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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环境的变化使香港的内在相对劣势日益彰显，给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更多困难和瓶颈，香港需要依靠与内地经济融合来获得新的发展资源和发展空间。
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成功实现邓小平先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奠定重要基础，而且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及其与内地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然而，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给香港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打击。幸而香港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克服了国际投机资金的挑战，度过了难关。但香港本土经济两大支柱——股市和楼市在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下严重缩水，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低迷的阴影；另一方面香港制造业撤离后造成一定的产业“空洞化”，使普通劳动力就业难成为困扰香港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此外，香港高地价、高工资、高成本造成了香港经济运行的成本高企，而且既得利益刚性化，也成为香港面临的严峻挑战。
香港经济发展深层次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没有完成。已经北移到珠三角地区的香港制造业主体，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其主要模式仍然是靠劳动力低成本形成比较优势。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相比，香港没有形成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产生国际知名的重要企业和国际知名的品牌产品。随着内地的全面开放，香港开始丧失多年来作为唯一中介的地位，随着两岸政治、经济出现新的形势，香港的中介地位将进一步受影响，这也对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带来新的挑战。
由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与内地原有巨大的经济落差已经大大缩小，尤其是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相比，已经形成各具优势的局面。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中介作用已经逐渐萎缩，内地在引进外资和转口贸易方面都已经不再主要依赖香港，而是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和全方位的新格局。由于广州和深圳近年来在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尤其是在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飞速发展，使得香港在珠三角地区原有的辐射带动的“龙头”地位和作用，也大为减弱。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香港所具有的地域狭小、资源短缺、人力资源缺乏和产业“空洞化”的内在相对劣势日益彰显，给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和瓶颈。
上述原因使得香港必须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期所具有的带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角色，转变成为今天这种越来越需要依靠与内地合作，越来越需要与内地经济融合来获得自己新的发展资源和发展空间的局面。
八九十年代：不可替代的改革开放功臣
港资是外资进入内地的第一波和“成功示范”
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大幕，第一波境外投资浪潮就是来自香港的华商企业。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与广东有特殊的地缘、人文、方言和血缘的历史传统和亲情关系；另一方面则更主要是内地给港商提供了及时的比较优势。当时的香港，正逢土地和人工价格猛涨，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新进入世界市场前列的东南亚几只小虎相比，香港老的传统工业，特别是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失去国际竞争力。
内地改革开放赐给香港中小企业一个发展良机。廉价、优质的劳动力以及十分廉价的土地资源，使这些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从而在内地改革开放中获得巨大生存发展空间。由于新中国建立后头30年几乎与世隔绝，当中国提出改革开放、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政策之际，绝大多数境外投资者，包括美国、西欧、台湾和东南亚的企业，既不了解中国，也不敢到内地来投资，只有香港中小企业对内地直接投资有兴趣。
截至2008年4月，中国累计引进外资总量已达8，000亿美元。80年代，中国四分之三的境外直接投资，都来自香港，当时它还是英国的殖民地。90年代后，尽管各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但是在投资数目和利用外资总额上，香港仍然遥遥领先。截至2007年底，内地累计批准香港企业直接投资项目28.58万个、实际利用港资3，085.3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累计批准外资项目数的45.2％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0.4％。这3，085.3亿投资并不全是香港资本，相当一部分出自外国企业的香港分公司，它们经由香港这个“桥梁”向内地投资。亦有一部分港资其实是回流的中资，也就是假外资。
香港企业把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迁往内地人力和土地比较便宜的地区，先在珠三角，随后扩展到整个内地。今天，几乎整个香港制造业都迁到内地，仅有小部分迁往东南亚。截至2008年初，港资在广东省累计投资总额约为1，670亿美元，占全国港资投资总额的54.13％。珠三角的村、镇大都成了香港生产厂家的集中地。留在香港的，主要是研究开发、设计、包装、融资、物流以及推向世界的销售部。
由于香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内地直接投资大获成功，它们成为外资在中国的成功样板和范例。后来很多其它国家地区的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往往会有港商作为伙伴。同时，由于在内地投资有港商的协助，中国监管外资的法规，逐渐显性化、平常化、一般化，趋向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一切都对于吸引外资来中国发挥很大作用。可以说，没有香港，中国吸引外资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成功。
中国全方位开放的“中介”与“桥梁”
改革开放30年来，香港一直是内地全方位开放最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境外，尤其是台湾，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最主要门户和桥梁；第二，它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最重要中转口岸；第三，它是内地企业与国际接轨的“桥梁”和“窗口”，是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重要平台。尽管目前香港的“中介”地位与80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但其“桥梁”和“窗口”作用暂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包括上海)能够替代，香港今天还有港币可自由兑换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优势。
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最重要的中转口岸：80年代，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占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七八成以上。今天，虽然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但香港仍然是内地最大的转口贸易平台。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2007年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000亿美元，仍占中国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的14.03％。作为内地企业与国际接轨的“窗口”和“桥梁”：八九十年代，内地绝大多数省市地区都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或“窗口”企业，通过这些企业来实现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
今天，这种情况虽然发生了很大改变，但香港又在另外一个方面，即内地企业进行海外融资方面，成为重要的“窗口”、“桥梁”和“平台”。据香港交易所统计，2007年底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的内地企业已达439家，比1997年底增长338家；当年集资总额3，621亿港 元、成交总额115，494亿港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2.17倍和7.59倍；年底市价总值120，490亿港元，比1997年底增长21.06倍。1997年至2007年的11年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股市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其中上市公司数量由15％上升至35％，年集资额由46％上升至65％，市价总值由16％上升至58％，年成交金额由38％上升至69％。内地企业相继来港上市，不仅筹集了宝贵的发展资金、同时也提升了企业治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促进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建立
80年代初，对于中国这个与世界隔绝封闭并且实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无论是政府体制、法律环境、投资软硬环境、劳动力素质、企业管理知识和水平，甚至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管理，都根本无法适应引进外资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相继批准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客观地说，真正成功的只有深圳经济特区。深圳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上都成为内地的典范，成为“中国奇迹”的样板和示范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就是把深圳的经验推广到整个中国，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开放和改革。
毗邻香港的重要地缘优势是深圳经济特区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深圳的改革开放过程，不仅吸引香港的大量投资，而且借助香港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与物流中心的重要地位，学习和借鉴香港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做法和经验。因此，香港是深圳经济特区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
港台中小企业大规模进入，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内地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思想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改变内地的软硬投资环境，使中国从一个封闭，对国际惯例和市场化运作一无所知的国家，迅速转向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度越来越大的国家，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来临，为中国90年代后大量引进全球大企业、大资本，做好了充分而必要的准备。
80年代港台中小企业大举进入，大大促进内地包括商品以及生产要素在内的各方面市场的发育，大大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为90年代后中国改革的广泛深入，乃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霍英东集团、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集团、恒隆地产、瑞安发展、合和实业、恒基兆业地产、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等大企业开始大举投资内地，其中很多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它们修建高速公路和桥梁以及写字楼、高级宾馆、商业大楼，别墅区，同时香港的宾馆饭店集团、商业集团及其他高级连锁网络也随之进入内地，大大改变中国原有城市的面貌，明显推进了内地的城市化进程。
今天，整个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一个从香港、深圳到广州、佛山的大都市圈已然形成。另一方面，港资在内地设立的为数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农民工就业，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工人，从而也为内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工厂”
香港率先引导珠三角迈入与投资国际化，贸易国际化紧密结合的国际生产过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一步步向前跨越。从最初、最简单的“三来一补”(最早出现于1978年广东省东莞县)为主的加工贸易，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发展到以进料为主的加工贸易，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升级。珠三角的这个发展模式在90年代后推广到全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在内地建立新的发展模式方面，也同样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以“三来一补”和直接投资为纽带的香港与珠三角的制造业合作，是以开拓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这种方式是由香港接单、采购设备和原材料、设计和营销，珠三角进行加工生产的一种“前店后厂”模式。它通过要素动态投资使投资地区和被投资地区突破某种要素的瓶颈，实现了各自潜在的比较优势，为获取更大的国际贸易创造了条件，形成了以开拓国际市场为目的、以区域为一体的国际竞争力。
1986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仅有7.05亿美元，占出口贸易总额的16.6％，1987年已迅速增至67.94亿美元，在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猛升至67.0％，取代了一般贸易，成为广东、珠三角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到2007年底，广东有加工贸易企业48，000家，其中港资企业35，000家(占企业总数的73％以上)，全省加工贸易企业出口额达4，03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额的63.6％，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的40.9％。
香港通过制造业向境外转移，在珠三角建立起地域相连，规模比本土还要庞大的生产基地，实现了从加工工业中心向制造业指挥中心、营运中心的转变。在此带动下，香港崛起成为一个服务业高度发展的经济体系，亚太地区的国际商业服务中心。经济结构的高度化发展，为香港带来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这一切表明，珠三角与香港制造业合作已取得巨大成功。
众所周知，目前含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甚至全球都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不仅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而且在物流、金融以及其他高端服务贸易产业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毫无疑问，珠三角地区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香港的作用居功至伟。正因如此，香港在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巨大作用。
香港企业在内地创造了境内所得(GDP)和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替自己创造了收入与财富。内地民办(非公)企业，也随着香港企业的榜样，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开拓了自己的发展空间。香港企业与市民也大力支持内地的公益事业，尤其是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新世纪：CEPA时代的五重奏
中央政府与香港签署和实施CEPA，是新时期继续保持香港稳定繁荣和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的重大战略措施。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确定两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的开放措施和实施目标，并分别于2004年10月27日、2005年10月18日、2006年6月27日和2007年6月29日签署四个补充协议，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有关开放措施。CEPA是“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实践，对两地合作和香港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两地政府通过制度化建设，消除和减少贸易投资壁垒，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使两地经济进入更加紧密的新阶段。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进一步紧密
CEPA是一项开放协议，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增加新内容。CEPA实施以来，执行进展顺利。CEPA的实施，消除和减少了内地与香港经贸领域的体制障碍，两 地经济加深合作。内地对进口港产品的零关税措施，有利于香港恢复和发展具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内地在CEPA框架内对香港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有利于香港服务业和专业人士更多更快地进入内地，不仅为香港相关行业和专业人士提供了巨大商机，而且将带动和促进内地服务业的发展，为内地相关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积累经验。
客观地说，CEPA实施后，对于香港本土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内地游客访港的“个人游”(即“自由行”)。中央与香港CEPA协议签署后，2003年7月开始实施内地居民赴香港“个人游”，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当年内地访港“个人游”旅客仅为67万人次，仅占当年赴港内地旅客总数的8％，但到2007年，“个人游”旅客已达859.31万人次，占当年访港内地居民总人次的55.5％，是2003年“个人游”实施初期旅客的12.83倍。截至2007年底，“个人游”已覆盖内地49个主要城市。以“个人游”方式访港的内地旅客已累计达到2，486万人次。
“个人游”大大带动香港的酒店、餐饮、酒店，零售、交通和传统服务业的复苏和发展，同时为低技能劳动力在这些行业中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使香港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大大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股市和楼市的低迷状况，也给香港的财政税收带来很大的增长。香港的GDP从2003年的2.3％，猛增到2004年的6.5％和2005年的7.3％；2006年和2007年虽然有所回落，但也达到6.8％和6.3％的高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大幅下降，“个人游”的作用十分重要。
中央与香港签署的CEPA协议中有关两地金融合作的内容，是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另一重大措施。CEPA实施后，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呈较快发展势头。首先是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自2003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以来，截至2007年底，香港已有37家合资格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存款余额约334亿元。酝酿多时的内地金融机构来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工作全面启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2007年先后来港发债，顺利完成合计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发行，香港市场对此反响热烈。三次发债分别超额认购2.683倍，远胜预期。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的推出及深化，进一步促进了两地资金交流，密切了两地金融合作，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汇丰等一批港资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准，将内地分行改制为法人，从而可享有“国民待遇”，正式对外开展外汇和人民币业务。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刺激了香港经济的造好，成为近五年来香港GDP达到较高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
粤港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
由于地缘、经济纽带、产业关联等因素，香港与内地的合作首先而且主要体现在粤港两地的合作上。粤港经济合作是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核心内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店后厂”的粤港两地的产业及经济合作模式，初步奠定粤港经济整合的基础。以1998年3月在广州成立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为标志，粤港之间的区域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此，粤港合作出现三个转变，即：由回归前两地民间的有限合作向“一国两制”由政府推动的全方位合作转变；由自发、分散和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合作向以市场导向为主、市场推动和政府协调相结合转变；由香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为基础的“前店后厂”式格局向以科技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为核心的分工合作转变。2003年8月召开的粤港合作第六次联席会议，是推进粤港区域跨境一体化的另一块里程碑。这次会议确立了粤港在十五个领域建立更紧密更具体的合作以及一体化的模式。
目前，粤港合作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合作日趋紧密并且更具多元化，呈现出四个新特点：一是双方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合作层次向高增值化方面发展；二是服务业合作成为粤港合作的重点内容；三是企业合作开拓了粤港合作的发展空间；四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粤港合作的丰富内涵。粤港政府双方正加快推进其它项目合作的进程，包括创新及科技、知识产权、信息化、旅游、城市规划及发展、公务员交流，以及粤港携手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不同领域，稳步推动粤港合作迈向新里程。
深港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并不需要等于政治一体化，也不等于法律一体化。在香港，是实行基本法下的香港法律，在深圳，是实行内地的法律。例如说，在香港，车辆还是靠右走，在深圳，车辆还是靠左走。深圳与香港合作是粤港合作的重要内容，两地携手共建国际化大都会已成为深港两地政府和民间的共识，并成为两地合作的中心内容，例如发展“深港创新圈”计划。
深圳与香港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深圳有高新科技的制造业，而香港没有；香港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深圳没有。两地紧密合作，绝对可以创造双赢。深港两地机场可以考虑合作联营，建立高速铁路连接两地机场，使两地机场“一体化”，减少无谓竞争，创造双赢。
深港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是简化深港两地人流物流的管制。一个很简单的方案，就是“管进不管出”，两地只对进入当地的人货检查。例如说，从香港进深圳，只需要经过中国边防与海关检查；从深圳进香港，也只需要经过香港移民局与海关的检查；换言之，是一地一检。初期可以先实行一地两检，逐步演变到一地一检，就是“管进不管出”。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深圳方面能否采取“放开一线，拉紧二线”的做法，即单方开放香港与深圳边境，无论人或货，从香港进深圳，不需要检查(从深圳进香港，只由香港检查)；从深圳再进内地其他地方，由中国边防与海关检查，从内地其他地方进深圳，也由中国边防与海关检查。这样一来，深圳特区与内地其他地方的边界，就拉紧了；而深圳与香港的边界，就可以放松了。同时也放大了香港作为金融、贸易、物流、航运和信息中心的作用，充分发挥了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的功能(深圳特区也因此变为自由贸易港了)，深港两地联手可以再进一步为中国发展大业做领头角色。二线其实早已名存实亡，在这里二线只是代表深圳特区与内地其他地方的边界。
还有一个想法，深圳的长住人口超过800万(计人流动人口可能高达1，700万)，其中200多万有深圳户籍。香港可以考虑发给有深圳户籍的深圳市民类似“通行证(回乡证)”的证件(可以叫“访港证”)，让这个两百多万人的群体随时可以来香港购物与消费，买内地买不到的商品，享用内地没有提供的服务，这对香港经济的繁荣，景气的维持，会产生很有效的正面影响。因为金融地震的影响，欧美游客，不论是纯粹的游客还是商务旅客，来港旅游的数量一定会减少，增加内地客源可以补充这部分损失。拥有深圳户籍的二百多万人如果可以经常来港消费，对香港经济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沪港分工与合作
上海与香港的分工与合作，各有 各的腹地，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香港要准备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来临的那一天。沪港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可利用中国受益凭证(chjneSe Depositary Receipt)和香港受益凭证(H0ngKong Depositary Receipt)的方式，让一些优质企业能在两地的证券市场，同时上市，扩大市场，增加流通量，更有效地利用两地资源和资本。这样一来，内地人民可以在上海购买香港企业发行的中国受益凭证，也不会再有所谓“直通车”的问题了。
香港亦可引进东亚各地优质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香港受益凭证，用美元或其他外币交易，使香港成为世界向东亚证券投资的中心，海外机构投资者在香港就可以用外币买卖全东亚的优质股票和债券。
香港法制健全，司法独立，加上能吸引大量游资，可以成为保险业与再保险业的亚洲甚至世界枢纽。内地(包括上海)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法治传统。保险行业在理赔时，往往需要倚靠客观、公正、公平的法律判决，香港在这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另外，香港可以争取成为东南亚金融中心，正如伦敦是欧洲金融中心一样，为全东南亚的企业与资本服务，恢复1970年以前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东南亚国家华侨众多，对内地市场也有浓厚兴趣，会给香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作为全国与东南亚的教育与科研基地
香港历来特别关注大专以上教育的投入，香港的大学教育和科研水平，目前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香港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因为香港是一个中英双语并行国际都市，香港大学有一个与国内大学相比的重要优势，就是与国际高等教育院校的交流、合作十分广泛、普遍和方便，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不但是我们国家培养国际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可以成为为东南亚国家培养国际高级人才的基地。亚太与东南亚地区对中国日益重要，香港具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可以成为亚太与东南亚地区研究的中心。
因此，香港需要充分发挥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加强香港与内地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的合作交流，充当国内更多学生和学者提供到香港就读和交流的学习及科研的基地。香港应当加强与亚太和东南亚地区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的联系，鼓励香港大专院校对亚太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内地政府也应当采取开放措施，鼓励香港具有优势的大学到内地举办教育，在为国家培养高级国际人才方面，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和潜力。
结语：锐意前行
综观亚太地区，香港是最具备条件发展的地方。香港社会的高度开放自由，无论信息、资金、人才及货物都可畅通流动；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体制，有效保护知识产权；香港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点，容易激发起创作人的灵感：而香港人善于灵活变通，勤奋好学，勇于创新的特质，更是香港的重要优势；内地的蓬勃经济发展，也为香港创造不少商机。
香港应与内地不同地区紧密合作和分工，让香港发挥更大作用。香港应扩展服务行业的范围，除了维护与扩展香港金融、贸易、物流、运输中心地位之外，更应变成保险，教育、科研、创新的枢纽。香港不应只替内地服务，也应替东亚其他地区服务。香港应该应充分利用香港所拥有的专业技术与资源，切合香港本地、内地以至全球生产商对优质及创新产品设计的需求，发展创意产业，把自己打造成中国的创新设计之都，使香港成为中国的创新设计枢纽。
三十而立，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已经证明，国家的发展是香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动力之源，而香港也将继续在国家发展中扮演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相信遵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将跨上更高台阶。
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成功实现邓小平先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奠定重要基础，而且为香港的稳定繁荣及其与内地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然而，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风暴，给香港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打击。幸而香港得到中央的全力支持，克服了国际投机资金的挑战，度过了难关。但香港本土经济两大支柱——股市和楼市在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下严重缩水，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低迷的阴影；另一方面香港制造业撤离后造成一定的产业“空洞化”，使普通劳动力就业难成为困扰香港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此外，香港高地价、高工资、高成本造成了香港经济运行的成本高企，而且既得利益刚性化，也成为香港面临的严峻挑战。
香港经济发展深层次的问题是产业转型升级没有完成。已经北移到珠三角地区的香港制造业主体，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其主要模式仍然是靠劳动力低成本形成比较优势。与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相比，香港没有形成自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没有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产生国际知名的重要企业和国际知名的品牌产品。随着内地的全面开放，香港开始丧失多年来作为唯一中介的地位，随着两岸政治、经济出现新的形势，香港的中介地位将进一步受影响，这也对香港的地位和作用带来新的挑战。
由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与内地原有巨大的经济落差已经大大缩小，尤其是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相比，已经形成各具优势的局面。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中介作用已经逐渐萎缩，内地在引进外资和转口贸易方面都已经不再主要依赖香港，而是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多元化和全方位的新格局。由于广州和深圳近年来在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尤其是在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飞速发展，使得香港在珠三角地区原有的辐射带动的“龙头”地位和作用，也大为减弱。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香港所具有的地域狭小、资源短缺、人力资源缺乏和产业“空洞化”的内在相对劣势日益彰显，给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和瓶颈。
上述原因使得香港必须从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期所具有的带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角色，转变成为今天这种越来越需要依靠与内地合作，越来越需要与内地经济融合来获得自己新的发展资源和发展空间的局面。
八九十年代：不可替代的改革开放功臣
港资是外资进入内地的第一波和“成功示范”
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大幕，第一波境外投资浪潮就是来自香港的华商企业。这一方面是因为香港与广东有特殊的地缘、人文、方言和血缘的历史传统和亲情关系；另一方面则更主要是内地给港商提供了及时的比较优势。当时的香港，正逢土地和人工价格猛涨，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新进入世界市场前列的东南亚几只小虎相比，香港老的传统工业，特别是中小型加工贸易企业，已经失去国际竞争力。
内地改革开放赐给香港中小企业一个发展良机。廉价、优质的劳动力以及十分廉价的土地资源，使这些企业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从而在内地改革开放中获得巨大生存发展空间。由于新中国建立后头30年几乎与世隔绝，当中国提出改革开放、引进境外直接投资政策之际，绝大多数境外投资者，包括美国、西欧、台湾和东南亚的企业，既不了解中国，也不敢到内地来投资，只有香港中小企业对内地直接投资有兴趣。
截至2008年4月，中国累计引进外资总量已达8，000亿美元。80年代，中国四分之三的境外直接投资，都来自香港，当时它还是英国的殖民地。90年代后，尽管各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但是在投资数目和利用外资总额上，香港仍然遥遥领先。截至2007年底，内地累计批准香港企业直接投资项目28.58万个、实际利用港资3，085.3亿美元，分别占全国累计批准外资项目数的45.2％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0.4％。这3，085.3亿投资并不全是香港资本，相当一部分出自外国企业的香港分公司，它们经由香港这个“桥梁”向内地投资。亦有一部分港资其实是回流的中资，也就是假外资。
香港企业把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迁往内地人力和土地比较便宜的地区，先在珠三角，随后扩展到整个内地。今天，几乎整个香港制造业都迁到内地，仅有小部分迁往东南亚。截至2008年初，港资在广东省累计投资总额约为1，670亿美元，占全国港资投资总额的54.13％。珠三角的村、镇大都成了香港生产厂家的集中地。留在香港的，主要是研究开发、设计、包装、融资、物流以及推向世界的销售部。
由于香港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内地直接投资大获成功，它们成为外资在中国的成功样板和范例。后来很多其它国家地区的境外投资者，进入中国往往会有港商作为伙伴。同时，由于在内地投资有港商的协助，中国监管外资的法规，逐渐显性化、平常化、一般化，趋向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一切都对于吸引外资来中国发挥很大作用。可以说，没有香港，中国吸引外资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成功。
中国全方位开放的“中介”与“桥梁”
改革开放30年来，香港一直是内地全方位开放最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境外，尤其是台湾，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最主要门户和桥梁；第二，它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最重要中转口岸；第三，它是内地企业与国际接轨的“桥梁”和“窗口”，是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重要平台。尽管目前香港的“中介”地位与80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但其“桥梁”和“窗口”作用暂时还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包括上海)能够替代，香港今天还有港币可自由兑换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优势。
作为中国进出口贸易最重要的中转口岸：80年代，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占整个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七八成以上。今天，虽然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在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但香港仍然是内地最大的转口贸易平台。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2007年内地通过香港转口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为3，000亿美元，仍占中国2007年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的14.03％。作为内地企业与国际接轨的“窗口”和“桥梁”：八九十年代，内地绝大多数省市地区都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或“窗口”企业，通过这些企业来实现引进外资和开展对外贸易。
今天，这种情况虽然发生了很大改变，但香港又在另外一个方面，即内地企业进行海外融资方面，成为重要的“窗口”、“桥梁”和“平台”。据香港交易所统计，2007年底在港交所挂牌上市的内地企业已达439家，比1997年底增长338家；当年集资总额3，621亿港 元、成交总额115，494亿港元，分别比1997年增长2.17倍和7.59倍；年底市价总值120，490亿港元，比1997年底增长21.06倍。1997年至2007年的11年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股市所占比重大幅上升，其中上市公司数量由15％上升至35％，年集资额由46％上升至65％，市价总值由16％上升至58％，年成交金额由38％上升至69％。内地企业相继来港上市，不仅筹集了宝贵的发展资金、同时也提升了企业治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促进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建立
80年代初，对于中国这个与世界隔绝封闭并且实行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无论是政府体制、法律环境、投资软硬环境、劳动力素质、企业管理知识和水平，甚至整个社会观念和社会管理，都根本无法适应引进外资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相继批准成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客观地说，真正成功的只有深圳经济特区。深圳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在改革开放上都成为内地的典范，成为“中国奇迹”的样板和示范点。1992年邓小平南巡就是把深圳的经验推广到整个中国，推动了中国的全面开放和改革。
毗邻香港的重要地缘优势是深圳经济特区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深圳的改革开放过程，不仅吸引香港的大量投资，而且借助香港作为国际贸易、金融与物流中心的重要地位，学习和借鉴香港先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做法和经验。因此，香港是深圳经济特区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
港台中小企业大规模进入，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内地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和思想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改变内地的软硬投资环境，使中国从一个封闭，对国际惯例和市场化运作一无所知的国家，迅速转向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度越来越大的国家，为整个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来临，为中国90年代后大量引进全球大企业、大资本，做好了充分而必要的准备。
80年代港台中小企业大举进入，大大促进内地包括商品以及生产要素在内的各方面市场的发育，大大促进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也为90年代后中国改革的广泛深入，乃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霍英东集团、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集团、恒隆地产、瑞安发展、合和实业、恒基兆业地产、新鸿基地产、合和实业等大企业开始大举投资内地，其中很多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领域。它们修建高速公路和桥梁以及写字楼、高级宾馆、商业大楼，别墅区，同时香港的宾馆饭店集团、商业集团及其他高级连锁网络也随之进入内地，大大改变中国原有城市的面貌，明显推进了内地的城市化进程。
今天，整个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一个从香港、深圳到广州、佛山的大都市圈已然形成。另一方面，港资在内地设立的为数众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内地农民工就业，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工人，从而也为内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工厂”
香港率先引导珠三角迈入与投资国际化，贸易国际化紧密结合的国际生产过程，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一步步向前跨越。从最初、最简单的“三来一补”(最早出现于1978年广东省东莞县)为主的加工贸易，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发展到以进料为主的加工贸易，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升级。珠三角的这个发展模式在90年代后推广到全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香港在内地建立新的发展模式方面，也同样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
以“三来一补”和直接投资为纽带的香港与珠三角的制造业合作，是以开拓国际市场为主要目标，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方式。这种方式是由香港接单、采购设备和原材料、设计和营销，珠三角进行加工生产的一种“前店后厂”模式。它通过要素动态投资使投资地区和被投资地区突破某种要素的瓶颈，实现了各自潜在的比较优势，为获取更大的国际贸易创造了条件，形成了以开拓国际市场为目的、以区域为一体的国际竞争力。
1986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仅有7.05亿美元，占出口贸易总额的16.6％，1987年已迅速增至67.94亿美元，在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猛升至67.0％，取代了一般贸易，成为广东、珠三角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到2007年底，广东有加工贸易企业48，000家，其中港资企业35，000家(占企业总数的73％以上)，全省加工贸易企业出口额达4，034亿美元，占全省出口额的63.6％，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的40.9％。
香港通过制造业向境外转移，在珠三角建立起地域相连，规模比本土还要庞大的生产基地，实现了从加工工业中心向制造业指挥中心、营运中心的转变。在此带动下，香港崛起成为一个服务业高度发展的经济体系，亚太地区的国际商业服务中心。经济结构的高度化发展，为香港带来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这一切表明，珠三角与香港制造业合作已取得巨大成功。
众所周知，目前含港澳在内的大珠三角地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亚洲甚至全球都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不仅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而且在物流、金融以及其他高端服务贸易产业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毫无疑问，珠三角地区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香港的作用居功至伟。正因如此，香港在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巨大作用。
香港企业在内地创造了境内所得(GDP)和大量的就业机会，也替自己创造了收入与财富。内地民办(非公)企业，也随着香港企业的榜样，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开拓了自己的发展空间。香港企业与市民也大力支持内地的公益事业，尤其是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做出很大贡献。
新世纪：CEPA时代的五重奏
中央政府与香港签署和实施CEPA，是新时期继续保持香港稳定繁荣和进一步加强两地合作的重大战略措施。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确定两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领域的开放措施和实施目标，并分别于2004年10月27日、2005年10月18日、2006年6月27日和2007年6月29日签署四个补充协议，进一步深化和扩大有关开放措施。CEPA是“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实践，对两地合作和香港经济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两地政府通过制度化建设，消除和减少贸易投资壁垒，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使两地经济进入更加紧密的新阶段。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进一步紧密
CEPA是一项开放协议，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增加新内容。CEPA实施以来，执行进展顺利。CEPA的实施，消除和减少了内地与香港经贸领域的体制障碍，两 地经济加深合作。内地对进口港产品的零关税措施，有利于香港恢复和发展具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内地在CEPA框架内对香港服务业的扩大开放，有利于香港服务业和专业人士更多更快地进入内地，不仅为香港相关行业和专业人士提供了巨大商机，而且将带动和促进内地服务业的发展，为内地相关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积累经验。
客观地说，CEPA实施后，对于香港本土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内地游客访港的“个人游”(即“自由行”)。中央与香港CEPA协议签署后，2003年7月开始实施内地居民赴香港“个人游”，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当年内地访港“个人游”旅客仅为67万人次，仅占当年赴港内地旅客总数的8％，但到2007年，“个人游”旅客已达859.31万人次，占当年访港内地居民总人次的55.5％，是2003年“个人游”实施初期旅客的12.83倍。截至2007年底，“个人游”已覆盖内地49个主要城市。以“个人游”方式访港的内地旅客已累计达到2，486万人次。
“个人游”大大带动香港的酒店、餐饮、酒店，零售、交通和传统服务业的复苏和发展，同时为低技能劳动力在这些行业中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使香港居民收入普遍提高，大大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股市和楼市的低迷状况，也给香港的财政税收带来很大的增长。香港的GDP从2003年的2.3％，猛增到2004年的6.5％和2005年的7.3％；2006年和2007年虽然有所回落，但也达到6.8％和6.3％的高增长水平，同时失业率也大幅下降，“个人游”的作用十分重要。
中央与香港签署的CEPA协议中有关两地金融合作的内容，是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另一重大措施。CEPA实施后，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呈较快发展势头。首先是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自2003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以来，截至2007年底，香港已有37家合资格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存款余额约334亿元。酝酿多时的内地金融机构来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工作全面启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2007年先后来港发债，顺利完成合计10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发行，香港市场对此反响热烈。三次发债分别超额认购2.683倍，远胜预期。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的推出及深化，进一步促进了两地资金交流，密切了两地金融合作，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汇丰等一批港资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批准，将内地分行改制为法人，从而可享有“国民待遇”，正式对外开展外汇和人民币业务。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刺激了香港经济的造好，成为近五年来香港GDP达到较高增长的另一重要因素。
粤港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
由于地缘、经济纽带、产业关联等因素，香港与内地的合作首先而且主要体现在粤港两地的合作上。粤港经济合作是香港与内地合作的核心内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店后厂”的粤港两地的产业及经济合作模式，初步奠定粤港经济整合的基础。以1998年3月在广州成立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为标志，粤港之间的区域合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此，粤港合作出现三个转变，即：由回归前两地民间的有限合作向“一国两制”由政府推动的全方位合作转变；由自发、分散和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合作向以市场导向为主、市场推动和政府协调相结合转变；由香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为基础的“前店后厂”式格局向以科技创新和资源优化配置为核心的分工合作转变。2003年8月召开的粤港合作第六次联席会议，是推进粤港区域跨境一体化的另一块里程碑。这次会议确立了粤港在十五个领域建立更紧密更具体的合作以及一体化的模式。
目前，粤港合作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合作日趋紧密并且更具多元化，呈现出四个新特点：一是双方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合作层次向高增值化方面发展；二是服务业合作成为粤港合作的重点内容；三是企业合作开拓了粤港合作的发展空间；四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粤港合作的丰富内涵。粤港政府双方正加快推进其它项目合作的进程，包括创新及科技、知识产权、信息化、旅游、城市规划及发展、公务员交流，以及粤港携手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不同领域，稳步推动粤港合作迈向新里程。
深港经济一体化
经济一体化并不需要等于政治一体化，也不等于法律一体化。在香港，是实行基本法下的香港法律，在深圳，是实行内地的法律。例如说，在香港，车辆还是靠右走，在深圳，车辆还是靠左走。深圳与香港合作是粤港合作的重要内容，两地携手共建国际化大都会已成为深港两地政府和民间的共识，并成为两地合作的中心内容，例如发展“深港创新圈”计划。
深圳与香港是互补而非竞争关系，深圳有高新科技的制造业，而香港没有；香港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而深圳没有。两地紧密合作，绝对可以创造双赢。深港两地机场可以考虑合作联营，建立高速铁路连接两地机场，使两地机场“一体化”，减少无谓竞争，创造双赢。
深港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是简化深港两地人流物流的管制。一个很简单的方案，就是“管进不管出”，两地只对进入当地的人货检查。例如说，从香港进深圳，只需要经过中国边防与海关检查；从深圳进香港，也只需要经过香港移民局与海关的检查；换言之，是一地一检。初期可以先实行一地两检，逐步演变到一地一检，就是“管进不管出”。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深圳方面能否采取“放开一线，拉紧二线”的做法，即单方开放香港与深圳边境，无论人或货，从香港进深圳，不需要检查(从深圳进香港，只由香港检查)；从深圳再进内地其他地方，由中国边防与海关检查，从内地其他地方进深圳，也由中国边防与海关检查。这样一来，深圳特区与内地其他地方的边界，就拉紧了；而深圳与香港的边界，就可以放松了。同时也放大了香港作为金融、贸易、物流、航运和信息中心的作用，充分发挥了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的功能(深圳特区也因此变为自由贸易港了)，深港两地联手可以再进一步为中国发展大业做领头角色。二线其实早已名存实亡，在这里二线只是代表深圳特区与内地其他地方的边界。
还有一个想法，深圳的长住人口超过800万(计人流动人口可能高达1，700万)，其中200多万有深圳户籍。香港可以考虑发给有深圳户籍的深圳市民类似“通行证(回乡证)”的证件(可以叫“访港证”)，让这个两百多万人的群体随时可以来香港购物与消费，买内地买不到的商品，享用内地没有提供的服务，这对香港经济的繁荣，景气的维持，会产生很有效的正面影响。因为金融地震的影响，欧美游客，不论是纯粹的游客还是商务旅客，来港旅游的数量一定会减少，增加内地客源可以补充这部分损失。拥有深圳户籍的二百多万人如果可以经常来港消费，对香港经济具有很强的支撑作用。沪港分工与合作
上海与香港的分工与合作，各有 各的腹地，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香港要准备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来临的那一天。沪港两地的证券交易所，可利用中国受益凭证(chjneSe Depositary Receipt)和香港受益凭证(H0ngKong Depositary Receipt)的方式，让一些优质企业能在两地的证券市场，同时上市，扩大市场，增加流通量，更有效地利用两地资源和资本。这样一来，内地人民可以在上海购买香港企业发行的中国受益凭证，也不会再有所谓“直通车”的问题了。
香港亦可引进东亚各地优质企业，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香港受益凭证，用美元或其他外币交易，使香港成为世界向东亚证券投资的中心，海外机构投资者在香港就可以用外币买卖全东亚的优质股票和债券。
香港法制健全，司法独立，加上能吸引大量游资，可以成为保险业与再保险业的亚洲甚至世界枢纽。内地(包括上海)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一个有公信力的法治传统。保险行业在理赔时，往往需要倚靠客观、公正、公平的法律判决，香港在这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另外，香港可以争取成为东南亚金融中心，正如伦敦是欧洲金融中心一样，为全东南亚的企业与资本服务，恢复1970年以前香港所扮演的角色。东南亚国家华侨众多，对内地市场也有浓厚兴趣，会给香港一个很好的机会。
作为全国与东南亚的教育与科研基地
香港历来特别关注大专以上教育的投入，香港的大学教育和科研水平，目前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香港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因为香港是一个中英双语并行国际都市，香港大学有一个与国内大学相比的重要优势，就是与国际高等教育院校的交流、合作十分广泛、普遍和方便，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不但是我们国家培养国际高级人才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可以成为为东南亚国家培养国际高级人才的基地。亚太与东南亚地区对中国日益重要，香港具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可以成为亚太与东南亚地区研究的中心。
因此，香港需要充分发挥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加强香港与内地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的合作交流，充当国内更多学生和学者提供到香港就读和交流的学习及科研的基地。香港应当加强与亚太和东南亚地区大专院校与科研单位的联系，鼓励香港大专院校对亚太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内地政府也应当采取开放措施，鼓励香港具有优势的大学到内地举办教育，在为国家培养高级国际人才方面，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和潜力。
结语：锐意前行
综观亚太地区，香港是最具备条件发展的地方。香港社会的高度开放自由，无论信息、资金、人才及货物都可畅通流动；香港拥有健全的法治体制，有效保护知识产权；香港也是中西文化交汇点，容易激发起创作人的灵感：而香港人善于灵活变通，勤奋好学，勇于创新的特质，更是香港的重要优势；内地的蓬勃经济发展，也为香港创造不少商机。
香港应与内地不同地区紧密合作和分工，让香港发挥更大作用。香港应扩展服务行业的范围，除了维护与扩展香港金融、贸易、物流、运输中心地位之外，更应变成保险，教育、科研、创新的枢纽。香港不应只替内地服务，也应替东亚其他地区服务。香港应该应充分利用香港所拥有的专业技术与资源，切合香港本地、内地以至全球生产商对优质及创新产品设计的需求，发展创意产业，把自己打造成中国的创新设计之都，使香港成为中国的创新设计枢纽。
三十而立，香港与内地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已经证明，国家的发展是香港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动力之源，而香港也将继续在国家发展中扮演重要的经济战略地位。相信遵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将跨上更高台阶。