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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严重毒化了中国国际形象并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置于优先排序解决的当务之急。尽管由于“安全”具有客观与主观的二元结构内涵特质，故一些国家主观臆断中国是威胁非中国可自主把控，但由于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外交与外宣科学缜密的统筹协调不足，加之传播技巧不足，导致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被强势国际传播尤其是大量民间基于激进民族主义思维的过度强势话语表达所抵消，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对此，必须客观分析、找准“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理性认知、设置“中国威胁论”化解之优先排序；统筹协调、化解“中国威胁论”生成的内在动因；持续监察、防止“中国威胁论”诱因再度复杂化。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国际传播问题对策
自新中国成立起，西方就一直视中国为威胁。而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尤其是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已成为毒化中国国际形象，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毒素。尽管“中国威胁论”主要是由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误读所生成的，但也不能忽视中国自身部分因素的催生效应。理性认真地检视不难发现，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包括外交与外宣间缺乏科学缜密的统筹，官方与民间、线上与线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管理，以及传播技巧的不足当等。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寻找到切实弱化直至消弭——化解为文字简洁，以下涉及“弱化”和“消弭”的概念，一律用“化解”一词表述。中国威胁论的智慧解决方案。
一、客观分析、找准“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
“中国威胁论”属国际安全领域问题，而国际安全的内涵拓展最终是内化为国家安全。无论是国际安全还是国家安全，其复杂性远非一般安全问题可比拟。“中国威胁论”的制造和鼓吹者是行为主体，而指涉对象中国则为客体。也就是说，“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是一些人或国家对中国审视后得出的一种主观判断，即当今中国的存在及未来发展对其构成威胁。但是，众所周知，并非所有人或国家对中国的客观存在均持这种观点，一些人或国家相反地认为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是对其和世界的利好。但也不能否认，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一定程度导致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盛行。
（一）安全的二元属性决定了对同一客观存在不同感知
“中国威胁论”的内涵就是一些个人和国家对中国感到恐惧，感到自身安全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说白了这是个安全问题。而就“安全”的内涵而言，它由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的二元结构构成，即“一种客观上不存在遭受打击或伤害的危险或威胁现实，主觀上不存在因危险或威胁导致可能遭受打击或伤害恐惧的状态。”刘强.国际军事安全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4.这就是说，对于客观存在的安全状态，人们依据自身的感知给出自己的判断，存在着客观和心理两个层面。所以，面对相同的客观存在，不同人会依据不同观察视角或主观感受而得出不同结论，“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安全”学理内涵在具体问题上的反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从理论上讲中国是“中国威胁论”的客体，即“安全”被认识和感知的对象，理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主体感知不具有影响作用，因为客体难以主导主体的情感认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所谓客体是具体问题客观存在的主体，也就是说，中国这个“中国威胁论”中的客体，却是“威胁论”这一指涉对象的主体。这个客观存在的指涉对象主体并非是静态和一成不变的，其每一点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认知主体对其感知的变化。就“中国威胁论”而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人们对中国与其“安全指数”的认知，并就中国是否对其构成“威胁”做出判断，这种判断是否客观理性、缜密科学另当别论，但它的存在则是实实在在的。因此，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国家，那些正常的对于中国存在与发展是否为威胁的感知，理论上可以通过话语说服和具体行动来影响并改变。而从作为这种被感知的主体——中国——的视角观察，同时需要检视自身的言行是否存在不当，而导致“中国威胁论”滋生、繁衍、存续和推升的因素。对这种内在动因的检视，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同样十分重要。
（二）外宣与外交的失衡是“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
外宣是对外宣传的简称，可被定性为是对外进行国际传播的一个政治术语。尽管国际传播同样“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但比起对外宣传而言，是一种相对中性的表达。因为，“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西方话语中是个极度敏感甚至令人感到害怕的词汇，因为其内涵具有说服、控制、操纵和影响等寓意。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6-108.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时，时至今日，狭义的外宣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的，而广义的外宣则是由整个国家的各类媒介形成的总体声音的对外传播表达。
正如作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对外形象和言行给他人的感觉一样，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以怎样的形象和言行行事，同样会给受众——其他国家——以不同的感受，尽管这种感受可能因受众的自身诸多影响因素千差万别，但就概率而言，仍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的声音或结论是评价国家形象外部反映的有效参考值。
外交作为国家内政的对外延伸，不仅是推行国家对外政策和处理好国家对外关系的工具，也是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和缓冲器。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的谋划与制定是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合理适用的战略思维展开。同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一旦确立，就需要以各种手段加以配合积极推进，这其中对外宣传是最为重要的工具与手段。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战略思维制定符合国家根本利益追求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并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对外宣传以配合既定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是个必须认真研究并科学实施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理念与内容和不同的方法与路径，其功效大相径庭。 习近平同志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2.htm.这就是告诫外宣工作者，外宣工作是极为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必须“精心”去做；必须以“新方式”去做；必须以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去做，只有这样才能讲好 “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联系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出现的新变化，即在继续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下，更加积极进取，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推进一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同志2018年5月15日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将其总结为：“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委首会，透露重要信息[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16/c_1122843700.htm.并认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委首会，透露重要信息[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16/c_1122843700.htm.。但同时，习近平同志也明确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时刻准备防范和抵御风险，才能掌握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委首会，透露重要信息[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16/c_1122843700.htm.这就是告诫人们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并要有防范这种风险的危机意识。
从近期国际舆情对中国发展的总体反应看，存在着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贡献论”等五大主要论调。依据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看，其中，“机遇论”和“崩溃论”以及逐渐上升的“贡献论”始终是比较边缘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次之。参见：郭可，杨文睿.新战略期国际涉华舆情新特征和舆论引导新态势[J].对外传播，2016（12）：4.也就是说，“中国威胁”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主流认知，这与中国所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极具和平意义的战略主张呈现出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很大程度上显然是因国外对中国发展的误读所导致，但若从自身查找一下原因，其中我们的外宣工作与外交工作的失衡以及方式技巧上的失当，恐怕是也滋生“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显现的内在要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外宣与外交时有频率不一致现象。尽管外交和外宣都有相应的指导原则和既定方针，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因彼此缺乏应有顺畅协调，形成各说各话的局面，即通常表现为：外交实务与话语表达因体系单一而易于发出同样声音，而外宣实务与话语表达则因体系构成复杂则显得有些多元，其中不乏一些与外交声音不协调的杂音。
二是好的中国故事未以适当方式讲好。客观而言，中国仅用30-40年的时间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者，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至6.9%，继续位居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估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左右，按此增速计算，2017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了15.3%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左右。参见：201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4%左右[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13/c_1122674988.htm.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佳的故事，其中包含的极具借鉴意义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等都是可以讲述的中国好故事。但是，从结果看，显然如此之好的中国故事不仅未讲好，反而出现“中国威胁论”再度高涨。从纯技术角度看，恐怕是我们的讲述方式出了问题，即美好的中国故事并未通过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去娓娓讲述，抑或是即便是存在这样的讲述方式，也被淹没于大量以宏大政治主题进行展示“中国力量”的“宣传”之中。尽管这种方式提振了国人士气，但就国际传播而言，因缺乏文化上的共鸣，从而导致国外受众在认知层面上不易接受；在情感层面上难以形成正向的分析判断与取舍；在态度层面上转化为消极；在行为层面上形成对抗。简言之，不仅难以入心入脑，且与初衷背道而驰。
三是宣传内外界限的模糊和对外交理解的偏差。国家级的傳媒机构承载着对外宣传或国际传播的主要功能，但自网络媒介兴起后，这些传媒的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可谓同时进行。这就使得一些传媒由于缺乏对外交内涵实质的正确理解，常常面对一些涉及国家利益且已产生国际矛盾问题，不是起到解读真相正确引导舆情功能，反而火上浇油。就功能而言，外交“是和平处理国家关系的科学、艺术和技巧”钱其琛.世界外交大辞典（下）[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2045.，历来都是国家协调对外关系和化解冲突的缓冲器。按照国际通常的学理理解，外交是谈判的艺术，而谈判则是一种议价的过程与方式，其艺术性直接体现为在斗智斗勇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妥协和让步的谋略技巧。因此，一些传媒忽视了外交议价过程中相互妥协让步原理，转而更多的是在“斗争”上做文章，这就使得外交和外宣常常出现不同的声音，即简单而直接的强势话语表达，严重弱化甚至抵消了外交的声音和努力。同时，近年来，公共外交事实上作为外宣的一部分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态势，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智库，通过各种主场大型论坛邀请国外政要、学者参加，但是由于主题设置、理念差异和话语交流障碍等，这些主场论坛常常只是成为外国人的秀场，中国声音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播。 总之，只要认真客观地检视，就不难发现外宣与外交的失衡，导致中国国际传播不仅未能起到拓展我外交效果功能，一定程度上还成为“中国威胁论”滋生甚至推升的内在要因，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
（三）外宣方式技巧不足是推升“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原因
外宣与外交一样，均必须讲求方式与技巧，否则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通过对近年来的外宣方式与技巧的观察不难发现，确实存在着失当之处。
一是外宣手法过于程式化且追求“政治正确”。中国的宣传制度决定了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规范下进行的。但是，问题往往出在由于管理方式的粗放和僵硬以及条条框框的限制，使得一些部门和一些个人只能为求平安无事而追求所谓的“政治正确”，集中表现为多半在机械枯燥地解读政策，或用外交辞令——没有错误的废话——解释具体问题，从而使得话语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解释力。
二是外宣表达过于僵硬且偏求彰显硬实力。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彰显中国硬实力内涵的宣传越来越多地出现的各类媒体上，其中尤以军事类节目最甚，内容从武器装备发展，到训法战法展示，无所不包、无所不涉，解说词或访谈者也都慷慨昂扬充满火药味。且不说这些大量的军事题材报道存在着严重的泄密之嫌（有经验的情报分析员可以轻易从中分析归纳出中国的军事战略、军队体制编制、作战思维理念、武器装备水平、兵力投送能力和作战样式等等），更重要的是营造出的氛围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旋律失和，是对习近平同志“能打仗，打胜仗”思想内涵的误读。
三是外宣协调管理和对外表达精心设计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影响巨大的媒体片面追求收视率、阅读和点击量而利用“名嘴”效应导致的非严肃化和娱乐化现象的协调管理不到位。一些冠以专家名头的人，在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媒体平台上口无遮拦地“讲故事”，对一些重大问题给出缺乏依据和严谨论证的定性判断，甚至一些人刻意标榜自己的“鹰派”身份，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模式表达强硬观点。上述现象的存在，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也对外传递出不良信息，其营造出的氛围与我外交政策与主张极不协调。
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客观上为一些国家和个人鼓吹“中国威胁论”制造了口实，输送了弹药，某些时候甚至成为难以辩驳的“事实”。
此外，内宣与外宣还存在着两张皮现象，即在媒介高度发达且传播途径已发生质的变化的当下，不仅“各种媒介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4.，内宣与外宣的边界也已开始变得极为模糊，一些看似内宣的内容信息同样可被国外接收，也就同样成为判断国家思想的依据。从这个视角看，目前中国传播界仍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即：
一是如何明确划分外宣与内宣的明显边界。从理论上讲，内宣与外宣应具有一定加以区分的边界，这不仅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因素使然，也因传播途径和话语表达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媒体平台的出现，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如何划定内宣与外宣的边界以及如何评估内宣的对外延伸或溢出效应，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而正是由于当前这个边界并不清晰，不仅在传播内容上难以有效把握，在传播渠道上也难以控制。
二是内宣的溢出效应抵消了外宣的效果。改革开放后，我国媒介有了极大发展，无论是种类还是覆盖率都几乎是超过了之前的100-700%，故被形容为是“井喷式的发展”。参见：秦绍德，沈国麟.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轨迹（1978-2000）[J].新闻大学，2017（1）.而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在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对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内容报道的审查也更加困难。尽管新闻自由是国家宪法赋予各新闻媒介的权力，但是，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新闻自由都是有边界的，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传播，都有相应的协调、限制甚至管控。当下中国媒介的极大开放，尤其是互联网极大普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常常形成线上与线下不同声、政府与个人不同调。这一方面反映出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大事的参与欲望高涨，也有主流媒体导向不当导致的线下非专业声音反而成为“主流民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真意的对外表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由于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巨变，国内声音已经几乎无法限定在一国之内，可以瞬间超越自然疆界，传递至世界。这种溢出效应使得民间或非政府的声音常常淹没政府的声音，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官方的强势国内宣传也时常会稀释甚至抵消国际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深知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再度高涨主要是由国外因素导致的，但我们显然不该忽视检讨中国自身的内因在其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即由于中国对外宣传的技术失当，一定程度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内在推动因素。如果说化解外部因素难度大且是一个漫长的持久战，而化解内因制约的难度显然要相对容易得多，即我们在内外双管齐下的同时，完全可以首先加大力度解决影响“中国威胁论”的内部成因。
二、理性认知、设置“中国威胁论”化解之优先排序
“中国威胁论”再次甚嚣尘上，不仅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对华认知，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思潮，使得中国的负面形象成为主流。这对于怀揣中国梦继续前行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现实问题，对此必须理性认识其危害程度，将化解其负面影响视为处理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并置于优先排序。
（一）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损害
按照“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说法，国家的国际形象不是国家软实力的全部，而“是一种力量——一种获取期望结果的手段”[美]约瑟夫·奈.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74.。但是，显然，若是低估了国际形象对国家的损害度，国家的吸引力就难以生成，软实力作为一种有效力量也就无法展现并发挥作用。就“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损害度而言，不仅涉及国家形象，還会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可小觑的毒害作用。 首先，“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头号杀手。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很多极具善意的外交主张和方针政策，例如对于周边，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到“亲、诚、惠、容”；对于大国，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准则，以新型义利观坚持区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一系列的对外政策主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结果却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效果。任凭你说破嘴、跑断腿、费尽力、掷千金，中国依旧是以“威胁”的形象示人，大有“亡斧者”即《亡斧者》一文中所言：“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行动、颜色、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源自《吕氏春秋·去宥》和《列子·说符》。心理效应。美国带头渲染“中国威胁”危害巨大。美海军上将哈里·哈里斯2018年5月31日在演讲中称“中国霸权梦是华盛顿的长期挑战（challenge）”，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这条新闻的报道题目更是上升为“美国海軍上将说中国是亚洲最大的长期威胁（threat）”。US admiral says China is Asia’s biggest long-term threat[EB/OL]. https：//us.cnn.com/2018/05/30/politics/harry-harris-pacific-command-north-korea-china-intl/index.html.鉴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显然，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中国国际形象。
二是“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我国最难化解的一道难题。实际上所谓“中国威胁论”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如影相随。尽管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指向，且调门忽高忽低、忽强忽弱，但历经几个波次，始终未绝。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是在中国实力大幅提高的背景下再次高涨的，一些国家甚至为此出台了具体应对策略，呈围堵之势，其化解难度非同一般。
三是“中国威胁论”已成为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最大障碍。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彻底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不断深化的国际合作给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红利，也给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威胁论”的弥漫导致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传统友好国家也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狐疑甚至信任缺失。信任是一切交往的基础，更是开展合作的前提。信任的逐渐流失已经且将继续给中国通过更多的国际合作创新机遇、谋求发展带来巨大障碍。因此，可以说，“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一个毒素，损害着一些国家的战略思维，制约着他们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的选择，从而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拓展。“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不能不说与这个因素有直接关系。
（二）弱化消弭“中国威胁论”已成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
应该说，“中国威胁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疑难杂症，我们在不断寻找并确诊内外病灶的同时，必须将弱化直至消弭之视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具体而言：
一是“中国威胁论”不化解则中国国际形象难以根本改变。如前所述，“中国威胁论”已严重影响和损害了中国应有的国际形象，或者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尽如人意的根源在于“中国威胁论”作祟。因此，不消除这个病灶，即便我们有再好的国际主张理念、进行再多的宣传说服，进行再多的投资或援助，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观念，甚至可能出现“吃着中国饭，骂着中国娘”的局面。
二是“中国威胁论”不化解则中国须付高额代价去平衡这一论调。应该说，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据美国汉学家沈大伟估测中国每年的对外宣传经费投入大约为100亿美元，处在世界前列。约瑟夫·奈.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局限所在[EB/OL].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7/6972290.html.“然而，中国巨额投入的魅力攻势回报有限。北美、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地的民调显示，对中国影响力的意见主要为负面。”约瑟夫·奈.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局限所在[EB/OL].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7/6972290.html.也就是说，中国外宣的投入与收益完全不成正比。面对这种现状，按照一般逻辑，除了改变策略外，势必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加以应对，而这种高额代价的付出也势必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故应注重在策略应对上找到破解之道。
三是“中国威胁论”不化解则中国的全方位利益受牵制。“中国威胁论”是个内涵复杂的综合体，涉及军事（军事威胁论）、经济（经济威胁论）、地缘政治（地缘威胁论）、网络空间（网络威胁论）、粮食（粮食威胁论）、人口（人口威胁论）、环境（环境威胁论）和资源（资源威胁论）等领域，可谓是全方位的。因此，它也就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隐形杀手，四处出击、危及八方。中国的任何言行都会受到这个隐形杀手的威胁，其造成的牵制也可谓是全方位的。
因此，不将消除这个隐形杀手作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中国的一切工作必将事倍功半。也就是说，弱化直至消弭“中国威胁论”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既是个纲，也是抓手，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事半功倍地协调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构建”，打造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中国软实力，为推动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排除障碍，在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下砥砺前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应将化解“中国威胁论”设置为国家事务的优先选择
仅将弱化和化解直至消弭“中国威胁论”作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仍不够，还必须将其设置为国家事务的优先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中国威胁论”给中国带来的损害程度决定了应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即由于上面分析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和仍将给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全方位损害程度，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国家事务的优先地位，这既是依据轻重缓急的原则，也是依据主次矛盾的原理。 二是化解“中国威胁论”可带来巨大收益决定了应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弱化、化解或消弭“中国威胁论”带来的收益是全方位的，可以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氛围，这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上没有隔阂的互信国，经济上乐于合作的伙伴国，军事上不惧交往的友好国，文化上积极交流的对话国。这样的局面一旦形成，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必将得到极大的提升，成为大国信任的合作对象和中小国家倚重的支持对象，周边国家不再惧怕中国的发展，而将视中国发展是自己发展的良好机遇。
三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益于中国战略目标达成决定了应将其置于优先排序。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而言，即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两个一百年”——“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全文（新华社授权发布版）[EB/OL]. https：//www.sohu.com/a/200734751_165749.。同时，“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大报告全文（新华社授权发布版）[EB/OL]. https：//www.sohu.com/a/200734751_165749.在时间节点的安排上，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第二个阶段是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从这种时间安排上不难发现，到本世纪中叶也只有短短的40年时间，而至第一阶段的目标，更是只有不到18年的时间。考虑到目前中国面临着各种内外困难和挑战，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不易。而在各种困难和挑战中，“中国威胁论”的杀伤力显然最大，故理当置于国家事务的优先地位。
三、统筹协调、化解“中国威胁论”生成的内在动因
鉴于“中国威胁论”生成机理中存在着一些内在动因，那么在应对和解决时依据前易后难的原则，则需在内外兼顾的同时首先从解决自身问题着手。其中对于外宣工作，既要协调统一理性发声，也要相得益彰智慧发声。
（一）内外一致，加强对外宣传的统一协调与管控，使外交与外宣同步同调
就外交与外宣的关系而言，外交是主，外宣为辅；外交通过自身的言行纵横捭阖达成既定战略，外宣则需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传播助力外交增强实效并最终实现既定外交目标。也就是说，外宣是为外交服务的，外宣必须服从外交，一切以外交为中心开展工作。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不难发现，外交与外宣能否构建起平衡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外交是否有效。
鉴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外交和外宣工作进行协调统一，尤其是要对外宣的各个部门和平台进行统一协调与管控。尽管一提到管控，媒体必然感到反感，认为干涉新闻自由。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除自媒体外，中国目前的媒介几乎全是公共媒体，尤其是具有政府财政支持的媒体，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均涉及国家安全利益，须自觉恪守传播理论中“把关人”（Getekeeper）守門人也称把关人，传播学理论认为：“把关人或称守门人，是在向受传者传递信息过程中，有权控制信息的流量和流向与，影响着对信息的理解，决定让那些信息通过以及如何通过的人或机构。把关人在传播过程中起着过滤、筛选的作用，决定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把报道重点放在何处、如何理解信息。”见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4.职责，不可任意妄为。而对国家主流媒体的适度管控不仅是需要的也是必需的，以使其不偏离应有的轨道而失去严肃性和专业性。只有这样，才可做到外宣与外交同步同调，才可不因外宣上的失误而导致外交上的被动和所有努力前功尽弃。
（二）润土无声，改善提高对外宣传的方法与技巧，寓宏大叙事于细微之处
中国过往的外宣工作大都热衷于大规模轰炸式宏大叙事推介，而较少在一些能够直抵人心的细微之处发力。其结果就是，宣传气势宏大，反而给人一种压得透不过气的感觉并由此产生排斥感。以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2011年1月中国形象宣传片（人物篇）在美国时代广场每天300次的长时间、高密度的播放，这部时长60秒的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从上午6时至次日凌晨2时，每小时播放15次，即20小时播放300次。从1月17日至2月14日，共计播放了8400次。加之选择的人物皆为各领域的精英，展示出中国强大的寓意。这样的题材选择和播放方式应进一步斟酌的。我们若以反向思维对这种宣传方式进行思考，即若一部美国形象宣传片在上海外滩以这样的播放方式进行，其给受众带来的观感效应是什么？因此，这种宣传方式除了能给当地华人增添民族自豪感外，本地人感受到的只能是中国的财大气粗和某种咄咄逼人。相反，此类中国形象宣传片若以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中国文化作为主题制作，其效果必然大不相同。而作为另一种中国形象的传播形式——电影，国内效果与国外效果同样大相径庭，例如在国内火爆的《战狼2》，被很多美国观众认为是“填鸭式的思想灌输和充斥满屏的民族情绪的抵触”《战狼2》国内破30亿，国外却惨败，原因如何看老外是怎么说的[EB/OL].http：//mini.eastday.com/a/170806205836544-4.html。。显然，说教式、灌输式甚至“强拆”式的传播方式，碰到异域文化必然形成跨文化交流上的强烈文化冲击，从而导致文化上的隔阂甚至冲突，完全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由此可见，外宣要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细致入微国际传播方式去讲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的美好与友善，传播中国好声音，要以“最后一公里”的意识，将触角深入至国外基层，使得最广大的民众认识到中国的善意，只有这样，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才能形成直抵人心的亲和力和润土无声的穿透力。 （三）张弛有度，适度减少硬实力领域的传播数量，营造和谐友好的大氛围
应大量压缩有关中国硬实力领域的宣传范围和内容，尤其是减少对军事领域的宣传报道。同时建立专业化的播报题材内容审查机制，既要杜绝严重泄密事件的发生，也要关照播出效果的反应。可适度从报道人物故事和军队文化视角入手，加大传播中国军队参与国际维和、护航、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援等带有维护国际安全的内容，以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军队的文明之师的形象，也由此营造出和谐友好有益于世界和平的氛围。
（四）理性客观，消弭激进民族主义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增强，激进民族主义近年来在国内强势抬头。其特点被认为：（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的忠诚；（4）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丛日云.为什么当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愈演愈烈？[EB/OL]. http：//www.rmlt.com.cn/2016/0802/435271.shtml.也正是基于以上特点，很多人在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上，可谓点火就炸，动辄喊打，充满了“打鸡血”式的言论和“战斗”精神。尤其是随着媒体平台的网络化和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平台、手段和速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给激进民族主义者创造了便捷的发声渠道与平台，其造成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以“鹰”为荣、以“鸽”为耻；言和即缺钙、言战即英雄；理性即汉奸、激情即爱国的非理性思维弥漫，导致今天抵制日货，明天抵制美货的现象屡屡发生。
因此，越是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媒介的报道与评论越应遵循客观理性原则，偏离事实的过度渲染必定收效适得其反。故公共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介在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时，应摒弃所谓的收视（听）率金标准，不制作偏爱并善于打鸡血式的人物访谈类节目和刊发非理性内容的文章，坚持以客观理性的专业分析为主要传播模式，以避免误导公众尤其是给已经高涨了的激进民族主义再添柴加火。
（五）双管齐下，管控规范官方媒体与引导民间声音，实现线上线下大致统一
依据传播学“把门人”理论，不仅媒体自身要做好“把门人”，政府相关部门更应做好“把门人”，在管控规范好官方媒介发出理性声音的同时，还应对民间声音进行科学引导。其中，官方主流媒介和相关领域的新闻发言人有通过专业化的报道与评论引导公众的责任，应在第一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专业发布，并持续跟踪报道事实真相，不给非专业声音甚至偏离事实的言论以“合理”存在的空间，使得非专业和非理性的声音得不到传播效果，更使得公众认清那些混淆是非、海阔天空地大吹法螺之人的非专业面目，从而使广大公众能理性发声，形成线上与线下声音大致统一。
四、持之以恒防止“中国威胁论”诱因再度复杂化
必须认识到化解“中国威胁论”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项艰巨的持久性工作。尤其是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些国家必然以现实主义战略思维为导向，依据历史经验，认为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就随之再度高涨。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理性认知和科学的预判，持之以恒地面对这个重大问题，并制定各类预案，消除“中国威胁论”复杂化的各类诱因。
（一）顶层设计，抓紧制定对外宣传的国家总体战略，指导创新性传播体系构建与运行
外宣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广，必须统一规划与协调，避免政出多门、千声百调的现象发生。为此，必须建立国家级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涉及对外宣传的各个部门，避免各自为战的局面。同时，鉴于应对“中国威胁论”具有长期性，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制定对外宣传或国际传播的国家总体战略，并以此为指导，构建创新性传播体系结构，藏官与民，即将官方的声音更多地以民间的形式发出，以此弱化国家强行推进宣传的形象与痕迹，以达到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冷眼向洋，建立健全对华舆情的观察评估机制，实时掌握国际舆论正负面影响度
倡导创建平行独立的官方和民间舆情观察分析机构，对全球对华舆情进行不间断观察、分析与评估，同时结合外交部门的常设驻外机构的现地观察，实时了解掌握国际舆论的对华动向，尤其是对造成的正负面影响度进行根源剖析，为政府调整对外宣传的内容、形式和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三）主次区分，设立层次分级的对象国，集中力量优先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鉴于“中国威胁论”存在着因国家和内容不同的强弱差，以及因国家影響力大小的程度差，而中国对外宣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则有限，不可全面平均铺开。而应依据“中国威胁论”的严重程度、国家影响力大小、化解难易程度等将世界上的国家进行分类，排列优先次序。优先将力量集中于重点国家、重点问题和重点人物之上，以求更加精准高效地开展工作。
（四）轻裘缓带，铲除抑制激进民族主义滋生与存在的环境，确保理性声音成为社会的主基调
若要抑制激进民族主义滋生、存续与发展，就必须将专业化的理性声音打造成社会的主基调，以引导绝大多数公众对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形成理性的正确理解与认识。这需要各类媒介特别是国家和省市级影响力大的媒介树立正确的业绩观，不能以追求收视率作为业绩评价标准而将严肃问题娱乐化。对此，有关部门应该建立监督评价机制，推出相应的法规，对一些明知故犯、屡禁不止的媒介要依法进行惩戒。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介发出的声音总体上更加专业理性，使激进民族主义失去平台进而失去市场。
（五）吐刚茹柔，构建刚柔并济国际传播风格与导向，依据不同情况发出不同强度的声音
外宣或对外传播亦或国际传播，并非靠一味示弱方可博得国际社会的好感，必须坚持刚柔并济的原则，即平时多以和风细雨示人，在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时则必须掷地有声地亮明自己的观点，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这就需要有关部门规划明确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内涵，确定国家核心利益的范围，不可万事皆称国家核心利益。尤其需要改变遇事则示强的做法，因为这样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复杂化，同时给人以中国不能承受任何批评之感。所以，发声的强度既要因事而异，也要因时而异。 （六）左萦右拂，注重培养储备国际性传播专业人才，以专业化人才智慧应对复杂问题
专业问题需要专业人才进行专业化处理。外宣或国际传播是个极为复杂的专业性业务，若由非专业人士处置，不仅不能收到应有的良好效果，反而会增加负面影响。因此，不仅眼下需要汇聚国内各类国际传播的专业性人才从事外宣工作，以专业化智慧处理“中国威胁论”这一复杂问题。从长远考虑，还要加大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以适应这项长期性工作。同时要建立起人才管理和可追溯机制，掌握国际传播人才的动向，随时依据不同的形势和情况选调相关人才，运用其各自的专长进行应对，以确保在化解“中国威胁论”问题上后继有人，永不停步。五、结论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是在中国发展到关键时期遇到的关键性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到国际形象，正在并还将继续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巨大损害，党和政府必须对此有极为理性的认知，将化解这一问题视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同时，在探究“中国威胁论”国外诱因的同时，也应反思查找自身内因，在统筹外交与外宣、创新外宣新体系、改变外宣技巧等方面下功夫。对此，我们应冷静客观理性地对待存在的上述内因，因为外宣与外交的失衡、外宣的疏于协调管控和传播技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
就如何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方法与路径而言，尽管文中给出了不少建议，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那就是，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中国周边国家，几乎根本不在意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而注重我们做什么和怎么做，那么，总体的对策简而言之就是少说多做，或以接地气的对方最易理解的话语传播方式去说，以扎扎实实的“互利共赢”给对方带去实惠的方式去做，既发展自身利益也关照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外宣必须坚持以“最后一公里”的理念和对方最易接受的话语方式，更多针对国外广大普通民众进行，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最终通过他们影响其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只有这样，“中国威胁论”的调门才会减弱，“亡斧者”心理才会逐渐消失，他们才可能会逐渐将中国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机遇和世界的福音，外宣工作才能真正收获期待的应有效果。
z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2][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2.htm.
[4][美]约瑟夫·奈.软实力[EB/OL].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责任编辑：崔建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第4期第4期 陈瑶雯，何欢，范祚军：东盟涉华舆情新特征及应对策略——基于命运共同体视角第4期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国际传播问题对策
自新中国成立起，西方就一直视中国为威胁。而随着中国快速崛起尤其是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中国威胁论”再度甚嚣尘上，已成为毒化中国国际形象，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毒素。尽管“中国威胁论”主要是由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误读所生成的，但也不能忽视中国自身部分因素的催生效应。理性认真地检视不难发现，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包括外交与外宣间缺乏科学缜密的统筹，官方与民间、线上与线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管理，以及传播技巧的不足当等。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寻找到切实弱化直至消弭——化解为文字简洁，以下涉及“弱化”和“消弭”的概念，一律用“化解”一词表述。中国威胁论的智慧解决方案。
一、客观分析、找准“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
“中国威胁论”属国际安全领域问题，而国际安全的内涵拓展最终是内化为国家安全。无论是国际安全还是国家安全，其复杂性远非一般安全问题可比拟。“中国威胁论”的制造和鼓吹者是行为主体，而指涉对象中国则为客体。也就是说，“中国威胁论”的出现，是一些人或国家对中国审视后得出的一种主观判断，即当今中国的存在及未来发展对其构成威胁。但是，众所周知，并非所有人或国家对中国的客观存在均持这种观点，一些人或国家相反地认为中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是对其和世界的利好。但也不能否认，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一定程度导致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盛行。
（一）安全的二元属性决定了对同一客观存在不同感知
“中国威胁论”的内涵就是一些个人和国家对中国感到恐惧，感到自身安全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说白了这是个安全问题。而就“安全”的内涵而言，它由客观存在和主观认知的二元结构构成，即“一种客观上不存在遭受打击或伤害的危险或威胁现实，主觀上不存在因危险或威胁导致可能遭受打击或伤害恐惧的状态。”刘强.国际军事安全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4.这就是说，对于客观存在的安全状态，人们依据自身的感知给出自己的判断，存在着客观和心理两个层面。所以，面对相同的客观存在，不同人会依据不同观察视角或主观感受而得出不同结论，“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安全”学理内涵在具体问题上的反映。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从理论上讲中国是“中国威胁论”的客体，即“安全”被认识和感知的对象，理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主体感知不具有影响作用，因为客体难以主导主体的情感认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所谓客体是具体问题客观存在的主体，也就是说，中国这个“中国威胁论”中的客体，却是“威胁论”这一指涉对象的主体。这个客观存在的指涉对象主体并非是静态和一成不变的，其每一点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认知主体对其感知的变化。就“中国威胁论”而言，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人们对中国与其“安全指数”的认知，并就中国是否对其构成“威胁”做出判断，这种判断是否客观理性、缜密科学另当别论，但它的存在则是实实在在的。因此，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国家，那些正常的对于中国存在与发展是否为威胁的感知，理论上可以通过话语说服和具体行动来影响并改变。而从作为这种被感知的主体——中国——的视角观察，同时需要检视自身的言行是否存在不当，而导致“中国威胁论”滋生、繁衍、存续和推升的因素。对这种内在动因的检视，对于化解“中国威胁论”同样十分重要。
（二）外宣与外交的失衡是“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
外宣是对外宣传的简称，可被定性为是对外进行国际传播的一个政治术语。尽管国际传播同样“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1.，但比起对外宣传而言，是一种相对中性的表达。因为，“宣传（propaganda）”一词在西方话语中是个极度敏感甚至令人感到害怕的词汇，因为其内涵具有说服、控制、操纵和影响等寓意。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06-108.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同时，时至今日，狭义的外宣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实施的，而广义的外宣则是由整个国家的各类媒介形成的总体声音的对外传播表达。
正如作为人在社会活动中的对外形象和言行给他人的感觉一样，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以怎样的形象和言行行事，同样会给受众——其他国家——以不同的感受，尽管这种感受可能因受众的自身诸多影响因素千差万别，但就概率而言，仍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的声音或结论是评价国家形象外部反映的有效参考值。
外交作为国家内政的对外延伸，不仅是推行国家对外政策和处理好国家对外关系的工具，也是国家关系的润滑剂和缓冲器。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和外交策略的谋划与制定是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合理适用的战略思维展开。同时，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一旦确立，就需要以各种手段加以配合积极推进，这其中对外宣传是最为重要的工具与手段。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怎样的战略思维制定符合国家根本利益追求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并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对外宣传以配合既定的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是个必须认真研究并科学实施的问题。因为，不同的理念与内容和不同的方法与路径，其功效大相径庭。 习近平同志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2.htm.这就是告诫外宣工作者，外宣工作是极为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必须“精心”去做；必须以“新方式”去做；必须以国外受众易于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去做，只有这样才能讲好 “中国故事”和传播好“中国声音”。联系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出现的新变化，即在继续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下，更加积极进取，采取了一些重大举措，推进一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同志2018年5月15日在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将其总结为：“完善和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倡导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以及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委首会，透露重要信息[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16/c_1122843700.htm.并认为“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委首会，透露重要信息[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16/c_1122843700.htm.。但同时，习近平同志也明确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时刻准备防范和抵御风险，才能掌握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外事委首会，透露重要信息[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5/16/c_1122843700.htm.这就是告诫人们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并要有防范这种风险的危机意识。
从近期国际舆情对中国发展的总体反应看，存在着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机遇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贡献论”等五大主要论调。依据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看，其中，“机遇论”和“崩溃论”以及逐渐上升的“贡献论”始终是比较边缘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次之。参见：郭可，杨文睿.新战略期国际涉华舆情新特征和舆论引导新态势[J].对外传播，2016（12）：4.也就是说，“中国威胁”是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主流认知，这与中国所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极具和平意义的战略主张呈现出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很大程度上显然是因国外对中国发展的误读所导致，但若从自身查找一下原因，其中我们的外宣工作与外交工作的失衡以及方式技巧上的失当，恐怕是也滋生“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显现的内在要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是外宣与外交时有频率不一致现象。尽管外交和外宣都有相应的指导原则和既定方针，但在具体执行时，往往因彼此缺乏应有顺畅协调，形成各说各话的局面，即通常表现为：外交实务与话语表达因体系单一而易于发出同样声音，而外宣实务与话语表达则因体系构成复杂则显得有些多元，其中不乏一些与外交声音不协调的杂音。
二是好的中国故事未以适当方式讲好。客观而言，中国仅用30-40年的时间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快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者，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至6.9%，继续位居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估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左右，按此增速计算，2017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了15.3%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左右。参见：2017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4%左右[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4/13/c_1122674988.htm.这本身就是一个极佳的故事，其中包含的极具借鉴意义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等都是可以讲述的中国好故事。但是，从结果看，显然如此之好的中国故事不仅未讲好，反而出现“中国威胁论”再度高涨。从纯技术角度看，恐怕是我们的讲述方式出了问题，即美好的中国故事并未通过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去娓娓讲述，抑或是即便是存在这样的讲述方式，也被淹没于大量以宏大政治主题进行展示“中国力量”的“宣传”之中。尽管这种方式提振了国人士气，但就国际传播而言，因缺乏文化上的共鸣，从而导致国外受众在认知层面上不易接受；在情感层面上难以形成正向的分析判断与取舍；在态度层面上转化为消极；在行为层面上形成对抗。简言之，不仅难以入心入脑，且与初衷背道而驰。
三是宣传内外界限的模糊和对外交理解的偏差。国家级的傳媒机构承载着对外宣传或国际传播的主要功能，但自网络媒介兴起后，这些传媒的对内宣传与对外宣传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可谓同时进行。这就使得一些传媒由于缺乏对外交内涵实质的正确理解，常常面对一些涉及国家利益且已产生国际矛盾问题，不是起到解读真相正确引导舆情功能，反而火上浇油。就功能而言，外交“是和平处理国家关系的科学、艺术和技巧”钱其琛.世界外交大辞典（下）[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2045.，历来都是国家协调对外关系和化解冲突的缓冲器。按照国际通常的学理理解，外交是谈判的艺术，而谈判则是一种议价的过程与方式，其艺术性直接体现为在斗智斗勇中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妥协和让步的谋略技巧。因此，一些传媒忽视了外交议价过程中相互妥协让步原理，转而更多的是在“斗争”上做文章，这就使得外交和外宣常常出现不同的声音，即简单而直接的强势话语表达，严重弱化甚至抵消了外交的声音和努力。同时，近年来，公共外交事实上作为外宣的一部分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态势，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智库，通过各种主场大型论坛邀请国外政要、学者参加，但是由于主题设置、理念差异和话语交流障碍等，这些主场论坛常常只是成为外国人的秀场，中国声音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播。 总之，只要认真客观地检视，就不难发现外宣与外交的失衡，导致中国国际传播不仅未能起到拓展我外交效果功能，一定程度上还成为“中国威胁论”滋生甚至推升的内在要因，不得不予以高度重视。
（三）外宣方式技巧不足是推升“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原因
外宣与外交一样，均必须讲求方式与技巧，否则不仅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通过对近年来的外宣方式与技巧的观察不难发现，确实存在着失当之处。
一是外宣手法过于程式化且追求“政治正确”。中国的宣传制度决定了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规范下进行的。但是，问题往往出在由于管理方式的粗放和僵硬以及条条框框的限制，使得一些部门和一些个人只能为求平安无事而追求所谓的“政治正确”，集中表现为多半在机械枯燥地解读政策，或用外交辞令——没有错误的废话——解释具体问题，从而使得话语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和解释力。
二是外宣表达过于僵硬且偏求彰显硬实力。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以彰显中国硬实力内涵的宣传越来越多地出现的各类媒体上，其中尤以军事类节目最甚，内容从武器装备发展，到训法战法展示，无所不包、无所不涉，解说词或访谈者也都慷慨昂扬充满火药味。且不说这些大量的军事题材报道存在着严重的泄密之嫌（有经验的情报分析员可以轻易从中分析归纳出中国的军事战略、军队体制编制、作战思维理念、武器装备水平、兵力投送能力和作战样式等等），更重要的是营造出的氛围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旋律失和，是对习近平同志“能打仗，打胜仗”思想内涵的误读。
三是外宣协调管理和对外表达精心设计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一些影响巨大的媒体片面追求收视率、阅读和点击量而利用“名嘴”效应导致的非严肃化和娱乐化现象的协调管理不到位。一些冠以专家名头的人，在一些极具影响力的媒体平台上口无遮拦地“讲故事”，对一些重大问题给出缺乏依据和严谨论证的定性判断，甚至一些人刻意标榜自己的“鹰派”身份，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语模式表达强硬观点。上述现象的存在，不仅误导国内公众，也对外传递出不良信息，其营造出的氛围与我外交政策与主张极不协调。
以上这些现象的存在，客观上为一些国家和个人鼓吹“中国威胁论”制造了口实，输送了弹药，某些时候甚至成为难以辩驳的“事实”。
此外，内宣与外宣还存在着两张皮现象，即在媒介高度发达且传播途径已发生质的变化的当下，不仅“各种媒介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4.，内宣与外宣的边界也已开始变得极为模糊，一些看似内宣的内容信息同样可被国外接收，也就同样成为判断国家思想的依据。从这个视角看，目前中国传播界仍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即：
一是如何明确划分外宣与内宣的明显边界。从理论上讲，内宣与外宣应具有一定加以区分的边界，这不仅因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利益因素使然，也因传播途径和话语表达的不同而有所区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媒体平台的出现，特别是在自媒体时代，如何划定内宣与外宣的边界以及如何评估内宣的对外延伸或溢出效应，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而正是由于当前这个边界并不清晰，不仅在传播内容上难以有效把握，在传播渠道上也难以控制。
二是内宣的溢出效应抵消了外宣的效果。改革开放后，我国媒介有了极大发展，无论是种类还是覆盖率都几乎是超过了之前的100-700%，故被形容为是“井喷式的发展”。参见：秦绍德，沈国麟.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轨迹（1978-2000）[J].新闻大学，2017（1）.而这种“井喷式的发展”在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对涉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内容报道的审查也更加困难。尽管新闻自由是国家宪法赋予各新闻媒介的权力，但是，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新闻自由都是有边界的，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传播，都有相应的协调、限制甚至管控。当下中国媒介的极大开放，尤其是互联网极大普及，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常常形成线上与线下不同声、政府与个人不同调。这一方面反映出普通民众对于国家大事的参与欲望高涨，也有主流媒体导向不当导致的线下非专业声音反而成为“主流民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真意的对外表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由于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巨变，国内声音已经几乎无法限定在一国之内，可以瞬间超越自然疆界，传递至世界。这种溢出效应使得民间或非政府的声音常常淹没政府的声音，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官方的强势国内宣传也时常会稀释甚至抵消国际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尽管我们深知所谓“中国威胁论”的再度高涨主要是由国外因素导致的，但我们显然不该忽视检讨中国自身的内因在其中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即由于中国对外宣传的技术失当，一定程度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内在推动因素。如果说化解外部因素难度大且是一个漫长的持久战，而化解内因制约的难度显然要相对容易得多，即我们在内外双管齐下的同时，完全可以首先加大力度解决影响“中国威胁论”的内部成因。
二、理性认知、设置“中国威胁论”化解之优先排序
“中国威胁论”再次甚嚣尘上，不仅影响了很多国家的对华认知，甚至可能形成一种思潮，使得中国的负面形象成为主流。这对于怀揣中国梦继续前行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个巨大的现实问题，对此必须理性认识其危害程度，将化解其负面影响视为处理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并置于优先排序。
（一）必须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损害
按照“软实力”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奈的说法，国家的国际形象不是国家软实力的全部，而“是一种力量——一种获取期望结果的手段”[美]约瑟夫·奈.软实力[M].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74.。但是，显然，若是低估了国际形象对国家的损害度，国家的吸引力就难以生成，软实力作为一种有效力量也就无法展现并发挥作用。就“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损害度而言，不仅涉及国家形象，還会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可小觑的毒害作用。 首先，“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头号杀手。应该说，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很多极具善意的外交主张和方针政策，例如对于周边，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到“亲、诚、惠、容”；对于大国，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准则，以新型义利观坚持区域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和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等一系列的对外政策主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结果却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效果。任凭你说破嘴、跑断腿、费尽力、掷千金，中国依旧是以“威胁”的形象示人，大有“亡斧者”即《亡斧者》一文中所言：“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斧也。俄而抇其谷而得其斧，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行动、颜色、动作态度无似窃斧者也。”源自《吕氏春秋·去宥》和《列子·说符》。心理效应。美国带头渲染“中国威胁”危害巨大。美海军上将哈里·哈里斯2018年5月31日在演讲中称“中国霸权梦是华盛顿的长期挑战（challenge）”，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这条新闻的报道题目更是上升为“美国海軍上将说中国是亚洲最大的长期威胁（threat）”。US admiral says China is Asia’s biggest long-term threat[EB/OL]. https：//us.cnn.com/2018/05/30/politics/harry-harris-pacific-command-north-korea-china-intl/index.html.鉴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显然，这种状况已严重影响了中国国际形象。
二是“中国威胁论”已成为我国最难化解的一道难题。实际上所谓“中国威胁论”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如影相随。尽管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指向，且调门忽高忽低、忽强忽弱，但历经几个波次，始终未绝。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是在中国实力大幅提高的背景下再次高涨的，一些国家甚至为此出台了具体应对策略，呈围堵之势，其化解难度非同一般。
三是“中国威胁论”已成为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最大障碍。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彻底融入国际社会，特别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不断深化的国际合作给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红利，也给世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威胁论”的弥漫导致很多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传统友好国家也开始对中国的发展充满狐疑甚至信任缺失。信任是一切交往的基础，更是开展合作的前提。信任的逐渐流失已经且将继续给中国通过更多的国际合作创新机遇、谋求发展带来巨大障碍。因此，可以说，“中国威胁论”已经成为一个毒素，损害着一些国家的战略思维，制约着他们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的选择，从而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拓展。“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不能不说与这个因素有直接关系。
（二）弱化消弭“中国威胁论”已成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
应该说，“中国威胁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疑难杂症，我们在不断寻找并确诊内外病灶的同时，必须将弱化直至消弭之视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具体而言：
一是“中国威胁论”不化解则中国国际形象难以根本改变。如前所述，“中国威胁论”已严重影响和损害了中国应有的国际形象，或者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尽如人意的根源在于“中国威胁论”作祟。因此，不消除这个病灶，即便我们有再好的国际主张理念、进行再多的宣传说服，进行再多的投资或援助，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知观念，甚至可能出现“吃着中国饭，骂着中国娘”的局面。
二是“中国威胁论”不化解则中国须付高额代价去平衡这一论调。应该说，为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负面效应，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据美国汉学家沈大伟估测中国每年的对外宣传经费投入大约为100亿美元，处在世界前列。约瑟夫·奈.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局限所在[EB/OL].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7/6972290.html.“然而，中国巨额投入的魅力攻势回报有限。北美、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地的民调显示，对中国影响力的意见主要为负面。”约瑟夫·奈.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局限所在[EB/OL].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5-07/6972290.html.也就是说，中国外宣的投入与收益完全不成正比。面对这种现状，按照一般逻辑，除了改变策略外，势必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和物力加以应对，而这种高额代价的付出也势必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故应注重在策略应对上找到破解之道。
三是“中国威胁论”不化解则中国的全方位利益受牵制。“中国威胁论”是个内涵复杂的综合体，涉及军事（军事威胁论）、经济（经济威胁论）、地缘政治（地缘威胁论）、网络空间（网络威胁论）、粮食（粮食威胁论）、人口（人口威胁论）、环境（环境威胁论）和资源（资源威胁论）等领域，可谓是全方位的。因此，它也就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隐形杀手，四处出击、危及八方。中国的任何言行都会受到这个隐形杀手的威胁，其造成的牵制也可谓是全方位的。
因此，不将消除这个隐形杀手作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中国的一切工作必将事倍功半。也就是说，弱化直至消弭“中国威胁论”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既是个纲，也是抓手，只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事半功倍地协调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构建”，打造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中国软实力，为推动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排除障碍，在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下砥砺前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应将化解“中国威胁论”设置为国家事务的优先选择
仅将弱化和化解直至消弭“中国威胁论”作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仍不够，还必须将其设置为国家事务的优先选择。主要取决于以下三点理由：
一是“中国威胁论”给中国带来的损害程度决定了应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即由于上面分析的“中国威胁论”已经和仍将给中国可持续发展带来全方位损害程度，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国家事务的优先地位，这既是依据轻重缓急的原则，也是依据主次矛盾的原理。 二是化解“中国威胁论”可带来巨大收益决定了应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弱化、化解或消弭“中国威胁论”带来的收益是全方位的，可以为中国的快速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氛围，这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国政治上没有隔阂的互信国，经济上乐于合作的伙伴国，军事上不惧交往的友好国，文化上积极交流的对话国。这样的局面一旦形成，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必将得到极大的提升，成为大国信任的合作对象和中小国家倚重的支持对象，周边国家不再惧怕中国的发展，而将视中国发展是自己发展的良好机遇。
三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益于中国战略目标达成决定了应将其置于优先排序。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而言，即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两个一百年”——“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全文（新华社授权发布版）[EB/OL]. https：//www.sohu.com/a/200734751_165749.。同时，“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大报告全文（新华社授权发布版）[EB/OL]. https：//www.sohu.com/a/200734751_165749.在时间节点的安排上，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到2035年，第二个阶段是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从这种时间安排上不难发现，到本世纪中叶也只有短短的40年时间，而至第一阶段的目标，更是只有不到18年的时间。考虑到目前中国面临着各种内外困难和挑战，要实现这个目标显然不易。而在各种困难和挑战中，“中国威胁论”的杀伤力显然最大，故理当置于国家事务的优先地位。
三、统筹协调、化解“中国威胁论”生成的内在动因
鉴于“中国威胁论”生成机理中存在着一些内在动因，那么在应对和解决时依据前易后难的原则，则需在内外兼顾的同时首先从解决自身问题着手。其中对于外宣工作，既要协调统一理性发声，也要相得益彰智慧发声。
（一）内外一致，加强对外宣传的统一协调与管控，使外交与外宣同步同调
就外交与外宣的关系而言，外交是主，外宣为辅；外交通过自身的言行纵横捭阖达成既定战略，外宣则需通过一系列的国际传播助力外交增强实效并最终实现既定外交目标。也就是说，外宣是为外交服务的，外宣必须服从外交，一切以外交为中心开展工作。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不难发现，外交与外宣能否构建起平衡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外交是否有效。
鉴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外交和外宣工作进行协调统一，尤其是要对外宣的各个部门和平台进行统一协调与管控。尽管一提到管控，媒体必然感到反感，认为干涉新闻自由。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除自媒体外，中国目前的媒介几乎全是公共媒体，尤其是具有政府财政支持的媒体，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内宣还是外宣均涉及国家安全利益，须自觉恪守传播理论中“把关人”（Getekeeper）守門人也称把关人，传播学理论认为：“把关人或称守门人，是在向受传者传递信息过程中，有权控制信息的流量和流向与，影响着对信息的理解，决定让那些信息通过以及如何通过的人或机构。把关人在传播过程中起着过滤、筛选的作用，决定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把报道重点放在何处、如何理解信息。”见董璐.传播学核心理论与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54.职责，不可任意妄为。而对国家主流媒体的适度管控不仅是需要的也是必需的，以使其不偏离应有的轨道而失去严肃性和专业性。只有这样，才可做到外宣与外交同步同调，才可不因外宣上的失误而导致外交上的被动和所有努力前功尽弃。
（二）润土无声，改善提高对外宣传的方法与技巧，寓宏大叙事于细微之处
中国过往的外宣工作大都热衷于大规模轰炸式宏大叙事推介，而较少在一些能够直抵人心的细微之处发力。其结果就是，宣传气势宏大，反而给人一种压得透不过气的感觉并由此产生排斥感。以国家形象宣传片为例，2011年1月中国形象宣传片（人物篇）在美国时代广场每天300次的长时间、高密度的播放，这部时长60秒的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从上午6时至次日凌晨2时，每小时播放15次，即20小时播放300次。从1月17日至2月14日，共计播放了8400次。加之选择的人物皆为各领域的精英，展示出中国强大的寓意。这样的题材选择和播放方式应进一步斟酌的。我们若以反向思维对这种宣传方式进行思考，即若一部美国形象宣传片在上海外滩以这样的播放方式进行，其给受众带来的观感效应是什么？因此，这种宣传方式除了能给当地华人增添民族自豪感外，本地人感受到的只能是中国的财大气粗和某种咄咄逼人。相反，此类中国形象宣传片若以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中国文化作为主题制作，其效果必然大不相同。而作为另一种中国形象的传播形式——电影，国内效果与国外效果同样大相径庭，例如在国内火爆的《战狼2》，被很多美国观众认为是“填鸭式的思想灌输和充斥满屏的民族情绪的抵触”《战狼2》国内破30亿，国外却惨败，原因如何看老外是怎么说的[EB/OL].http：//mini.eastday.com/a/170806205836544-4.html。。显然，说教式、灌输式甚至“强拆”式的传播方式，碰到异域文化必然形成跨文化交流上的强烈文化冲击，从而导致文化上的隔阂甚至冲突，完全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由此可见，外宣要以强烈的人文精神和细致入微国际传播方式去讲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的美好与友善，传播中国好声音，要以“最后一公里”的意识，将触角深入至国外基层，使得最广大的民众认识到中国的善意，只有这样，中国的和平友好形象才能形成直抵人心的亲和力和润土无声的穿透力。 （三）张弛有度，适度减少硬实力领域的传播数量，营造和谐友好的大氛围
应大量压缩有关中国硬实力领域的宣传范围和内容，尤其是减少对军事领域的宣传报道。同时建立专业化的播报题材内容审查机制，既要杜绝严重泄密事件的发生，也要关照播出效果的反应。可适度从报道人物故事和军队文化视角入手，加大传播中国军队参与国际维和、护航、打击海盗、人道主义救援等带有维护国际安全的内容，以彰显中国负责任大国军队的文明之师的形象，也由此营造出和谐友好有益于世界和平的氛围。
（四）理性客观，消弭激进民族主义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力增强，激进民族主义近年来在国内强势抬头。其特点被认为：（1）以对本民族、西方民族（包括日本）、中西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的片面认识、虚假信息和由此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为其判断、情感和态度的基础；（2）以过时的、僵化的理论来理解当代国际关系；（3）以排外仇外（主要针对日、美）的方式表达对本民族的忠诚；（4）极端的、非理性的、好斗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丛日云.为什么当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愈演愈烈？[EB/OL]. http：//www.rmlt.com.cn/2016/0802/435271.shtml.也正是基于以上特点，很多人在涉及中国的国际问题上，可谓点火就炸，动辄喊打，充满了“打鸡血”式的言论和“战斗”精神。尤其是随着媒体平台的网络化和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传播平台、手段和速度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更是给激进民族主义者创造了便捷的发声渠道与平台，其造成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以“鹰”为荣、以“鸽”为耻；言和即缺钙、言战即英雄；理性即汉奸、激情即爱国的非理性思维弥漫，导致今天抵制日货，明天抵制美货的现象屡屡发生。
因此，越是在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媒介的报道与评论越应遵循客观理性原则，偏离事实的过度渲染必定收效适得其反。故公共媒介尤其是主流媒介在涉及中国国家安全问题时，应摒弃所谓的收视（听）率金标准，不制作偏爱并善于打鸡血式的人物访谈类节目和刊发非理性内容的文章，坚持以客观理性的专业分析为主要传播模式，以避免误导公众尤其是给已经高涨了的激进民族主义再添柴加火。
（五）双管齐下，管控规范官方媒体与引导民间声音，实现线上线下大致统一
依据传播学“把门人”理论，不仅媒体自身要做好“把门人”，政府相关部门更应做好“把门人”，在管控规范好官方媒介发出理性声音的同时，还应对民间声音进行科学引导。其中，官方主流媒介和相关领域的新闻发言人有通过专业化的报道与评论引导公众的责任，应在第一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专业发布，并持续跟踪报道事实真相，不给非专业声音甚至偏离事实的言论以“合理”存在的空间，使得非专业和非理性的声音得不到传播效果，更使得公众认清那些混淆是非、海阔天空地大吹法螺之人的非专业面目，从而使广大公众能理性发声，形成线上与线下声音大致统一。
四、持之以恒防止“中国威胁论”诱因再度复杂化
必须认识到化解“中国威胁论”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项艰巨的持久性工作。尤其是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一些国家必然以现实主义战略思维为导向，依据历史经验，认为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就随之再度高涨。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理性认知和科学的预判，持之以恒地面对这个重大问题，并制定各类预案，消除“中国威胁论”复杂化的各类诱因。
（一）顶层设计，抓紧制定对外宣传的国家总体战略，指导创新性传播体系构建与运行
外宣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涉及的部门多、领域广，必须统一规划与协调，避免政出多门、千声百调的现象发生。为此，必须建立国家级领导机构，统筹协调涉及对外宣传的各个部门，避免各自为战的局面。同时，鉴于应对“中国威胁论”具有长期性，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制定对外宣传或国际传播的国家总体战略，并以此为指导，构建创新性传播体系结构，藏官与民，即将官方的声音更多地以民间的形式发出，以此弱化国家强行推进宣传的形象与痕迹，以达到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冷眼向洋，建立健全对华舆情的观察评估机制，实时掌握国际舆论正负面影响度
倡导创建平行独立的官方和民间舆情观察分析机构，对全球对华舆情进行不间断观察、分析与评估，同时结合外交部门的常设驻外机构的现地观察，实时了解掌握国际舆论的对华动向，尤其是对造成的正负面影响度进行根源剖析，为政府调整对外宣传的内容、形式和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三）主次区分，设立层次分级的对象国，集中力量优先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鉴于“中国威胁论”存在着因国家和内容不同的强弱差，以及因国家影響力大小的程度差，而中国对外宣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则有限，不可全面平均铺开。而应依据“中国威胁论”的严重程度、国家影响力大小、化解难易程度等将世界上的国家进行分类，排列优先次序。优先将力量集中于重点国家、重点问题和重点人物之上，以求更加精准高效地开展工作。
（四）轻裘缓带，铲除抑制激进民族主义滋生与存在的环境，确保理性声音成为社会的主基调
若要抑制激进民族主义滋生、存续与发展，就必须将专业化的理性声音打造成社会的主基调，以引导绝大多数公众对涉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形成理性的正确理解与认识。这需要各类媒介特别是国家和省市级影响力大的媒介树立正确的业绩观，不能以追求收视率作为业绩评价标准而将严肃问题娱乐化。对此，有关部门应该建立监督评价机制，推出相应的法规，对一些明知故犯、屡禁不止的媒介要依法进行惩戒。只有这样，才能使媒介发出的声音总体上更加专业理性，使激进民族主义失去平台进而失去市场。
（五）吐刚茹柔，构建刚柔并济国际传播风格与导向，依据不同情况发出不同强度的声音
外宣或对外传播亦或国际传播，并非靠一味示弱方可博得国际社会的好感，必须坚持刚柔并济的原则，即平时多以和风细雨示人，在涉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时则必须掷地有声地亮明自己的观点，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这就需要有关部门规划明确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内涵，确定国家核心利益的范围，不可万事皆称国家核心利益。尤其需要改变遇事则示强的做法，因为这样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使问题复杂化，同时给人以中国不能承受任何批评之感。所以，发声的强度既要因事而异，也要因时而异。 （六）左萦右拂，注重培养储备国际性传播专业人才，以专业化人才智慧应对复杂问题
专业问题需要专业人才进行专业化处理。外宣或国际传播是个极为复杂的专业性业务，若由非专业人士处置，不仅不能收到应有的良好效果，反而会增加负面影响。因此，不仅眼下需要汇聚国内各类国际传播的专业性人才从事外宣工作，以专业化智慧处理“中国威胁论”这一复杂问题。从长远考虑，还要加大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以适应这项长期性工作。同时要建立起人才管理和可追溯机制，掌握国际传播人才的动向，随时依据不同的形势和情况选调相关人才，运用其各自的专长进行应对，以确保在化解“中国威胁论”问题上后继有人，永不停步。五、结论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是在中国发展到关键时期遇到的关键性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到国际形象，正在并还将继续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巨大损害，党和政府必须对此有极为理性的认知，将化解这一问题视为国家事务的当务之急并将其置于优先地位。同时，在探究“中国威胁论”国外诱因的同时，也应反思查找自身内因，在统筹外交与外宣、创新外宣新体系、改变外宣技巧等方面下功夫。对此，我们应冷静客观理性地对待存在的上述内因，因为外宣与外交的失衡、外宣的疏于协调管控和传播技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
就如何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方法与路径而言，尽管文中给出了不少建议，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那就是，既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中国周边国家，几乎根本不在意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而注重我们做什么和怎么做，那么，总体的对策简而言之就是少说多做，或以接地气的对方最易理解的话语传播方式去说，以扎扎实实的“互利共赢”给对方带去实惠的方式去做，既发展自身利益也关照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外宣必须坚持以“最后一公里”的理念和对方最易接受的话语方式，更多针对国外广大普通民众进行，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最终通过他们影响其政府对中国的认知，只有这样，“中国威胁论”的调门才会减弱，“亡斧者”心理才会逐渐消失，他们才可能会逐渐将中国的发展视为自己的机遇和世界的福音，外宣工作才能真正收获期待的应有效果。
z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2][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3]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2.htm.
[4][美]约瑟夫·奈.软实力[EB/OL].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责任编辑：崔建树）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第4期第4期 陈瑶雯，何欢，范祚军：东盟涉华舆情新特征及应对策略——基于命运共同体视角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