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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文化血脉流淌在每一个亚美尼亚人身上，不管脚踩着哪里的土地，他们的灵魂都归属于亚美尼亚这片深沉的故土。
旅行是一种离家与返乡的过程。但亚美尼亚之行对我而言，却不像是去到他乡，反而像是回家。18年来，我对亚美尼亚的想念，也如同是想家。也许，上辈子我就是亚美尼亚人；也许，心有所属之处，处处是家。
为音乐前往亚美尼亚
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上班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被检查出直肠癌末期，必须立刻住院手术。我既震惊又难过。
我想起父亲第一次到我的新居过夜，第二天醒来他问我借刮胡刀，我说我没有。父亲用一种从小到大我都很熟悉的眼神看着我说：“哪有男人不用刮胡刀的？没有自动的，手动的也行啊。”可事实上我真的一直在用剪刀处理胡子。父亲无可奈何地摸着下巴：“今晚我到山下你弟弟那边去住。”我内心充满了歉意，当天就去买了刮胡刀回来，但从此父亲再没来过了。
我决定要给临时住院的父亲买一把刮胡刀带去，我想他一定能明白我的愧疚与爱意。路上途经一家路过无数次却从未踏入过的唱片行，角落里一张不起眼的CD吸引了我。封面上一个矮小的修道院独自坐落在荒野，背靠一座积雪不化的高山。这孤独寂寥的画面正如我当下的心境，我心想，还会有人在这么与世隔绝的地方修行吗？
在那种复杂的心情下总会做奇怪的事情，我当即买下了这张《亚美尼亚音乐第一卷：圣咏》。探望父亲回到家后已是深夜，我因为担心父亲的病情久久无法入睡，忽然想起要听听看白天那张CD里是什么内容。
音乐响起，一曲陌生又熟悉的旋律直击心底，我整个人像触电一样。那是一个人在最绝望时发出的最虔诚的祈祷，升华成最优美的天籁，似乎苦难也随之被化解。我仿佛跟随这歌声进入亚美尼亚人的灵魂，在他们为命运祈祷的同时我也在为父亲祈祷，祈求他能多活些日子。曲终，音乐戛然而止，我从泪流满面中醒来，如同死里逃生一般。
我从未如此为音乐感动，当下我就决定，一定要去亚美尼亚。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民族，肩负着如此沉重的命运，并在苦难中唱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挽歌。我翻阅地图，方知亚美尼亚这个小国位于遥远的高加索山脉，与土耳其为邻。在筹划旅行时，一位英国的编辑朋友寄来一本关于亚美尼亚建筑的书籍，翻阅后我再次被这个民族的艺术传统深深打动。
1997年5月，趁着在法国展览的机会，我与太太到巴黎的亚美尼亚大使馆办理签证。办事小姐冷冰冰的脸上满是怀疑：“你为什么要去我们的国家？”我答道：“因为你们的音乐和建筑。”忽然间她整张脸都满足地笑起来：“你们是第一对在这里拿到签证的东方人。”那表情似乎在说，终于有人愿意真正了解我们的民族，真正懂得我们的骄傲，真正来学习我们的艺术。
随后，我们到伊斯坦布尔找《摄影家》杂志介绍过的土耳其国宝级摄影家阿勒·古拉帮忙，没想到他正是亚美尼亚人的后裔。感谢阿勒·古拉介绍了亚美尼亚当地著名摄影家波荷西扬给我们当向导，我才有了这趟毕生难忘的亚美尼亚之行。
上帝之子会再次降临
彼时，从伊斯坦布尔到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每星期只有一趟班机。俄制的老式飞机上连餐车都没有，空中小姐只能一趟一趟地把餐点送到乘客面前，可见亚美尼亚当时经济有多么困顿。我不禁想起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一句话：“亚美尼亚人的眼中永远带着哀凄，即使他的脸上绽放着笑靥。”
忽然，我听到有人大喊：“看，亚拉拉特山！”原来飞机此时飞过的这座山脉，就是亚美尼亚人的圣山—亚拉拉特山，也是《圣经》上所记载的诺亚方舟在洪水退去后停靠的地方。对亚美尼亚人来说，亚拉拉特山就像一位被强者掳走的母亲，自从它被划归土耳其后，便成为所有亚美尼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伤痛。飞机上逐渐静默下来，有的人凝视着窗外，有的人默默擦去眼角的泪水。而我也趁这时拿出相机，拍下了亚美尼亚之行的第一张照片。
我和太太在亚美尼亚的第一餐，是在波荷西扬家的晚膳。交谈中我才知道，亚美尼亚刚因苏联解体独立，物质生活十分贫瘠。招待我们的摄影家波荷西扬也已经三季没有工作，全家日子过得非常辛苦。但他的太太美拉妮亚仍用心地为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食材虽然简单，饭菜却出奇地可口。
波荷西扬告诉我们，亚美尼亚有一个传说，上帝创造万物时给每个地区派送礼物，礼物送完后才想起忘掉了亚美尼亚，于是只能将石头都送给亚美尼亚。国土上遍地石块让树木和农作物都极难生长，亚美尼亚人却用这些石头造出了一座座叹为观止的建筑。整个亚美尼亚的市区建筑几乎都是在大地震将城市夷为平地后由一位设计师整体规划建设起来的，不论是历史博物馆还是市政广场，都很好地延续了亚美尼亚古老的建筑传统。亚美尼亚人对本国优秀的文化历史与艺术成就了如指掌，我们在马特纳达兰图书馆遇到一位谈吐与大学教授无差的管理员，他指着身后亚美尼亚文字发明者梅斯罗普·马许托茨的雕像侃侃而谈。亚美尼亚文的36个字母，不是像u就是像n，据说是这位发明者在观察十字架时生出灵感，用笔绕着十字架打转而发明了亚美尼亚文字的笔划。
在图书馆内，小孩可以亲手触摸各个年代的羊皮纸文献、史料和石刻，我能深切感受到亚美尼亚人对民族文化的渴望与骄傲。各种天灾人祸与外族入侵将曾经有着辉煌历史与广阔版图的亚美尼亚变成如今这个小小的内陆国家，但文明由盛转衰并没有使亚美尼亚人在命运面前屈服，所有亚美尼亚人似乎都有着一种强烈的期待与信心。
亚美尼亚的所有年历上都印着301与2001两个数字。原来，亚美尼亚人认为上帝之子曾在301年降临此地，那一年是他们国力最昌盛、文化最繁荣的时候。他们相信2001年上帝之子会再次降临，到那时国家的命运就会好转，一切都会好起来。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在物质生活最匮乏的时候精神世界却最丰富，不仅以一种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肩负着民族的苦难，而且对来客都给予了最慷慨的付出。
这令我非常动容，当时我曾暗自许愿，要在2001年重返亚美尼亚，也希望通过影展让亚美尼亚优秀的艺术与历史为世界所知。可惜由于1999年台湾发生“921地震”，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记录灾后重建的工作中。重返亚美尼亚之行终于未能实现，如今我以想念为名记录下他们以最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坎坷命运的博弈，也期待着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 悲伤与快乐是一体两面
一天傍晚，波荷西扬带我们到他的朋友尤里·哈察都扬家做客。尤里是一位俄罗斯文学教授，同时十分仰慕中国文化，一进门他就用标准的中文发音冲我喊“李白、杜甫、苏东坡”。尤里的儿子大卫塔漂亮得就像一个误入凡间的天使，我们邀请他一起跳舞，而这孩子却只是睁着大眼睛轻笑摇头。
亚美尼亚的舞曲欢快高亢，与《圣咏》的悲伤空灵截然不同。在大家一起尽情舞蹈时，舞曲录音带却忽然流淌出悲伤哀怨的民谣来。所有人都原地愣住了，面对这突然被打断的音乐不知所措。这突兀的悲歌似乎是要提醒我们，在享受快乐时光的同时永远不要忘记国家最悲苦的命运。随着“咔嚓”一声，音乐结束了，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上重重敲击了一下。想到这个苦难中的民族背负的命运，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告别尤里一家时已是深夜，破旧的老苏联车发出微弱的灯光，似乎随时都会被黑暗吞噬。波荷西扬的太太美拉妮亚和女儿安娜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忧愁神情在悄声谈话。我上前询问，得到的回答却非常意外。她们说：“你们看主人家的儿子多么聪明可爱啊，可是医生说他得了无法治愈的怪病，活不了几个月了。”我与太太都非常难过，这么年轻可爱的孩子为什么上帝对他却如此不公平。此时美拉妮亚却淡淡说道：“我们亚美尼亚人深知，悲伤和快乐是一体的两面。”
对早就接受命运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任何苦难和困境都是熬得过去的，他们从不会怨天尤人。亚美尼亚人将灵魂寄托在民族那些透露着时间奥秘的音乐、建筑、文字上虔诚祈祷，正如我们在喀依扬修道院里亚美尼亚人的夜莺—女歌手鲁馨·萨卡扬的灵前致敬时，安娜所说的：“我们在最绝望最悲伤的时候，只要听听鲁馨的歌声，就觉得一切苦难都可以熬过去。”
安娜告诉我们，亚美尼亚人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的地方就是吉哈德修道院。我们满怀期待地随波荷西扬一家前往；离开首都后就很少见到车辆了，大部分交通工具都是马。途经的教堂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有的教堂看起来已经没有神物，有的小到只容一个人祈祷，但这些极简的几何造型建筑看起来却雄伟无比。正如亚美尼亚的风景，没有树木和农田，尽是五颜六色的石块和连绵起伏的草坡，地面远看只有黑白两色，近看却遍地长满小花。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那么纯粹。
吉哈德修道院是在一座石山中挖空雕刻而成的，柱子、拱梁、天花板、神龛都由石块砌成，身处其中能听到一种音色非常特别的声音回响。忽然间我听到隔壁的祈祷室传来我经常在家听的那张《圣咏》里的音乐，难道也有人在这里播放CD吗？我急急循声而去，发现是一位妇人正泪流满面地动情歌唱，她的歌声和唱片里录制的几乎一模一样。唱完歌后她平静下来，我们才知道，她是生长于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从未跟亚美尼亚国土真正接触过。但她的父母把亚美尼亚的音乐艺术、文字语言全部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她，因而她的唱腔好似从未离开过国土的亚美尼亚人。
古老的文化血脉流淌在每一个亚美尼亚人身上，不管脚踩着哪里的土地，他们的灵魂都归属于亚美尼亚这片深沉的故土。忽然之间我对家有了新的定义。也许并不是只有出生的地方才是家，对于漂泊的人来说，灵魂归属之处即是家之所在。
18年前我所见到的亚美尼亚，似乎还停留在中世纪。有近期去过亚美尼亚的人告诉我，如今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跟欧洲其他旅游城市没什么区别了。我想，我对亚美尼亚的想念不仅成为我的乡愁，也变成大多数亚美尼亚人的乡愁了。
阮义忠 台湾著名摄影家。在四十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用镜头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出版有 《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正方形的乡愁》等摄影集，《当代摄影大师— 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想见 看见 听见》《行·影不离》《一日一世界》《想念亚美尼亚》等数十本著作与图文集。
旅行是一种离家与返乡的过程。但亚美尼亚之行对我而言，却不像是去到他乡，反而像是回家。18年来，我对亚美尼亚的想念，也如同是想家。也许，上辈子我就是亚美尼亚人；也许，心有所属之处，处处是家。
为音乐前往亚美尼亚
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上班时接到姐姐的电话，说父亲被检查出直肠癌末期，必须立刻住院手术。我既震惊又难过。
我想起父亲第一次到我的新居过夜，第二天醒来他问我借刮胡刀，我说我没有。父亲用一种从小到大我都很熟悉的眼神看着我说：“哪有男人不用刮胡刀的？没有自动的，手动的也行啊。”可事实上我真的一直在用剪刀处理胡子。父亲无可奈何地摸着下巴：“今晚我到山下你弟弟那边去住。”我内心充满了歉意，当天就去买了刮胡刀回来，但从此父亲再没来过了。
我决定要给临时住院的父亲买一把刮胡刀带去，我想他一定能明白我的愧疚与爱意。路上途经一家路过无数次却从未踏入过的唱片行，角落里一张不起眼的CD吸引了我。封面上一个矮小的修道院独自坐落在荒野，背靠一座积雪不化的高山。这孤独寂寥的画面正如我当下的心境，我心想，还会有人在这么与世隔绝的地方修行吗？
在那种复杂的心情下总会做奇怪的事情，我当即买下了这张《亚美尼亚音乐第一卷：圣咏》。探望父亲回到家后已是深夜，我因为担心父亲的病情久久无法入睡，忽然想起要听听看白天那张CD里是什么内容。
音乐响起，一曲陌生又熟悉的旋律直击心底，我整个人像触电一样。那是一个人在最绝望时发出的最虔诚的祈祷，升华成最优美的天籁，似乎苦难也随之被化解。我仿佛跟随这歌声进入亚美尼亚人的灵魂，在他们为命运祈祷的同时我也在为父亲祈祷，祈求他能多活些日子。曲终，音乐戛然而止，我从泪流满面中醒来，如同死里逃生一般。
我从未如此为音乐感动，当下我就决定，一定要去亚美尼亚。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民族，肩负着如此沉重的命运，并在苦难中唱出如此震撼人心的挽歌。我翻阅地图，方知亚美尼亚这个小国位于遥远的高加索山脉，与土耳其为邻。在筹划旅行时，一位英国的编辑朋友寄来一本关于亚美尼亚建筑的书籍，翻阅后我再次被这个民族的艺术传统深深打动。
1997年5月，趁着在法国展览的机会，我与太太到巴黎的亚美尼亚大使馆办理签证。办事小姐冷冰冰的脸上满是怀疑：“你为什么要去我们的国家？”我答道：“因为你们的音乐和建筑。”忽然间她整张脸都满足地笑起来：“你们是第一对在这里拿到签证的东方人。”那表情似乎在说，终于有人愿意真正了解我们的民族，真正懂得我们的骄傲，真正来学习我们的艺术。
随后，我们到伊斯坦布尔找《摄影家》杂志介绍过的土耳其国宝级摄影家阿勒·古拉帮忙，没想到他正是亚美尼亚人的后裔。感谢阿勒·古拉介绍了亚美尼亚当地著名摄影家波荷西扬给我们当向导，我才有了这趟毕生难忘的亚美尼亚之行。
上帝之子会再次降临
彼时，从伊斯坦布尔到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每星期只有一趟班机。俄制的老式飞机上连餐车都没有，空中小姐只能一趟一趟地把餐点送到乘客面前，可见亚美尼亚当时经济有多么困顿。我不禁想起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一句话：“亚美尼亚人的眼中永远带着哀凄，即使他的脸上绽放着笑靥。”
忽然，我听到有人大喊：“看，亚拉拉特山！”原来飞机此时飞过的这座山脉，就是亚美尼亚人的圣山—亚拉拉特山，也是《圣经》上所记载的诺亚方舟在洪水退去后停靠的地方。对亚美尼亚人来说，亚拉拉特山就像一位被强者掳走的母亲，自从它被划归土耳其后，便成为所有亚美尼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伤痛。飞机上逐渐静默下来，有的人凝视着窗外，有的人默默擦去眼角的泪水。而我也趁这时拿出相机，拍下了亚美尼亚之行的第一张照片。
我和太太在亚美尼亚的第一餐，是在波荷西扬家的晚膳。交谈中我才知道，亚美尼亚刚因苏联解体独立，物质生活十分贫瘠。招待我们的摄影家波荷西扬也已经三季没有工作，全家日子过得非常辛苦。但他的太太美拉妮亚仍用心地为我们准备了非常丰盛的晚餐，食材虽然简单，饭菜却出奇地可口。
波荷西扬告诉我们，亚美尼亚有一个传说，上帝创造万物时给每个地区派送礼物，礼物送完后才想起忘掉了亚美尼亚，于是只能将石头都送给亚美尼亚。国土上遍地石块让树木和农作物都极难生长，亚美尼亚人却用这些石头造出了一座座叹为观止的建筑。整个亚美尼亚的市区建筑几乎都是在大地震将城市夷为平地后由一位设计师整体规划建设起来的，不论是历史博物馆还是市政广场，都很好地延续了亚美尼亚古老的建筑传统。亚美尼亚人对本国优秀的文化历史与艺术成就了如指掌，我们在马特纳达兰图书馆遇到一位谈吐与大学教授无差的管理员，他指着身后亚美尼亚文字发明者梅斯罗普·马许托茨的雕像侃侃而谈。亚美尼亚文的36个字母，不是像u就是像n，据说是这位发明者在观察十字架时生出灵感，用笔绕着十字架打转而发明了亚美尼亚文字的笔划。
在图书馆内，小孩可以亲手触摸各个年代的羊皮纸文献、史料和石刻，我能深切感受到亚美尼亚人对民族文化的渴望与骄傲。各种天灾人祸与外族入侵将曾经有着辉煌历史与广阔版图的亚美尼亚变成如今这个小小的内陆国家，但文明由盛转衰并没有使亚美尼亚人在命运面前屈服，所有亚美尼亚人似乎都有着一种强烈的期待与信心。
亚美尼亚的所有年历上都印着301与2001两个数字。原来，亚美尼亚人认为上帝之子曾在301年降临此地，那一年是他们国力最昌盛、文化最繁荣的时候。他们相信2001年上帝之子会再次降临，到那时国家的命运就会好转，一切都会好起来。怀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在物质生活最匮乏的时候精神世界却最丰富，不仅以一种令人敬畏的精神力量肩负着民族的苦难，而且对来客都给予了最慷慨的付出。
这令我非常动容，当时我曾暗自许愿，要在2001年重返亚美尼亚，也希望通过影展让亚美尼亚优秀的艺术与历史为世界所知。可惜由于1999年台湾发生“921地震”，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记录灾后重建的工作中。重返亚美尼亚之行终于未能实现，如今我以想念为名记录下他们以最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坎坷命运的博弈，也期待着他们有更美好的未来。 悲伤与快乐是一体两面
一天傍晚，波荷西扬带我们到他的朋友尤里·哈察都扬家做客。尤里是一位俄罗斯文学教授，同时十分仰慕中国文化，一进门他就用标准的中文发音冲我喊“李白、杜甫、苏东坡”。尤里的儿子大卫塔漂亮得就像一个误入凡间的天使，我们邀请他一起跳舞，而这孩子却只是睁着大眼睛轻笑摇头。
亚美尼亚的舞曲欢快高亢，与《圣咏》的悲伤空灵截然不同。在大家一起尽情舞蹈时，舞曲录音带却忽然流淌出悲伤哀怨的民谣来。所有人都原地愣住了，面对这突然被打断的音乐不知所措。这突兀的悲歌似乎是要提醒我们，在享受快乐时光的同时永远不要忘记国家最悲苦的命运。随着“咔嚓”一声，音乐结束了，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上重重敲击了一下。想到这个苦难中的民族背负的命运，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告别尤里一家时已是深夜，破旧的老苏联车发出微弱的灯光，似乎随时都会被黑暗吞噬。波荷西扬的太太美拉妮亚和女儿安娜以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忧愁神情在悄声谈话。我上前询问，得到的回答却非常意外。她们说：“你们看主人家的儿子多么聪明可爱啊，可是医生说他得了无法治愈的怪病，活不了几个月了。”我与太太都非常难过，这么年轻可爱的孩子为什么上帝对他却如此不公平。此时美拉妮亚却淡淡说道：“我们亚美尼亚人深知，悲伤和快乐是一体的两面。”
对早就接受命运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任何苦难和困境都是熬得过去的，他们从不会怨天尤人。亚美尼亚人将灵魂寄托在民族那些透露着时间奥秘的音乐、建筑、文字上虔诚祈祷，正如我们在喀依扬修道院里亚美尼亚人的夜莺—女歌手鲁馨·萨卡扬的灵前致敬时，安娜所说的：“我们在最绝望最悲伤的时候，只要听听鲁馨的歌声，就觉得一切苦难都可以熬过去。”
安娜告诉我们，亚美尼亚人一辈子至少要去一次的地方就是吉哈德修道院。我们满怀期待地随波荷西扬一家前往；离开首都后就很少见到车辆了，大部分交通工具都是马。途经的教堂几乎没有任何装饰，有的教堂看起来已经没有神物，有的小到只容一个人祈祷，但这些极简的几何造型建筑看起来却雄伟无比。正如亚美尼亚的风景，没有树木和农田，尽是五颜六色的石块和连绵起伏的草坡，地面远看只有黑白两色，近看却遍地长满小花。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简单，那么纯粹。
吉哈德修道院是在一座石山中挖空雕刻而成的，柱子、拱梁、天花板、神龛都由石块砌成，身处其中能听到一种音色非常特别的声音回响。忽然间我听到隔壁的祈祷室传来我经常在家听的那张《圣咏》里的音乐，难道也有人在这里播放CD吗？我急急循声而去，发现是一位妇人正泪流满面地动情歌唱，她的歌声和唱片里录制的几乎一模一样。唱完歌后她平静下来，我们才知道，她是生长于黎巴嫩的亚美尼亚人，从未跟亚美尼亚国土真正接触过。但她的父母把亚美尼亚的音乐艺术、文字语言全部原汁原味地传递给她，因而她的唱腔好似从未离开过国土的亚美尼亚人。
古老的文化血脉流淌在每一个亚美尼亚人身上，不管脚踩着哪里的土地，他们的灵魂都归属于亚美尼亚这片深沉的故土。忽然之间我对家有了新的定义。也许并不是只有出生的地方才是家，对于漂泊的人来说，灵魂归属之处即是家之所在。
18年前我所见到的亚美尼亚，似乎还停留在中世纪。有近期去过亚美尼亚的人告诉我，如今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跟欧洲其他旅游城市没什么区别了。我想，我对亚美尼亚的想念不仅成为我的乡愁，也变成大多数亚美尼亚人的乡愁了。
阮义忠 台湾著名摄影家。在四十多年的摄影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人文主义的温暖视角，用镜头记录台湾的社会现象。出版有 《人与土地》《失落的优雅》《正方形的乡愁》等摄影集，《当代摄影大师— 二十位人性见证者》《当代摄影新锐》《摄影美学七问》《想见 看见 听见》《行·影不离》《一日一世界》《想念亚美尼亚》等数十本著作与图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