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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彩建
咦，这样也能活着
2012年，严彩建第一次来中心书城广场，摆开音箱，背上吉他，开了第一嗓。短发的他留了长长的斜刘海，盖住一张略显稚嫩的娃娃脸，乐队背后是那栋鹏鸟展翅的大楼，听歌的人薄薄地围成一个大圈。
后来的三年，经过中心书城的市民应该都听过严彩建乐队的演奏，他们每个礼拜表演四五天，只有那里对街头艺人比较包容，不像别的地方会被赶走。演奏最辉煌的时候，围观听歌的群众有六层，在一米开外或站或坐，弹到Beyond的《海阔天空》，必定是全场大合唱。
“当时乐队混得还可以”，严彩建对广场充满了感激，“市民中心是我起步的地方，有时间就想去那里回馈市民，感谢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那里有感情”，“能让我自由自在地唱歌”，他补充。
自由，来自广西崇左的严彩建对这个词的体会很深。短短三十年人生里凭空出现的很多挫折羁绊，站在街边的茫然无奈，弹唱中淋漓尽致的爆发，都和这个词有关。如今严彩建留着寸头短须，娃娃脸显现沧桑，他的圆眼睛在回忆中发着亮，讨论起现在的处境时整个人焦虑起来，“很难啊”，叹了口气。
14岁的严彩建很高兴，他得到了叔叔买来又用不上的吉他，两三百块钱，国产红棉牌，当时的红棉吉他，是优秀的代名词。其时电视上播放的《大干世界》正在吸引这个崇左小县城里的孩子，同学中开始流行弹吉他，每个少年心底的梦想都很相似，背把吉他，出去闯天下。2004年，刚读完高中的严彩建，真的带着他的吉他，出发了。
家人当然反对，当初严彩建自学吉他，父母觉得这比出去乱疯学坏的好，还能睁只眼闭只眼，但外出流浪卖艺，一听就不符合大人心中的正经生活。但那时的严彩建就明白，家里状况极为一般，他迟早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他牛逼烘烘地跟家人说要为梦想出去闯，拿了几百块钱的路费，和一个朋友去了广西北海。
风餐露宿——严彩建非常肯定这种形容。在北海，他们分别睡过大街、草坪和公共桌椅，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买个两三块钱的炒粉，卖艺时屡次被人从大排档赶出来。他去酒吧应聘，在台上紧张到发挥失常，老板说的话让他记忆犹新，“小兄弟啊你回去再好好练一下”。
毫无社会经历的18岁，遇上了大打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解决温饱更重要。2004年底严彩建找到了一份传菜员的工作，月薪300多，包食宿，不久后因手脚麻利被厨房师傅相中，问要不要转到厨房部。他一想学个手艺也好，干了几年，杀遍各种动物。
生活逐渐安定，那个14岁的梦想仿佛越来越遥远，直到严彩建来到深圳。一开始他在福永的川湘大排档里做炒菜师傅，闲暇之余还是会在街头唱歌，因为怀念这种生活，因为“打小就喜欢”，唱着唱着他发现，“咦，这样也能活着”。那就这样活着吧——辞去工作，和另一人组队，一人背把吉他、两个小箱子，再一次开启全职卖艺生涯。
他们在各式各样的街头逗留，被各式各样的城管赶过，有的城管呼呼喝喝，也有的委婉地跟他说：“这里不能唱啊兄弟，那边有个文化广场要不你过去唱咯。”严彩建说：“可以啊，但我不知道怎么走。”城管说：“你上来吧我送你过去。”然后就给送过去。
2011年，有个在国外的朋友打电话给严彩建，叫他出去一起做中餐馆，严彩建没去。同年，他和乐队的兄弟在沙井开了家琴行，就开在学校后面，一边卖琴一边教学，偶尔还可以接到商演。几年后做中餐馆的那位已经发了，严彩建的琴行早已不在。
“某天找个喜欢我的人生个娃，人生就差不多半圆满了”，事实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严彩建却连对象都没有。家人频繁催他回老家，踏踏实实找份工作，结婚生子。“我不甘心啊，要做早就做啦”。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他每次回去都不敢参加同学聚会，大家都有房有车，让他莫名惭愧。
从前的团队组了又散，他加入的乐队换了三四茬。2014年，他重新组建了一支乐队“乐游记”，有快乐、音乐、西游记的寓意在里面。一共四个人，他是队长，也是主音吉他手。
每次带着那些装备演出，“拉音响像牛拉车一样，一天表演七八个小时，变味了，麻木了，很机械化地去做”，但严彩建还在坚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放弃。
去年，为了更好的演出效果，严彩建买了一把2万的电吉他，兄弟几个凑钱买了4万一对的音箱。平时买的几百块钱的线材，几千块钱的效果器，挣到的钱都投给了设备。他很希望能开个音乐餐厅，然后一下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小孩都大了，还能活得很潇洒，挣多挣少都没关系”，就很开心。
如果不是做音乐……也许成就会大很多。毕竟在深圳，有能力的人都不会饿死，厨师的月薪也有六七千了。而从去年开始，乐队越做越难，时间大把大把地空着，以至于买的乐器乐材到现在都没收回成本。如今严彩建在莲花街道办附近租住，努力让自己忙起来，收入的话，“不会饿死”。
弹了十五六年的吉他，最后照例要被问到最喜爱的歌曲，他说每次唱《故乡的云》都像在唱自己，“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他的眼睛里一下涌出些东西，“今天是我三十岁的生日，但是回去还得洗衣服，做饭给自己吃”，转眼他又开起了玩笑。
林原 长椅上的尤利西斯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岗厦，离我上班的地方约五公里。五公里不长不短，正好用来健身，于是我选择了走路上班。过了深南路，横穿市民中心，翻越莲花山，就到了景田北。
一路上能碰到许多人。市民中心后通往莲花山的步行大道，是深圳最阔气的步行道，骑在很有文化的中心书城头上，宽约七八十米，长约七八百米，两边是奇花异草，中间铺着明晃晃的大理石。大理石在阳光下晃呀晃，就像波光潋滟的湖面，蜻蜓不谙世事，以为那真是一汪好水，就成群结队来此蜻蜓点水（产卵）。
步行道的两边，隔不远就有一张长椅，白天，长椅供游人休息，晚上，长椅是流浪者的卧榻。我的朋友林原，就睡在其中的一张长椅上，没有特定哪一张，有时候是这一张，有时候是那一张，基本原则是，一定要在摄像头的监控范围内，这样，警察也好，流氓也好，都不敢随便对他不客气。 深圳的流浪者，早已失去了小说电影中的文艺味儿。睡在长椅上的流浪者，因为“影响市容”，人们要么熟视无睹，要么退避三合。我看到流浪者林原坐在长椅上读书，读得像模像样，时而微笑，时而眉头紧锁，就好奇地走过去，弯腰歪头去看他读的什么书，居然是我搁在书柜里多年也不敢读的《尤利西斯》！所有读《尤利西斯》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我顿时肃然起敬，搭讪道：“《尤利西斯》先生你也敢读？”
林原从书里抬起头发胡子乱糟糟的头，警觉地扫我一眼，见我并没有揶揄的意思，笑了一笑，露出一口乱七八糟的牙。
于是，我认识了林原，知道他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因为不适应部队生活，就转业成了北京的一个税务干部；因为不适应做公务员，就辞职成了流浪者；因为这阔气的步行道位于深圳文化中心，可免费读书、听讲座、看电影、话剧，有时候甚至有免费的音乐会……他就驻扎在长椅上不走了。我认识林原时，他已在此定居差不多—年了。
同是读书人，就有点臭味相投的感觉（因为难得洗一回澡，林原身上的确有一点臭）。再见林原，他就陪我一起走，上班时分，向北翻越莲山，下班时分，向南走到深南路。他一路和我说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及一些社会热点话题，时常说得热血沸腾。深圳人务实，难得有人和我高谈阔论文艺与人生，每天有人等我在上下班的路上，要与我边走边聊，我自然求之不得。虽然林原的形象难免让人侧目，还连累与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我被人侧目，我也并不在意。
林原说他有钱，他有退伍金，还有前几年攒下的工资，他需要钱的时候，就给北京的父亲打电话。但他基本上不给父亲打电话要钱，他靠去莲花山捡饮料瓶卖钱吃饭，有—次，我还远远地看见他喝饮料瓶中的残余饮料。但他像所有的文人一样，羞于谈钱，我问他有没有困难需要我帮助，意思是我可以给他一些钱。他像受到惊吓—样双手乱摇：“不要不要。”我偶尔请他吃碗米粉，给他几件衣服，他都很是忸怩。
要过年了，我把父母接到了深圳。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让我想起林原，不知道他去哪里过年，就和老婆商量：“能不能把林原请到我们家一起过年？”老婆对我和一个臭烘烘的流浪者交朋友一直有意见，她脱口而出：“你神经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的确不知道林原更多的信息（他似乎不愿意谈及私人生活），但我知道，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和我一样，一定不会是穷凶极恶的坏人。老婆的不愿意，没有改变我的想法。
春节放假的前一天，下班时分，林原“送我回家”的时候，我说：“到我家过年吧，或者，我给你买火车票，你回北京过年吧。”
林原连连摆手：“不用，我可以到龙岗亲戚家过年，我也有钱回北京。”
我如释重负地和林原握握手，说：“好，祝你新年快乐。”
大年三十，在春晚掀起的欢乐祥和气氛里，我记不起来自己有没有想一想，林原到底有没有亲戚在龙岗，他到底在哪里过年。
春节过后的三月，终于春光灿烂的时候，我又开始步行了。林原依旧盘踞在市民中心后面的长椅上，他似乎一直在等我的出现，一见到我就眉飞色舞地说：“正月十五，我横扫南山书城，猜灯谜赢了好多玩具！工作人员看我赢得太多，就不让我猜了。那玩具我存在图书馆的储物柜里，明天我取出来，送给你女儿吧。”
我偶尔也参加猜灯谜活动，也能猜中几个，但从来没有“横扫”过。想象一下，元宵节那一天，衣冠楚楚的红男绿女齐聚南山书城，对着那些刁钻古怪的灯谜左思右想，臭烘烘的流浪者林原，犹如那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好汉，大刀一扫，众灯谜就如顽敌—般，被砍倒一片，那场景，爽啊。我相信，从来不被人放在眼里的流浪者林原，那一天，应该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一般飘飘然吧。
“横扫南山书城”，是读书人卖弄聪明的本能，也是林原要报答我的举动。倒不是说我给了林原多少恩惠，读书人不在乎这个，他感激的是我愿意和一个流浪者做朋友，所以，他要给朋友的女儿赢些玩具做新年礼物。我不能不领这个情，就高高兴兴道了谢。
说完猜灯谜，林原又说起了书，说起了我年前给他推荐的《古拉格群岛》，说着说着，他支吾起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图书馆只有《古拉格群岛》上册和中册，你能不能把你家的下册借给我看看，我保证，一定不弄脏。”
我可以给人借钱，但不喜欢给人借书，因为，借我书的人，从来就没有打算还给我。只是，林原不是—般的人，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我答应以后就后悔了，想起不知道谁的话，“书与老婆，恕不外借”，我越加后悔，第二天就不再走路上班了。
不久之后，我搬离岗厦，搬到离单位十多公里的地方，彻底告别了走路上班的日子。
没给林原借书的事儿，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常常想起，当林原不愿意来我家过年时，我的如释重负是多么可耻。想起林原可能天天拎着要送给我女儿的玩具盼望我的出现，我更觉得自己像个卑鄙的伪君子，如果我从来就不理不睬，他也不必费心去猜灯谜为我女儿赢玩具啊。终于痛心疾首地醒悟过来，我可以不给林原借书，但我可以再买—套《古拉格群岛》，送给他！我赶紧去市民中心后面的长椅上找林原，却再也找不到他了。
又快要过年了，我突然想，如果明天我在街上碰到林原，还在流浪，我是否会真心诚意地邀请他：“兄弟，请来我家过年吧？”我不知道。
更让我羞愧的是，此刻，在写以上文字时，字里行间，我依然掩饰不住那该死的优越感，我凭什么啊我，我甚至都没有勇气走出家门去流浪！
哈布尔 年轻时且在城市里不醉不还
在北朝乐府收录的《敕勒歌》里，蒙古风景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派天朗气清之色，仿佛塞外歌者的胸中可以吐纳乾坤，千百年来让不少中原人心向往之。
“我从小在草原上长大，别人说草原多美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就是地方宽一点，长了点草吗？”哈布尔说着呷了一口酒，装酒的皮囊制作精良，上面饰有成吉思汗的头像，是朋友从蒙古国带给他的礼物。“只是我们的奶酒和羊肉呀，别的地方确实比不上。”说完又给自己满上—杯。 哈布尔是梧桐山阿尔善艺术餐吧的主人，蒙古语里“阿尔善”是“圣水”之意，传统的蒙古族人过着“逐水草迁移”的游牧生活，在深圳找到自己的“圣水”之前，哈布尔已经游荡了大半个中国，度过—段漫长的流浪时光。
他出生于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五岁时搬到西部包头。童年和少年时光在马背上度过，住在随时拆卸的蒙古包里，一天劳作之后，家人会以歌舞娱乐。哈布尔的伯伯是民间说书艺人，肚子里有道不尽的历史故事，配一把四弦胡琴，就能诉说蒙古族的烽火沧桑。
“只要一拉琴，他整个人都变了。他是真正的艺术家。”哈布尔从伯伯处学会了演奏四胡，他在草原上一直长到17岁，才来到城里读初中，后来又到呼和浩特的德德玛音乐学院专门学习马头琴。他向往城里灯红酒绿的生活，对南方尤其感兴趣。“蒙古歌里有一句唱‘江南风景如画’，我真好奇那里是什么样。”
他决定到南方闯一闯。那是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他拿着行李跟一个还不怎么相熟的蒙古兄弟上了火车。路上他的传呼机响了几十次，父母问他不要命了吗，不肯让他走，但他执意离开，一刻也不愿多留。
“从你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你在新的地方会开心。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旅行，要流浪。”
合弃牛羊，告别故乡，火车一路南下，他到了湖南、山西、山东、南京……一路上靠卖艺为生。他与旅途中结识的几个蒙古同胞组成一个乐队，彼时在全国各地开了不少蒙古餐厅，只要收到驻唱邀请，他们就会奔赴餐厅所在的城市演出。这种卖艺流浪的生活充满冒险和喜感，比如他们辗转于市区与城镇之间，一不小心就会迷路。那时候哈布尔还没有现在这样文艺的长发，一头板寸加上粗犷的蒙古人长相、壮硕的身材，张口就说奇怪的汉语：“美女，这个地方怎么走（蒙古口音）？”经常吓跑路人，因此乐队出行都不得不认真研究路线。
他流浪的第一站是湖南，去长沙看洪秀全建的天心阁，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南方的亭台楼阁，惊讶地称之为“城堡”。他不喜欢山东的一切食物。而在南京时，他最喜欢逛夫子庙，“然后喝一瓶啤酒，吃一碗鸭血粉，打个摩的回来，心满意足。”路过一些水乡城镇，他会暗自感慨：“原来南方人的房子是建在水上的。”流浪时见到的一切风景，都印证了他对南方的想象。
问哈布尔有没有担心过钱的问题，他摇摇头：“我会唱歌会拉马头琴，到哪里都无所谓。”可即便是这样，他的流浪经历里也有一段饿肚子的“黑历史”。那是在深圳2007年的夏天，很长一段时间哈布尔和他的乐队找不到工作，只好睡在竹子林的公园里。
“没有餐厅邀请我们，没有人听懂我们的音乐，我们饿了好几天。”哈布尔不得不卖掉身上唯—值钱的摩托罗拉手机，无奈收手机的人不要，他只好去废品站：“咬咬牙，15块钱卖掉了。你知道我花多少钱买这个手机吗——但实在饿得没办法了。”
他和他的乐队在公园里睡了17天，有一个厨师朋友在附近餐馆工作，每隔两天他们就到厨师的宿舍洗一次澡。深夜经常有巡逻的警员来到公园里，劝他们不要在这里睡觉，因为很危险。“我们五个坐在石凳上的汉子笑了，要是有小偷接近我们，他肯定会哭，因为会被我们打劫。当然啦，我们是不会抢劫的，可我们也真没什么东西能被偷走了。”后来蛇口新开了一家蒙古餐厅，哈布尔才又得到工作，结束风餐露宿的生活。
很久以后，哈布尔和朋友说起这段流浪经历，他们都惊讶地问，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怎么敢去陌生的城市生活？哈布尔耸耸肩，“我想这可能跟我的祖先有关，我们有一样的精神，没有认识的人又怎样。”无论在外面如何受苦，他都绝不告诉家人：“因为父母肯定会让我回去。我不想被父亲说，‘哈布尔在南方不成功，就回来了。’”
在深圳他努力生活，因为工作和房租的变动，每隔两三个月就搬一次家：“这种感觉仍然像在流浪。”直到2007年他的蒙古族女友也来到这座城市。他们在老家相识，异地恋四年，她最终奔赴而来，在深圳的酒吧和餐厅里当驻唱歌手。听起来像是两人要从此仗剑骑马走天下，但很快他们在南方温暖的海边拍了婚纱照，家乡的亲戚朋友见到照片，都知道他们过得很好。
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故事到这里，哈布尔暂时结束了流浪。当乐队成员都回到内蒙古，他选择留下。
“如果不是有梧桐山，我肯定会继续走。”某天大醉之后，他在梧桐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上醒来，看到青山绿水的好风光，就不愿意再离开，而是用积蓄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吧。“我留在这里纯粹是因为喜欢，而不是说我追求安稳。一晃几年过去，就变成你现在看到的，我很稳定的样子。”
虽然离家千里，但哈布尔一家人还是会庆祝蒙古族节日，比如腊月二十三时候的祭火，女主人双手举起一个盛满奶制品、红枣、羊胸又及羊羔皮的小木桶，在火上摇动。哈布尔作为一家之长，则要颂扬火神的赞美词。
“现在很想念我的妻子和孩子。”一转眼哈布尔的儿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坚持将儿子送回内蒙古读书：“要让他学会说蒙古族话。”他在微信上让妻子发儿子的照片给他看，妻子却说她一天里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见上儿子一面。“因为草原太大啦，他可以和伙伴到处跑，还能骑马，怎么会待在屋里。要是住在城市，他肯定迷上动画片和打游戏。”谈起儿子，哈布尔总是一脸自豪：“他长相随我媳妇儿，性格随我。”
比起从前居无定所的日子，哈布尔如今的生活简单许多。清早出去散步遛狗，或者骑一辆摩托四处转转。下午听音乐，喝茶。每天晚上，他和小镇的艺术家朋友们在这里聚餐，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兴致上来了就拉马头琴唱蒙古歌。
“马头琴的音色苍凉，悠扬，但没有苦，也没有悲。”在哈布尔的故乡，人们从不挨饿受冻，因为有遍地的牛羊。“但我们缺少朋友，我们的‘邻居’都住在五里之外。”所以马头琴没有其他乐器缠绵悱恻、愁肠百结的曲调，却有孤独苍凉之感，“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一首歌，例如‘我在高山上眺望远方’，调子可以拉得很长、很长。”
酒过三巡后，哈布尔又讲起故乡的草原。从前的草一岁一枯荣，牧人清早骑马出去，回来发现脚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而如今草原的沙漠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蒙古人背井离乡，散布在南方土地上。在深圳哈布尔遇到的蒙古人不到十个，彼此之间的感情与距离，只余悠扬的马头琴音来维系。
“也许等我老了以后，还是会回到北方的家乡。”哈布尔忽然补一句。
那么酒喝干，再斟满，年轻时且在城市里不醉不还。
咦，这样也能活着
2012年，严彩建第一次来中心书城广场，摆开音箱，背上吉他，开了第一嗓。短发的他留了长长的斜刘海，盖住一张略显稚嫩的娃娃脸，乐队背后是那栋鹏鸟展翅的大楼，听歌的人薄薄地围成一个大圈。
后来的三年，经过中心书城的市民应该都听过严彩建乐队的演奏，他们每个礼拜表演四五天，只有那里对街头艺人比较包容，不像别的地方会被赶走。演奏最辉煌的时候，围观听歌的群众有六层，在一米开外或站或坐，弹到Beyond的《海阔天空》，必定是全场大合唱。
“当时乐队混得还可以”，严彩建对广场充满了感激，“市民中心是我起步的地方，有时间就想去那里回馈市民，感谢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那里有感情”，“能让我自由自在地唱歌”，他补充。
自由，来自广西崇左的严彩建对这个词的体会很深。短短三十年人生里凭空出现的很多挫折羁绊，站在街边的茫然无奈，弹唱中淋漓尽致的爆发，都和这个词有关。如今严彩建留着寸头短须，娃娃脸显现沧桑，他的圆眼睛在回忆中发着亮，讨论起现在的处境时整个人焦虑起来，“很难啊”，叹了口气。
14岁的严彩建很高兴，他得到了叔叔买来又用不上的吉他，两三百块钱，国产红棉牌，当时的红棉吉他，是优秀的代名词。其时电视上播放的《大干世界》正在吸引这个崇左小县城里的孩子，同学中开始流行弹吉他，每个少年心底的梦想都很相似，背把吉他，出去闯天下。2004年，刚读完高中的严彩建，真的带着他的吉他，出发了。
家人当然反对，当初严彩建自学吉他，父母觉得这比出去乱疯学坏的好，还能睁只眼闭只眼，但外出流浪卖艺，一听就不符合大人心中的正经生活。但那时的严彩建就明白，家里状况极为一般，他迟早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他牛逼烘烘地跟家人说要为梦想出去闯，拿了几百块钱的路费，和一个朋友去了广西北海。
风餐露宿——严彩建非常肯定这种形容。在北海，他们分别睡过大街、草坪和公共桌椅，一天只能吃一顿饭，买个两三块钱的炒粉，卖艺时屡次被人从大排档赶出来。他去酒吧应聘，在台上紧张到发挥失常，老板说的话让他记忆犹新，“小兄弟啊你回去再好好练一下”。
毫无社会经历的18岁，遇上了大打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解决温饱更重要。2004年底严彩建找到了一份传菜员的工作，月薪300多，包食宿，不久后因手脚麻利被厨房师傅相中，问要不要转到厨房部。他一想学个手艺也好，干了几年，杀遍各种动物。
生活逐渐安定，那个14岁的梦想仿佛越来越遥远，直到严彩建来到深圳。一开始他在福永的川湘大排档里做炒菜师傅，闲暇之余还是会在街头唱歌，因为怀念这种生活，因为“打小就喜欢”，唱着唱着他发现，“咦，这样也能活着”。那就这样活着吧——辞去工作，和另一人组队，一人背把吉他、两个小箱子，再一次开启全职卖艺生涯。
他们在各式各样的街头逗留，被各式各样的城管赶过，有的城管呼呼喝喝，也有的委婉地跟他说：“这里不能唱啊兄弟，那边有个文化广场要不你过去唱咯。”严彩建说：“可以啊，但我不知道怎么走。”城管说：“你上来吧我送你过去。”然后就给送过去。
2011年，有个在国外的朋友打电话给严彩建，叫他出去一起做中餐馆，严彩建没去。同年，他和乐队的兄弟在沙井开了家琴行，就开在学校后面，一边卖琴一边教学，偶尔还可以接到商演。几年后做中餐馆的那位已经发了，严彩建的琴行早已不在。
“某天找个喜欢我的人生个娃，人生就差不多半圆满了”，事实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严彩建却连对象都没有。家人频繁催他回老家，踏踏实实找份工作，结婚生子。“我不甘心啊，要做早就做啦”。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他每次回去都不敢参加同学聚会，大家都有房有车，让他莫名惭愧。
从前的团队组了又散，他加入的乐队换了三四茬。2014年，他重新组建了一支乐队“乐游记”，有快乐、音乐、西游记的寓意在里面。一共四个人，他是队长，也是主音吉他手。
每次带着那些装备演出，“拉音响像牛拉车一样，一天表演七八个小时，变味了，麻木了，很机械化地去做”，但严彩建还在坚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放弃。
去年，为了更好的演出效果，严彩建买了一把2万的电吉他，兄弟几个凑钱买了4万一对的音箱。平时买的几百块钱的线材，几千块钱的效果器，挣到的钱都投给了设备。他很希望能开个音乐餐厅，然后一下想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小孩都大了，还能活得很潇洒，挣多挣少都没关系”，就很开心。
如果不是做音乐……也许成就会大很多。毕竟在深圳，有能力的人都不会饿死，厨师的月薪也有六七千了。而从去年开始，乐队越做越难，时间大把大把地空着，以至于买的乐器乐材到现在都没收回成本。如今严彩建在莲花街道办附近租住，努力让自己忙起来，收入的话，“不会饿死”。
弹了十五六年的吉他，最后照例要被问到最喜爱的歌曲，他说每次唱《故乡的云》都像在唱自己，“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他的眼睛里一下涌出些东西，“今天是我三十岁的生日，但是回去还得洗衣服，做饭给自己吃”，转眼他又开起了玩笑。
林原 长椅上的尤利西斯
有一段时间，我住在岗厦，离我上班的地方约五公里。五公里不长不短，正好用来健身，于是我选择了走路上班。过了深南路，横穿市民中心，翻越莲花山，就到了景田北。
一路上能碰到许多人。市民中心后通往莲花山的步行大道，是深圳最阔气的步行道，骑在很有文化的中心书城头上，宽约七八十米，长约七八百米，两边是奇花异草，中间铺着明晃晃的大理石。大理石在阳光下晃呀晃，就像波光潋滟的湖面，蜻蜓不谙世事，以为那真是一汪好水，就成群结队来此蜻蜓点水（产卵）。
步行道的两边，隔不远就有一张长椅，白天，长椅供游人休息，晚上，长椅是流浪者的卧榻。我的朋友林原，就睡在其中的一张长椅上，没有特定哪一张，有时候是这一张，有时候是那一张，基本原则是，一定要在摄像头的监控范围内，这样，警察也好，流氓也好，都不敢随便对他不客气。 深圳的流浪者，早已失去了小说电影中的文艺味儿。睡在长椅上的流浪者，因为“影响市容”，人们要么熟视无睹，要么退避三合。我看到流浪者林原坐在长椅上读书，读得像模像样，时而微笑，时而眉头紧锁，就好奇地走过去，弯腰歪头去看他读的什么书，居然是我搁在书柜里多年也不敢读的《尤利西斯》！所有读《尤利西斯》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我顿时肃然起敬，搭讪道：“《尤利西斯》先生你也敢读？”
林原从书里抬起头发胡子乱糟糟的头，警觉地扫我一眼，见我并没有揶揄的意思，笑了一笑，露出一口乱七八糟的牙。
于是，我认识了林原，知道他毕业于解放军外语学院，因为不适应部队生活，就转业成了北京的一个税务干部；因为不适应做公务员，就辞职成了流浪者；因为这阔气的步行道位于深圳文化中心，可免费读书、听讲座、看电影、话剧，有时候甚至有免费的音乐会……他就驻扎在长椅上不走了。我认识林原时，他已在此定居差不多—年了。
同是读书人，就有点臭味相投的感觉（因为难得洗一回澡，林原身上的确有一点臭）。再见林原，他就陪我一起走，上班时分，向北翻越莲山，下班时分，向南走到深南路。他一路和我说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及一些社会热点话题，时常说得热血沸腾。深圳人务实，难得有人和我高谈阔论文艺与人生，每天有人等我在上下班的路上，要与我边走边聊，我自然求之不得。虽然林原的形象难免让人侧目，还连累与他并肩走在一起的我被人侧目，我也并不在意。
林原说他有钱，他有退伍金，还有前几年攒下的工资，他需要钱的时候，就给北京的父亲打电话。但他基本上不给父亲打电话要钱，他靠去莲花山捡饮料瓶卖钱吃饭，有—次，我还远远地看见他喝饮料瓶中的残余饮料。但他像所有的文人一样，羞于谈钱，我问他有没有困难需要我帮助，意思是我可以给他一些钱。他像受到惊吓—样双手乱摇：“不要不要。”我偶尔请他吃碗米粉，给他几件衣服，他都很是忸怩。
要过年了，我把父母接到了深圳。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让我想起林原，不知道他去哪里过年，就和老婆商量：“能不能把林原请到我们家一起过年？”老婆对我和一个臭烘烘的流浪者交朋友一直有意见，她脱口而出：“你神经啊，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的确不知道林原更多的信息（他似乎不愿意谈及私人生活），但我知道，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和我一样，一定不会是穷凶极恶的坏人。老婆的不愿意，没有改变我的想法。
春节放假的前一天，下班时分，林原“送我回家”的时候，我说：“到我家过年吧，或者，我给你买火车票，你回北京过年吧。”
林原连连摆手：“不用，我可以到龙岗亲戚家过年，我也有钱回北京。”
我如释重负地和林原握握手，说：“好，祝你新年快乐。”
大年三十，在春晚掀起的欢乐祥和气氛里，我记不起来自己有没有想一想，林原到底有没有亲戚在龙岗，他到底在哪里过年。
春节过后的三月，终于春光灿烂的时候，我又开始步行了。林原依旧盘踞在市民中心后面的长椅上，他似乎一直在等我的出现，一见到我就眉飞色舞地说：“正月十五，我横扫南山书城，猜灯谜赢了好多玩具！工作人员看我赢得太多，就不让我猜了。那玩具我存在图书馆的储物柜里，明天我取出来，送给你女儿吧。”
我偶尔也参加猜灯谜活动，也能猜中几个，但从来没有“横扫”过。想象一下，元宵节那一天，衣冠楚楚的红男绿女齐聚南山书城，对着那些刁钻古怪的灯谜左思右想，臭烘烘的流浪者林原，犹如那有万夫不挡之勇的好汉，大刀一扫，众灯谜就如顽敌—般，被砍倒一片，那场景，爽啊。我相信，从来不被人放在眼里的流浪者林原，那一天，应该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一般飘飘然吧。
“横扫南山书城”，是读书人卖弄聪明的本能，也是林原要报答我的举动。倒不是说我给了林原多少恩惠，读书人不在乎这个，他感激的是我愿意和一个流浪者做朋友，所以，他要给朋友的女儿赢些玩具做新年礼物。我不能不领这个情，就高高兴兴道了谢。
说完猜灯谜，林原又说起了书，说起了我年前给他推荐的《古拉格群岛》，说着说着，他支吾起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图书馆只有《古拉格群岛》上册和中册，你能不能把你家的下册借给我看看，我保证，一定不弄脏。”
我可以给人借钱，但不喜欢给人借书，因为，借我书的人，从来就没有打算还给我。只是，林原不是—般的人，我硬着头皮答应了。
我答应以后就后悔了，想起不知道谁的话，“书与老婆，恕不外借”，我越加后悔，第二天就不再走路上班了。
不久之后，我搬离岗厦，搬到离单位十多公里的地方，彻底告别了走路上班的日子。
没给林原借书的事儿，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我甚至常常想起，当林原不愿意来我家过年时，我的如释重负是多么可耻。想起林原可能天天拎着要送给我女儿的玩具盼望我的出现，我更觉得自己像个卑鄙的伪君子，如果我从来就不理不睬，他也不必费心去猜灯谜为我女儿赢玩具啊。终于痛心疾首地醒悟过来，我可以不给林原借书，但我可以再买—套《古拉格群岛》，送给他！我赶紧去市民中心后面的长椅上找林原，却再也找不到他了。
又快要过年了，我突然想，如果明天我在街上碰到林原，还在流浪，我是否会真心诚意地邀请他：“兄弟，请来我家过年吧？”我不知道。
更让我羞愧的是，此刻，在写以上文字时，字里行间，我依然掩饰不住那该死的优越感，我凭什么啊我，我甚至都没有勇气走出家门去流浪！
哈布尔 年轻时且在城市里不醉不还
在北朝乐府收录的《敕勒歌》里，蒙古风景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派天朗气清之色，仿佛塞外歌者的胸中可以吐纳乾坤，千百年来让不少中原人心向往之。
“我从小在草原上长大，别人说草原多美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不就是地方宽一点，长了点草吗？”哈布尔说着呷了一口酒，装酒的皮囊制作精良，上面饰有成吉思汗的头像，是朋友从蒙古国带给他的礼物。“只是我们的奶酒和羊肉呀，别的地方确实比不上。”说完又给自己满上—杯。 哈布尔是梧桐山阿尔善艺术餐吧的主人，蒙古语里“阿尔善”是“圣水”之意，传统的蒙古族人过着“逐水草迁移”的游牧生活，在深圳找到自己的“圣水”之前，哈布尔已经游荡了大半个中国，度过—段漫长的流浪时光。
他出生于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五岁时搬到西部包头。童年和少年时光在马背上度过，住在随时拆卸的蒙古包里，一天劳作之后，家人会以歌舞娱乐。哈布尔的伯伯是民间说书艺人，肚子里有道不尽的历史故事，配一把四弦胡琴，就能诉说蒙古族的烽火沧桑。
“只要一拉琴，他整个人都变了。他是真正的艺术家。”哈布尔从伯伯处学会了演奏四胡，他在草原上一直长到17岁，才来到城里读初中，后来又到呼和浩特的德德玛音乐学院专门学习马头琴。他向往城里灯红酒绿的生活，对南方尤其感兴趣。“蒙古歌里有一句唱‘江南风景如画’，我真好奇那里是什么样。”
他决定到南方闯一闯。那是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他拿着行李跟一个还不怎么相熟的蒙古兄弟上了火车。路上他的传呼机响了几十次，父母问他不要命了吗，不肯让他走，但他执意离开，一刻也不愿多留。
“从你活腻的地方，到别人活腻的地方，你在新的地方会开心。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旅行，要流浪。”
合弃牛羊，告别故乡，火车一路南下，他到了湖南、山西、山东、南京……一路上靠卖艺为生。他与旅途中结识的几个蒙古同胞组成一个乐队，彼时在全国各地开了不少蒙古餐厅，只要收到驻唱邀请，他们就会奔赴餐厅所在的城市演出。这种卖艺流浪的生活充满冒险和喜感，比如他们辗转于市区与城镇之间，一不小心就会迷路。那时候哈布尔还没有现在这样文艺的长发，一头板寸加上粗犷的蒙古人长相、壮硕的身材，张口就说奇怪的汉语：“美女，这个地方怎么走（蒙古口音）？”经常吓跑路人，因此乐队出行都不得不认真研究路线。
他流浪的第一站是湖南，去长沙看洪秀全建的天心阁，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南方的亭台楼阁，惊讶地称之为“城堡”。他不喜欢山东的一切食物。而在南京时，他最喜欢逛夫子庙，“然后喝一瓶啤酒，吃一碗鸭血粉，打个摩的回来，心满意足。”路过一些水乡城镇，他会暗自感慨：“原来南方人的房子是建在水上的。”流浪时见到的一切风景，都印证了他对南方的想象。
问哈布尔有没有担心过钱的问题，他摇摇头：“我会唱歌会拉马头琴，到哪里都无所谓。”可即便是这样，他的流浪经历里也有一段饿肚子的“黑历史”。那是在深圳2007年的夏天，很长一段时间哈布尔和他的乐队找不到工作，只好睡在竹子林的公园里。
“没有餐厅邀请我们，没有人听懂我们的音乐，我们饿了好几天。”哈布尔不得不卖掉身上唯—值钱的摩托罗拉手机，无奈收手机的人不要，他只好去废品站：“咬咬牙，15块钱卖掉了。你知道我花多少钱买这个手机吗——但实在饿得没办法了。”
他和他的乐队在公园里睡了17天，有一个厨师朋友在附近餐馆工作，每隔两天他们就到厨师的宿舍洗一次澡。深夜经常有巡逻的警员来到公园里，劝他们不要在这里睡觉，因为很危险。“我们五个坐在石凳上的汉子笑了，要是有小偷接近我们，他肯定会哭，因为会被我们打劫。当然啦，我们是不会抢劫的，可我们也真没什么东西能被偷走了。”后来蛇口新开了一家蒙古餐厅，哈布尔才又得到工作，结束风餐露宿的生活。
很久以后，哈布尔和朋友说起这段流浪经历，他们都惊讶地问，没有一个认识的人，怎么敢去陌生的城市生活？哈布尔耸耸肩，“我想这可能跟我的祖先有关，我们有一样的精神，没有认识的人又怎样。”无论在外面如何受苦，他都绝不告诉家人：“因为父母肯定会让我回去。我不想被父亲说，‘哈布尔在南方不成功，就回来了。’”
在深圳他努力生活，因为工作和房租的变动，每隔两三个月就搬一次家：“这种感觉仍然像在流浪。”直到2007年他的蒙古族女友也来到这座城市。他们在老家相识，异地恋四年，她最终奔赴而来，在深圳的酒吧和餐厅里当驻唱歌手。听起来像是两人要从此仗剑骑马走天下，但很快他们在南方温暖的海边拍了婚纱照，家乡的亲戚朋友见到照片，都知道他们过得很好。
一年后他们有了儿子，故事到这里，哈布尔暂时结束了流浪。当乐队成员都回到内蒙古，他选择留下。
“如果不是有梧桐山，我肯定会继续走。”某天大醉之后，他在梧桐山脚下的一个小镇上醒来，看到青山绿水的好风光，就不愿意再离开，而是用积蓄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吧。“我留在这里纯粹是因为喜欢，而不是说我追求安稳。一晃几年过去，就变成你现在看到的，我很稳定的样子。”
虽然离家千里，但哈布尔一家人还是会庆祝蒙古族节日，比如腊月二十三时候的祭火，女主人双手举起一个盛满奶制品、红枣、羊胸又及羊羔皮的小木桶，在火上摇动。哈布尔作为一家之长，则要颂扬火神的赞美词。
“现在很想念我的妻子和孩子。”一转眼哈布尔的儿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坚持将儿子送回内蒙古读书：“要让他学会说蒙古族话。”他在微信上让妻子发儿子的照片给他看，妻子却说她一天里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见上儿子一面。“因为草原太大啦，他可以和伙伴到处跑，还能骑马，怎么会待在屋里。要是住在城市，他肯定迷上动画片和打游戏。”谈起儿子，哈布尔总是一脸自豪：“他长相随我媳妇儿，性格随我。”
比起从前居无定所的日子，哈布尔如今的生活简单许多。清早出去散步遛狗，或者骑一辆摩托四处转转。下午听音乐，喝茶。每天晚上，他和小镇的艺术家朋友们在这里聚餐，大口喝酒大碗吃肉，兴致上来了就拉马头琴唱蒙古歌。
“马头琴的音色苍凉，悠扬，但没有苦，也没有悲。”在哈布尔的故乡，人们从不挨饿受冻，因为有遍地的牛羊。“但我们缺少朋友，我们的‘邻居’都住在五里之外。”所以马头琴没有其他乐器缠绵悱恻、愁肠百结的曲调，却有孤独苍凉之感，“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成为一首歌，例如‘我在高山上眺望远方’，调子可以拉得很长、很长。”
酒过三巡后，哈布尔又讲起故乡的草原。从前的草一岁一枯荣，牧人清早骑马出去，回来发现脚被草叶上的露水打湿。而如今草原的沙漠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蒙古人背井离乡，散布在南方土地上。在深圳哈布尔遇到的蒙古人不到十个，彼此之间的感情与距离，只余悠扬的马头琴音来维系。
“也许等我老了以后，还是会回到北方的家乡。”哈布尔忽然补一句。
那么酒喝干，再斟满，年轻时且在城市里不醉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