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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北京100009）
[摘 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美国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汹涌的移民浪潮, 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引起中上层城市白人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成了以改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主义运动。在教育界,实用主义教育应运而生,中小学成为对学生进行主动"塑造"的主要场所。虽然,教育改革的参与者观点各异,出发点不尽相同,但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社会剧变,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知识精英”所表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关键词]进步主义，实用主义，杜威，知识精英，社会控制
American Education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19th century to early 20th century, American urban white intellectuals of the middle and upper－middle classes worried pretty much about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evils,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rapid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immigration. Using their knowledge, these intellectual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and various aspects of soci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to shape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which aimed primarily at re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pragmatic education aros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became the major places where educators actively“shaped” the students. Education reform during the Progressive period was, though arguably, effective and influential. The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f historical mission demonstrated by these “intellectual elite” is especially impressive.
Key Words: Progressivism，pragmatism，John Dewey，intellectual elite，social control
19世纪末，美国急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新移民浪潮,引起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造成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衰败。面对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或控制，将美国这匹在社会剧烈转型期的狂躁野马用科学、理智和法律的缰绳加以驯服，驾驭它通向一个民主、有序、繁荣并保持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十多年，美国发生了一场综合性的改革运动，史称进步主义运动。中上层阶级中的城市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界的学术精英是运动的核心力量。
进步主义时代，学术界的首要功能虽仍然是支持和保持现存制度，并使之合理化。但该时代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一批有创新精神的高校知识分子出现。他们作为改革派，成为进步主义政府的智囊团[1](p.154)。在著名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有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术精英。这些学科的新理论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强烈进步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向所有学科中的形式主义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在哲学领域，传统哲学中的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所取代。代表人物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s James）。其《心理学原则》（1902年出版）是实用主义的重要著作，它主张抛弃抽象的教条，认为凡有实际作用的思想都具有价值。
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是哲学界进步主义的代表，也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创始人。他的教育理论有深厚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他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工具主义，强调哲学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他崇尚“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2](p.105),批判哲学领域中的形式主义，主张哲学家走出思辨的象牙塔，投身于政治、教育和伦理的活动，用哲学推动民主。他又是实用心理学的创始人，强调有机界对环境的适应。受18世纪启蒙哲学家影响，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有很强的可塑性，可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得到改进。
杜威关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以及教育在促进社会变化中作用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18世纪的观点，并把它与19世纪晚期的新哲学具体联系起来。杜威认为，无论动物还是人都不是在社会环境中孤军奋战的，他们大多通过群体而生存。群体是宇宙，个人是宇宙的缩影。将来的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明智地选择可能达到的预期目的，在良性互动中改变自身。人不仅是被动地接受生命，而应该主动地塑造生活。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学校进行实验，探索如何打破传统的课堂教育，用新型教育促进两种相互依存的价值,即充分发展全体人民的个性和更加民主的社会[3](p.89)。他认为,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是培养多重领导才能（multiple leadership），使个体的个性充分发展，并通过集体解决共同问题的活动培养学生协作的习惯[4](p.549)。
杜威心中的教育是一个远比学校和社会更为广阔、更加复杂的过程。其著作《学校与社会》（1899年出版）、《儿童与课程》（1902出版）、《民主与教育》（1916年出版）,都体现了他的主要教育原则。他认为美国大多数学校的教育方法过于严厉和正规,所以倡导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智力”，并用智力改善社会。他主张学校应成为“胚胎期的社区”（embryonic communities）和社会缩影。他鼓励孩子们积极体验各种经历，通过开发想象力和体验新经历，培养创造力，学校则应该具备进行系统研究所需要的创造力。他认为学校的功能是推动社区精神和民主价值观。他的“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根本途径”的论断,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深深影响着美国教育界。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不仅仅是把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运用到教育上，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直接反应了进化论思想。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进步主义学者们反对任何静止的法则（static laws）。但是,他们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判，特别反对它长期以来一贯宣称的“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运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改善社会的努力是干涉‘自然’秩序的、起误导作用的做法”。
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Ward）在其力作《充满活力的社会学》中，对占正统地位的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保守的社会理论家，如斯宾赛（Herbert Spencer）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是错误的，因为他把人类社会同有机体的进化混为一谈;自然法则是遗传的、无计划非自愿性的、自动的和机械的;相反，文明则是建立在人类对有机体自然进化过程的成功干预之上;人类事务的法则是有计划的、自愿的、理性的和充满活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一件工具和用具，每一种机械装置，每一项设计物、技艺和劳动、每一件为人类服务的人造物，都是人脑对无心的、漫无目标的、相互竞争的自然物质力的胜利”。他的思想动摇了关于人类本质的某些传统认识,特别是破除了“人性恶”的观念。
沃德认为，由于科学方法的发展，使人类日益有可能有意识地改善进化中的社会。因此，美国教育受到沃德的“应用社会学”，即“社会结构的进化研究”的重要影响，着眼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改进,强调在促进人类幸福的进程中科学地参与政府的重要性。[4](p.560)总之, 受他影响的这派社会学家希望发现可以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干涉和规范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鼓励作为个体的人去改变环境，从而最终改善个人的生活和素质。
进步主义时期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教育界和学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大城市中聚集着大量新移民。1860年至1900年间约1400万移民进入美国，1900年至1915年之间又涌入1450万。移民数量之大固然让人担心，但真正令人堪忧的是移民来源。传统上的西北欧移民被东南欧，特别是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波兰移民所取代。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占移民总数的51％，在20世纪的最初十几年竟达到71％[4](p.101)。他们有自己的社区，使用自己的语言，保持自己的生活习俗，坚信与新教教义相悖的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这无疑增大了将新移民“美国化”的难度，更对美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形成威胁。于是，美国社会学的新领域关注社区中的急剧变化及其实质，力图通过学校教育对社区和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新的社会理论随之产生。德国社会理论家汤尼斯（Tonnies）剖析了当时西方社会变化的本质：它从一个静止、和谐和道德统一的社会组织转向一个躁动、冷酷、道德支离破碎的社会。新形成的城市——工业秩序削弱了家庭、教会和小社区这些道德和价值观的传统来源，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一问题遂成为罗斯（Edward A.Ross）的时代性著作《社会控制》（1901年出版）一书的焦点,“社会控制”也就成为进步主义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术语。罗斯认为，社会需要公民中的“伦理精英”群体。教士、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员组成的精英团体,应当发挥他们“绰绰有余的道德力量”，来引导建立美国社区社会控制的新运作机制。社会控制论得到许多中上层阶级进步主义者的首肯和支持。他们对大城市及其移民威胁美国民主的稳定、外来文化对美国文化传统的侵蚀深表忧虑，便以“伦理精英”自居，肩负起制定法律和法规，并对移民、工业工人和黑人进行社会控制的使命。
社会控制派中的极端分子还利用优生学理论为自己服务。达尔文的表弟，英国科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曾发明“优生学”一词，并在其《遗传天赋》中指出：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都是遗传而来，遗传特性决定了人的能力和缺陷。这类知识分子于是主张：人类社会必须采取繁殖最优群体和限制最劣群体的做法才能加以控制。20世纪的最初20年，这种理论影响很大，美国出现了更为严苛的移民法，对学校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社会控制的重要阵地是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因为那里是推行“美国化”的重要阵地。著名教育改革家卡伯利（Elwood Cuberley）认为，学校应当成为移民子弟摆脱地方族群社区（ethnical community）的工具。他在《变化中的教育概念》(1909年出版)中写到：“我们的任务是瓦解这些群体和居住区，把这些人同化融合为我们美国种族的一部分，并尽可能把盎格鲁－萨克森人‘正直、遵纪守法、人民政府’的概念深深扎根于他们后代的头脑中。”为此目的，美国学校除开设英文阅读写作和数学课外，还特别重视爱国、忠诚和尊重权威观念的教育。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了美国学校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基础教育课程和制度进一步系统化和社会化。公立学校的扩大化和官僚化是这一时期的明显趋势。新式教育使儿童学龄提早，在校受教育年限延长。在大城市里，为避免错失把小移民“造就成优秀美国人的最早机会”，幼儿园发展迅速，并被赋予“控制小俄国人、小意大利人、小德国人，小波兰人和小叙利亚人”的艰巨任务。到1918年，各州都规定了各类义务制学校入学率的起码要求，高中也成倍增加，并突破了传统的语法学校课程的局限。1890年时，美国14至17岁青少年的在学率仅为4％，到1930年增加到47％。高中教学努力把学校办成综合性和多功能的机构。1918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举行了“中等教育基本原则”制定会，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家庭生活、公民课和伦理人格课程。学术性课程为一部分学生升入高校做准备。职业教育为青年在新型工业社会中的就业进行训练和准备。
进步主义运动尽管有局限性和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在教育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实效。首先，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原则，如教育的“学生主体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智力”、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工具主义目的，有力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美国教育界。其次，大量公立学校和幼儿园的“美国化”教育和面向社会的课程设置,都在稳定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保持美国主体文化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美国社会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无论主张改革还是坚持保守，面对美国社会的急遽变化都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收稿日期】2002年4月9日
【作者简介】陈其，男，1950年出生，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课程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副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欧美史研究和中学历史课程的研究和编写工作。
【责任编辑 老 任】
参考文献：
[1]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改革时代》（The Age of Reform，Vintige Books，纽约，1955年）。
[2]诺威克(Peter Novick)，《崇高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
[3]桑狄斯（De Santis）：《近代美国的塑造》（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 1877－1920）,（Forum Press,Inc, Arlington Heioghts,Ilinois,1973）。
[4]科棣（Merle Curti）:《美国思想的发展》（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New York，Happer and Row Publishers,1964）。
[摘 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美国急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汹涌的移民浪潮, 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引起中上层城市白人知识分子的忧虑。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促成了以改革为主要目的的进步主义运动。在教育界,实用主义教育应运而生,中小学成为对学生进行主动"塑造"的主要场所。虽然,教育改革的参与者观点各异,出发点不尽相同,但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社会剧变,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知识精英”所表现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关键词]进步主义，实用主义，杜威，知识精英，社会控制
American Education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19th century to early 20th century, American urban white intellectuals of the middle and upper－middle classes worried pretty much about the social problems and evils,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rapid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immigration. Using their knowledge, these intellectuals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politics and various aspects of social life of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to shape 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which aimed primarily at reform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pragmatic education arose at this historic moment.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became the major places where educators actively“shaped” the students. Education reform during the Progressive period was, though arguably, effective and influential. The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f historical mission demonstrated by these “intellectual elite” is especially impressive.
Key Words: Progressivism，pragmatism，John Dewey，intellectual elite，social control
19世纪末，美国急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新移民浪潮,引起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造成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衰败。面对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希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范围广泛的改革或控制，将美国这匹在社会剧烈转型期的狂躁野马用科学、理智和法律的缰绳加以驯服，驾驭它通向一个民主、有序、繁荣并保持传统价值观的社会。在这种背景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最初十多年，美国发生了一场综合性的改革运动，史称进步主义运动。中上层阶级中的城市白人知识分子,特别是教育界的学术精英是运动的核心力量。
进步主义时代，学术界的首要功能虽仍然是支持和保持现存制度，并使之合理化。但该时代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一批有创新精神的高校知识分子出现。他们作为改革派，成为进步主义政府的智囊团[1](p.154)。在著名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有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术精英。这些学科的新理论为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强烈进步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向所有学科中的形式主义发起强有力的挑战。
在哲学领域，传统哲学中的理想主义被实用主义所取代。代表人物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s James）。其《心理学原则》（1902年出版）是实用主义的重要著作，它主张抛弃抽象的教条，认为凡有实际作用的思想都具有价值。
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是哲学界进步主义的代表，也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创始人。他的教育理论有深厚的哲学和心理学基础。他从黑格尔主义转向工具主义，强调哲学只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他崇尚“实用主义的真理理论”[2](p.105),批判哲学领域中的形式主义，主张哲学家走出思辨的象牙塔，投身于政治、教育和伦理的活动，用哲学推动民主。他又是实用心理学的创始人，强调有机界对环境的适应。受18世纪启蒙哲学家影响，他认为人类的本质有很强的可塑性，可通过改善社会环境得到改进。
杜威关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以及教育在促进社会变化中作用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18世纪的观点，并把它与19世纪晚期的新哲学具体联系起来。杜威认为，无论动物还是人都不是在社会环境中孤军奋战的，他们大多通过群体而生存。群体是宇宙，个人是宇宙的缩影。将来的个人和群体可以通过明智地选择可能达到的预期目的，在良性互动中改变自身。人不仅是被动地接受生命，而应该主动地塑造生活。19世纪90年代中期，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学校进行实验，探索如何打破传统的课堂教育，用新型教育促进两种相互依存的价值,即充分发展全体人民的个性和更加民主的社会[3](p.89)。他认为,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是培养多重领导才能（multiple leadership），使个体的个性充分发展，并通过集体解决共同问题的活动培养学生协作的习惯[4](p.549)。
杜威心中的教育是一个远比学校和社会更为广阔、更加复杂的过程。其著作《学校与社会》（1899年出版）、《儿童与课程》（1902出版）、《民主与教育》（1916年出版）,都体现了他的主要教育原则。他认为美国大多数学校的教育方法过于严厉和正规,所以倡导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智力”，并用智力改善社会。他主张学校应成为“胚胎期的社区”（embryonic communities）和社会缩影。他鼓励孩子们积极体验各种经历，通过开发想象力和体验新经历，培养创造力，学校则应该具备进行系统研究所需要的创造力。他认为学校的功能是推动社区精神和民主价值观。他的“教育是社会进步和改革的根本途径”的论断,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深深影响着美国教育界。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不仅仅是把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运用到教育上，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直接反应了进化论思想。受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进步主义学者们反对任何静止的法则（static laws）。但是,他们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判，特别反对它长期以来一贯宣称的“社会与自然界一样遵循‘弱肉强食’的法则运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改善社会的努力是干涉‘自然’秩序的、起误导作用的做法”。
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Ward）在其力作《充满活力的社会学》中，对占正统地位的社会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保守的社会理论家，如斯宾赛（Herbert Spencer）把进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是错误的，因为他把人类社会同有机体的进化混为一谈;自然法则是遗传的、无计划非自愿性的、自动的和机械的;相反，文明则是建立在人类对有机体自然进化过程的成功干预之上;人类事务的法则是有计划的、自愿的、理性的和充满活力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一件工具和用具，每一种机械装置，每一项设计物、技艺和劳动、每一件为人类服务的人造物，都是人脑对无心的、漫无目标的、相互竞争的自然物质力的胜利”。他的思想动摇了关于人类本质的某些传统认识,特别是破除了“人性恶”的观念。
沃德认为，由于科学方法的发展，使人类日益有可能有意识地改善进化中的社会。因此，美国教育受到沃德的“应用社会学”，即“社会结构的进化研究”的重要影响，着眼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改进,强调在促进人类幸福的进程中科学地参与政府的重要性。[4](p.560)总之, 受他影响的这派社会学家希望发现可以取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说，干涉和规范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鼓励作为个体的人去改变环境，从而最终改善个人的生活和素质。
进步主义时期较为保守的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教育界和学校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大城市中聚集着大量新移民。1860年至1900年间约1400万移民进入美国，1900年至1915年之间又涌入1450万。移民数量之大固然让人担心，但真正令人堪忧的是移民来源。传统上的西北欧移民被东南欧，特别是俄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波兰移民所取代。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占移民总数的51％，在20世纪的最初十几年竟达到71％[4](p.101)。他们有自己的社区，使用自己的语言，保持自己的生活习俗，坚信与新教教义相悖的罗马天主教和犹太教。这无疑增大了将新移民“美国化”的难度，更对美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形成威胁。于是，美国社会学的新领域关注社区中的急剧变化及其实质，力图通过学校教育对社区和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在这种形势下,新的社会理论随之产生。德国社会理论家汤尼斯（Tonnies）剖析了当时西方社会变化的本质：它从一个静止、和谐和道德统一的社会组织转向一个躁动、冷酷、道德支离破碎的社会。新形成的城市——工业秩序削弱了家庭、教会和小社区这些道德和价值观的传统来源，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一问题遂成为罗斯（Edward A.Ross）的时代性著作《社会控制》（1901年出版）一书的焦点,“社会控制”也就成为进步主义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术语。罗斯认为，社会需要公民中的“伦理精英”群体。教士、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员组成的精英团体,应当发挥他们“绰绰有余的道德力量”，来引导建立美国社区社会控制的新运作机制。社会控制论得到许多中上层阶级进步主义者的首肯和支持。他们对大城市及其移民威胁美国民主的稳定、外来文化对美国文化传统的侵蚀深表忧虑，便以“伦理精英”自居，肩负起制定法律和法规，并对移民、工业工人和黑人进行社会控制的使命。
社会控制派中的极端分子还利用优生学理论为自己服务。达尔文的表弟，英国科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曾发明“优生学”一词，并在其《遗传天赋》中指出：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都是遗传而来，遗传特性决定了人的能力和缺陷。这类知识分子于是主张：人类社会必须采取繁殖最优群体和限制最劣群体的做法才能加以控制。20世纪的最初20年，这种理论影响很大，美国出现了更为严苛的移民法，对学校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社会控制的重要阵地是学校，特别是中小学，因为那里是推行“美国化”的重要阵地。著名教育改革家卡伯利（Elwood Cuberley）认为，学校应当成为移民子弟摆脱地方族群社区（ethnical community）的工具。他在《变化中的教育概念》(1909年出版)中写到：“我们的任务是瓦解这些群体和居住区，把这些人同化融合为我们美国种族的一部分，并尽可能把盎格鲁－萨克森人‘正直、遵纪守法、人民政府’的概念深深扎根于他们后代的头脑中。”为此目的，美国学校除开设英文阅读写作和数学课外，还特别重视爱国、忠诚和尊重权威观念的教育。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促进了美国学校数量的迅速增长，使基础教育课程和制度进一步系统化和社会化。公立学校的扩大化和官僚化是这一时期的明显趋势。新式教育使儿童学龄提早，在校受教育年限延长。在大城市里，为避免错失把小移民“造就成优秀美国人的最早机会”，幼儿园发展迅速，并被赋予“控制小俄国人、小意大利人、小德国人，小波兰人和小叙利亚人”的艰巨任务。到1918年，各州都规定了各类义务制学校入学率的起码要求，高中也成倍增加，并突破了传统的语法学校课程的局限。1890年时，美国14至17岁青少年的在学率仅为4％，到1930年增加到47％。高中教学努力把学校办成综合性和多功能的机构。1918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举行了“中等教育基本原则”制定会，内容包括：健康教育、家庭生活、公民课和伦理人格课程。学术性课程为一部分学生升入高校做准备。职业教育为青年在新型工业社会中的就业进行训练和准备。
进步主义运动尽管有局限性和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在教育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大实效。首先，杜威的教育思想和原则，如教育的“学生主体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智力”、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工具主义目的，有力影响了当时和后世的美国教育界。其次，大量公立学校和幼儿园的“美国化”教育和面向社会的课程设置,都在稳定社会、促进社会进步、保持美国主体文化的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美国社会科学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们，无论主张改革还是坚持保守，面对美国社会的急遽变化都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给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收稿日期】2002年4月9日
【作者简介】陈其，男，1950年出生，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课程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副编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欧美史研究和中学历史课程的研究和编写工作。
【责任编辑 老 任】
参考文献：
[1]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改革时代》（The Age of Reform，Vintige Books，纽约，1955年）。
[2]诺威克(Peter Novick)，《崇高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界》（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
[3]桑狄斯（De Santis）：《近代美国的塑造》（The Shaping of Modern America: 1877－1920）,（Forum Press,Inc, Arlington Heioghts,Ilinois,1973）。
[4]科棣（Merle Curti）:《美国思想的发展》（The Growth of American Thought，New York，Happer and Row Publishers,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