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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5-0172-02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这一体例遂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正统，沿用两千多年，同时“纪传体”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史传”传统与“诗文”传统并举，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条红线。所以，“纪传体”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它独特的形式是理解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纪传体”即，“本纪”和“列传”，《史记》百三十篇，本纪和列传就占了八十二篇。而且本纪和列传这两种体例也成为后世历史研究的核心体例。唐代刘知己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记者，编年也，历帝王之岁月，补《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1]可见，“本纪”之“纪”一方面记载帝王的言行与国家大事，确立纲纪，另一方面则记正朔，编年记事，序列历史事件，勾勒一个确定的时间系统；而“传”则可以理解为《春秋》三传之“传”，即用人物的行迹解“经”，《太史公自序》云：“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也就是说，列传的功能是记载功臣贤人的言行，以注本纪。因此，《史记》所采用的“纪传体”一方面强调历史的时间性，一方面强调事件人物的丰富性，一方面注重信史的严谨和真实，一方面又要把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把历史事件写得波澜起伏，这样才能对作为“经” 的本纪起到很好的解释和注释作用，才能做到“成一家之言”，才能真正实现司马迁上继《春秋》，下开万世的宏图大志。所以“纪传体”要求《史记》在行文中要贯穿两个原则，一是“真”，另一是“美”，也即“纪传体”这一体例本身要求《史记》兼具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可以从《史记》的体例上得到印证。
从根本上讲，任何历史记述和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家的眼光，史家对历史材料的剪裁，任何史家呈现给后人的历史记录都是他采用某种语言，以一定的叙述方式编撰而成的，所以在“历史文本”和“历史真实”之间隔着“历史叙事”这个“第三者”。也就是说，理解《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定位其“真”和“美”，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史记》的叙事方式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上文分析了“纪传体”的两个着力点，序列历史时间、梳理历史事件和记叙帝王、功臣、贤人的事迹言行，那么《史记》在行文中如何安排时间？用何种叙事方式记述人物言行就成为分析《史记》形式系统的肯綮所在。
虽然司马迁一再强调《春秋》对《史记》的影响，但是《史记》却没有采用《春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是构造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时间体系。从外部看，《史记》是前所未有的一部通史，“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大一统，叙述了三千年的漫长历史。[2]黄帝本纪、三代本纪、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始皇一统、楚汉相争、高祖建汉、七王之乱，直至武帝建立大一统的军事帝国，从《史记》的叙事中可以理出非常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另外，《史记》的十篇《表》也简洁明了地列出了三代、诸侯国、秦汉之际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三千年的历史制定的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但是《史记》由五种体例构成：“本纪”、“世家”、“表”、“列传”、“书”，除了“书”之外，其他四体在叙事上均有明显的时间性，而且各体都是按照从古至今的顺序叙述历史事件，记叙历史人物的。本纪由《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表由《三代世表》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家由《吴太伯世家》到《三王世家》，列传从《伯夷列传》到《淮南衡山列传》。事实上，《史记》的这四个部分各自都構成了一次完整的叙事，从不同角度截取同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一部分叙述事件的过程。也就是说，同一历史过程被讲了四遍，构成了叙事学上典型的“重复叙事”，即“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3]这样，同一历史时间在《史记》文本中实现了四次内部循环，构成了外部的线性时间与内部循环的时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矢与周而复始的时间之环以奇特的方式并存于《史记》的文本之中，司马迁使两种对立的时间观念完美的统一起来。
《史记》叙事时间的独特性源自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通古今之变”，“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又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4]
这段文字虽然重在论述施行仁义方能一统天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清晰认识，他在这里勾勒出了一条从古到今的线性历史进程。但是同时，司马迁又受到当时董仲舒“三统循环论”的影响，他的历史观明显带有循环论的色彩。“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5]这是讲人道的循环，此外《天官书》中也有对天道循环的相关论述。总体上说，司马迁改造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论，以变化和发展的观念为核心，强调天道循环和人道循环。在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历史观的统帅下，《史记》的叙事时间就呈现出了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融合的独特的样貌。
以上是从整体上对《史记》的时间系统所做的简单勾勒，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每一次时间循环内部的叙事方式。《史记》的列传共有四类：（1）专传（2）合传（3）类传（4）附传。其中合传和类传是选取相似的人物一并作传，或对照或连类，往往打破了历史时间顺序，上溯下及。如：《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是把后代的某个人物与先辈合为一传；《扁鹊仓公列传》是把前代相似的人物与后世人物合为一传。同时，在某些传记中还有附传，把相关人物通通罗列一番，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了十一人，有研究者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先秦的“诸子列传”。 可见，在列传总体的时间循环内部也并非是按照历史时间发展进程的简单循环，而是有的提前叙说，即“预叙”，有的稍后再讲，即“倒叙”或“插叙”，还有的传记本身又构成了一个小的时间循环。
这样，《史记》的叙事时间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外部的线性时间和内部的循环时间，还有每个循环之中的“时间倒错”。简而言之，就是“一条主线，四个循环，辅以上溯下及”，构成一个紧密的时间网络。
如果在小说叙事学中“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形成了对照关系，那么在《史记》中，“历史时间”和“叙事时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叙事的形式系统不是孤立的，它与叙事内容紧密相连，《史记》复杂的时间系统对应的是三千年中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按照不同的原则一一归类，各就各位。时间的网络紧紧抓住每个事件和人物，使他们既各自独立，在整个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又互相联系。《史记》的每个部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读者要全面详细地了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就必须通读各个体例的相关部分。由于事件和人物的网状分布，读者在阅读中必须自己串起事件的始末，自己对照人物的行迹，最终给出臧否得失的判断。《史记》的时间系统和形式特征充分调动了读者阅读中的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史记》真正继承《春秋》“微言大义”的精神，必须读史方见其深意。同时，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史记》叙事时间系统十分精妙，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恐怕现代作家也要叹为观止了。
叙事视角即叙事中的“聚焦”问题，也就是叙述者与他所讲述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小说叙事学中把叙述中的聚焦方式分为三种：（1）全聚焦（零聚焦），（2）内聚焦，（3）外聚焦。全聚焦的意思是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认同”，这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视角。[6]内聚焦是指叙述者的视角与某个人物的视角重合，所知、所感与这个人物一样多，而外聚焦是指叙述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观察，无法进入人物的内心，也无法预知事件的进程，只能客观地呈现所见所闻。
那么《史记》在给人物作传的时候采用的是哪种聚焦方式呢？下文将以《史记》中关于项羽的故事为例，进行具体的剖析。关于项羽的记述涉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
首先，从原则上讲，史家作史之前必已洞悉历史事件的始末和细节，了解人物的言行事迹，所以叙事中往往给人全知全能的感觉，但是史家对历史事件的了解要依据有形或无形的证据，或是真凭实据，或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无法进入人物的内心，无法得知一些隐秘的细节，只能从外在的历史过程寻找事实真相，也就是说，史家在很大程度上很象一个旁观者，必须采用外聚焦的方式，如果用想象和虚构填补历史的缝隙，就会跨进小说家的行列。所以史家的在叙述历史时的视角是一种类似全知的限知性视角。
《项羽本纪》重点记述了项羽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战三件事，基本遵循上述原则，但是也有破例之处。《项羽本纪》中写了数次密谋，如项羽与黥布、蒲将军密谋坑杀章邯的二十万降卒时说：“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矣，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既是密谋必定非常隐秘，项羽的原话是无从知之的，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指出此话从何人处听说，只能认为是他为了填补叙事的空白自行杜撰的。这里，限知性的叙事视角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全知全能的视角了。再如，项伯给张良通风报信时两人的对话，也属同样的情况。
项羽的记载还出现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分别借刘邦、韩信和高起、王陵之口评价项羽的功过是非，在这里，叙事视角又转变为第三人称的内聚焦，呈现出别人眼里的项羽。《高祖本纪》中记载楚怀王欲派人攻打函谷关，怀王诸老臣皆曰：“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功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刘邦也曾历数项羽的十大罪状，包括坑杀秦军二十万、烧毁秦宫室、掘始皇墓，私收其财物、弑杀楚怀王等，勾勒出一个残暴、嗜血、无道的项羽。《淮阴侯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述，“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
由此可见，《史记》在记载人物时，在限知性叙事之中时有违规现象，为了叙事、记人的需要叙事时常转换为全景式聚焦或内聚焦。这些叙事中的违规突破了史家在行文叙事中的限制，以小说家的技巧进行合理的想象，使用叙事技巧，通过互见法，塑造人物。金圣叹曾说司马迁是“为文计，不为事计”未免有些夸张，因为《史记》的基本创作宗旨还是“秉笔直录”，追求的还是历史的真实。《史记》的文学性以及行文中类似小说家的笔法已有多方论述，本文在这里想通过对叙事视角的分析指出，《史记》由于采用了“纪传体”，因而其文本内部的形式特征使它不可避免地突破了史家的规范，染上浓重的文学色彩。
从《史记》叙事方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實录”与“文学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真”与“美”都是司马迁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由于《史记》在美学上的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受到了挑战。但是我们还可以从相反方向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历史都必然是一种叙事的话，那么是否存在历史的真实？《史记》中“真”与“美”的对立和统一是否应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更巧妙的解决办法？史书的“纪传体”是否具有更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注释：
[1]（唐）刘知己：《史通》，卷二《列传》。
[2]（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3]（法）热耐特：《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第75页，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4]《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5]《史记》：《高祖本纪赞》。
[6]（法）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己.史通[M].
[2]（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年
[3]（法）热耐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4]徐岱.小说叙事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5]（法）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这一体例遂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正统，沿用两千多年，同时“纪传体”也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史传”传统与“诗文”传统并举，成为贯穿中国文学史的一条红线。所以，“纪传体”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它独特的形式是理解史记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谓“纪传体”即，“本纪”和“列传”，《史记》百三十篇，本纪和列传就占了八十二篇。而且本纪和列传这两种体例也成为后世历史研究的核心体例。唐代刘知己说：“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记者，编年也，历帝王之岁月，补《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1]可见，“本纪”之“纪”一方面记载帝王的言行与国家大事，确立纲纪，另一方面则记正朔，编年记事，序列历史事件，勾勒一个确定的时间系统；而“传”则可以理解为《春秋》三传之“传”，即用人物的行迹解“经”，《太史公自序》云：“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也就是说，列传的功能是记载功臣贤人的言行，以注本纪。因此，《史记》所采用的“纪传体”一方面强调历史的时间性，一方面强调事件人物的丰富性，一方面注重信史的严谨和真实，一方面又要把历史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把历史事件写得波澜起伏，这样才能对作为“经” 的本纪起到很好的解释和注释作用，才能做到“成一家之言”，才能真正实现司马迁上继《春秋》，下开万世的宏图大志。所以“纪传体”要求《史记》在行文中要贯穿两个原则，一是“真”，另一是“美”，也即“纪传体”这一体例本身要求《史记》兼具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可以从《史记》的体例上得到印证。
从根本上讲，任何历史记述和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家的眼光，史家对历史材料的剪裁，任何史家呈现给后人的历史记录都是他采用某种语言，以一定的叙述方式编撰而成的，所以在“历史文本”和“历史真实”之间隔着“历史叙事”这个“第三者”。也就是说，理解《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定位其“真”和“美”，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史记》的叙事方式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上文分析了“纪传体”的两个着力点，序列历史时间、梳理历史事件和记叙帝王、功臣、贤人的事迹言行，那么《史记》在行文中如何安排时间？用何种叙事方式记述人物言行就成为分析《史记》形式系统的肯綮所在。
虽然司马迁一再强调《春秋》对《史记》的影响，但是《史记》却没有采用《春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是构造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时间体系。从外部看，《史记》是前所未有的一部通史，“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迄”，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大一统，叙述了三千年的漫长历史。[2]黄帝本纪、三代本纪、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始皇一统、楚汉相争、高祖建汉、七王之乱，直至武帝建立大一统的军事帝国，从《史记》的叙事中可以理出非常清晰的历史发展线索。另外，《史记》的十篇《表》也简洁明了地列出了三代、诸侯国、秦汉之际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三千年的历史制定的一个基本的参照系。但是《史记》由五种体例构成：“本纪”、“世家”、“表”、“列传”、“书”，除了“书”之外，其他四体在叙事上均有明显的时间性，而且各体都是按照从古至今的顺序叙述历史事件，记叙历史人物的。本纪由《五帝本纪》到《孝武本纪》，表由《三代世表》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家由《吴太伯世家》到《三王世家》，列传从《伯夷列传》到《淮南衡山列传》。事实上，《史记》的这四个部分各自都構成了一次完整的叙事，从不同角度截取同一历史过程中的某一部分叙述事件的过程。也就是说，同一历史过程被讲了四遍，构成了叙事学上典型的“重复叙事”，即“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3]这样，同一历史时间在《史记》文本中实现了四次内部循环，构成了外部的线性时间与内部循环的时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矢与周而复始的时间之环以奇特的方式并存于《史记》的文本之中，司马迁使两种对立的时间观念完美的统一起来。
《史记》叙事时间的独特性源自司马迁的历史观。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之一就是“通古今之变”，“变”是司马迁历史观的核心。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行仁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又余载，至始皇乃能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4]
这段文字虽然重在论述施行仁义方能一统天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脉络的清晰认识，他在这里勾勒出了一条从古到今的线性历史进程。但是同时，司马迁又受到当时董仲舒“三统循环论”的影响，他的历史观明显带有循环论的色彩。“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5]这是讲人道的循环，此外《天官书》中也有对天道循环的相关论述。总体上说，司马迁改造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论，以变化和发展的观念为核心，强调天道循环和人道循环。在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历史观的统帅下，《史记》的叙事时间就呈现出了线性时间与循环时间融合的独特的样貌。
以上是从整体上对《史记》的时间系统所做的简单勾勒，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每一次时间循环内部的叙事方式。《史记》的列传共有四类：（1）专传（2）合传（3）类传（4）附传。其中合传和类传是选取相似的人物一并作传，或对照或连类，往往打破了历史时间顺序，上溯下及。如：《白起王翦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是把后代的某个人物与先辈合为一传；《扁鹊仓公列传》是把前代相似的人物与后世人物合为一传。同时，在某些传记中还有附传，把相关人物通通罗列一番，如《孟子荀卿列传》附列了十一人，有研究者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先秦的“诸子列传”。 可见，在列传总体的时间循环内部也并非是按照历史时间发展进程的简单循环，而是有的提前叙说，即“预叙”，有的稍后再讲，即“倒叙”或“插叙”，还有的传记本身又构成了一个小的时间循环。
这样，《史记》的叙事时间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外部的线性时间和内部的循环时间，还有每个循环之中的“时间倒错”。简而言之，就是“一条主线，四个循环，辅以上溯下及”，构成一个紧密的时间网络。
如果在小说叙事学中“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形成了对照关系，那么在《史记》中，“历史时间”和“叙事时间”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叙事的形式系统不是孤立的，它与叙事内容紧密相连，《史记》复杂的时间系统对应的是三千年中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被按照不同的原则一一归类，各就各位。时间的网络紧紧抓住每个事件和人物，使他们既各自独立，在整个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又互相联系。《史记》的每个部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读者要全面详细地了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就必须通读各个体例的相关部分。由于事件和人物的网状分布，读者在阅读中必须自己串起事件的始末，自己对照人物的行迹，最终给出臧否得失的判断。《史记》的时间系统和形式特征充分调动了读者阅读中的能动性，在这个意义上，《史记》真正继承《春秋》“微言大义”的精神，必须读史方见其深意。同时，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史记》叙事时间系统十分精妙，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恐怕现代作家也要叹为观止了。
叙事视角即叙事中的“聚焦”问题，也就是叙述者与他所讲述的内容之间的关系。小说叙事学中把叙述中的聚焦方式分为三种：（1）全聚焦（零聚焦），（2）内聚焦，（3）外聚焦。全聚焦的意思是叙述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知道他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认同”，这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视角。[6]内聚焦是指叙述者的视角与某个人物的视角重合，所知、所感与这个人物一样多，而外聚焦是指叙述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观察，无法进入人物的内心，也无法预知事件的进程，只能客观地呈现所见所闻。
那么《史记》在给人物作传的时候采用的是哪种聚焦方式呢？下文将以《史记》中关于项羽的故事为例，进行具体的剖析。关于项羽的记述涉及《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
首先，从原则上讲，史家作史之前必已洞悉历史事件的始末和细节，了解人物的言行事迹，所以叙事中往往给人全知全能的感觉，但是史家对历史事件的了解要依据有形或无形的证据，或是真凭实据，或是当事人的回忆，但是无论如何他都无法进入人物的内心，无法得知一些隐秘的细节，只能从外在的历史过程寻找事实真相，也就是说，史家在很大程度上很象一个旁观者，必须采用外聚焦的方式，如果用想象和虚构填补历史的缝隙，就会跨进小说家的行列。所以史家的在叙述历史时的视角是一种类似全知的限知性视角。
《项羽本纪》重点记述了项羽巨鹿之战、鸿门宴和垓下之战三件事，基本遵循上述原则，但是也有破例之处。《项羽本纪》中写了数次密谋，如项羽与黥布、蒲将军密谋坑杀章邯的二十万降卒时说：“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矣，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既是密谋必定非常隐秘，项羽的原话是无从知之的，司马迁在这里并没有指出此话从何人处听说，只能认为是他为了填补叙事的空白自行杜撰的。这里，限知性的叙事视角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全知全能的视角了。再如，项伯给张良通风报信时两人的对话，也属同样的情况。
项羽的记载还出现在《高祖本纪》和《淮阴侯列传中》，司马迁分别借刘邦、韩信和高起、王陵之口评价项羽的功过是非，在这里，叙事视角又转变为第三人称的内聚焦，呈现出别人眼里的项羽。《高祖本纪》中记载楚怀王欲派人攻打函谷关，怀王诸老臣皆曰：“项羽为人剽悍猾贼。项羽尝功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刘邦也曾历数项羽的十大罪状，包括坑杀秦军二十万、烧毁秦宫室、掘始皇墓，私收其财物、弑杀楚怀王等，勾勒出一个残暴、嗜血、无道的项羽。《淮阴侯列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述，“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
由此可见，《史记》在记载人物时，在限知性叙事之中时有违规现象，为了叙事、记人的需要叙事时常转换为全景式聚焦或内聚焦。这些叙事中的违规突破了史家在行文叙事中的限制，以小说家的技巧进行合理的想象，使用叙事技巧，通过互见法，塑造人物。金圣叹曾说司马迁是“为文计，不为事计”未免有些夸张，因为《史记》的基本创作宗旨还是“秉笔直录”，追求的还是历史的真实。《史记》的文学性以及行文中类似小说家的笔法已有多方论述，本文在这里想通过对叙事视角的分析指出，《史记》由于采用了“纪传体”，因而其文本内部的形式特征使它不可避免地突破了史家的规范，染上浓重的文学色彩。
从《史记》叙事方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實录”与“文学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真”与“美”都是司马迁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由于《史记》在美学上的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受到了挑战。但是我们还可以从相反方向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历史都必然是一种叙事的话，那么是否存在历史的真实？《史记》中“真”与“美”的对立和统一是否应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更巧妙的解决办法？史书的“纪传体”是否具有更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
注释：
[1]（唐）刘知己：《史通》，卷二《列传》。
[2]（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3]（法）热耐特：《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第75页，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4]《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
[5]《史记》：《高祖本纪赞》。
[6]（法）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己.史通[M].
[2]（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年
[3]（法）热耐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与新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4]徐岱.小说叙事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5]（法）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