才能促使企业家回归实体经济?
冯兴元:这在大城市里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是在于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认为通过征地和土地招拍挂,可以低价买入土地、高价卖出土地,能取得许多财政收入,而且带动整个房地产业发展以后,能有更多税收收入。但实际上,当土地和居住成本上升以后,会拖累经济增长。只有一些高附加值的产业能够发展,而不能承受附加值稍微低一点的企业。企业用工也会出现问题,一些高素质劳动力不敢去大城市找工作,因为买不起或租不起房子。
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我认为要化解房地产市场价格高企的问题,首先是要减税,然后再引入房地产税。其次是通过设立便利的程序,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增加有效住房供给。再次是改革现有土地财政制度。如果不通过这些手段平抑房地产价格,很多资金就会滞留于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朝着制造业流动的激励就会不足,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企业的成本与税负
《同舟共进》:目前您了解到的企业的成本和税负方面是怎样的?
冯兴元:企业成本看上去只是一组数字,实际上是许多因素加起来的。原材料、工资、福利、劳动保护等各方面成本在增加,而且产品价格在下行的话,即便税负与原先是一样的,企业还是会感受到负担在加重。目前,企业成本正在往上走,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成本并非是由市场驱动的。比如说工资,各省市每年出台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有些地方政府规定,利润较好的企业涨15%的工资,利润一般的涨10%,亏损的涨5%。这造成工资上升太快了,实际效果反而造成更多失业。
另外,企业税负也是不轻的。根据我们的调查,对于一些民企,在“营改增”以后,税负不是减少而是增加的。它们必须支付不同档次的、最高17%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而且企业家一般不敢大规模分配利润,因为个人所得税累进度高,最高边际税率达45%,企业家不敢以个人所得的形式分配利润,而是尽量采取其它合理避税方式,甚至偷逃税方式。
“营改增”以后,尽管名义税率下降了,但是征税力度加强了,有些民企承受的实际税负相比之下提高了。而且无论是过去的营业税还是现在的增值税,不管企业是否盈利,都需要缴纳。比如说,企业买进一些原材料,然后生产了半成品再卖给下一家,这时就要交增值税了。这里容易出现“三角债”问题,企业欠上家一笔货款,但是可能到年底还没有从下家收回自己的货款,甚至可能永远收不回来,但是税款已经交了,这样企业就亏了本还纳税。
《同舟共进》:减税的同时,是否还要考虑如何弥补财政收入减少的缺口的因素?
冯兴元:国有资产有经营收入,可以作为财政收入上缴财政部门。目前,许多國企利润被收上去的部分只占5%到10%,甚至没有;而且实际上,这些钱又重新以国有资产经营支出的形式回放到国有企业部门中去。这些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如果是足额上缴或者上缴一半,而减少和控制国有资产经营支出的话,也是很可观的。政府需要建立起责任财政的观念,对收入和支出真正负起责来,把每一分钱用好。 不仅要回归责任财政,还要回归责任经济。这就涉及真正落实供给侧改革。现在的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混合所有制,做大做强国企,提供财政补贴,通过大型国企集中资源建设一些重点项目。但实际上,只有把基于私人产权的企业,也就是民企发展起来,以民企为主体的经济才是责任经济。否则,产权界定越不清晰,责任越是虚化,经济活力就会越来越小。要从企业入手促进供给侧改革,减税、减费、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各种补贴对经济过程的扭曲。
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
《同舟共进》:让我们回到关于浙江民企的讨论。虽然浙江民企的经营环境仍有待改善,但浙江一直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形成了所谓的“浙江模式”,浙江模式相对于其它地区的经济模式,有什么优势?
冯兴元:浙江缺乏煤炭等自然资源,在先天条件上并不占优势,但是,浙江东部和南部,尤其是温州有着重商文化传统,抓住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机遇。“温州模式”主要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后来大家提“浙江模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尤其是指乡镇集体企业改制后整个浙江的发展特点。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很有特色。在浙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产生出温州乐清市低压电器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金华义乌小商品市场、宁波的模具市场、绍兴的纺织品市场等产业。这些商品市场背后就是块状经济,大量小微企业生产类似的产品,共享劳动力资源、设备和技术、市场和信息。这也是典型的集群经济,在集群内总体上存在规模经济(规模越大越经济),虽然单个企业不存在规模经济。80年代的个私企业和乡镇企业,都是在国有企业的缝隙里生长出来的,有很强的自发性,但是优势很明显。浙江最初企业规模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就有了一批大型民企。这些民企的产权明晰,灵活性较大,效率较高。相对于内地省份,浙江的市场力量相对更强,政府更多是起到保护性作用。
至于“苏南模式”,一开始则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区域发展模式,乡镇集体企业是一种集体经济,企业是集体产权。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两次大的改制,集体企业转变成公司制企业。有一些一直存续下来的公司制企业是很有名的,比如华西集团。它虽然上市了,但整个华西村保存了一些“威权”的做法。据说在华西村里,在吴仁宝担任村党委书记的时候,村民很多在公司工作,在公司里的地位名义上是很高的,但是工资大部分留存在公司,只发一小部分。村民在结婚的时候,公司会为他分配一些费用。华西集团就是这样的一个集体企业,承担了许多社会职能。实际上,华西集团还可以算得上是成功的,但是从江苏乃至全国范围来看,乡镇集体企业的关门倒闭是大概率事件,成功的是小概率。河南省的南街村,也是集体经济的代表,现在也负债25亿。如果为乡镇集体经济树典型,重新大力发展,走老路,那可能行不通。时至今日,苏南的地方政府相对于浙江的更强势,苏南人相对于温州人和宁波人更讲秩序,后两者则更具自主性,三地百姓都很勤劳肯干。苏南更接近上海,最初乡镇集体企业上规模的更多,改制之后更是继续发力,目前实力雄厚的企业也比较多,经济结构比较合理,同时外资企业在经济中占比也比较重。
浙江民企的特点适合互联网经济
《同舟共进》: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一批浙江民企,依靠互联网的应用异军突起。杭州成为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互联网民企与浙江为何有亲缘性?
冯兴元:如刚才所说,浙江的发展特点是资源少、以市场为导向,那么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轻资产的产业,就与浙江的条件很吻合。浙江旁边是上海,上海属于控制型的发展模式,依赖于国企,再加上一些外企。它很难发展出新的经济模式,包括互联网经济。上海即便是金融中心,但因为控制较严,缺乏金融自由,这是马云不能在上海找到地盘发展的一个原因。虽然如此,上海以自己的力量,对周边地区发挥扩散效应、带动效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不像北京和天津那样相互制约。上海可以跟周边省市联动发展,包括在金融上支持浙江的互联网民企发展。而浙江的民营经济功底好,这必然对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有所帮助。
在政府方面,尽管浙江的地方政府也是强政府,但“保护性政府”的角色更明显,而且浙江的民间力量也很强,浙江企业家自身的运作,外加政府的支持,就给互联网企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浙江的地方政府对经济起着促进性的作用,而不是管治性的作用,对企业的保护比较强。杭州就给了阿里巴巴许多优惠政策,这是马云落脚杭州很重要的原因之一。阿里巴巴在杭州进行全国乃至全球性的运作,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马云在浙江利用了许多特殊的政策优惠,获得了绝好的发展机会。当然,阿里巴巴的成功還是与马云的个人才能很有关系。例如马云坚持合伙人制,并且通过在美国上市来保证合伙人制的成功运作。因为只有实行合伙人制,才能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相比之下,王石的万科也是实行合伙人制,但是他们的合伙人制是空的,因为万科在国内上市,按照国内的制度,公司决策是不能按照合伙人制来投票的。
《同舟共进》:成功借助互联网东风的企业,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以民企为主体。可否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冯兴元:在一些福利国家,十分强调所谓的“经济民主”,但是我认为,那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只有经济自由的概念,而没有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自由应该直接体现为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而在企业里,投票权是跟资本份额联系在一起的,哪个股东的股份大,投票权就大,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在股东本位、经营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公司才能做大做强,同时体现其财务责任。所以,真正的企业体现了经济自由的概念,而只有经济自由才会最大程度提升创新的频度和概率。互联网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也在于此。中美两国引领着互联网经济,但驱动因素不一样:美国是因为经济自由度高,中国是因为核心领域和基础领域较为集中,反而留下了新经济领域可供民营企业发挥其想象力。
互联网本来只是被作为一种通信工具来使用,一开始并没有被用作一种平台来改变整个业态。最初也没有“互联网+”的概念。马云能够比较早地看到这个变化,所以他在1999年开始做外贸电商平台,2003年开始做淘宝,以轻资产的运作,整合一个平台,让外贸进驻这个平台,然后一起发展。这种发展理念需要很大的灵活性,恰恰需要的是民企,只有民企才能够灵活地整合资源。国企的运作机制是不灵活的,只能在传统的核心领域、关键领域、基础领域里占据重要地位,但是运作效率不高。
如果要求国企像马云那样不断创业创新,较难成功。当然,民企不能进入国企控制的那些关键领域,需要另寻出路,所以它们更多地在电子商务等领域寻求发展。现在一些国企或者准国企,看中了电商平台,也开始跟随民企步伐进入这些领域,但它们的效率不如民企。
《同舟共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民企的前景是怎样的?
冯兴元:中国民企累积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技术和生产服务能力。技术方面,民企的专利数量比重最大。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和企业家资源。中国的劳动人口正在经历非常急速的更新换代,新的一代知识面广、知识结构好,很多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这决定了以后企业能够吸收质量很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包括企业家素质的提高。亚当·斯密说过,分工取决于市场的广度。中国有庞大的人口,有门类健全的分工体系。中国在人才储备上有很好的基础,既有很多熟练工人,也有很多高学历的科研人才,所以既能产生偏低端的制造业,也会有高端的新技术行业;既可以发挥比较优势,也可以发挥竞争优势。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未来还要进入机器人时代或者其它什么时代,而中国都会有高素质人才。虽然现在民企仍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政府已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政府的政策还是要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放开民企的发展。民营经济部门是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部门,保持民营企业的活力,就保持了中国经济的活力。这对中国经济长远稳定发展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