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与经幢

　　很早就听说惠力寺前的两尊石经幢是唐代的。虽然惠力寺还要早上五百年，东晋就有了，可是一九二六年清明的一场大火之后，只剩一座大殿两尊经幢。
　　印象里，有段时间大殿经常关着门。冬天寒风料峭，隔著空地和木栅望向大殿漆色斑驳的四壁，格外荒凉冷清。
　　边角有小门，进出的既不是出家人，也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神神秘秘。忽然有一天，难得看到大殿大门敞开，进去一看，才知道大殿做了博物馆的展厅，除了书画，橱窗里还有几件玉石陶瓷。不管怎么放轻脚步，地板还是被我踩得空空直响，被昏暗笼罩的寂静中，这声音实在太刺耳了，匆匆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去年和画画的金雪聊天，她说起以前在惠力寺上班，我才知道博物馆原来是有好多年就在寺里办公。
　　不只是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也都“落户”过寺内。有几年，还在大殿前面砌了一道颇像厂房大门的水泥大门，同时挂上三家单位的牌子。大殿的香火应该是在这些机构搬出之后慢慢旺盛起来的。碰到初一、十五，哪位菩萨的诞辰日、成道日，里里外外都是敬香的人。祈福，祈平安，祈钱财，祈病愈，祈亨运，一上午清烟不断。
　　只有大殿的寺庙总归是局促的。八十年代初大殿重修过一次；一九九九年，重塑了释迦牟尼、观音、文殊、普贤法相、十八罗汉；前些年寺庙四面搭起排架，不只是修了大殿，更像是按照古书上记载的规模复原了被火毁掉的部分：
　　“中间为正山门，左右为东西便门，内设钟鼓楼，前门为四大金刚殿，正殿左侧有罗汉堂，右侧为禅堂及方丈殿，环山上下有七十二僧房，屋宇栉比。”
　　本来只是去西山散个步，上山下山之际，忽然看到晨光或是夕阳打在殿角、僧房簇新的黄墙上，映照出一片寂静的金色，就像触到澄明而又遥远的世界，总要停下来站一会儿，发上一会儿呆。
　　我大概是从这片自古不变的金色里见到天体的长远和人生的短暂。
　　从前走过这里的人，现在在哪里？
　　此刻我站在这里，日后又会在哪里？
　　这种感觉又最是说不出来。有一年，从博物馆看完展览出来，和教历史的芭蕉先生同路，沿山脚走到寺前，也被黄墙上的夕照吸引，停下来说“好看”。
　　是好看，好看到忘了自己是谁，在哪儿，什么朝代。站在那儿，一眼就是许多年。
　　相比重修重建多次的寺庙，寺前的经幢虽然破损，倒是没有怎么变过，从唐咸通十五年不声不响伫立到今天。
　　两尊经幢之间依然相距十三米，依然如古书记载：“高四点九米，下为须弥座，上覆华盖和莲花宝顶，刻有尊胜陀罗尼经并浮雕莲花兽面。”
　　从远处看这两座经幢，更像两座残塔。幢顶的宝盖莲花，让人想起原始人垒石祭天，就是这样一块一块往高处垒上去，寄寓着与天神勾通的无限期望。
　　走南坡上西山，是一定要从它们面前经过的。有时也看，看见风化的字迹，漫漶不清的线条，缺损的莲花，除了“这是唐代的”，并不知道看进去了什么。
　　某天，在一辆密闭的大巴车厢里，女友耳语似的说着她父亲最后的日子，告诉我她在抄“陀罗尼经”，只有抄写的时候才能获得一点安宁，不去想父亲已不存在这个事实；告诉我她从来不觉得父亲在墓地里，而是飘浮在某处，依然看得见她。
　　她送我的纸笔，在柜顶搁了一些时日，忽然被我拿下，一字一句，想象金笔写下的一页页经文有足够大的能量传达到遥远的我们都要去往的那个所在，复杂到读都读不通的字，渐渐面熟了起来。于是，有一天，又从经幢前面走过，忽然从八面的棱形石柱上辨认出那些经文，好像“陀罗尼经”这个概念直到此时才进入我的意识领域，它们不再是石头上只具形状的字，而是实实在在的召唤和媒介，把生者的想念传达给已经无法给我们任何回应的死者。
　　又有一天，冬至刚过，下午四点的天色已近灰暗，几个工匠还在围墙边敲敲打打地忙着。
　　这是我不太愿意回想的一年：六月送走舅舅，九月送走祖母，十二月，多年不联系已经没什么印象的堂舅妈也于医院病逝。墓地去了一次又一次。还没从旧的别离的伤感中走出，新的别离又来。
　　本来我只是坐得无聊，想看看围墙砌得怎么样了，走过经幢，头一抬，只见幢顶宝盖上的天女，和敦煌的天女一样衣衫飘然，袖带仙风，忽然就呆住了。
　　这些天女明明看见多次，非要到此时此刻，我才会想到，经幢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是超度亡人的；那么，飞天的仙女，是前来接引亡灵吗？
　　站在夕阳的最后几缕斜光中，想到舅舅、祖母、堂舅妈或许也在天女们迎接的行列之内，我顿时觉得自己获得了安慰。

求仙之路

　　某日，在山上走着，忽然想，这里好像只有佛寺，倒没有看见过道观啊？
　　大概那一阵正好听庄老师讲《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清者，万缘顿息；静者，一念不生”——听是听进去了，要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一念不生，一个凡人，怎么可能啊？
　　隔天，走到烟霞洞这儿，看着石碑上的简介：烟霞洞古名紫微洞，洞里原有泉水通硖石湖，雨后天晴，太阳斜照进来，水光闪动，烟气升腾……又生出一念：叫烟霞的地方是不是和道家有关啊？崂山的道长不是给庄老师的新居起了个名字叫“栖霞楼”吗？栖霞。烟霞。这地方难道是道家修炼的地方？
　　也不一定。南京有栖霞山，山上有古栖霞寺，也是佛寺啊，不是道观。
　　而且，这儿走过不下百遍，沿山腰步道必定经过这里，必定看见一块巨石从山上斜突出来，苔痕深厚，是山上最有险境的地方。阴天，下过雨，也是这一带最青绿苍翠。倒没想过这块巨石和烟霞洞有什么联系。其实绕过去就能看到背后有小石阶盘旋向上，以前我总以为难走，又以为山上的古迹多被破坏过，只有虚名，从来没有上去过。
　　为了证实洞已不存，除了乱石的确没什么了，索性爬上去，也还是只看到石头，青苔野草裹身，披毛带发似的抵靠交错。藏在中央的一小方平台积满落叶，像动物巢穴，当然当它乱世中的净土也是可以的。 　　看过下来，觉得自己也不算起妄念。烟霞洞还是烟霞洞的时候，说不定真有道士在里面闭关，以无友为友，只求修道。
　　翻过年，四月，在博物馆偶遇芭蕉先生，看完出来，芭蕉先生说起山上有个地方，以前竟不知道，又说下午散步极好，可一直走到八仙台。
　　“八仙台？山上真有八仙台吗？”我实在不知道。
　　“有啊，就在烟霞洞上面。以前我经常爬上去呢。”芭蕉先生看了看时间，说走走十来分钟就到了，反正顺路，不如一起过去看看。
　　既然有八仙台，就算不是道观的遗址，也有道家出入过吧？正觉得可以问一问芭蕉先生，突然，芭蕉先生又说：“八仙台那边就是马自然羽化处。你知道马自然吗？”
　　总是见我面露无知，芭蕉先生继续说：“他是唐人，扶风马氏的后人，自然是他的字。传说总归是传说，用不着当真。好的是那段山路，你看过就知道了。”
　　我不是很相信山上有这么好的去处。芭蕉先生说的那个地方，只是一堵薄薄的山墙，石阶从中间穿过，第一感觉竟如台上的布景。不过，这里树多，又有竹林，叶影映到白墙上，微微浮动，倒也有几分可看之处。再看山墙两边的圆窗，窗上的图案，忽然感觉出几分道教建筑的意味。
　　走近了看，门上有四个浮雕篆书，“入仙境游”——进了门，就是仙境。
　　一条泥砂小路时而沿山石盘旋、分岔，时而直接穿山石而过——那就不是走了，真的要爬一下。山势变了，眼前的景物也变了，下面看着斜着往上长的树又变得笔直。山忽然有了另一种样子。要是添上几道溪流，是不是有点像北宋山水画？野气，清淡。
　　虽然感觉不到芭蕉先生所说的好，可是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想过往这儿走一走？难怪写《活山》的娜恩·谢泼德会说：“观看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此前从未真正看见过它们。”
　　转到八仙台，其实就是一块大石，独立于怪石之上，顶上平正，相传马自然丹练成后站在这里眺望过。芭蕉先生读书的时候没事最喜欢带本书到上面坐一会儿，前些年，他还又爬上去过一次。
　　可是，看它四壁皆空，我还真的爬不上去。围着它转了两圈，放弃了，只是看着它，想象坐在上面读书的样子，对弈的样子，抚琴的样子。如芭蕉先生所说，看星星，坐禅，做梦，怎么都可以。
　　时间往前倒推几年，一九八九年的我，二零零一年的我，二零一二年的我，发现山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一定会带一本书来，无论怎么样也要爬上去呆个半天。现在的我只需要想想这个画面就可以了。不管什么书，我大概都看不进去，宁愿吸吸这地方的空气，什么都不去想。
　　从八仙台再往上，就是白鹤亭。传说马自然在烟霞洞羽化仙去后，有白鹤飞来，在洞口徘徊好多天才离开，有好事者建了个亭子记述此事。
　　现在的亭子是一九八五年建的，本身并没有特别之处，不过，它出现在这里，和山门首尾呼应，总觉得像是构成了什么。但是构成了什么呢？我一时并没有想清楚。
　　之后我找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天气，又沿着这条路走过几次，也试着走一走以前没有走过的路，我也总能从路的改变中，看到景的改变；从天气的变化中，看到景的变化。
　　只是八仙台始终没有爬上去过。开始怕摔下来狼狈，后来是忘了还可以爬上去。去得次数越多，站在那儿的次数越多，越觉得它像一面镜子，我站在这儿，它照见我；芭蕉先生站在这儿，照见芭蕉先生；喝酒的人来了，照见喝酒的人；寂寞的人来了，照见寂寞的人；没有人的时候，那就只能照见山林、日月了吧。
　　这是因为，我总以为人生命太短，目力太浅，超越不了天地之间的深厚之物，看来看去都只能看到自己。
　　就算站到八仙台上，也望不到马自然眼中所见的仙境。
　　《续仙记》中的马自然，出身小官吏之家，跟着道士游遍天下。一次在湖州喝醉酒，掉进溪水，过了一天才出来，衣服竟然不湿，坐在水上说他是被楚霸王项羽召见，一起喝酒去了。他指着溪水，能让水倒流；指着桥，能让桥断了再接上。脚倒挂在梁上也能睡觉，靠一根拐杖，敲敲打打，能治百病。及死，已经装入棺木下葬，人却在东川出现，自述在浙西羽化，被玉皇所诏，白日上升为仙了。官府派人挖开他的坟墓，打开棺材一看，里面只有一根竹枝。
　　《海宁世家》中的马自然，是扶风郡王马璘的儿子，名门之后，世家子弟。马自然虽然确有其人，在海宁留下的古迹却多是传说。
　　全唐诗录有马自然的诗：“昔日曾随魏伯阳，无端醉卧紫金床。东君谓我多情赖，罚向人间作酒狂。”诗中的马自然更真实一点，一个嗜酒的道人，行游不定，飘忽无依，只留仙名。
　　某天，我又走到山墙这儿，望着隐在树林深处的白墙素瓦，石阶由平缓而至低落，再从低落升至高处，如同登梯而上，陡然意会到这原来是一道求仙之门啊。如此一来，从山门到烟霞洞，到八仙台、白鹤亭不正好构成一条完整的求仙之路？
　　道家修道多选在人烟稀少、山水有灵的地方，这条求仙之路，也是修道人之路，虽然已无道人的身影，可它无疑是山上风景最好、最有山水仙气的地方。

塔的故事

　　从上海坐火车回海宁，一路都是平原。离进站还有几分钟，地平线尽头突然浮脱出一座淡烟色的山，就是东山。西山要等火车开进月台的刹那才会看到，惊鸿一现，消失在车站复杂的建筑物的背后。对我來说，它们起初只是准备下车的信号，然后才成为可以注目可以遐想的目标，一个和人的短暂生命正好相反的对照……不知地壳经历了怎么样的运动，才在这块浩大的平地上推挤出两座只有一个峰的孤零零的小山。山中间有河。河流两岸，山以南，这一地的居住环境从此就这样形成了。居民们去山上拜佛，求神，许愿，修道，死后抬到山上埋掉，和山结为一体。往后，可能居住地越来越靠近西山，更多的人埋到东山。再往后，本地人的尸骨，东山也不接纳了，它们被转移到殳山，一座更小的山，及至更远的地方。现在的西山已经变成市区的中央公园，困在路和房子的包围圈里；而东山，从现在比草长得还快的房子来看，不久以后也要变成中央公园的。 　　智标塔重修以前山上有电视台的发射塔，如同塔的替身。小时候分不清塔和电视塔的区别，觉得电视塔更现代更新奇。等到新塔落成，之前的印象随即被覆盖掉，好像塔一直以来镇守山顶，从古至今，从来没有消失过。以至于想起东山，还没想到别的先想起塔。
　　塔的每一次兴盛毁灭都有记载：
　　——始建于东晋，宋代常州智人标僧云游到硖石，塔已经倒塌，于是身背木鱼，到处宣传佛经劝人信佛，乞求化缘。塔建成后，改名为智标塔。
　　——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掳掠，化为灰烬。万历年蜀僧圆海重修智标塔。
　　——光绪四年（1878年）春，“忽为雷火所焚”，经七昼夜火烧殆尽；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魏塘照人禅师从无锡来到硖石，募资重建，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落成。
　　也不过六七十年光景，到了一九五三年春节，塔外表巍然，实际已临近倒塌。如同清陈涵《东山塔诗》所叹：“十年不到东山塔，今日重来满眼尘。败壁仰观空有句，危阑俯视竟无人。”
　　寥落萧瑟的景象又维持了十六年，一九六九年冬日的下午，为了修建防空洞所需要的砖石，随着一阵爆炸声，塔再次消失。
　　为了复建新塔，二OO三年四月，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清理了塔基和地宫。石函打开，埋在黄土中的宝物一件件显露：铜释迦牟尼像、铜迦叶像、玉螭纹璧、水晶护法狮子……最珍贵的舍利子盒安放在鎏金的阿育王塔中，银质，盒盖和盒底刻着牡丹图案，里面的两枚舍利，一枚淡白，一枚微红。并不知道十四年后，也是四月的某天，会有机会走近打开的银质盒盖——以为这么近的距离，会感受到一种冲击、一种说不清缘由的感动，然而真的凝神细看，划过脑际的倒是修道之心难得，得道之途更为艰难。
　　塔最初的功用是埋藏佛舍利，供奉佛像佛经，也是僧人们圆寂后的安息场所。后来慢慢发展到镇妖、镇邪、镇水，祭祀和纪念，式样也从坟墓模样的土丘，演变成今天普遍可见的五重塔、七重塔，以至更高的九重塔、十一重塔，成为比山还要高的存在。是人的无限的体现。
　　现在的地宫下面埋藏着什么宝物呢？我不知道。有时觉得它是像个路标，指引我回到过去，唤起过往的记忆；也指引我去看看现在还看不到的未来。也有一些时刻，它只是普普通通的风景，一个镶在地球泥石之上的可有可无的点缀，从河面升起，从路口升起，从屋顶树梢升起。某天走近它，不过像惠特曼“弯腰闲看一片夏天的草叶”那样，抬头闲看它一眼。

雪后寻画

　　一月天寒，因为芭蕉先生一句：再不去，雪都要化了，到底还是去爬东山了。
　　走百里梅园边的小路上山。
　　北坡冷，梅花零零星星开得不多。白梅更少。梅树环绕的素白建筑是新建的蒋百里纪念馆。知道蒋百里的人想来没有知道徐志摩、金庸的人那么多。他是军事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身为藏书家的后代，也是读书人，在德国当见习军官的时候，一边参加德皇威廉二世的秘密外交，一边不忘拿一本歌德的诗集，在橡树林里席地朗诵。写过《国防论》，翻译过《欧洲文艺复兴史》。一生最为著名的事件，发生在保定军官学校当校长时，因为和当局意见不合，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拔枪自杀。还好救了回来，不然也不会遇到他的日本夫人左梅。左梅喜欢梅花，蒋百里爱屋及乌，在东山西簏买地，种下两百株梅花。那是过去的梅园。现在的梅园，只是一个纪念地。梅园动工时，本地曾风传蒋百里第三个女儿蒋英——也就是钱学森的夫人会亲来梅园。然而，二O一二年蒋英去世，传言终究落空。现在的梅园，只有游人偶尔伫足，去纪念馆看看蒋百里先生生平，赏赏梅花。
　　到了小路分岔的地方，往左，枯叶多起来，脚下，沟底，铺着厚厚的暗黄色和棕黄色。石头也多起来，可能裹了太多的青苔和藤蔓，死的活的全都交织在一起，看着有些奇怪。
　　四下安静。看前面，只有积着残雪的石头和树。看后面，还是只有积着残雪的石头和树。
　　荒凉吗？荒凉。
　　可也不全然是荒凉。
　　这些和草木共存的石头，之前所谓的奇怪，其实是古老。而且，总觉得有点眼熟。在哪里见过呢？
　　走到东坡，忽然想起来了，是在芭蕉先生那里，在他指给我看的一幅画上。
　　画是芭蕉先生淘来的。不是真迹。“不过，仿马夏也算仿得不错了。”芭蕉先生当时是这么说的。
　　对于我这种不懂画的人来说，中国的山水画好像全都是一个模样。高山，溪流，竹林，茅舍，士人，渔樵……这自然是我无知。小时候唯一知道的一幅中国画，是印在杂志上的唐寅的“秋风纨扇图”。芭蕉先生曾说我没有童子功，又不遇名师，写作这条路终究走不长。我虽不服，却也无可奈何。我是真的不会看画，不管什么风格，我看到的都只是自己的心思而已。
　　知道马夏也是碰巧，刚好读了日本摄影家杉本博司的几个随笔集，刚好知道马是指马远，夏是指夏圭，作为宋代的北宗画家，在国内不算多有名，却受着日本人的极度尊崇。
　　奇怪的是，仿马夏的画，我看了没感觉。这条山道，倒给我宋代山水的错觉。真想回去再看一看。不过，东坡也有相似的石头。最大的一块孤零零地立在林莽苍苍中，不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顽石吗？不知怎么被抛到这里？太阳斜照过来，满身浮突出点点光影，也像一部梦中所作的书。忍不住往粗糙的石面上摩挲几下，算读过了它的故事。
　　东坡树多，树与树之间显得空疏，枝杆一律斜成四十五度，像是被狂风吹出来的。
　　山势低下去，就像忽然走到谷底来了。途经一片石林，密到太阳的光线都照不进，只见人影似的暗影，或站，或蹲，初觉恐惧，回头再看，又觉得好。有灵气的地方，都是不輕易接近人的。正是因为少有人进去，这些石头才能把上一次地动山摇之后的形状保持到现在。
　　道旁也有石头不分大小交叠在一起，脑中闪过一念：万石窝！就是这里吧？
　　又往前走一段，山道右侧，一段红砖矮墙上醒目地写着“诗人徐志摩墓旧址”。
　　一九三二年春，徐志摩飞机失事去世后的第二年，灵柩运回硖石，在西山公祭后，同年秋天葬在万石窝。坟墓是一只巨大的石棺，胡适在石壁上题写了：“诗人徐志摩之墓”。又过一年，一九三三年的清明，陆小曼到海宁给徐志摩扫墓，也是来的这里，回去画了一幅满是清寒之气的山水图，题诗：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陆小曼来海宁扫墓，有记载的就这一次。 　　墙边有一条岔道，逶迤往下，不过四五十米，路一转，现出半人高的栅栏，里面两块石头相对无言——应该就是一九六六年被毁后残存的石棺，或石棺前的几案。
　　这里的围墙上也写着“诗人徐志摩墓旧址”，边上另有作为附注的三个小字：“万石窝”。栅栏内静穆沉寂，犹如时间止定，栅栏外却像刚犁过一般，遍地湿土焦土，扔着不要的拖鞋，眼镜，破锅，烂碗……一副大撤退景象。看了一会儿，大致明白化肥厂建厂时把墓地也一块圈了进去，至于在上面建了花房？仓库？还是职工宿舍？就不知道了。从丢弃的东西来看，的确有人在这儿住过，过着三餐一宿的平淡日子。等到化肥厂迁出，厂房化为废墟，墓地才又暴露到了外面。
　　一定是有人没有忘记徐志摩的墓，找到了这里，确定了旧址的所在。我一厢情愿地认定墙上的字也是这个人留下的，为了方便其他寻访墓地的人看到。这块地方因此被保护了起来。字也好，栅栏也好，藏着这个人的深厚用心。虽然不知道他是谁，却因为他而感觉到人的善意。即使只有很小一点，也足够弥补另一些人的毁墓之恶了。
　　墓在这里，这一带应该就是万石窝了。旧时的二十四景有“石窝小隐”一景，多奇峰、怪石，明代的查继佐在此结茅隐居过。根据芭蕉先生说的路线，到了万石窝，就能看到小赤壁了。
　　我没去过黄冈。至今我所知道的赤壁，只是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只是苏轼《赤壁赋》中的“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终。”《后赤壁赋》中的“月白风清”“断岸千尺”。
　　二O一六年冬，我在洛杉矶郡立美术馆的一间展厅里见到董其昌的《后赤壁赋》，古人的墨迹果然不同凡响，不懂书法的人，望着铺满一面墙的草书，竟然见字如见赤壁，起了悲壮酸楚之感。
　　想象中的小赤壁，是一块险峻的绝壁，壁下积有水潭，水面寂静，也是应该有几分悲壮的——不知这个印象哪里来的。带着这个画面去找，怎么也找不到。
　　问一个闲步上山的老者，才知道身后走过几次的地方就是。粗看又是一堆乱石，而且，也太小了。老者笑说：“书上写写的，没有那么好。不过，前面这块大石头上坐坐倒也不错。”背着手走了。
　　石头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坐上去，正好对着小赤壁。边上一棵乌桕树，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只在树梢上挂了好些对生的小白果子。我认识这种树，完全是因为画画的金雪，在她的画上见过这种树，细枝细条，果然好看。以前听美术课，说南天竺入中国画，看过金雪的画，这种树也是入中国画的。从树再看回到小赤壁，发觉这些石头更有动感，像是滚落到一半，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住，硬生生地停在现在这个位置，只要稍微有一点震动，就会重新滚落下来。而且，总觉得这里应该有一道小瀑布，边上还应该盖一个茅屋，有人坐在窗前，手上握一卷书——我又有了身在画中的感觉。
　　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谈到中国古画给他的影响，说中国古代的画家，他们登上山顶，为的是捕捉广袤山川的诗意。高居翰喜欢提醒天真的爱好者：那个从高处一眼望去包揽一切、使中国山水画得以可能的视角实际上是虚拟的，没有哪位画家会真的在山顶上创造艺术作品。
　　画中的世界本来就是虚构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山水，那我又怎么会在真实的山中感觉到虚构的山水之美呢？
　　这问题反正一时回答不出。且先往前。
　　“老残安宅”石刻隐在坡上的树林里，不太好找。幸好又遇到那位老者，这才拨云见日一般看到刻在石壁上的大字。
　　我问老者可知这个老残是谁？是不是写《老残游记》的老残？
　　老者说，倒是有这种说法，据说刘铁云光绪年间曾取道上海、嘉兴、石门、杭州航路来回，途经海宁留下遗墨也有可能。不过，本地商会的头领吴小鲁因为跛足，晚年自称老残，也有人怀疑是他的笔迹。这些都是没有考证的。这个老残到底是谁，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就当他是闲云野鹤，飞来此地，留下一点痕迹，又飞走了。说到这里，老者开怀一笑，告诉我原来下面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老残瘗梅处”，边上种了十数株白梅。
　　我问他那些白梅看见过吗？他说看见过，不过那时候还小，只是顽皮，也没有多少印象了。
　　再问安宅的意思，老者说，也有人以为是死后长眠于此的意思，如此，安的是死后的宅。不过以他来看，此人多半想效法查继佐，在此安宅隐居。是不是这样，就说不清了。世上的事，真真假假，谁说得清呢？
　　是啊，是啊，谁说得清呢？就像今日遇他指路。谢过之后便各走各的。我自去钵盂峰，他则不知去向，对于我来说，也如闲云野鹤，不知所踪了。
　　以后走的是新修的木栈道，每到拐弯的地方都设了平台，像我这种习惯平地的动物，尽可以停下来喘口气，感觉一下“一览平地远”。
　　离峰顶越近，石头越凌厉多角，一幅拒不驯服的样子。人也多了，其实也是因为峰顶不大，倾斜着，伸向东南方，一块天然的观景平台，可以从最东边的大桥、河看到最西边的大片住宅。再高的楼，望下去也小得像蜂巢，让人难以相信自己就蜗居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每天忙忙碌碌飞进飞出。
　　山下的人各有各样，到了山上，还是各有各样。有的就是为了上来吃瓜子的，有的是为了换个锻炼的场所，有的是来拍照的，也有上来沉思的，背朝众人，向着无限遥远的世界尽头……
　　我上来又为什么？
　　塔影、松林、黄叶，一千年前，两千年前的黄昏，也就是这样吧？坐在峰顶最高最大的岩石上，有一种和天地浑然一体的错觉，仿佛时间停止，自己消失。
　　隔天，在路上碰到芭蕉先生，说起北坡的山道和宋代的山水，芭蕉先生笑着说不奇怪，马夏的山水有些就取材于浙江。
　　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意外，看着芭蕉先生，以为他还要说什么，他只是笑着说：“那，什么时候再去一次吧。”

最后的居所

　　东山因为有火葬场，山上又多墓葬，早些年，本地人说“死了”不说“死了”，说“去东山了”。走在路上，要是碰到两个老年人在那儿打招呼，一个问，最近身体好啊？另一个十有八九说，好什么，就等去东山了…… 　　一次路上腹痛内急，避进公共厕所，听到隔墙有个男人在说：“我是拖不过年的，自己还能不知道自己？也没什么好说的，到时候席子一卷，送到东山，炉子里一塞，灰么，就倒到钱塘江里，省了买墓地的钱了……”声音平平静静的，像是在聊家常，既不泄愤，也不抱怨。可是在那種冷风飕飕、臭气弥漫、灯光又昏暗得出奇的地方，听着格外让人心境惨淡。
　　火葬场迁到殳山后，自然就可以把“去东山”替换成“去殳山”了。不知道是不是“殳山”两个字用本地的方言说起来总没有“东山”琅琅上口。
　　东山渐渐和火葬场无关了，火葬场的原址成了一片树林，山上的坟墓也迁出了。现在的东山是东山森林公园，是生态绿地。在最新的规划里，“硖川二十四景”又将重现东山西山，光明泉要修复，南山道院要做建筑基底修复，碧云寺遗址要修复，东岳庙遗址要修复，郜家岭良渚文化遗址要修复……有山还得有水，前些年挖的鹃湖离东山究竟远了些，往后还得再挖一个北湖，造一个一百二十亩大的湖面……不过，这些听上去纷繁复杂的景点有没有我倒也无所谓。对我来说，山就是山，不是别的，也不需要别的。
　　去年某天，经过一家售楼处，忽然想起有朋友说这家有小面积的公寓，户型不错。也因为账上挂着积攒多年的公积金，如鸡肋一般，不用，存着，一年比一年缩水；用吧，就得把每月收入的大半搭进去，想出个门，连旅费都拿不出来。我真奇怪和我一样上班赚着工资却有本事把钱挪来挪去买上三套四套房子的人是怎么操作的。到了我这里，这条生财之道就成了死路一条。
　　总是我这个人完全没有生意脑子。连芭蕉先生都说我写写小说算了，钱就不要想了。
　　当时只是一念，在售楼处呆了一小时不到，出来已经交了订金，仅仅因为售楼先生说还有一套带院子的，一楼，朝西。
　　我听得心跳。带院子？朝西？反复看设计图，如果没搞错，在阳台上是能看到东山的。我是想把写字的桌子安到阳台上吗？
　　纠结矛盾了一周，签合同，交首付，办妥贷款手续，口袋空空。到底是去伦敦、巴黎、意大利重要，还是每天在家里看看山、读读书、喝喝茶重要？又劝自己，鱼和熊掌，或许也可以兼得，房子装修得简单一点，旅行途中多一点精打细算，也不是真的就不能出去了。
　　房子盖好，进去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阳台。
　　山如愿出现在窗外，不太远，也不太近，刚好是可以相看的距离——“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的相看。我竟不知道我的心里早就有一座山，也不知道这座本应虚无的山，会这般真实地现身窗外。
　　想来，这里就是我最后的居所了。不会在别处了。不可能了。我这个从小想往外走的人，像是受过某种诅咒，又像是被不容更改的命运早就圈定好了，走了二三十年，只走了三点七公里，从市区的西南角，走到市区的东北角。
　　绝非甘愿，却不得不如此。
　　是自己无能，也是宿命。
　　只好想，走不远，总有走不远的道理，也有走不远的好处。因为不能走远，反而更能反观自己？终究，除了我自己，我以为还能透彻而不谬误地看清楚别的什么人吗？人对人说到底总是误读的。如袁宏道所言，山水花竹这类事情，即使想让给凡世劳碌奔走之人，别人也未必乐于接受，就算据为独有，也不会招来祸端，此为隐者之事。那么，我尽可以把东山看成窗外的“东山”，日本画家东山魁夷以为有着柔和意味的“东山”，“月出于东山之上”的“东山”，“我徂东山”的“东山”，“东山月下怀友人”的“东山”。满山的树，满山的青翠，这是春天。到了秋天，又是一种颜色。晴，雨，多云，刮风，大雪，早晚，黄昏，天四时有变，山也跟着一起变化。记下山在不同时刻的不同景象，集成一本《四时东山》也是说不定的。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