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清末民初，相继涌现的各地佛学刻经处，刊刻了大量濒临亡佚的佛经典籍，为弘扬佛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对多所佛学刻经处的产生、发展、刻经的种类、刻经的合作等进行研究，并着重分析其在刻经过程中的交流。
【关键词】刻经处；刻经；交流
在中国历代的佛经刊刻史上，官刻大藏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在版刻业较为发达的蜀、浙、闽地区亦有大量的私刻与坊刻，但是其质量却远逊于官刻本。然而近代起源于金陵、分布在全国各地、介乎私刻与坊刻之间的佛学刻经处却刊刻了大量译校皆精的佛经版本，这是前代所没有的现象。这与各佛学刻经处在刻经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分工合作息息相关，文章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近代中国佛学刻经处的产生与繁荣
19世纪下半叶，由于外强入侵及内部积弊，晚清政府已走向崩溃边缘。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传统的经学文化已经不能挽救日渐衰落的国家和民族，他们从而把目光转向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东西方文化在逻辑体系上的巨大差异，便是这一时期学者们亟需跨越的鸿沟。而起源于印度的佛学思想与当时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部分学者便自觉地把两者联系起来，并想通过重新整理佛学文化来沟通中西，进而兴国强民，杨仁山正是他们当中的先行者。
杨仁山（1837-1911），名文汇，字仁山，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出生于安徽石埭籍的一个官宦家庭。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经史子集无所不涉。弱冠之年于曾国藩营中效力以对抗太平军，胜利之后个人论功行赏，杨仁山却拒不出仕，一心研究佛典。与那些把佛教作为个人超越出世的消极厌世者不同，其认为："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通商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1] 1865年，杨仁山接受两江总督李鸿章的委任，主持江宁工程事务，次年移居南京，闲暇之余常与郑学川、魏刚己、赵惠甫、刘开生、许灵虚、曹镜初等居士讨论佛学，尤感市面佛经典籍凋零散佚之状。1866年，杨仁山联络众人捐资，于佛祖成道日刊魏源所辑《净土四经》。同年，郑学川于金陵出家，法号妙空，自号刻经僧，并回到家乡扬州砖桥创立江北刻经处，这是中国近代佛学刻经处创立之肇始。后来，妙空法师又创立了如皋、常熟、浙江等三所刻经处，直属于江北砖桥。1868年，杨仁山于鸡鸣山北极阁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并"养写手一人、刻手七人、养主僧一人、香火二人"[2]，主僧即为妙空法师。近代历史上影响最大、刻经数量最多的金陵刻经处正式宣告成立。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之下，杨仁山的挚友曹镜初于1876年创立长沙刻经处，许灵虚创立扬州藏经院。杨仁山逝世之后，其弟子欧阳渐创立支那内学院兼事刻经，弟子徐文蔚、蒋维乔、梅光羲等创立北京、天津刻经处。这些佛学刻经处在清末民初刻印了大量精校、精译的佛经典籍，这对延续和发扬佛教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各刻经处刊刻重要典籍和现存经版
金陵刻经处在创办早期刊刻的典籍以大乘佛学的常见经典居多，如《楞言经》、《法华经》、《重定菩萨受戒法》及《学菩萨戒律法》。1878年，杨仁山居士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于伦敦结识日本僧人南条文雄，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从日本寻回了许多唐宋之后佚失的法相唯识类经典和古德注疏，如《中疏论》、《百疏论》、《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并将其刊刻成书。晚年，居士有感于大藏浩繁，遂从中选出要辑，编成《大藏辑要目录》，计划选460种，3300余卷，至1911年逝世，《大藏辑要》已刻完五分之四。之后，金陵刻经处由弟子欧阳渐、陈镜清主持继续刻经，除《大藏辑要》继续募刻外，亦刊刻了不少法相宗典籍。1952年，经整理，金陵刻经处自刻经版计47421块，共211种，1155卷[3]。
妙空法师主持江北刻经处期间，常与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相互补充，以刻成全藏为目标。在刻经方面，妙空法师主要以般若类为主，如光赞、放光、道行、大明度无极等。光绪六年（1880年），妙空法师圆寂，《大般若经》刻至425卷，余下的175卷由弟子在三年后完成。江北刻经处刻经约3000余卷，现存完整经版计22959块[3]。其下属的几所刻经处，除如皋刻经处尚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辑》等少量刻本存世外，其他已不可考。
支那内学院由杨仁山居士的弟子欧阳渐所创，它不但是佛学研究和讲学机构，更是与金陵刻经处一脉相承的刻经机构。杨仁山居士逝世之后，欧阳渐主张应多刻唯识宗著作，而金陵刻经处其他董事认为应依照居士生前手定的《大藏辑要》顺序刊刻，两方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沈曾植劝欧阳渐"不必争金陵刻经处，当本其所学，别创规模" [4]。欧阳渐遂于1922年在南京市公园路设立支那内学院。在刻经方面，欧阳渐继承了杨仁山的思想，完成了许多其师生前未及刻完的经典，如《瑜伽师地论》。支那内学院藏版现存14390块[3]。
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分别创办于1918年与1922年。1917年，徐文蔚为了配合《大藏辑要》的刊刻，与蒋维乔、江味农、梅光羲等创立了北京刻经处。四年后，徐文蔚调赴天津与许丹，周叔迦创立了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与天津刻经处共刻经2000余卷，版片计22825块[3]，内有《大悲咒像》54块，刻绘俱精。
此外，曹镜初居士创立的长沙刻经处，许灵虚居士创立的扬州藏经院，亦刻了不少经典，可惜经版大都毁于战火，現存无几。
三、各刻经处发展过程中的交往
（一）刻经的合作
宣统三年（1911）九月，杨仁山居士去世前在《报告同人书》中写到：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印刷均极精审，不致贻误学者[1]。为了配合《大藏辑要》的刊刻，金陵刻经处颁布了《金陵刻经处募刻大藏启》，由陈镜清专司校印之事，按杨仁山居士手定目录依次刊刻，欧阳渐主持的支那内学院专刻相宗著作。而之后创立的北京刻经处和天津刻经处则补充《大藏辑要》的刊刻，有的著作，金陵刻经处一旦开刻，北京与天津便不再重复；如有重复，一但发现亦立即停止，如《北京刻经处第三次征信录》中有这样的记录："上届已刻未成清单内尚有《法华经义记》一种，因金陵刻经处业已出书，不复重刻。"又《成唯识论演秘》一种，因闻金陵有校刻之讯，亦暂停刻……《华严孔目章》即由金陵刻经处雕刻，北京刻经处支付刻资现洋226元1角1分[5]。 《瑜伽师地论》为相宗之祖，杨仁山生前精心校勘，校正讹舛，可惜由于经费短缺生前只完成50卷。欧阳渐秉承师愿，在杨仁山逝世五年后终于完成了后50卷，整个《瑜伽师地论》的刊刻汇聚了两代人二十年的心血。
虽然《大藏辑要》最终没有刻完，但是在杨仁山居士等人的努力之下其重要和精华的部分都已完成，像《唯识述记》、《因明述记》、《三论疏》等等。而集金陵、北京、天津、砖桥、扬州藏经院等地所刻的经版与清《龙藏》的规模已经相差无几。1936年，徐文蔚等人在北京刻经处发起了《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决心补齐剩余部分。文中写道："刊刻单行本藏经，较之《龙藏》尚缺经部18种，计38卷；论部39种，记178卷。统共仅却50余种，计216卷。较全藏所缺不过百分之三四，是以各处所刻版本虽皆相仿，卒不能汇成全藏。"[6]1937年6月，在北京刻经处的努力下，近代百衲本《大藏》所缺部分补刻完毕，由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完整的方册大藏并未能付印。
（二）版式的交流
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初，杨仁山与杨西华、魏刚己、许灵虚等十五人制定《募刻全藏章程》十条，其中规定版式"均用书册一本，以便印刷流通。其行数、字数、版式大小，悉照祖师写刻华严等经为则，但易楷字为宋字。此本募疏章程，即是刻经式样"。[7]纵观收入《大藏辑要》中金陵刻经处、江北刻经处、支那内学院、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如皋刻经处、长沙刻经处等刻本均有以下特点：版框高16至17厘米、宽12至13厘米；半页10行，行20字；细黑口，左右双栏；版心中镌书名、卷数，卷末刻有题识、捐刻者的姓名、心愿以及所刻典籍字数，有的还附有案语，指示经书内容，其版本价值、整齐统一的刻法都极大地有利于《大藏辑要》的集结，并且使整部书都爽朗且悦目。
（三）经版的统一保管
1911年10月2日，杨仁山居士去世，捐出私宅作为金陵刻经处永久所在地，并遗言："经版所在，灵柩所在也。"[8]自此，金陵刻经处所有经版都存于杨仁山位于延龄巷的私宅内。武昌起义时期，革命军攻陷南京，欧阳渐得一道人资助十元大洋，"居危城中守经房四十日，经版赖以保全。"[9]日伪时期，南京沦陷，金陵刻经处经版因事先藏于三间大屋内得以保存。
江北刻经处刻经总数与金陵刻经处相若，原先藏版于法藏寺，后成立经局与法藏寺分开。抗战时期，因日军放火烧寺，法藏寺经版被移至无量寿佛院和众香庵。1945年日军投降，驻扎在无量寺的国民党军队将其当劈柴烧去大半。之后，剩余的经版被存放至扬州藏经院。而江北刻经处的经版几经辗转，最后被存放于扬州平山堂，1953年与扬州藏经院的经版一起运至金陵刻经处统一保管。
支那内学院经版抗战时期曾随欧阳渐内迁四川江津。1953年支那内学院停办，经版被运至重庆罗汉寺暂存。1954年经版被运回南京，存放于金陵刻经处。
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初创时，经书由琉璃厂的文楷斋和金陵刻经处代为刻印，书版也藏于这两处。后来版片日多，北京刻经处的版片移至西城区宗帽胡同四条九号保存，抗战时期移至广济寺。天津刻经处版片部分存于文楷斋，部分存于金陵刻经处刻工潘煦华家中，如《华严经探玄记》。后来迁至常府街周公祠，再迁南京居士林，最后由周叔迦居士亲自来南京，将这些经版运至北京甘水桥瑞应寺。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将津京两刻经处的经版统一存放于金陵刻经处。
中国近代屡遭战乱，各刻经处的经版都损失严重，有的刻经处所刻的经版甚至无从追寻，只能从史料中查到存目。所幸的是，建国后政府将各刻经处与各大寺庙的经版都集中保存于金陵刻经处，虽然文革中有所损失，但是整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四）刻經思想的交流
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的近代佛学刻经处在刻经思想和刻经宗旨上一直袭承杨仁山居士的脉络。
1905年，杨仁山居士创办了祗洹精舍，整理佛教文献，培养后继人才，他自任讲习，并聘请李晓暾教华文，爱国诗僧苏曼殊教授梵文和英语，这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由在家居士创办的僧学堂。欧阳渐、陈镜清、徐文蔚、蒋维乔、江味农、梅光羲、许丹皆受教于此。杨仁山居士对于华严宗和唯识宗有很深的造诣，晚年推崇净土宗，在其去世后，陈镜清接任金陵刻经处主持一职，继续刊刻杨仁山居士生前未及付梓的典籍。欧阳渐则创立了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并以研究部为基础成立了支那内学院，其培养了近二百名学生，是祗洹精舍的延续，更是著名的唯识学府。徐文蔚、蒋维乔、江味农、梅光羲、许丹等人创立的北京、天津两地刻经处更是刊刻了许多华严宗和净土宗的典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在佛经底本的选择上，杨仁山居士一直不遗余力，多方收集善本。他与日本僧人南条文雄保持了数十年的交往，从日本购买了缩小印刷的《大藏经》作为刻经的校勘本，并让内弟苏少坡从日本访求隋唐以来佚失的《中疏论》、《百疏论》、《因明论疏》等。其他佛学刻经处亦是如此，北京刻经处的《心经七译本合订》是从《高丽藏》、《续藏经》及当时刚发现的敦煌遗书中整理出来的；天津刻经处由许丹从日本寻回了许多华严宗和律宗的经籍，如《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毗丘讨要六卷》等。在校勘方面，杨仁山居士对金陵刻经处所刻经书亲自定句读并校勘考订，务使校对、印刷、均极精审。欧阳渐为了尽快完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的校勘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而北京刻经处则是由徐文蔚等发起人亲自校勘，并时常与印光法师等高僧大德共同商讨。
正是由于刻经思想保持了一致性，近代多所佛学刻经处共同造就了当时佛经典籍刻印的高峰。
四、结语
章太炎曾经指出，"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10]中国近代佛学刻经处和居士刻经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为佛学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刊刻佛经与佛学交流中，大批学者投身于佛典整理与研究的潮流中，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士大夫，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刻经事业，在思想上撰写各种佛学著作，如为"戊戌变法"牺牲的谭嗣同、著名国学家梁启超、交通总长叶恭绰、铁路督办蒯若木、任职司法部的梅光羲、财务部参事徐文蔚等。这批学者不仅推动了佛学文化的复兴，更把佛学思想引入到变法、救亡的社会活动中，并且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思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参考文献
[1]杨文会撰，周继旨校点.杨仁山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0：332-418.
[2]杨文会等.金陵刻经处章程[Z].同治七年（1868）秋八月，原件藏于金陵刻经处.
[3]徐平轩.金陵刻经处[J].江苏文史资料，1982（10）：217-218.
[4]欧阳渐.竟无小品·卷下[M].金陵刻经处2001年重印本.
[5]北京刻经处.北京刻经处第三次征信录[M].北京：北京刻经处，1922.
[6]北平刻经处.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J].微妙声月刊，1937（5）.
[7]杨文会等.募刻全藏章程[Z].同治七年（1868）秋八月，原件藏于金陵刻经处.
[8]欧阳渐著，王雷泉选编.悲愤而后学：欧阳渐文学[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35.
[9]吕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欧阳渐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697.
[10]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96.
【关键词】刻经处；刻经；交流
在中国历代的佛经刊刻史上，官刻大藏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在版刻业较为发达的蜀、浙、闽地区亦有大量的私刻与坊刻，但是其质量却远逊于官刻本。然而近代起源于金陵、分布在全国各地、介乎私刻与坊刻之间的佛学刻经处却刊刻了大量译校皆精的佛经版本，这是前代所没有的现象。这与各佛学刻经处在刻经的过程中相互交流，分工合作息息相关，文章将对此进行探讨。
一、近代中国佛学刻经处的产生与繁荣
19世纪下半叶，由于外强入侵及内部积弊，晚清政府已走向崩溃边缘。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传统的经学文化已经不能挽救日渐衰落的国家和民族，他们从而把目光转向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东西方文化在逻辑体系上的巨大差异，便是这一时期学者们亟需跨越的鸿沟。而起源于印度的佛学思想与当时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部分学者便自觉地把两者联系起来，并想通过重新整理佛学文化来沟通中西，进而兴国强民，杨仁山正是他们当中的先行者。
杨仁山（1837-1911），名文汇，字仁山，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年）出生于安徽石埭籍的一个官宦家庭。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经史子集无所不涉。弱冠之年于曾国藩营中效力以对抗太平军，胜利之后个人论功行赏，杨仁山却拒不出仕，一心研究佛典。与那些把佛教作为个人超越出世的消极厌世者不同，其认为："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通商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1] 1865年，杨仁山接受两江总督李鸿章的委任，主持江宁工程事务，次年移居南京，闲暇之余常与郑学川、魏刚己、赵惠甫、刘开生、许灵虚、曹镜初等居士讨论佛学，尤感市面佛经典籍凋零散佚之状。1866年，杨仁山联络众人捐资，于佛祖成道日刊魏源所辑《净土四经》。同年，郑学川于金陵出家，法号妙空，自号刻经僧，并回到家乡扬州砖桥创立江北刻经处，这是中国近代佛学刻经处创立之肇始。后来，妙空法师又创立了如皋、常熟、浙江等三所刻经处，直属于江北砖桥。1868年，杨仁山于鸡鸣山北极阁发布《金陵刻经处章程》和《募刻全藏章程》，并"养写手一人、刻手七人、养主僧一人、香火二人"[2]，主僧即为妙空法师。近代历史上影响最大、刻经数量最多的金陵刻经处正式宣告成立。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之下，杨仁山的挚友曹镜初于1876年创立长沙刻经处，许灵虚创立扬州藏经院。杨仁山逝世之后，其弟子欧阳渐创立支那内学院兼事刻经，弟子徐文蔚、蒋维乔、梅光羲等创立北京、天津刻经处。这些佛学刻经处在清末民初刻印了大量精校、精译的佛经典籍，这对延续和发扬佛教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各刻经处刊刻重要典籍和现存经版
金陵刻经处在创办早期刊刻的典籍以大乘佛学的常见经典居多，如《楞言经》、《法华经》、《重定菩萨受戒法》及《学菩萨戒律法》。1878年，杨仁山居士随曾纪泽出使英、法，于伦敦结识日本僧人南条文雄，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从日本寻回了许多唐宋之后佚失的法相唯识类经典和古德注疏，如《中疏论》、《百疏论》、《唯识述记》、《因明论疏》等，并将其刊刻成书。晚年，居士有感于大藏浩繁，遂从中选出要辑，编成《大藏辑要目录》，计划选460种，3300余卷，至1911年逝世，《大藏辑要》已刻完五分之四。之后，金陵刻经处由弟子欧阳渐、陈镜清主持继续刻经，除《大藏辑要》继续募刻外，亦刊刻了不少法相宗典籍。1952年，经整理，金陵刻经处自刻经版计47421块，共211种，1155卷[3]。
妙空法师主持江北刻经处期间，常与金陵刻经处分工合作，相互补充，以刻成全藏为目标。在刻经方面，妙空法师主要以般若类为主，如光赞、放光、道行、大明度无极等。光绪六年（1880年），妙空法师圆寂，《大般若经》刻至425卷，余下的175卷由弟子在三年后完成。江北刻经处刻经约3000余卷，现存完整经版计22959块[3]。其下属的几所刻经处，除如皋刻经处尚有《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乘修行菩萨行门诸经要辑》等少量刻本存世外，其他已不可考。
支那内学院由杨仁山居士的弟子欧阳渐所创，它不但是佛学研究和讲学机构，更是与金陵刻经处一脉相承的刻经机构。杨仁山居士逝世之后，欧阳渐主张应多刻唯识宗著作，而金陵刻经处其他董事认为应依照居士生前手定的《大藏辑要》顺序刊刻，两方意见始终不能统一，沈曾植劝欧阳渐"不必争金陵刻经处，当本其所学，别创规模" [4]。欧阳渐遂于1922年在南京市公园路设立支那内学院。在刻经方面，欧阳渐继承了杨仁山的思想，完成了许多其师生前未及刻完的经典，如《瑜伽师地论》。支那内学院藏版现存14390块[3]。
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分别创办于1918年与1922年。1917年，徐文蔚为了配合《大藏辑要》的刊刻，与蒋维乔、江味农、梅光羲等创立了北京刻经处。四年后，徐文蔚调赴天津与许丹，周叔迦创立了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与天津刻经处共刻经2000余卷，版片计22825块[3]，内有《大悲咒像》54块，刻绘俱精。
此外，曹镜初居士创立的长沙刻经处，许灵虚居士创立的扬州藏经院，亦刻了不少经典，可惜经版大都毁于战火，現存无几。
三、各刻经处发展过程中的交往
（一）刻经的合作
宣统三年（1911）九月，杨仁山居士去世前在《报告同人书》中写到：亟望金陵刻经处刻成全藏，务使校对印刷均极精审，不致贻误学者[1]。为了配合《大藏辑要》的刊刻，金陵刻经处颁布了《金陵刻经处募刻大藏启》，由陈镜清专司校印之事，按杨仁山居士手定目录依次刊刻，欧阳渐主持的支那内学院专刻相宗著作。而之后创立的北京刻经处和天津刻经处则补充《大藏辑要》的刊刻，有的著作，金陵刻经处一旦开刻，北京与天津便不再重复；如有重复，一但发现亦立即停止，如《北京刻经处第三次征信录》中有这样的记录："上届已刻未成清单内尚有《法华经义记》一种，因金陵刻经处业已出书，不复重刻。"又《成唯识论演秘》一种，因闻金陵有校刻之讯，亦暂停刻……《华严孔目章》即由金陵刻经处雕刻，北京刻经处支付刻资现洋226元1角1分[5]。 《瑜伽师地论》为相宗之祖，杨仁山生前精心校勘，校正讹舛，可惜由于经费短缺生前只完成50卷。欧阳渐秉承师愿，在杨仁山逝世五年后终于完成了后50卷，整个《瑜伽师地论》的刊刻汇聚了两代人二十年的心血。
虽然《大藏辑要》最终没有刻完，但是在杨仁山居士等人的努力之下其重要和精华的部分都已完成，像《唯识述记》、《因明述记》、《三论疏》等等。而集金陵、北京、天津、砖桥、扬州藏经院等地所刻的经版与清《龙藏》的规模已经相差无几。1936年，徐文蔚等人在北京刻经处发起了《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决心补齐剩余部分。文中写道："刊刻单行本藏经，较之《龙藏》尚缺经部18种，计38卷；论部39种，记178卷。统共仅却50余种，计216卷。较全藏所缺不过百分之三四，是以各处所刻版本虽皆相仿，卒不能汇成全藏。"[6]1937年6月，在北京刻经处的努力下，近代百衲本《大藏》所缺部分补刻完毕，由于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完整的方册大藏并未能付印。
（二）版式的交流
金陵刻经处创办之初，杨仁山与杨西华、魏刚己、许灵虚等十五人制定《募刻全藏章程》十条，其中规定版式"均用书册一本，以便印刷流通。其行数、字数、版式大小，悉照祖师写刻华严等经为则，但易楷字为宋字。此本募疏章程，即是刻经式样"。[7]纵观收入《大藏辑要》中金陵刻经处、江北刻经处、支那内学院、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如皋刻经处、长沙刻经处等刻本均有以下特点：版框高16至17厘米、宽12至13厘米；半页10行，行20字；细黑口，左右双栏；版心中镌书名、卷数，卷末刻有题识、捐刻者的姓名、心愿以及所刻典籍字数，有的还附有案语，指示经书内容，其版本价值、整齐统一的刻法都极大地有利于《大藏辑要》的集结，并且使整部书都爽朗且悦目。
（三）经版的统一保管
1911年10月2日，杨仁山居士去世，捐出私宅作为金陵刻经处永久所在地，并遗言："经版所在，灵柩所在也。"[8]自此，金陵刻经处所有经版都存于杨仁山位于延龄巷的私宅内。武昌起义时期，革命军攻陷南京，欧阳渐得一道人资助十元大洋，"居危城中守经房四十日，经版赖以保全。"[9]日伪时期，南京沦陷，金陵刻经处经版因事先藏于三间大屋内得以保存。
江北刻经处刻经总数与金陵刻经处相若，原先藏版于法藏寺，后成立经局与法藏寺分开。抗战时期，因日军放火烧寺，法藏寺经版被移至无量寿佛院和众香庵。1945年日军投降，驻扎在无量寺的国民党军队将其当劈柴烧去大半。之后，剩余的经版被存放至扬州藏经院。而江北刻经处的经版几经辗转，最后被存放于扬州平山堂，1953年与扬州藏经院的经版一起运至金陵刻经处统一保管。
支那内学院经版抗战时期曾随欧阳渐内迁四川江津。1953年支那内学院停办，经版被运至重庆罗汉寺暂存。1954年经版被运回南京，存放于金陵刻经处。
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初创时，经书由琉璃厂的文楷斋和金陵刻经处代为刻印，书版也藏于这两处。后来版片日多，北京刻经处的版片移至西城区宗帽胡同四条九号保存，抗战时期移至广济寺。天津刻经处版片部分存于文楷斋，部分存于金陵刻经处刻工潘煦华家中，如《华严经探玄记》。后来迁至常府街周公祠，再迁南京居士林，最后由周叔迦居士亲自来南京，将这些经版运至北京甘水桥瑞应寺。1956年，中国佛教协会将津京两刻经处的经版统一存放于金陵刻经处。
中国近代屡遭战乱，各刻经处的经版都损失严重，有的刻经处所刻的经版甚至无从追寻，只能从史料中查到存目。所幸的是，建国后政府将各刻经处与各大寺庙的经版都集中保存于金陵刻经处，虽然文革中有所损失，但是整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四）刻經思想的交流
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的近代佛学刻经处在刻经思想和刻经宗旨上一直袭承杨仁山居士的脉络。
1905年，杨仁山居士创办了祗洹精舍，整理佛教文献，培养后继人才，他自任讲习，并聘请李晓暾教华文，爱国诗僧苏曼殊教授梵文和英语，这是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家由在家居士创办的僧学堂。欧阳渐、陈镜清、徐文蔚、蒋维乔、江味农、梅光羲、许丹皆受教于此。杨仁山居士对于华严宗和唯识宗有很深的造诣，晚年推崇净土宗，在其去世后，陈镜清接任金陵刻经处主持一职，继续刊刻杨仁山居士生前未及付梓的典籍。欧阳渐则创立了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并以研究部为基础成立了支那内学院，其培养了近二百名学生，是祗洹精舍的延续，更是著名的唯识学府。徐文蔚、蒋维乔、江味农、梅光羲、许丹等人创立的北京、天津两地刻经处更是刊刻了许多华严宗和净土宗的典籍，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在佛经底本的选择上，杨仁山居士一直不遗余力，多方收集善本。他与日本僧人南条文雄保持了数十年的交往，从日本购买了缩小印刷的《大藏经》作为刻经的校勘本，并让内弟苏少坡从日本访求隋唐以来佚失的《中疏论》、《百疏论》、《因明论疏》等。其他佛学刻经处亦是如此，北京刻经处的《心经七译本合订》是从《高丽藏》、《续藏经》及当时刚发现的敦煌遗书中整理出来的；天津刻经处由许丹从日本寻回了许多华严宗和律宗的经籍，如《华严经七处九会颂释》、《毗丘讨要六卷》等。在校勘方面，杨仁山居士对金陵刻经处所刻经书亲自定句读并校勘考订，务使校对、印刷、均极精审。欧阳渐为了尽快完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的校勘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而北京刻经处则是由徐文蔚等发起人亲自校勘，并时常与印光法师等高僧大德共同商讨。
正是由于刻经思想保持了一致性，近代多所佛学刻经处共同造就了当时佛经典籍刻印的高峰。
四、结语
章太炎曾经指出，"自清之季，佛法不在缁衣，而流入居士长者间。"[10]中国近代佛学刻经处和居士刻经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为佛学文化的繁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刊刻佛经与佛学交流中，大批学者投身于佛典整理与研究的潮流中，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士大夫，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刻经事业，在思想上撰写各种佛学著作，如为"戊戌变法"牺牲的谭嗣同、著名国学家梁启超、交通总长叶恭绰、铁路督办蒯若木、任职司法部的梅光羲、财务部参事徐文蔚等。这批学者不仅推动了佛学文化的复兴，更把佛学思想引入到变法、救亡的社会活动中，并且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思潮，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参考文献
[1]杨文会撰，周继旨校点.杨仁山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0：332-418.
[2]杨文会等.金陵刻经处章程[Z].同治七年（1868）秋八月，原件藏于金陵刻经处.
[3]徐平轩.金陵刻经处[J].江苏文史资料，1982（10）：217-218.
[4]欧阳渐.竟无小品·卷下[M].金陵刻经处2001年重印本.
[5]北京刻经处.北京刻经处第三次征信录[M].北京：北京刻经处，1922.
[6]北平刻经处.募集补刻方册大藏缘起[J].微妙声月刊，1937（5）.
[7]杨文会等.募刻全藏章程[Z].同治七年（1868）秋八月，原件藏于金陵刻经处.
[8]欧阳渐著，王雷泉选编.悲愤而后学：欧阳渐文学[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435.
[9]吕澂.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欧阳渐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697.
[10]麻天祥.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