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历史走向中，鲁迅所处的那个潮流属于时代主脉，它已经成了“势”。徐志摩却被撇在历史之外。他的声音当时无人理会，及今依然为时人所不屑。
　　
　　我曾在近期谈到徐志摩当年对苏俄“党化教育”的批评，网络上有网友跟帖。虽然拙文未涉鲁迅，但网友拉出鲁迅来贬徐：“把徐志摩说得好像是个能预见未来有慧眼的大家。你怎么不说鲁迅也看走眼了呢？这个徐志摩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只会写些我爱女人女人不爱我之类的香艳情诗。”另位同样：“徐志摩还会点政治评论么？印象中好像就会写点哄MM的情诗的，在当时那个时代为鲁迅所鄙视。”
　　
　　鲁迅的确鄙视徐志摩：“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而他偏爱到各处投稿，《语丝》一出版，他也就来了，有人赞成他，登了出来，我就做了一篇杂感，和他开了一通玩笑，使他不能来，他也果然不来了。”鲁迅当然厉害，徐志摩只有觳觫。且看他给周作人的信：“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摸……，他似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但他对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我真不懂，惶惑极了。”两人的性情及为人，不妨就此一斑。
　　和鲁迅一样，我也不喜欢徐志摩的诗，喜欢的却是鲁迅的小说。但如果不谈文学谈思想，尤其这思想表现在那个年代的时论上，鲁迅不妨深刻，但这深刻更多是文学的深刻，深刻在对历史黑暗那种化解不开的感觉上，也深刻在对人性幽暗体验的描写上。但我们可以离开文学，回到社会，看看鲁迅对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把握和判断。
　　上个世纪一百年，苏俄对中国的影响至深且远，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走向。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到年轻的第一代共产党人“走俄国人的路”，一个世纪的历史主流流贯至今。从20年代后期开始，鲁迅便是这一潮流的思想推手。他以他的思想和文笔吸附了众多年轻人，在历史合力的作用下，终于造就了后来我们都见到了的那个时代。鲁迅以思想家名世，但他对苏俄及其制度的态度人所共晓，既介绍、又辩护、复揄扬、更倡导，可谓倾情。思想家应有的质疑与批判，一旦丧失，也就容易被历史的风沙迷住眼。
　　我并没有把徐志摩说得好像能预见未来，但在那个时代的危急存亡之际，他确实感到了内在的危机。诗人徐志摩接办《晨报》副刊不久，即发动一场有关苏俄问题的讨论：“说狭一点，是中俄邦交问题；说大一点，是中国将来国运问题，包括国民生活全部可能的变态。”这是诗人1920年代对国运的预感，昔范仲淹云“忧于未形，恐于未炽”，其诗人之谓乎。那段时间，诗人不诗，出手了一系列政治评论。我不禁低自感慨：诗人多情复薄情，终为情感的风尘蔽住了眼；但面对时代，他却能超越思想家，作出更能经得起后人反刍的发言。何耶？
　　历史多脉，正如同长江九派。但在当时的历史走向中，鲁迅所处的那个潮流属于时代主脉，它已经成了“势”。所谓势，说到底，是“群”的选择，是“造”的结果。结果，历史逶迤到如今，徐志摩却被撇在历史之外。志摩注定不主流，他的声音当时无人理会，及今依然为时人所不屑。以上跟帖对徐的评价，庶几以鲁迅是非为是非。看来，我们今天打量历史和历史人物，眼光依旧来自走过来的那段病史，且一成未变。
　　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沉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