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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出爱心却换来苦涩的恶果，农夫与蛇的故事像是从未谢幕。当道德和法律的交界线被你踩上时，请擦亮双眼!
今年65岁的黄忠，原是江苏省南京市某中学教导主任、高级教师。他的妻子张兰是南京某研究所的退休高知。他们结婚已36载，两个儿子也学有所成，全家人过着安乐平静的生活。然而，老两口做梦也想不到，一次本意是资助贫困大学生及其无业母亲的爱心行动，却从此搅乱了自家人的安宁。倒贴了几万元钱不说，花甲书生黄忠竟鬼使神差地跌进一个精心设置的桃色陷阱，最后被以重婚罪告上法庭。而身心憔悴的张兰，则千里迢迢跑到湖北省某县，状告曾经受其救助的妇女余萍破坏其家庭，亦构成重婚罪……
这两场官司搅到一起，到底孰是孰非?本文作者近期两赴南京，就此作了详尽采访。
公园奇遇，退休教师动了恻隐之心
黄忠和张兰都出生在1936年，他们的家乡在江苏省通州市两个相邻的村庄。从小学到初中，黄忠和张兰都在一个班级读书。上到初中二年级时，黄忠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先是在家务农，后跟人学干泥瓦匠，辗转至南京做工。1953年底，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黄忠经人介绍，到南京某部队院校院长办公室做后勤工作。而张兰一直在家乡读书，195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一个在南京工作，一个在南京读书，两小无猜的朋友又聚到了一起，彼此间由相互照应发展到倾心相恋。在张兰的影响下，黄忠又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1959年，经他本人要求，所在部队院校同意，他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后，张兰因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分配至南京某研究所工作。1963年，黄忠也因为张兰的关系，成为全系少数几个留在南京工作的毕业生，到南京市某名牌中学当老师。翌年2月，两个相恋多年的年轻人成了家。随着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在单位，黄忠和张兰多年来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1987年第一次职称评定，时任重点中学教导主任的黄忠被评为高级教师；在某科研杂志搞编务工作的张兰也评上副编审职称。他们的孩子也很争气，大儿子于1983年考上大学，后又考取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生，1992年到美国留学；二儿子在北京某重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南京一家金融机构工作。
1996年，黄忠和张兰一前一后退了休。他们住在南京市北京东路某研究所的大院里，两室一厅的房子是张兰单位分的，四周环境优雅，周围的邻居基本上都是所里的知识分子。因为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平静而简朴。老两口为人忠厚谦和，家风严谨，大凡熟悉的人对他们都非常敬重。
然而，生活的轨迹就在不经意间改变了。
1997年5月的一天早晨，黄忠像往常一样，在离家不远的和平公园散步。这时，一个拎着大包、风尘仆仆的中年妇女朝他走了过来。黄忠回忆说：“当时也没怎么注意她，就觉得她皮肤较黑，眼睛挺大，透着一种农村人少有的机灵。从打扮上看，她肯定是来自农村。她先是问路，后来不知怎的就开始讲自己的身世。她说她刚离婚，一人拉扯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所以到南京来打工。说着，她拿着离婚证及儿子在大学里写给她的信。”
黄忠遇到的村妇叫余萍，她自称老家在湖北省某县，大儿子去年考入保定的华北电力大学。黄忠接过信一看，果真是她儿子从保定寄来的。信中一再强调，因为学费问题，很可能面临辍学，字里行间透出非常焦虑的心情。黄忠看到这里，心头一阵酸楚，他想起了自己和夫人张兰当年求学的艰难。那个时候，他们拿着篮子当书包，到几十里外去上中学，常常饿得都睡不着。正因为黄忠联想到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有过艰辛的求学经历，而且干了这么多年的教师，深知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多么的不易，所以他动了恻隐之心，产生了资助余萍儿子读书的念头。他当时就安慰余萍说：“我家的经济条件还不错，我回去跟老伴商量一下，想办法帮帮你，资助你儿子读完大学。”
余萍自是千恩万谢，说自己算是遇上贵人了。交谈中，余萍说她租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黄忠也将自己和家里的大致情况告诉了余萍。双方约定改日还在和平公园见面。
回家后，黄忠把自己的路遇和想法跟老伴一说，心地善良的张兰表示赞同。两人商量后决定，每月从退休金中省下一点钱用以解决余萍儿子在学校的困难。
第二天，黄忠兴冲冲地赶到公园，想把老两口商量的结果告诉余萍，但余萍却没有如约而至。以后的几天，她仍然不见踪影。黄忠有些疑惑不解，正当他快要把这事抛到脑后的时候，余萍又出现在公园里。听说黄忠的老伴同意资助，余萍显得非常高兴，她请黄忠赶快兑现，以解儿子的燃眉之急。因为黄忠身上当时并未带钱，他就将余萍领到家里。张兰拿出500元钱交到余萍手上，并对她说：“你家的事，老黄已同我商量过了，我们决定每学期资助你儿子1000元。这些钱，我们以后会分批寄到你儿子的学校。”(直到2000年7月余萍的儿子大学毕业，黄忠和张兰共给他寄款5000元)。
一个多月后，余萍第二次来到黄家。当时，家里只有张兰一个人。余萍说了一番感激的话，提出想拿一张黄忠的照片，说是儿子来信要的，想认认恩人。张兰见推辞不过，就找了张黄忠在杭州灵隐寺的单人照交给她。
张兰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乖巧的农妇会对自己的老伴有所企图。
酒后“重婚”，不良农妇设下圈套
余萍再次失踪了。大约三四个月，她没有在和平公园露面。没有人知道她在南京的确切住址、电话和任何联系方法，她像水蒸气一样在空气中迅速蒸发。黄忠有意无意地打听了几回，见没有结果，也就不再理会。
直到1997年9月的一天，余萍又突然出现在和平公园。黄忠见她面容消瘦、神情忧郁，便关切地问她最近干什么去了。余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在黄忠的再三追问下，余萍才为难地说，由于找不到工作，她只好去卖淫，被警察抓住，送到收容所，前两天刚放出来。说完痛哭流涕。
黄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摇头叹息道：“你……你呀，什么事不好干，怎么能干这种下三滥的事?”
余萍哽咽道：“你说我能干什么?实在没办法呀……我后悔死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见余萍孤独无助、泪水涟涟的样子，黄忠心中涌起一种保护欲。他思忖再三，说：“这样吧，我退休后，有家外资公司聘我当业务顾问，有时帮人家做点事情，你先跟我跑跑，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发展发展。”余萍听说黄忠愿意带她出去跑业务，顿时喜出望外，说：“黄老师，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此后，黄忠和他的两位搭档一起，几次把余萍带到山东枣庄、薛城及安徽马鞍山等地联系业务，他向客户介绍说余萍是公司的业务员，往后请多加关照。然而余萍对业务一窍不通，且实在上不了台面(诸如在酒席上将对方“孝敬”的好烟一把装进自己的衣袋等等，让黄忠颇为尴尬)。最终，黄忠为她谋一份职业的想法只好搁浅。
黄忠担心余萍生活无着，又会重蹈覆辙，便产生了帮人帮到底的想法。他想如果为余萍找到正当的谋生之道，或许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1998年初的一次见面时，黄忠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询问余萍有什么特长。余萍说自己只有小学文化，谈不上有什么特长，只是原来在家乡时跟前夫开过一个小餐馆。本来也曾想过在南京开个小饭店谋生，但苦于没有资金。她还说如果开饭店的话，南京有个当警察的表哥也可以帮她。
此次黄忠擅自做主，瞒着张兰取出自己的1万元住房公积金，允诺借给余萍开饭店。转眼到了1998年春节，余萍回湖北老家过年去了，她介绍的表哥突然打来电话，约黄忠去看看饭店的筹备情况。在南京中央门车站附近，戴着“大盖帽”的表哥领着黄忠参观了一个正在装修的饭店，说这就是余萍和他合伙开的，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叫黄忠尽快将1万元钱拿过来。
黄忠允诺在先，也就未作细想。可是，就在他准备送钱给“大盖帽”的时候，却意外地接到余萍打来的电话，说她已回到南京，正想找黄忠谈谈开饭店的事。当她得知表哥的“举动”后，竟然于气愤中露了馅：“他不是我表哥，他是骗钱的。他以前对我有恩，所以我认他做表哥。”
此后，余萍在黄忠面前三番五次说自己想回老家开饭店，并说春节期间已在家乡作了一些筹划，在镇政府工作的舅舅打算与她合作，一定能够生意兴隆。黄忠天真地以为，余萍这一次是真想改邪归正，走一条劳动致富的道路，自己也不枉做一件功德圆满的好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1万元钱交给了余萍，当时连张条子也没叫她打。
1998年6月8日，余萍突然登门，向张兰提出，想请黄忠随她一同到老家某县，指导她与舅舅合作开饭店的事宜。张兰出于热心，也没多想就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余萍便带着黄忠一起去了某县。走了几天后，黄忠没个音信。张兰便有些着急，因为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在发大水，她心想可别出了什么事。按照余萍留下的号码，她往阳新县打了数次电话，可没有一次能找到黄忠。
原来，黄忠在那里真的出了事。
且说黄忠随余萍到阳新后，当天晚上，本想寻旅馆住下，却被余萍劝住了。她说在外面住宿太贵，没有必要，不如就住在家里，有空房的。黄忠不便推辞。晚饭时，余萍特地拿出家乡酿制的白酒招待黄忠。在美酒的刺激下，42岁的余萍显得格外动人。黄忠本来就没什么酒量，没喝多少，就已醉得不省人事……等他醒来时，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余萍赤身裸体同他躺在一张床上。
此后的几天，黄忠一直处于进退两难之间。想走，余萍执意挽留，温柔之乡毕竟难以抵挡，而且“生米已煮成熟饭”，迟走和早走已无本质区别。可留在这里一天，心里就多受一天的煎熬。犹豫间，这天早晨，余萍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回来，说邻居本来就跟她不和，这回正好寻到事端，要到派出所告他俩卖淫嫖娼。
黄忠一听这话，顿时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自己为人师表一辈子，退休前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若是这件事情被捅出去，他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啊!这时，余萍反倒镇静下来，她提出一个计划，让黄忠扮作她从南京领回来的新夫婿。她说自己的舅舅在镇政府工作，还有个侄儿是村支书，让他们帮忙弄个结婚证，即使派出所来检查，也能对付过去。
余萍的主意尽管荒唐，但惊惶失措的黄忠还是同意了。在余萍的安排下，黄忠利用一张原单位的信笺，写了个已丧偶的证明，余萍花了200元钱刻了个假公章盖上去。两人又拍了张合影照，余萍便到镇上把结婚证领了回来。由于是余萍托亲戚走的后门，结婚证上连双方的身份证号码都没有填写。这一天是1998年6月18日。第二天，黄忠慌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动身赶回南京。
硝烟弥漫中，老教师选择了妥协
黄忠回家后，生活一度恢复平静。他以为，那荒唐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2000年7月，余萍的儿子大学毕业，黄忠老两口对他的资助也就顺理成章地结束了。然而，这段善缘却意想不到地结出了一枚辛涩之果。
开始，是张兰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对方一听她的声音便挂断电话。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一查，全是在公用电话亭打的。有一次，张兰甚至听到公用电话亭的老板指责对方为什么电话通了却不讲话。
其间，黄忠终日心神不定，神情恍惚。终于，在9月的一天，他向老伴坦白了一切，并说余萍近来死赖活缠，不久前约他在鼓楼广场见面，竟然凶相毕露，拿出他们在某县办的“结婚证”，威胁说：要么拿10万元钱和一套房子，否则告他重婚罪，让他坐牢。
张兰听后又惊又气。惊的是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丈夫晚节不保，竟与农妇做出荀且之事，为求脱身，又置法律于不顾，稀里糊涂地跟人家领了结婚证；气的是自己热心诚意帮助他人，没曾想，受助人恩将仇报，企图鸠占鹊巢，狠敲竹杠!她本来就体质虚弱，当下连气带病住进了医院。黄忠深感自责，在医院里连天带夜地看护着老伴。经过再三解释，终于得到老伴的宽恕。老两口达成共识，对余萍的无理要求坚决予以拒绝。
余萍岂能善罢甘休，她的纠缠骚扰开始逐步升级。
2000年12月17日，一个男人用公用电话恶狠狠地对黄忠说：“交10万元钱，保你一条命，若舍不得钱，打断你一条腿，叫你一瘸一拐到终身。”没几天，黄忠在中华门无意中碰见了余萍，他心里一哆嗦，吓得低着头欲逃走。结果还是被余萍发现，她二话不说，上前一把堵住黄忠，搜出他身上仅有的100元钱，并抢走他的老年证，跳上一辆“马自达”三轮车扬长而去。
2001年1月17日，余萍带着一个光头男人赶到黄忠家所在的宿舍楼，到处张贴黄忠与余萍的结婚证复印件和写满恐吓言辞的“小字报”，扬言不交出10万元钱，就杀死黄的儿子，用雷管炸房子等等。并在楼道里大声叫嚷：“我是黄忠的小老婆，他就该管我到死!”此时，黄忠正陪张兰在上海住院治病。余萍这一闹腾，害得左邻右舍胆战心惊，大院里风言风语，惊动了辖区派出所和老两口的所在单位。黄忠的小儿子得知此事后，更是气愤异常，急忙打电话将父母从上海叫了回来。
1月21日，一个自称是某律师事务所的邰律师上门威胁，还是要黄忠“私了”，“最后期限是今年5月1日。”并逼着黄忠支付了当天晚上的“差旅费”300元。2001年2月4日，最让黄忠伤心的是，余萍被资助的儿子不仅没有说一声谢谢，还打电话来，叫黄忠满足她母亲的要求，让她能够“心理平衡”。
黄忠万般无奈，向南京市司法部门作了详细申诉。南京方面随即与湖北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经过取证和调查核实，某县民政局认定黄忠和余萍二人以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结婚证书，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和《湖北省婚姻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于2001年3月8日作出了“关于宣布黄忠、余萍婚姻关系无效的决定”。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余萍见敲诈不成，“私了”无望，2001年4月7日，她以受害人身份，状告黄忠犯有重婚罪，请求追究黄忠的刑事责任，同时，依照新《婚姻法》第四十条，要求黄忠赔偿其精神损失费5万元。此案由某县人民法院受理后，当月底移交至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审理。
张兰认为余萍恶人先告状，怒不可遏。2001年7月11日，她与自己的委托律师一道，千里迢迢赶到湖北某县，状告余萍在明知黄忠有配偶的情况下，却用心险恶，以欺骗方式达到与之结婚之目的，破坏他人家庭，亦构成重婚罪。某县法院随即受理此案，不久也移交至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审理。
鉴于黄忠与余萍领取了结婚证，已构成重婚的事实；同时有证人证词表明，余萍在与黄忠领取结婚证前，亦明知其有配偶。法院建议双方息事宁人，达成和解，以避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两败俱伤。
2001年8月24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调解，黄忠和余萍达成和解协议，黄忠付给余萍4万元和解金，余萍则自愿撤诉。接着，张兰诉余萍一案也自愿撤诉。
这两场剑拔驽张的官司最后以黄忠的妥协而告终，应该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余萍要钱的目的达到了，黄忠则避免了一场官狱之灾。但是，这一事件给人们留下的思索却是那样的沉重。(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王凯滨
今年65岁的黄忠，原是江苏省南京市某中学教导主任、高级教师。他的妻子张兰是南京某研究所的退休高知。他们结婚已36载，两个儿子也学有所成，全家人过着安乐平静的生活。然而，老两口做梦也想不到，一次本意是资助贫困大学生及其无业母亲的爱心行动，却从此搅乱了自家人的安宁。倒贴了几万元钱不说，花甲书生黄忠竟鬼使神差地跌进一个精心设置的桃色陷阱，最后被以重婚罪告上法庭。而身心憔悴的张兰，则千里迢迢跑到湖北省某县，状告曾经受其救助的妇女余萍破坏其家庭，亦构成重婚罪……
这两场官司搅到一起，到底孰是孰非?本文作者近期两赴南京，就此作了详尽采访。
公园奇遇，退休教师动了恻隐之心
黄忠和张兰都出生在1936年，他们的家乡在江苏省通州市两个相邻的村庄。从小学到初中，黄忠和张兰都在一个班级读书。上到初中二年级时，黄忠因家境贫困而辍学，先是在家务农，后跟人学干泥瓦匠，辗转至南京做工。1953年底，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黄忠经人介绍，到南京某部队院校院长办公室做后勤工作。而张兰一直在家乡读书，1956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农业大学。一个在南京工作，一个在南京读书，两小无猜的朋友又聚到了一起，彼此间由相互照应发展到倾心相恋。在张兰的影响下，黄忠又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1959年，经他本人要求，所在部队院校同意，他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年后，张兰因学习成绩优秀，毕业分配至南京某研究所工作。1963年，黄忠也因为张兰的关系，成为全系少数几个留在南京工作的毕业生，到南京市某名牌中学当老师。翌年2月，两个相恋多年的年轻人成了家。随着两个儿子相继出生，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在单位，黄忠和张兰多年来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许。1987年第一次职称评定，时任重点中学教导主任的黄忠被评为高级教师；在某科研杂志搞编务工作的张兰也评上副编审职称。他们的孩子也很争气，大儿子于1983年考上大学，后又考取中科院某研究所研究生，1992年到美国留学；二儿子在北京某重点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南京一家金融机构工作。
1996年，黄忠和张兰一前一后退了休。他们住在南京市北京东路某研究所的大院里，两室一厅的房子是张兰单位分的，四周环境优雅，周围的邻居基本上都是所里的知识分子。因为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老两口的日子过得平静而简朴。老两口为人忠厚谦和，家风严谨，大凡熟悉的人对他们都非常敬重。
然而，生活的轨迹就在不经意间改变了。
1997年5月的一天早晨，黄忠像往常一样，在离家不远的和平公园散步。这时，一个拎着大包、风尘仆仆的中年妇女朝他走了过来。黄忠回忆说：“当时也没怎么注意她，就觉得她皮肤较黑，眼睛挺大，透着一种农村人少有的机灵。从打扮上看，她肯定是来自农村。她先是问路，后来不知怎的就开始讲自己的身世。她说她刚离婚，一人拉扯三个孩子，生活很艰难，所以到南京来打工。说着，她拿着离婚证及儿子在大学里写给她的信。”
黄忠遇到的村妇叫余萍，她自称老家在湖北省某县，大儿子去年考入保定的华北电力大学。黄忠接过信一看，果真是她儿子从保定寄来的。信中一再强调，因为学费问题，很可能面临辍学，字里行间透出非常焦虑的心情。黄忠看到这里，心头一阵酸楚，他想起了自己和夫人张兰当年求学的艰难。那个时候，他们拿着篮子当书包，到几十里外去上中学，常常饿得都睡不着。正因为黄忠联想到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有过艰辛的求学经历，而且干了这么多年的教师，深知农村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是多么的不易，所以他动了恻隐之心，产生了资助余萍儿子读书的念头。他当时就安慰余萍说：“我家的经济条件还不错，我回去跟老伴商量一下，想办法帮帮你，资助你儿子读完大学。”
余萍自是千恩万谢，说自己算是遇上贵人了。交谈中，余萍说她租住的地方离这里不远。黄忠也将自己和家里的大致情况告诉了余萍。双方约定改日还在和平公园见面。
回家后，黄忠把自己的路遇和想法跟老伴一说，心地善良的张兰表示赞同。两人商量后决定，每月从退休金中省下一点钱用以解决余萍儿子在学校的困难。
第二天，黄忠兴冲冲地赶到公园，想把老两口商量的结果告诉余萍，但余萍却没有如约而至。以后的几天，她仍然不见踪影。黄忠有些疑惑不解，正当他快要把这事抛到脑后的时候，余萍又出现在公园里。听说黄忠的老伴同意资助，余萍显得非常高兴，她请黄忠赶快兑现，以解儿子的燃眉之急。因为黄忠身上当时并未带钱，他就将余萍领到家里。张兰拿出500元钱交到余萍手上，并对她说：“你家的事，老黄已同我商量过了，我们决定每学期资助你儿子1000元。这些钱，我们以后会分批寄到你儿子的学校。”(直到2000年7月余萍的儿子大学毕业，黄忠和张兰共给他寄款5000元)。
一个多月后，余萍第二次来到黄家。当时，家里只有张兰一个人。余萍说了一番感激的话，提出想拿一张黄忠的照片，说是儿子来信要的，想认认恩人。张兰见推辞不过，就找了张黄忠在杭州灵隐寺的单人照交给她。
张兰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乖巧的农妇会对自己的老伴有所企图。
酒后“重婚”，不良农妇设下圈套
余萍再次失踪了。大约三四个月，她没有在和平公园露面。没有人知道她在南京的确切住址、电话和任何联系方法，她像水蒸气一样在空气中迅速蒸发。黄忠有意无意地打听了几回，见没有结果，也就不再理会。
直到1997年9月的一天，余萍又突然出现在和平公园。黄忠见她面容消瘦、神情忧郁，便关切地问她最近干什么去了。余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在黄忠的再三追问下，余萍才为难地说，由于找不到工作，她只好去卖淫，被警察抓住，送到收容所，前两天刚放出来。说完痛哭流涕。
黄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摇头叹息道：“你……你呀，什么事不好干，怎么能干这种下三滥的事?”
余萍哽咽道：“你说我能干什么?实在没办法呀……我后悔死了，以后再也不干了。”
见余萍孤独无助、泪水涟涟的样子，黄忠心中涌起一种保护欲。他思忖再三，说：“这样吧，我退休后，有家外资公司聘我当业务顾问，有时帮人家做点事情，你先跟我跑跑，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发展发展。”余萍听说黄忠愿意带她出去跑业务，顿时喜出望外，说：“黄老师，你真是我的大恩人啊!”
此后，黄忠和他的两位搭档一起，几次把余萍带到山东枣庄、薛城及安徽马鞍山等地联系业务，他向客户介绍说余萍是公司的业务员，往后请多加关照。然而余萍对业务一窍不通，且实在上不了台面(诸如在酒席上将对方“孝敬”的好烟一把装进自己的衣袋等等，让黄忠颇为尴尬)。最终，黄忠为她谋一份职业的想法只好搁浅。
黄忠担心余萍生活无着，又会重蹈覆辙，便产生了帮人帮到底的想法。他想如果为余萍找到正当的谋生之道，或许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1998年初的一次见面时，黄忠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询问余萍有什么特长。余萍说自己只有小学文化，谈不上有什么特长，只是原来在家乡时跟前夫开过一个小餐馆。本来也曾想过在南京开个小饭店谋生，但苦于没有资金。她还说如果开饭店的话，南京有个当警察的表哥也可以帮她。
此次黄忠擅自做主，瞒着张兰取出自己的1万元住房公积金，允诺借给余萍开饭店。转眼到了1998年春节，余萍回湖北老家过年去了，她介绍的表哥突然打来电话，约黄忠去看看饭店的筹备情况。在南京中央门车站附近，戴着“大盖帽”的表哥领着黄忠参观了一个正在装修的饭店，说这就是余萍和他合伙开的，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叫黄忠尽快将1万元钱拿过来。
黄忠允诺在先，也就未作细想。可是，就在他准备送钱给“大盖帽”的时候，却意外地接到余萍打来的电话，说她已回到南京，正想找黄忠谈谈开饭店的事。当她得知表哥的“举动”后，竟然于气愤中露了馅：“他不是我表哥，他是骗钱的。他以前对我有恩，所以我认他做表哥。”
此后，余萍在黄忠面前三番五次说自己想回老家开饭店，并说春节期间已在家乡作了一些筹划，在镇政府工作的舅舅打算与她合作，一定能够生意兴隆。黄忠天真地以为，余萍这一次是真想改邪归正，走一条劳动致富的道路，自己也不枉做一件功德圆满的好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1万元钱交给了余萍，当时连张条子也没叫她打。
1998年6月8日，余萍突然登门，向张兰提出，想请黄忠随她一同到老家某县，指导她与舅舅合作开饭店的事宜。张兰出于热心，也没多想就同意了。
第二天下午，余萍便带着黄忠一起去了某县。走了几天后，黄忠没个音信。张兰便有些着急，因为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在发大水，她心想可别出了什么事。按照余萍留下的号码，她往阳新县打了数次电话，可没有一次能找到黄忠。
原来，黄忠在那里真的出了事。
且说黄忠随余萍到阳新后，当天晚上，本想寻旅馆住下，却被余萍劝住了。她说在外面住宿太贵，没有必要，不如就住在家里，有空房的。黄忠不便推辞。晚饭时，余萍特地拿出家乡酿制的白酒招待黄忠。在美酒的刺激下，42岁的余萍显得格外动人。黄忠本来就没什么酒量，没喝多少，就已醉得不省人事……等他醒来时，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原来余萍赤身裸体同他躺在一张床上。
此后的几天，黄忠一直处于进退两难之间。想走，余萍执意挽留，温柔之乡毕竟难以抵挡，而且“生米已煮成熟饭”，迟走和早走已无本质区别。可留在这里一天，心里就多受一天的煎熬。犹豫间，这天早晨，余萍慌慌张张地从外面跑回来，说邻居本来就跟她不和，这回正好寻到事端，要到派出所告他俩卖淫嫖娼。
黄忠一听这话，顿时慌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自己为人师表一辈子，退休前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若是这件事情被捅出去，他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啊!这时，余萍反倒镇静下来，她提出一个计划，让黄忠扮作她从南京领回来的新夫婿。她说自己的舅舅在镇政府工作，还有个侄儿是村支书，让他们帮忙弄个结婚证，即使派出所来检查，也能对付过去。
余萍的主意尽管荒唐，但惊惶失措的黄忠还是同意了。在余萍的安排下，黄忠利用一张原单位的信笺，写了个已丧偶的证明，余萍花了200元钱刻了个假公章盖上去。两人又拍了张合影照，余萍便到镇上把结婚证领了回来。由于是余萍托亲戚走的后门，结婚证上连双方的身份证号码都没有填写。这一天是1998年6月18日。第二天，黄忠慌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动身赶回南京。
硝烟弥漫中，老教师选择了妥协
黄忠回家后，生活一度恢复平静。他以为，那荒唐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
2000年7月，余萍的儿子大学毕业，黄忠老两口对他的资助也就顺理成章地结束了。然而，这段善缘却意想不到地结出了一枚辛涩之果。
开始，是张兰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对方一听她的声音便挂断电话。按照来电显示的号码一查，全是在公用电话亭打的。有一次，张兰甚至听到公用电话亭的老板指责对方为什么电话通了却不讲话。
其间，黄忠终日心神不定，神情恍惚。终于，在9月的一天，他向老伴坦白了一切，并说余萍近来死赖活缠，不久前约他在鼓楼广场见面，竟然凶相毕露，拿出他们在某县办的“结婚证”，威胁说：要么拿10万元钱和一套房子，否则告他重婚罪，让他坐牢。
张兰听后又惊又气。惊的是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丈夫晚节不保，竟与农妇做出荀且之事，为求脱身，又置法律于不顾，稀里糊涂地跟人家领了结婚证；气的是自己热心诚意帮助他人，没曾想，受助人恩将仇报，企图鸠占鹊巢，狠敲竹杠!她本来就体质虚弱，当下连气带病住进了医院。黄忠深感自责，在医院里连天带夜地看护着老伴。经过再三解释，终于得到老伴的宽恕。老两口达成共识，对余萍的无理要求坚决予以拒绝。
余萍岂能善罢甘休，她的纠缠骚扰开始逐步升级。
2000年12月17日，一个男人用公用电话恶狠狠地对黄忠说：“交10万元钱，保你一条命，若舍不得钱，打断你一条腿，叫你一瘸一拐到终身。”没几天，黄忠在中华门无意中碰见了余萍，他心里一哆嗦，吓得低着头欲逃走。结果还是被余萍发现，她二话不说，上前一把堵住黄忠，搜出他身上仅有的100元钱，并抢走他的老年证，跳上一辆“马自达”三轮车扬长而去。
2001年1月17日，余萍带着一个光头男人赶到黄忠家所在的宿舍楼，到处张贴黄忠与余萍的结婚证复印件和写满恐吓言辞的“小字报”，扬言不交出10万元钱，就杀死黄的儿子，用雷管炸房子等等。并在楼道里大声叫嚷：“我是黄忠的小老婆，他就该管我到死!”此时，黄忠正陪张兰在上海住院治病。余萍这一闹腾，害得左邻右舍胆战心惊，大院里风言风语，惊动了辖区派出所和老两口的所在单位。黄忠的小儿子得知此事后，更是气愤异常，急忙打电话将父母从上海叫了回来。
1月21日，一个自称是某律师事务所的邰律师上门威胁，还是要黄忠“私了”，“最后期限是今年5月1日。”并逼着黄忠支付了当天晚上的“差旅费”300元。2001年2月4日，最让黄忠伤心的是，余萍被资助的儿子不仅没有说一声谢谢，还打电话来，叫黄忠满足她母亲的要求，让她能够“心理平衡”。
黄忠万般无奈，向南京市司法部门作了详细申诉。南京方面随即与湖北有关部门取得联系，经过取证和调查核实，某县民政局认定黄忠和余萍二人以弄虚作假等手段骗取结婚证书，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和《湖北省婚姻登记管理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之规定，于2001年3月8日作出了“关于宣布黄忠、余萍婚姻关系无效的决定”。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余萍见敲诈不成，“私了”无望，2001年4月7日，她以受害人身份，状告黄忠犯有重婚罪，请求追究黄忠的刑事责任，同时，依照新《婚姻法》第四十条，要求黄忠赔偿其精神损失费5万元。此案由某县人民法院受理后，当月底移交至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审理。
张兰认为余萍恶人先告状，怒不可遏。2001年7月11日，她与自己的委托律师一道，千里迢迢赶到湖北某县，状告余萍在明知黄忠有配偶的情况下，却用心险恶，以欺骗方式达到与之结婚之目的，破坏他人家庭，亦构成重婚罪。某县法院随即受理此案，不久也移交至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审理。
鉴于黄忠与余萍领取了结婚证，已构成重婚的事实；同时有证人证词表明，余萍在与黄忠领取结婚证前，亦明知其有配偶。法院建议双方息事宁人，达成和解，以避免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两败俱伤。
2001年8月24日，经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调解，黄忠和余萍达成和解协议，黄忠付给余萍4万元和解金，余萍则自愿撤诉。接着，张兰诉余萍一案也自愿撤诉。
这两场剑拔驽张的官司最后以黄忠的妥协而告终，应该说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余萍要钱的目的达到了，黄忠则避免了一场官狱之灾。但是，这一事件给人们留下的思索却是那样的沉重。(文中人物为化名)
编辑/王凯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