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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作为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人物，一直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并与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1949年新政协召开之际，中共自然不会忘记宋庆龄。为此，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电。然而，宋庆龄却认为“一动不如一静”，坚持留在上海。在北平的毛泽东却强调，新政协会议缺了孙夫人可不行!怎么办?毛泽东、周恩来决定派邓颖超作为专使前往上海进行“劝驾”。最终，宋庆龄被真情所感动，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毛泽东得知后，亲自赶赴火车站迎接。
1948年底至1949年初，整个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分崩离析。为了挽救其行将崩溃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特务到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南京、上海更是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身处险境的宋庆龄的安危十分挂念，希望其能够早日离开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为此，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电：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考虑到安全问题。上述电报并未直接发给宋庆龄，而是转给了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和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方方、潘汉年和刘晓接到电报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保证完成这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他们决定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准备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据华克之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予以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待，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
华克之到达上海后，根据潘汉年介绍的地址，很快找到宋庆龄的秘书——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并说明了自己的任务和行动计划，表示一切听候孙夫人的安排。几天后，华克之再次见到柳无垢。收到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亲笔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的考虑，确定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测，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随后，宋庆龄又于1949年2月20日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婉拒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邀请，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时，宋庆龄尽管身处险境，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劫持去广州或台湾的可能，但其仍以坚定、沉着、无畏、冷静的态度，始终居住在林森中路1804号，没有搬迁或离开，并最终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时光。
邓颖超专程赴沪迎请宋庆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宋庆龄北上的安全问题有了保障。此时，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不仅中国共产党期待宋庆龄能够出席新政协会议，而且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纷纷出面邀请。
5月29日，李济深也邀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6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来电恳请宋庆龄与会。对此，宋庆龄表示：“上海解放，全国解放可期，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中共殷切期待宋庆龄能够出席新政协会议，但其却决定“暂缓北上”，这令毛泽东、周恩来十分着急，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宋庆龄的情况及其真实想法。其中，周恩来从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的史良那里了解到。宋庆龄曾与她讨论过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问题，并告诉史良香港方面曾送来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电。史良力主宋庆龄应该参加新政协会议，即使因病体不支不能天天到会，也应到北平参加开幕式。宋庆龄听后“为之动容”，要史良从北平回上海后再与她商量决定。
在了解到这一重要情况后，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审慎考虑，决定派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和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对此，史良根据自己对宋庆龄的了解，“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
为了确保邓颖超“劝驾”成功，临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于6月19日和21日各写了一封致宋庆龄的亲笔信，再次表达了中共的至诚邀请之意。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4年。仰望之忱，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沪滨告别，瞬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6月22日，邓颖超、廖梦醒携带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从北平出发，乘火车于6月25日到达上海。当晚，邓颖超、廖梦醒就应宋庆龄之约。到其寓所进行了会面。宋庆龄见到邓颖超非常高兴。邓颖超在交谈中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并表达了热切期盼她早日北上的真诚愿望。但宋庆龄表示：“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邓颖超认为：“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
两天后，即6月27日，廖梦醒受邓颖超委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廖梦醒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女，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廖梦醒曾长期在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并担任宋庆龄的秘书。正是因为这层特殊关系，廖梦醒才被选中陪同邓颖超前往上海“劝驾”宋庆龄。
宋庆龄当然明白廖梦醒的来意，于是非常伤感地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的确，宋庆龄此前只到过北平两次，而两次又都与悲痛连在一起。第一次是1925年春天，孙中山病逝于北平，宋庆龄悲痛欲绝，甚至“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 屋里也放下窗帘”。第二次是1929年春夏，南京中山陵落成，宋庆龄到北平参加孙中山的灵柩南迁仪式。从此以后，宋庆龄害怕提到北平，那是她与最敬重、最亲爱的人的诀别之地。
廖梦醒当然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不断地进行劝慰，并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接你。”由于“颇感盛情难却”，宋庆龄对北上之事“表示考虑”。邓颖超据此判断，促成宋庆龄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看发展”。
7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现孙对邓、廖既未回绝，且病体难支又系实情，故邓应向其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政府事可候孙到平后再说，并说明邓赴沪即专为请孙北来。长途旅行，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3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邀请宋庆龄北上是有把握的，并为此提出了初步预案。
上海解放之初，由于入城部队不熟悉情况，曾因个别不当做法引起宋庆龄的误会。为此，中共中央要求邓颖超“在沪时，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一是入城部队曾提出征用宋庆龄的住宅，引起了宋庆龄的不满。上海解放后的一天，突然来了几个年轻的军人，说是来接管房子的。宋庆龄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是宋庆龄，请你们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这件事可能引起了宋庆龄感情上的不快。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对此事十分重视。不仅相关人员受到了严厉批评，而且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吴克坚等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在史良的陪同下，很快拜访了宋庆龄并致歉。
1949年6月1日，中共华东局向中央报告说：“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为她有点病，故迟了3天才见面。在此3天内，我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良同往拜访道歉，以检讨问题责任，我们已派卫兵在其住宅警卫。”对此，邓颖超了解情况后，再次向宋庆龄作了解释和道歉。
二是因孙中山故居的一位老仆人被拘留而产生了误会。1949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的电报中曾特别提到：“据史良说，孙中山故屋中一个老仆人曾被我拘留，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该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亦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后经邓颖超了解：“孙中山故居仆人曾于当日被拘，旋即释放，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
此外，周恩来还从史良那里得知：“孙曾托史告我们，宋子安为其幼弟，孙屡劝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190号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霭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听孙话果有出路。”为此，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邓颖超随即遵照指示向宋庆龄作了说明。
上述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对于消除宋庆龄的误会，加深其对中共各项政策的理解，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此期间。宋庆龄尽管身体十分虚弱，但还是接受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和邓颖超的热情邀请，坚持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活动。
1949年6月30日，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这是上海解放后举行的第一次盛大集会。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应邀出席了大会。陈毅市长在会场门口迎候宋庆龄。并引导入席。因为宋庆龄是抱病参加大会，所以由邓颖超代她宣读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当晚，全场为这诗一般的语言所倾倒，为这渗透了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真切感情的祝词所感染，会场上掌声雷动。
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几天内的数次登门拜访和倾心交谈，宋庆龄很快为中共方面的至诚邀请所打动，终于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邓颖超得到这一好消息后，随即于1949年7月5日向中央报告：“一、宋庆龄已于6月30日同意赴北平，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二、宋庆龄行前准备工作及所带随员，正在与其具体商定。行期大约定在7月10日以后。三、宋庆龄在赴北平途中拟过济南时往国际和平医院参观，请通知该院作必要的准备。四、宋庆龄北上时所需专车及护送诸事，当与上海市委及铁路局商办。”
第二天。情况又有了新变化，据邓颖超报告：“宋庆龄此次赴北平不能久留，因她须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因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如果7月去北平，8月6日前赶回上海，然后再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往返匆促。经征求宋庆龄意见，同意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
邓颖超反映的新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经与史良面商，她认为孙夫人参加新政协是可以做到的，而孙最怕热，如7月中旬北上正好避暑(北平甚凉爽)，即使8月初南返，8月中仍可由史良伴其北来(史须回沪一行。新政协须8月半后方能开)。”因此，周恩来建议邓颖超将此办法与宋庆龄明言，如其同意最好：否则，将行期推至8月6号以后。
邓颖超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于7月11日拜访了宋庆龄，并征求其意见。宋庆龄表示：“在短期内往返北平、上海两次，病体很难支持。为了能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赴北平行期以8月为宜。”当邓颖超告诉宋庆龄，自己将留在上海伴她北上时，宋庆龄非常高兴。
经过协商，宋庆龄北上的行期初步定在8月中旬以后。对此，周恩来表示：“孙夫人行期在8月半后甚好，新政协会期在9月上旬。”但当邓颖超函告宋庆龄新政协会期可能推迟时。宋庆龄却又表示：“8月底她又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推测：“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周恩来表示认可邓颖超的分析：“孙说8月底有事，恐系推辞，请与史良(已去沪)分别推动，仍以能到期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好，但可说明为减少疲劳，可不必天天到会。”“新政协须9月上旬始能开会，孙夫人以迟至8月下旬或9月5日以前来平为好。”据此，经过邓颖超与宋庆龄的进一步沟通与协商，宋庆龄的北上日 期最终确定在8月下旬。
得知宋庆龄同意北上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周恩来1949年7月7日的指示，由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曾宪植负责解决宋庆龄在北平的住处问题。他们很快选定了位于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8月3日，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叔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由此可见，周恩来对宋庆龄到北平后的生活安排是多么细心周到。
宋庆龄以何种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这也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的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邓颖超多方解释说明，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邓颖超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报告后，中央认为：“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后来，经过协商最终确定，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
在准备北上的过程中。宋庆龄还特地致函邓颖超，就她到北平后的活动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前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邓颖超遂将此要求电告周恩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估计，第一、第二件事可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对此，周恩来很快复电邓颖超：“孙所提三事，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尽管周恩来和邓颖超事先做了一些接站安排，但后来的接站人员和规格还是大大超出了宋庆龄的预料。
一切准备妥当后，宋庆龄终于在1949年8月下旬踏上了北上的旅程。动身前，细心的邓颖超委婉地问宋庆龄：“北上途经南京，要不要停留一下去晋谒中山先生的陵墓?”宋庆龄想了一下说：“不必了，去了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会欣慰的。”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平。在北去的列车上，宋庆龄和邓颖超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相对而坐，围绕着一路上看到的人群景物，异常兴奋地交谈着。
宋庆龄在后来回到上海后所作的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广播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她此行路上的感受：“路上的景色启动了我无穷的想像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资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而这种力量随处都看得到。不论在穷乡僻壤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宋庆龄与邓颖超一路上畅谈甚欢，“上海到北平的旅途好像一闪眼，火车就进站了”。
8月28日，是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到达北平的日子。毛泽东一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到火车站去迎接宋庆龄。午后，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浅色礼服，催着工作人员提前出发直奔前门啊火车站。下午4时15分，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蔡畅等59人，早已站在月台上迎候了。
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随后，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下列车。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面对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宋庆龄感到十分激动和意外。她环顾前来欢迎的各界知名人士，望着毛泽东连声说道：“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在众多的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时。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二人享受到了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的“待遇”，更是只有宋庆龄一人享受到了中共中央派出专使全程迎请的“待遇”。当晚，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宋庆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参加了宴会。宾主频频举杯，亲切交谈。
此刻，宋庆龄的心中感慨万千：“24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24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现在可以展望未来，从事建设与复兴的工作，建立一个人民文化与社会进步的新世界。”“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因为今天的革命领袖忠实于现实。今天的革命领袖执行革命任务，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完全信任和合作。”
此后，宋庆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积极投入到了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之中，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并在各方面发挥着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
1948年底至1949年初，整个国民党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分崩离析。为了挽救其行将崩溃的反动统治，国民党特务到处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南京、上海更是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身处险境的宋庆龄的安危十分挂念，希望其能够早日离开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为此，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宋庆龄发出了邀请电：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考虑到安全问题。上述电报并未直接发给宋庆龄，而是转给了中共香港分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和刘晓：“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方方、潘汉年和刘晓接到电报后，立即进行了认真研究。为保证完成这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他们决定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华克之携带信件秘密去上海，准备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据华克之回忆：“对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细节与可能遇到的问题，潘汉年都予以设计，详细介绍，反复交待，要求保证宋庆龄的绝对安全。”
华克之到达上海后，根据潘汉年介绍的地址，很快找到宋庆龄的秘书——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件，并说明了自己的任务和行动计划，表示一切听候孙夫人的安排。几天后，华克之再次见到柳无垢。收到了宋庆龄用英文写的亲笔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的考虑，确定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测，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
随后，宋庆龄又于1949年2月20日复函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宋庆龄经过慎重考虑，婉拒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首次邀请，决定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当时，宋庆龄尽管身处险境，随时都有可能被国民党特务劫持去广州或台湾的可能，但其仍以坚定、沉着、无畏、冷静的态度，始终居住在林森中路1804号，没有搬迁或离开，并最终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时光。
邓颖超专程赴沪迎请宋庆龄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宋庆龄北上的安全问题有了保障。此时，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不仅中国共产党期待宋庆龄能够出席新政协会议，而且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纷纷出面邀请。
5月29日，李济深也邀宋庆龄出席新政协会议；6月2日，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来电恳请宋庆龄与会。对此，宋庆龄表示：“上海解放，全国解放可期，自当竭尽驽钝，为国效力。只以病躯急需疗养。暂缓北上，尚冀谅察。”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中共殷切期待宋庆龄能够出席新政协会议，但其却决定“暂缓北上”，这令毛泽东、周恩来十分着急，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宋庆龄的情况及其真实想法。其中，周恩来从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华东执行部主任的史良那里了解到。宋庆龄曾与她讨论过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问题，并告诉史良香港方面曾送来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电。史良力主宋庆龄应该参加新政协会议，即使因病体不支不能天天到会，也应到北平参加开幕式。宋庆龄听后“为之动容”，要史良从北平回上海后再与她商量决定。
在了解到这一重要情况后，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审慎考虑，决定派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专程前往上海邀请和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对此，史良根据自己对宋庆龄的了解，“估计邓亲往劝驾必成”。
为了确保邓颖超“劝驾”成功，临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于6月19日和21日各写了一封致宋庆龄的亲笔信，再次表达了中共的至诚邀请之意。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4年。仰望之忱，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周恩来在信中写道：“沪滨告别，瞬近3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6月22日，邓颖超、廖梦醒携带毛泽东、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从北平出发，乘火车于6月25日到达上海。当晚，邓颖超、廖梦醒就应宋庆龄之约。到其寓所进行了会面。宋庆龄见到邓颖超非常高兴。邓颖超在交谈中转交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并表达了热切期盼她早日北上的真诚愿望。但宋庆龄表示：“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邓颖超认为：“据其病情，乘火车赴平确不无困难。”
两天后，即6月27日，廖梦醒受邓颖超委派，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再次登门拜访了宋庆龄。廖梦醒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女，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廖梦醒曾长期在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并担任宋庆龄的秘书。正是因为这层特殊关系，廖梦醒才被选中陪同邓颖超前往上海“劝驾”宋庆龄。
宋庆龄当然明白廖梦醒的来意，于是非常伤感地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的确，宋庆龄此前只到过北平两次，而两次又都与悲痛连在一起。第一次是1925年春天，孙中山病逝于北平，宋庆龄悲痛欲绝，甚至“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 屋里也放下窗帘”。第二次是1929年春夏，南京中山陵落成，宋庆龄到北平参加孙中山的灵柩南迁仪式。从此以后，宋庆龄害怕提到北平，那是她与最敬重、最亲爱的人的诀别之地。
廖梦醒当然理解宋庆龄的心情，不断地进行劝慰，并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接你。”由于“颇感盛情难却”，宋庆龄对北上之事“表示考虑”。邓颖超据此判断，促成宋庆龄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功夫，看发展”。
7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现孙对邓、廖既未回绝，且病体难支又系实情，故邓应向其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至参加政府事可候孙到平后再说，并说明邓赴沪即专为请孙北来。长途旅行，可嘱上海铁路管理局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卧车，由浦口直开北平，并附餐车，大约3天可达(淮河铁桥已直通)。”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对邀请宋庆龄北上是有把握的，并为此提出了初步预案。
上海解放之初，由于入城部队不熟悉情况，曾因个别不当做法引起宋庆龄的误会。为此，中共中央要求邓颖超“在沪时，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并对我军解放上海后，由于不熟悉情况，致对孙寓所及孙中山故屋发生几次误会，予以解释和道歉”。
一是入城部队曾提出征用宋庆龄的住宅，引起了宋庆龄的不满。上海解放后的一天，突然来了几个年轻的军人，说是来接管房子的。宋庆龄严肃地对他们说：“我是宋庆龄，请你们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这件事可能引起了宋庆龄感情上的不快。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对此事十分重视。不仅相关人员受到了严厉批评，而且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吴克坚等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在史良的陪同下，很快拜访了宋庆龄并致歉。
1949年6月1日，中共华东局向中央报告说：“孙夫人宋庆龄处。我们到后即决定首先拜访。因为她有点病，故迟了3天才见面。在此3天内，我们部队因找房子(因她现住宅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另拨的)曾进去麻烦了两次。引起她一些误会。昨日陈、饶、邓与吴克坚、史良同往拜访道歉，以检讨问题责任，我们已派卫兵在其住宅警卫。”对此，邓颖超了解情况后，再次向宋庆龄作了解释和道歉。
二是因孙中山故居的一位老仆人被拘留而产生了误会。1949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的电报中曾特别提到：“据史良说，孙中山故屋中一个老仆人曾被我拘留，如尚未释放，望市委速开释，并查明理由。如系错在我方，应正式向其认错道歉，并对该老仆人的损失予以赔偿。如系错在彼方，而错并不大，应亦予以释放，勿使孙夫人为此介怀。”后经邓颖超了解：“孙中山故居仆人曾于当日被拘，旋即释放，所发生误会已向宋庆龄解释。”
此外，周恩来还从史良那里得知：“孙曾托史告我们，宋子安为其幼弟，孙屡劝子安勿回国随蒋、宋、孔等做事，子安因此留美未归。现上海爱棠路190号为宋子安私产。已为人民政府接收，孙意对宋子安应与对蒋、宋(子文、子良、霭龄、美龄)、孔等加以区别，方使子安觉得听孙话果有出路。”为此，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市委并转邓颖超：“请你们查明该号房产如属宋子安，可交与孙夫人代管，俟宋子安将来回国时再行解决。”邓颖超随即遵照指示向宋庆龄作了说明。
上述所采取的一系列补救措施，对于消除宋庆龄的误会，加深其对中共各项政策的理解，无疑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在此期间。宋庆龄尽管身体十分虚弱，但还是接受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和邓颖超的热情邀请，坚持参加了一系列重大活动。
1949年6月30日，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这是上海解放后举行的第一次盛大集会。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陪同下应邀出席了大会。陈毅市长在会场门口迎候宋庆龄。并引导入席。因为宋庆龄是抱病参加大会，所以由邓颖超代她宣读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们解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制度。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当晚，全场为这诗一般的语言所倾倒，为这渗透了宋庆龄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真切感情的祝词所感染，会场上掌声雷动。
经过邓颖超和廖梦醒几天内的数次登门拜访和倾心交谈，宋庆龄很快为中共方面的至诚邀请所打动，终于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邓颖超得到这一好消息后，随即于1949年7月5日向中央报告：“一、宋庆龄已于6月30日同意赴北平，但只拟在北平住半月到一个月即返沪。二、宋庆龄行前准备工作及所带随员，正在与其具体商定。行期大约定在7月10日以后。三、宋庆龄在赴北平途中拟过济南时往国际和平医院参观，请通知该院作必要的准备。四、宋庆龄北上时所需专车及护送诸事，当与上海市委及铁路局商办。”
第二天。情况又有了新变化，据邓颖超报告：“宋庆龄此次赴北平不能久留，因她须在8月6日前赶回上海为其姨母祝寿。因新政治协商会议可能在8月中旬召开，如果7月去北平，8月6日前赶回上海，然后再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往返匆促。经征求宋庆龄意见，同意将行期推至8月6日以后。”
邓颖超反映的新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经与史良面商，她认为孙夫人参加新政协是可以做到的，而孙最怕热，如7月中旬北上正好避暑(北平甚凉爽)，即使8月初南返，8月中仍可由史良伴其北来(史须回沪一行。新政协须8月半后方能开)。”因此，周恩来建议邓颖超将此办法与宋庆龄明言，如其同意最好：否则，将行期推至8月6号以后。
邓颖超按照周恩来的要求，于7月11日拜访了宋庆龄，并征求其意见。宋庆龄表示：“在短期内往返北平、上海两次，病体很难支持。为了能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赴北平行期以8月为宜。”当邓颖超告诉宋庆龄，自己将留在上海伴她北上时，宋庆龄非常高兴。
经过协商，宋庆龄北上的行期初步定在8月中旬以后。对此，周恩来表示：“孙夫人行期在8月半后甚好，新政协会期在9月上旬。”但当邓颖超函告宋庆龄新政协会期可能推迟时。宋庆龄却又表示：“8月底她又有事，必须赶回上海。”邓颖超推测：“我观其意，是她不愿在北平多留。她曾说过，在北平容易引起她的悲痛，因为孙中山先生死于北平。”
周恩来表示认可邓颖超的分析：“孙说8月底有事，恐系推辞，请与史良(已去沪)分别推动，仍以能到期参加新政协会议为好，但可说明为减少疲劳，可不必天天到会。”“新政协须9月上旬始能开会，孙夫人以迟至8月下旬或9月5日以前来平为好。”据此，经过邓颖超与宋庆龄的进一步沟通与协商，宋庆龄的北上日 期最终确定在8月下旬。
得知宋庆龄同意北上的消息后，中共中央立即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周恩来1949年7月7日的指示，由时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秘书长曾宪植负责解决宋庆龄在北平的住处问题。他们很快选定了位于方巾巷的一栋二层楼房。8月3日，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阿曾、罗叔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由此可见，周恩来对宋庆龄到北平后的生活安排是多么细心周到。
宋庆龄以何种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这也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宋庆龄对被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一事，最初有以下意见：一、仍以旁听身份列席。二、对与张治中、邵力子等列名，没有什么意见。三、对担任妇联代表颇为顾虑，如不会说话，不能反映团体的意见，不能经常参加团体的工作等。”经邓颖超多方解释说明，宋庆龄不再坚持己见，并说：“请你们替我考虑，你们觉得怎样好，就怎样办。”邓颖超将这一情况向中央报告后，中央认为：“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后来，经过协商最终确定，宋庆龄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新政协会议。
在准备北上的过程中。宋庆龄还特地致函邓颖超，就她到北平后的活动提出三点要求：“一、不要举行欢迎会。二、愿访问张治中个人，向留北平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致敬。三、事前不要通知任何人，也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邓颖超遂将此要求电告周恩来，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估计，第一、第二件事可尊重她的意见。第三件事。她的一些知己朋友如你和何香凝等，肯定要到车站迎接。”对此，周恩来很快复电邓颖超：“孙所提三事，照你来电办理，惟到车站接的人选望你来电告知，以便不太唐突。”尽管周恩来和邓颖超事先做了一些接站安排，但后来的接站人员和规格还是大大超出了宋庆龄的预料。
一切准备妥当后，宋庆龄终于在1949年8月下旬踏上了北上的旅程。动身前，细心的邓颖超委婉地问宋庆龄：“北上途经南京，要不要停留一下去晋谒中山先生的陵墓?”宋庆龄想了一下说：“不必了，去了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会欣慰的。”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人的陪同下。乘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北平。在北去的列车上，宋庆龄和邓颖超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相对而坐，围绕着一路上看到的人群景物，异常兴奋地交谈着。
宋庆龄在后来回到上海后所作的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广播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她此行路上的感受：“路上的景色启动了我无穷的想像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资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而这种力量随处都看得到。不论在穷乡僻壤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宋庆龄与邓颖超一路上畅谈甚欢，“上海到北平的旅途好像一闪眼，火车就进站了”。
8月28日，是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到达北平的日子。毛泽东一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到火车站去迎接宋庆龄。午后，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浅色礼服，催着工作人员提前出发直奔前门啊火车站。下午4时15分，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蔡畅等59人，早已站在月台上迎候了。
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随后，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下列车。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面对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宋庆龄感到十分激动和意外。她环顾前来欢迎的各界知名人士，望着毛泽东连声说道：“谢谢主席!谢谢各位!”在众多的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时。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二人享受到了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的“待遇”，更是只有宋庆龄一人享受到了中共中央派出专使全程迎请的“待遇”。当晚，毛泽东亲自设宴招待宋庆龄，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参加了宴会。宾主频频举杯，亲切交谈。
此刻，宋庆龄的心中感慨万千：“24年前，孙中山先生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24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现在可以展望未来，从事建设与复兴的工作，建立一个人民文化与社会进步的新世界。”“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因为今天的革命领袖忠实于现实。今天的革命领袖执行革命任务，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完全信任和合作。”
此后，宋庆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积极投入到了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之中，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并在各方面发挥着重要而又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