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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渊明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文，为后世所称道。其作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词采篇章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其深邃的人生哲思之中。海德格尔作为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其主要哲学观虽与陶渊明的思想有千差万别，但通过具体分析，还是能够发现他们在生死观的问题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共通性。
关键词： 陶渊明 海德格尔 生死观
一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隐逸文人，一位是“恒兀兀以穷年”①的学院哲人，二人相隔千余年，却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有相对一致的理解。他们就是陶渊明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生死乃是人生的第一大问题，古往今来有许多思想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立论阐释。陈寅恪先生指出：“（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②陶渊明诗中有大量深邃的生命哲思，这些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形成了遥遥对应，下面我们就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经，以陶渊明的具体诗篇为纬，详细论证这两位先哲在生死观上丝丝缕缕的内在一致性。
一、诗意栖居
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认为这句诗道出了生命的深邃与优雅。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提出这样的号召？这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现代化社会已经使得人从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中抽身出来，成了物欲的奴仆，人在改造万物的同时，也被物的世界驱使着，在现代社会我们拥有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但身心疲惫，感到累，感到烦，感到空虚，这种生活其实是脱离了人自身的个性和特点的。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生活是不幸福的，他明确指出人们追求的应是“诗意的人生”，重新定位自我，返安静归能使心灵回到“故乡”。“诗意栖居”作为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潜在呼唤。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当然与海德格尔所言的现代社会有本质区别，现代社会的焦虑是群体性的，而古典时代的焦虑属于敏感而真诚的个体，陶渊明即是其中一例。
陶渊明对“生”的思考一方面来自魏晋乱世对文人理想的冲击，另一方面来自陶渊明自身固有的性情。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无时不在语言中开启。我们通过陶渊明的具体作品，能够探求到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可见其生性冲淡自然，爱静淡泊。在他的诸多诗中，也时有他的心灵独白：“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在陶渊明的心灵深处，冲淡自然、静穆淡泊根深蒂固地融入了血液之中。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的本性称之为真实状态的“本我”。
陶渊明一生坎坷曲折的履历，正是一条对“本我”进行追索并最终返归“本我”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晰地从陶诗中看到他对生命诗意栖居的诉求及思考。首先，陶渊明追求并乐于“道”。此“道”既是儒家之道德伦理之“道”，又是道家自然无为之“道”。“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的诗句就是对“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另一番阐释。反观陶公一生，之所以能忍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清贫生活，很大一部分精神资源来自儒家的这种“安贫乐道”思想。陶渊明从道家之“道”中吸取人生安顿的资源，陶渊明性恬淡自然，清静不染，视仕途为“形役”，以田园青山为归宿，这与道家精神是暗暗契合的。其次，二则乐于“真”。求取自然之真，是为道家思想之精髓。陶公之诗文让人感到真气贯注，真气袭人，尤为可贵的是，陶渊明求“性”之真，从不对自己的七情六欲讳莫如深，例如他言到彭泽为官的动机时，只是“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所以求家叔举荐之，简直就是一份“酒徒的坦言”。
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时说：“诗人荷尔德林步入其诗人生涯以后，他的全部诗作都是还乡……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陶公在一千余年前的一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何尝不是一种远离“家乡”所触发的不可抑制的“乡愁”。作为诗人，他和荷尔德林一样，都是用语言完成迈向“诗意栖居”生活的自我救赎。所不同的是，陶公融合了中国传统的真与善，并在此基础上乐于“生”，委于“命”，形成了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人生的审美形态。
二、向死而在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将死亡放在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死亡在其理论中是确定生存意义的支点。海德格尔把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存在、亲在、在。世间万物都是存在，而唯有人有独立意志、主动精神，万物都处于“无”的混浊状态，人处于“有”的澄明状态。万物依仗人澄明凸显，并凭借亲在（即人）得到发展的可能性。亲在（即人）内部存在又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在”（或“自我”），人们善于遗忘（或受种种阻力），这种最内在的东西常被遮掩。“亲在”往往对外寻求自身的意义，把意义附着于物质之上，使真正的自我（或者“在”）处在一种深闭状态，海氏将之称为“沉沦”。一旦“沉沦”被打破，“亲在”开始直接面对“在”，死亡的真相和人生的无意义将残酷地展示在面前。我们当然会感到“畏”、“惧”，海德格尔称其为“无家可归”。
纵览渊明的创作，对于死亡的思考极其丰富，体现在其创作的各个时期。《形影神》诗三首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独特的审美风格为后代诗评家所重视，它集中地反映了陶渊明的死亡观。我们主要通过这组诗分析其与存在主义的内在联系。
“无家可归”状态中的“畏”、“惧”在陶渊明的诗中有大量反映。“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抚已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荣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一生复几何，倏如流电惊”（《饮酒》之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杂诗十二首》之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之二），另外，他更写了《拟挽歌》及两篇祭文。这些诗句无一不流露出浓重的生命意识：既然天地生人而又死之，则生存的意义何在？死后所有的一切还有无意义？这些问题弄得陶身心憔悴，叹息肠热。 海德格尔针对这种“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状态，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向死而在。既然死亡是人类最终的归宿，那么就应该正视它，遗忘或者遮掩这个最大的真实等于遗忘了自身。海德格尔指出通过“先行到死”，以死作为生存的支点，从而获得自由的生命。坚守人性的本真状态，在虚无中求得实在，于死求生。陶渊明对死亡的观点更接近于道家。在《形影神》中，陶渊明在《形影神并序》的第一首《形赠影》中写道：“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这是“形”对“影”的告诫，提出“有酒当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在第二首诗中，“影”对“形”的回答是：“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邀然兹道绝……酒云能消忧，方此讴不劣！”在此，陶渊明借“影”之口说明道教之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之说是荒谬的，所以，不如生前“立善”，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来“遗爱”后世，达到万古流芳。第三首《神释》是陶渊明借“神”对“影”“形”观点的回答，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此，陶渊明认为，自古即今，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死亡的降临。以酒醉忘怀死亡，可能会妨碍生命；立善而求名，在是非不辨的世道里，又有谁来赞誉你呢？不如人生天地间，顺随自然大道的变化，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生”也由之自然，“死”也由之自然，不必考虑得太多了。可以说《形影神》三首诗表达了陶渊明完整的死亡观。
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陶渊明和海德格尔一样，那样真诚和坦率。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在”以解决人生的大困惑，却没有更具体的选择。陶渊明在经过漫漫人生之路后，选择了道家的生死观作为自己践行的准则：师法自然，任性而为，保有生命的一份本真。这样的选择带有更加亲切的生命气息，是对千余年后海德格尔理论的遥远呼应。
“诗意栖居”和“向死而在”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完整生死观；陶渊明在乱世之中的守望与高蹈，无不渗透着浓浓的生命大智慧。哲学和诗歌从来都是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为人的生存寻找更为合适的尺度。不管是海德格尔，还是陶渊明，都以自己的实际创作，作出了鲜明而独特的回答。二者思想间殊途同归的共通性，这遥隔千年的回响，或许正指向了寻找人类生存尺度的光明之路。
注释：
①[唐]韩愈著.卫绍生，杨波注译.唐宋名家文集·韩愈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06.
②陈寅恪著.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5.
参考文献：
[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2]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刘银昌.退避，作为对存在的守护——谈陶渊明的归隐与人生领悟[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0：5.
关键词： 陶渊明 海德格尔 生死观
一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隐逸文人，一位是“恒兀兀以穷年”①的学院哲人，二人相隔千余年，却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有相对一致的理解。他们就是陶渊明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生死乃是人生的第一大问题，古往今来有许多思想家都站在各自的角度立论阐释。陈寅恪先生指出：“（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②陶渊明诗中有大量深邃的生命哲思，这些思想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形成了遥遥对应，下面我们就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经，以陶渊明的具体诗篇为纬，详细论证这两位先哲在生死观上丝丝缕缕的内在一致性。
一、诗意栖居
诗人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认为这句诗道出了生命的深邃与优雅。为什么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提出这样的号召？这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现代化社会已经使得人从与自然的伙伴关系中抽身出来，成了物欲的奴仆，人在改造万物的同时，也被物的世界驱使着，在现代社会我们拥有越来越丰富的物质，但身心疲惫，感到累，感到烦，感到空虚，这种生活其实是脱离了人自身的个性和特点的。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生活是不幸福的，他明确指出人们追求的应是“诗意的人生”，重新定位自我，返安静归能使心灵回到“故乡”。“诗意栖居”作为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潜在呼唤。陶渊明所处的时代当然与海德格尔所言的现代社会有本质区别，现代社会的焦虑是群体性的，而古典时代的焦虑属于敏感而真诚的个体，陶渊明即是其中一例。
陶渊明对“生”的思考一方面来自魏晋乱世对文人理想的冲击，另一方面来自陶渊明自身固有的性情。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无时不在语言中开启。我们通过陶渊明的具体作品，能够探求到其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可见其生性冲淡自然，爱静淡泊。在他的诸多诗中，也时有他的心灵独白：“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在陶渊明的心灵深处，冲淡自然、静穆淡泊根深蒂固地融入了血液之中。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把陶渊明的本性称之为真实状态的“本我”。
陶渊明一生坎坷曲折的履历，正是一条对“本我”进行追索并最终返归“本我”的道路。我们可以清晰地从陶诗中看到他对生命诗意栖居的诉求及思考。首先，陶渊明追求并乐于“道”。此“道”既是儒家之道德伦理之“道”，又是道家自然无为之“道”。“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的诗句就是对“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另一番阐释。反观陶公一生，之所以能忍受“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清贫生活，很大一部分精神资源来自儒家的这种“安贫乐道”思想。陶渊明从道家之“道”中吸取人生安顿的资源，陶渊明性恬淡自然，清静不染，视仕途为“形役”，以田园青山为归宿，这与道家精神是暗暗契合的。其次，二则乐于“真”。求取自然之真，是为道家思想之精髓。陶公之诗文让人感到真气贯注，真气袭人，尤为可贵的是，陶渊明求“性”之真，从不对自己的七情六欲讳莫如深，例如他言到彭泽为官的动机时，只是“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所以求家叔举荐之，简直就是一份“酒徒的坦言”。
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时说：“诗人荷尔德林步入其诗人生涯以后，他的全部诗作都是还乡……那些被迫舍弃与本源的接近而离开故乡的人，总是感到那么惆怅悔恨。”陶公在一千余年前的一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何尝不是一种远离“家乡”所触发的不可抑制的“乡愁”。作为诗人，他和荷尔德林一样，都是用语言完成迈向“诗意栖居”生活的自我救赎。所不同的是，陶公融合了中国传统的真与善，并在此基础上乐于“生”，委于“命”，形成了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的人生的审美形态。
二、向死而在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将死亡放在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死亡在其理论中是确定生存意义的支点。海德格尔把世界分为三个层次：存在、亲在、在。世间万物都是存在，而唯有人有独立意志、主动精神，万物都处于“无”的混浊状态，人处于“有”的澄明状态。万物依仗人澄明凸显，并凭借亲在（即人）得到发展的可能性。亲在（即人）内部存在又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在”（或“自我”），人们善于遗忘（或受种种阻力），这种最内在的东西常被遮掩。“亲在”往往对外寻求自身的意义，把意义附着于物质之上，使真正的自我（或者“在”）处在一种深闭状态，海氏将之称为“沉沦”。一旦“沉沦”被打破，“亲在”开始直接面对“在”，死亡的真相和人生的无意义将残酷地展示在面前。我们当然会感到“畏”、“惧”，海德格尔称其为“无家可归”。
纵览渊明的创作，对于死亡的思考极其丰富，体现在其创作的各个时期。《形影神》诗三首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及独特的审美风格为后代诗评家所重视，它集中地反映了陶渊明的死亡观。我们主要通过这组诗分析其与存在主义的内在联系。
“无家可归”状态中的“畏”、“惧”在陶渊明的诗中有大量反映。“世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和刘柴桑》），“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刘柴桑》），“抚已有深怀，履运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荣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一生复几何，倏如流电惊”（《饮酒》之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杂诗十二首》之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之二），另外，他更写了《拟挽歌》及两篇祭文。这些诗句无一不流露出浓重的生命意识：既然天地生人而又死之，则生存的意义何在？死后所有的一切还有无意义？这些问题弄得陶身心憔悴，叹息肠热。 海德格尔针对这种“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状态，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向死而在。既然死亡是人类最终的归宿，那么就应该正视它，遗忘或者遮掩这个最大的真实等于遗忘了自身。海德格尔指出通过“先行到死”，以死作为生存的支点，从而获得自由的生命。坚守人性的本真状态，在虚无中求得实在，于死求生。陶渊明对死亡的观点更接近于道家。在《形影神》中，陶渊明在《形影神并序》的第一首《形赠影》中写道：“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这是“形”对“影”的告诫，提出“有酒当醉，及时行乐”的人生观。在第二首诗中，“影”对“形”的回答是：“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邀然兹道绝……酒云能消忧，方此讴不劣！”在此，陶渊明借“影”之口说明道教之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之说是荒谬的，所以，不如生前“立善”，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来“遗爱”后世，达到万古流芳。第三首《神释》是陶渊明借“神”对“影”“形”观点的回答，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在此，陶渊明认为，自古即今，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死亡的降临。以酒醉忘怀死亡，可能会妨碍生命；立善而求名，在是非不辨的世道里，又有谁来赞誉你呢？不如人生天地间，顺随自然大道的变化，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生”也由之自然，“死”也由之自然，不必考虑得太多了。可以说《形影神》三首诗表达了陶渊明完整的死亡观。
在面对死亡的态度上，陶渊明和海德格尔一样，那样真诚和坦率。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在”以解决人生的大困惑，却没有更具体的选择。陶渊明在经过漫漫人生之路后，选择了道家的生死观作为自己践行的准则：师法自然，任性而为，保有生命的一份本真。这样的选择带有更加亲切的生命气息，是对千余年后海德格尔理论的遥远呼应。
“诗意栖居”和“向死而在”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完整生死观；陶渊明在乱世之中的守望与高蹈，无不渗透着浓浓的生命大智慧。哲学和诗歌从来都是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为人的生存寻找更为合适的尺度。不管是海德格尔，还是陶渊明，都以自己的实际创作，作出了鲜明而独特的回答。二者思想间殊途同归的共通性，这遥隔千年的回响，或许正指向了寻找人类生存尺度的光明之路。
注释：
①[唐]韩愈著.卫绍生，杨波注译.唐宋名家文集·韩愈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206.
②陈寅恪著.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5.
参考文献：
[1]逯钦立.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
[2]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刘银昌.退避，作为对存在的守护——谈陶渊明的归隐与人生领悟[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